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韜
- 別名：王翰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蘇州府長洲縣甫里村
- 出生日期：1828年11月10日
- 逝世日期：1897年5月24日
- 職業：思想家，政論家，新聞記者
- 代表作品：《扶桑遊記》
人物生平,早年經歷,避難香港,歐洲之旅,辦報生涯,旅日考察,終老上海,政治思想,變法自強,君民共主論,實業強國,賦稅觀,文化觀,作品選摘,作品研究,
人物生平
清道光八年十月四日（1828年11月10日），生於蘇州府長洲縣甫里村（今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甪直鎮）。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應英國傳教士麥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書館工作。1862年因化名黃畹上書太平天國被發現，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國駐滬領事幫助下逃亡香港。應邀協助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將十三經譯為英文。1867冬－1868春年漫遊法英等國，加深了對西方現代文明的了解。1868-1870年旅居蘇格蘭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協助理雅各。1870年後在香港集資創辦《循環日報》，評論時政，提倡維新變法，影響很大。1879年，王韜應日本文人邀請，前往日本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考察。王韜考察了東京、大阪、神戶、橫濱等城市，寫成《扶桑遊記》。王韜在1884年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直至去世。
王韜
王韜早年經歷
王韜的少年在甫里渡過，“余少居甫里，莫有知余者”。王韜五歲，由母親教識字。父親是鄉村私塾先生，王韜隨父親熟讀四書五經，打下紮實的經學基礎。少年王韜在空閒時候，常到甫里鎮上唐代詩人陸龜蒙留下的鬥鴨池觀賞荷花，或到明代梅花別墅探梅。最愛在夕陽將落時分，到保聖禪院聽松，“有如千軍萬馬聲，又如千山落葉，萬豁泉流”，畢生難忘。四十多年之後，王韜在1882年，1885年，1887年三年中三返家鄉，必重遊保聖禪院，並對隨行的朋友們講述少年時保聖禪院聽松的故事。道光二十四年（1843年），王韜到崑山應縣考，中秀才。道光二十七（1846年）年到金陵應考，不第。
甪直道光二十八年（1847年）王韜到上海探望父親，順便參觀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主持的墨海書館，受到麥都思和長女瑪麗、二女婭蘭的接待，款以葡萄酒和音樂，並帶領參觀“光明無纖翳，洵屬琉璃世界”的印刷廠房。 王韜對按字母次序排列整齊的活字架，一天能印幾千本書的活字版印刷機很感興趣，種下日後自己辦書館的種子。王韜在墨海書館結識了美魏茶、慕維廉、艾約瑟等傳教士。
1848年，王韜父親病故，王韜此時家有嬌妻幼女，必須尋找工作，維持生計，幸得傳教士麥都思的聘請，到上海墨海書館工作，墨海書館的工資固定，比他在家鄉教書所得高的多。王韜和家眷就住在墨海書館宿舍，室內掛一幅對聯：“短衣匹馬隨李廣，紙閣蘆窗對孟光”。
王韜在書館給麥都思擔任助手，工作踏實，並且重新翻譯《聖經》。這段經歷，為日後王韜的出逃埋下了伏筆。
英國倫敦會在1843年香港舉辦的代表大會上，多數代表認為早先馬禮遜翻譯的聖經，包含太多俚語，決定由倫敦傳道會上海分會麥都思、米憐在上海重新組織翻譯《聖經》。初步翻譯工作，由倫敦會教友完成，1847年6月開始，以麥都思、米憐為首的五人代表小組，周一至周五，每天開會研討四小時，每名代表各有自己的翻譯員（王韜是麥都思的翻譯），逐字逐句對照原文，進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1850年新約翻譯完畢，1853年舊約翻譯完畢。這部《新約》被稱為“代表譯本”《聖經》。代表譯本由於中文通順，被英國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採納為海外標準本，短短六年間已經印行十一版，成為在中國最廣為流行的聖經譯本。王韜功不可沒。
《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1850年10月，王韜的年輕的妻子，不幸病故。
根據倫敦會1855年61屆大會報告，王蘭卿在1854年8月26日，接受洗禮，正式成為基督教徒。
避難香港
