1812年，裨治文皈依我主；第二年加入了本地的公理教會，按受波特牧師（Rev. E. Porter）的指導。不久之後，裨治文開始對傳教工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正是這種想要將福音帶到異教土地上的渴望使他下定決心放棄早年從事的農業生產，轉而投入傳教事業的準備工作中。裨治文在自己的家鄉按受基礎教育，在阿默斯特學院接受高等教育（1826年畢業）；在安多福（Andover）神學院學習神學。
在裨治文和荷蘭傳道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宣教士郭實臘的推動與主導下，1834年11月，一個為促進華人認識西方文化的組織“中國益智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在廣州正式成立。他們的目標是“希望藉著和平的手段，促使中國不論是在商業、西方文化或基督教信仰方面，全方位對外開放”。他們決意“以智慧作為炮火”，讓中國人不僅可以接觸到“現代的發現和發明所產生的最豐富的果實”，還可以認識西方國家的歷史和國情。
中國益智會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和推廣中文書刊，藉此“開啟華人的思想領域”。除裨治文外，郭實臘和馬儒翰等宣教士，都有份參與撰寫文稿的工作。美國商人奧利芬，英國商人麥雅各(James Matheson)和佐威廉(William Jardine)等人，都曾先後出任該會的會長,他們同時也是經濟上最主要的支持者。在鴉片戰爭爆發前，中國益智會已出版了七種刊物，向中國讀者詳細介紹“那在中國以外、正在改變中的世界”。後來，中國益智會亦在新加坡設立堅夏書院，出版中西書刊；同時承辦郭實臘主編的雜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裨治文攜妻伊莉莎(Eliza Jane Gillett Bridgman)移居上海第二年，即創立“上海文學與科學會”，每月召集學人聚會交流，並印行學報。不久，該會更名為“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裨治文自任會長。
1850年4月，裨治文與夫人在上海創辦了裨文女塾( Bridgman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女子學校，開中國女子教育之先河。“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就是從該校畢業的。1881年，由於美國公理會與美國基督教女公會(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之間發生分歧與衝突，裨文女中的部分師生轉到美國聖公會所辦的聖瑪利亞女校(St. Mary Girls’School)，而裨文女校則被美國基督教女公會接管。1931年，該校以“裨文女子中學”之名向上海教育局註冊立案；1953年，中國政府予以接管，改名為“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學”；1966年“文革”開始後，取消女中，再次更名為“上海市第九中學”（今上海市黃浦學校）。
中國醫藥傳道會
1838年2月，裨治文聯同美國公理會的醫療宣教士伯駕醫生(Peter Parker)，以及宣教士郭雷樞(Thomas R. Colledge)等人，在廣州發起組織“中國醫藥傳道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該會成立的目的，旨在“呼籲歐美各國差會派遣更多醫生來華，藉行醫和開設醫院推廣福音工作”。當時參加成立典禮的有十多人，裨治文被公推為副主席。該會在聯繫早期醫療宣教士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合信（Benjamin Hobson）和麥嘉諦（D. B. McCaetee）等在中國教會史和醫學史上重要的醫療宣教士，都曾經是中國醫藥傳道會的成員。
中國叢報
由於當時宣教士不得公開宣教，他們只得以文字和分發書刊的方式傳播福音。奧利芬藉商務回國之機，發動紐約曼哈頓區布立克街長老教會的會眾捐款，為裨治文購置一整套印刷設備交由美部會起運，於1831年12月運抵廣州。1832年5月，裨治文在馬禮遜和奧利芬的鼓勵與支持下，創刊發行英文月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目的是“喚起全世界基督徒對中國人靈魂覺醒之注意”。其讀者主要是在中國工作的西方商人和宣教士，也供西方凡對中國有興趣的人，以及在通商口岸能懂英文的中國商人和知識分子閱讀。5月31日，創刊號問世。1832年11月，美部會理事會秘書安德森（Rufus Anderson）讚揚說：“《中國叢報》是一份極有價值的刊物，辦得非常好。我很高興你決定讓本刊進入第二年。它在美國傳播關於中國的資訊並激發對你的宣教工作的興趣，影響力很大，遠超過我們期望之上”。
《中國叢報》創刊於廣州，在鴉片戰爭期間曾一度遷至澳門和香港，戰後再遷回廣州。裨治文一直擔任《中國叢報》的主編，直到1847年他遷居上海從事譯經工作時為止。其後，由宣教士貝雅各(James G. Bridgman)接任，但他只做了約九個月的時間便離職。從1848年10月起，美國宣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接任主編職務，直到1851年12月《中國叢報》停辦為止。《中國叢報》從創刊至停辦前後約20年，合共出版了20大卷。安德森於1851年7月信中說：“我認為《中國叢報》是關於現在進展中的中國宣教事業半世紀來最有價值的資料和意見的寶庫。我切盼我們所有重要的圖書館都擁有整套的本刊”。《中國叢報》不僅激發了西方教會和基督徒對中國的宣教熱忱，更成為當時西方人探索與了解中國的重要媒介，在近代中外關係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後世則成為學者們研究1851年以前基督教在華宣教活動的主要資料來源。
1847年以後，裨治文移居上海，參與聖經的翻譯工作，直到1861年在上海去世為止。他曾先後參與三部中文聖經的翻譯工作，第一部是《新遺詔書》，該譯本基本上是從馬禮遜的《神天聖書》修訂而成的。1834年，在馬禮遜逝世後不久，裨治文便開始與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和馬儒翰(John R. Morrison)三人合作，著手進行馬禮遜譯本《神天聖書》的修訂工作。1837年，名為《新遺詔書》的新約聖經在巴達維亞出版。
1851年，裨治文與美國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宣教士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合作，翻譯舊約聖經，同時參與《委辦譯本》新約的修訂工作。1859年，在美國聖經公會的資助下，修訂後的新約聖經正式出版。1863年，《裨治文/克陛存舊約譯本》以四冊本的方式面世。可惜的是，裨治文和克陛存都沒能看到此譯本的出版，因為他們已分別於1861年和1862年去世。
裨治文在其最後歲月里，還曾致力於將新約的歷史書卷翻譯為官話。可惜，該官話譯本不知何故，未能傳於後世，只能從其他宣教士的書信中，得知裨治文確曾從事這項譯事。1861年12月，在裨治文逝世後不久，美國公理會宣教士白漢理(Henry Blodget)曾寫信給他的差會說: “裨治文博士最近寫信給我，說他有六、七年的時間是常常忙於預備一部《四福音》和《使徒行傳》的官話口語譯本。我非常希望能夠看到他所遺留下來的這部分聖經的手稿”。此外，美國宣教士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在其1864年7月30日寫給美國聖經公會的信中，也曾提到裨治文的這部官話譯本，是他與克陛存合作翻譯的。
1. 《真假兩歧論》（The Ways of Truth and Falsehood），在兩頁長的前言之後，作者講授並舉例說明了真假這兩種自然結果及其利弊。1837年在新加坡重版； 12頁。作者使用了“樂善者”這一筆名。
2. 《美理哥合省國志略》（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25頁，1838年。該書分27個部分全面介紹美國曲情況，內容包括: 總論、國界、早期歷史、獨立、簡史、原住民、人口、 自然風光、物產、農業、製造業、商業、政府、未健全的法律、宗教、語目、教育、文學、慈善事業、社會關係、風俗以及國防。1846年該書以《亞美理駕合眾國志略》為名在廣州重版，同樣是27個部分，共75頁，插有摺疊地圖，述及新近發生之事，後經作者大規模修訂後，於1862年以《聯邦志略》為名在上海出二版，城2卷，共107頁，包括3篇序目，凡例以及目錄第1卷包括總論、國界、地理特徵、道路、氣候和土壌、物產、早期歷史、獨立、完法、政府、法律、語目、教育和文學、宗教、遺書、商業、慈善事業和風俗習慣。第2卷則從地理角度簡要介紹了41個州和準州。
3. 《永福之道》（The Way of Eternal Bliss），5頁； 1843年，這是一份簡短的關於如何獲得真福的講道文，同時收錄了一篇與之相關的禱告文，作者署名: 美國人裨治文。
4. 《復活要旨》（Important Facts concerning the Life to come），9頁；香港； 1844年。
9. 《關於中國的書信》（Letters on china），18開本； 124頁；美國波士頓； 1840年。
英文
10.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廣州方言撮要》），8開本； XXXVI十698頁； 澳門， 1841年。除了導言之外，全書共分為十七章，內容涉及藝術、科學以及其他各個方面，每頁分為三欄，左邊一欄是一連串的句言和段落，中間是中文譯文，右邊則是用羅馬字標註的中文讀音。書中有許多有價值且有意思的內容，但由於方言本，效用不免打了折扣，該書是作者在益智會的資助下著手撰寫的，這也是該機構贊助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此書詳細描述了中國人在文藝、科技和生活等各方面情況。這部巨著面世當年，美國紐約大學(University of New York)為表彰裨治文在中、美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貢獻，特授予他榮譽神學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學位。
11.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20卷； 廣州； 1832~1851年。該月刊由裨治文在1832年5月創辦並擔任主編，18望年他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後，由布里奇曼牧師（Rev. J. G. Bridgman）接手編輯直至1848年9月衛三畏博士按管這一工作為止，不過自始至終裨治文部是這份刊物穩定而積極的撰稿人。在第4卷中，有他翻譯的《三字經》、《千字文》、《神重詩》以及《孝經》；第5卷中有《國小》的第一部分，第14卷有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譯文；第19卷則有徐光啟為耶穌會士所作辯護的譯文。
裨治文夫人伊菜扎·簡·吉列是米爾納牧師（Rev. Dr. Milnor）教會的成員。1844年12月14日她和美國聖公會的一批傳教士一起乘坐“霍雷肖號”（Horatio） 離開紐約，1845年4月24日抵達香港，6月28日且裨治文博士結婚。裨治文去世後，她於1862年經由英國經回美國。稍待振作，她便返回中國，計畫為促進北京的女子教育事業出些力。裨治文夫人於1864年6月到達北京。
其英文作品:
1.Daughters of China，or Sketches of Domestic Life in the Celestial Empire（《中國婦女:天朝的家庭生活素描》），1852年，該書在美國出版，扉頁上是裨治文夫人的一位中國學生的肖像。在格拉斯哥重版時未使用此肖像，12開本，189頁。這是作者在1852年短期回國時所寫的。
2.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先驅》），該書介紹裨治文的生平和事業，阿薩 ·D.史密斯（Asa D. smith）為其撰寫序言，8開本；xI十296頁；紐約； 1864年。這是1862-1863年裨治文夫人最近一次回美國時所寫。
脾治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