王韜故居1862年2月4日，王韜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從戰略上為太平軍獻策，後來東窗事發，他的陳條落入清軍手中。王韜不得已而出逃，離開他熟悉的家人、朋友，和他整日流連的十里洋場，踏上了背井離鄉的道路。而這時，幫助他出逃的正是麥都思的兒子、時任英國駐上海領事的麥華陀爵士。
在這期間王韜曾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長官劉紹慶出謀劃策（“長毛狀元”外號由此而來）。後來李鴻章率領的清軍占上海，黃畹的書信落入清軍手中。李鴻章知道黃畹就是王韜，以“通賊”罪下令通緝 。當時墨海書館館長麥都思的兒子麥華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正是英國駐上海領事。王韜在上海英國領事館避難四個多月。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一日，也就是1862年10月4日，王韜搭乘一艘英國郵輪“魯納”號秘密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在甲板上，他以傷感的筆觸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東去魯連成蹈海，北來庾信已無家。從今便作天南叟，忍住饑寒閱歲華。”
王韜墨寶
王韜墨寶香港英華書院院長——漢學家理雅各是上海墨海書館館長麥都思的老友，便安排王韜住在香港倫敦教會的宿舍，並聘請王韜協助翻譯《十三經》。理雅各在王韜協助下翻譯出《尚書》和《竹書紀年》。理雅各在空暇時常邀請王韜到薄扶林寓所小住。王韜初到香港，無親無故，多仗理雅各資助才能渡過難關。
在此期間，王韜還兼任香港《華字日報》主筆，這是他從事華文新聞事業的開端。王韜旅居香港，工余之暇，勤涉書史。當時罕有關於香港的史料，王韜尋訪故老，收集關於香港的資料，著《香港略論》、《香海羈蹤》、《物外清游》等三篇文章，記述香港的地理環境，英人未來前的狀況，英人割據香港後設立的官府、制度和兵防，以及十九世紀中葉香港的學校、教會、民俗等歷史資料。王韜有關香港的文章，是有關香港早期歷史的重要文獻。
歐洲之旅
1867年11月20日，受到朋友的邀請和資助，王韜開始了他在歐洲的遊歷。他取道新加坡、檳榔嶼、錫蘭、亞丁、開羅，出地中海，經義大利墨西拿抵達法國馬賽，又從馬賽轉搭火車經里昂到達巴黎，在巴黎遊覽羅浮宮等名勝，並拜訪索邦大學漢學家儒蓮，隨後繼續搭火車到加來港口，轉搭渡輪過英吉利海峽到英國多佛爾港，最後又到了倫敦。
每到一處，他必定遊覽一番，並以浪漫的辭藻留下豐富的遊覽筆記。這成為今天我們窺見19世紀末歐洲盛景，以及這位著名的清末改良派思想家複雜內心世界的重要資料。
在倫敦，王韜看到的水晶宮令他目眩神迷，他描寫道：“……地勢高峻，望之巍然若岡阜。廣廈崇旃，建於其上，逶迤聯翩，霧閣雲窗，縹緲天外。南北各峙一塔，高矗霄漢。北塔凡十四級，高四十丈。磚瓦榱桷，窗牖欄檻，悉玻璃也；目光注射，一片精瑩。其中台觀亭榭，園囿池沼，花卉草木，鳥獸禽蟲，無不畢備……”
王韜在英國待了兩年，和他的朋友理雅各一起住在蘇格蘭中部，除了不時的長長短短的旅行，兩人還合作完成了《詩經》、《易經》、《禮記》等中國經典的翻譯。王韜旅居蘇格蘭期間，套用西方天文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日食記錄，寫出了《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閏至日考》等天文學著作。
其間，他還應邀前往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作學術演講，介紹孔子的仁愛之道。根據現有的記載，這是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文人在牛津大學演講的記錄。
這位有著日記癖的中國學者對這次演講記載道：
英之北土曰哈斯佛，有一大書院，素著名望……監院者特邀余往，以華言講學。余備論中外相通之始，言：……三百年前，英人無至中國者；三十年前，中國人無至英土者。今者，越重瀛若江河，視中原如堂奧，無他，以兩國相和，故得至此……是時，一堂聽者，無不鼓掌蹈足，同聲稱讚，牆壁為震。其中肄業生之年長者……特來問余中國孔子之道與泰西（編者註：泛指西方國家）所傳天道若何？余應之曰：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人類一日不滅，則其道一日不變。泰西人士論道必溯原於天，然傳之者，必歸本於人；非先盡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則仍系乎人而已。
講到快意處，王韜還高聲吟誦白居易《琵琶行》和李華《弔古戰場文》。
王韜西行的收穫之一，是給他的小說和遊記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除此之外，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不可能不給這位傳統文人帶來巨大的衝擊。浙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段懷清《蒼茫誰盡東西界》中說道：“而當泰西文明不僅只是所謂的奇巧淫技、不僅以口岸文明的方式呈現在他的面前的時候，作為晚清中國第一代口岸知識分子之一，王韜發蒙以來所逐漸經營出來的傳統文人的精神審美世界也不能不隨之發生動搖，不過這一精神思想的變遷過程遠非想像那么輕而易舉。”
辦報生涯
1857年參加《六合叢談》的編輯工作，是他報刊活動的開始。1864年兼任《近事編錄》的編輯工作。1874年創辦《循環日報》。是近代報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報刊政論家，後發展於梁啓超，對當時的文壇和以後的維新派領導人影響較大。他的部分政論文章後收編為《弢園文錄外編》，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報刊政論文集。他關於辦報的言論代表了維新變法前報刊理論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報刊理論的基石。《弢園文錄外編》：是我最早的一部報刊政論文集，作者王韜。他是我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報刊政論家，他的部分政論文章被收編為《弢園文錄外編》。
1870年冬理雅各返回香港，重新主持英華書院，王韜隨同返香港，在鴨巴甸（今香港仔）租了一間背靠山麓的小屋，名之為“天南遁窟”，自號“天南遁叟”，從事著述之餘，仍舊出任《華字日報》主筆。在此期間，王韜編譯了《法國志略》、《普法戰紀》，先後在《華字日報》連載，上海《申報》轉載。後來王韜《普法戰紀》編輯成21萬字的單行本。《普法戰紀》很受李鴻章重視。《普法戰紀》傳入日本，也引起很大的反響。1872年東華醫院在香港創立，王韜被選入東華醫院第一屆董事會。
1873年理雅各返回蘇格蘭，王韜買下英華書院的印刷設備，在1874年創辦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華資中文日報——《循環日報》，因此王韜被尊為中國第一報人。王韜自任主筆十年之久，在《循環日報》上發表八百餘篇政論，鼓吹中國必須變法，興辦鐵路、造船、紡織等工業以自強。王韜發表在《循環日報》的政論，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時弊，被認為是中國新聞界政論體的創造人。1875年王韜發表了著名的《變法自強上》、《變法自強中》、《變法自強下》三篇政論，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提出“變法”的口號，比鄭觀應《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為、梁啓超變法維新早23年。據學者羅香林考證，康有為在1879年曾遊歷香港，正值王韜擔任《循環日報》主筆，發表大量變法政論之時，因此，康有為的變法思想，受王韜影響是極可能的事。王韜無疑是是中國變法維新運動的先行者。
王韜主編的《循環日報》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份以政論著稱的報刊。王韜是中國第一位報刊政論家，《弢園文錄外編》，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報刊政論文集。王韜的政論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論說文的傳統，突破了當時梧桐時文和八股文的局限，強調文章是“載道之器”，指出“文章之貴在乎紀事述情”，不應拘泥於文法，墨守成規。他的政論對報章文體和政論文風的改觀和發展影響很大。
旅日考察
王韜的《普法戰紀》一書和發表在《循環日報》上的變法維新政論，深受日本維新派重視。光緒五年（1879年）三月，王韜應日本一等編修重野成齋、《報知社》主筆栗本鋤雲、蕃士岡鹿門、中村正直、寺田望南、佐田白茅等名士的邀請，前往日本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考察。王韜在此期間結識一批日本維新人士，考察了東京、大阪、神戶、橫濱等城市，寫成《扶桑遊記》。在日本期間，王韜還在東京謁見清廷駐日大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
終老上海
王韜在英國、日本的名望和他的變法維新政論，使清廷重臣李鴻章刮目相看，認為王韜是“不世英才，胸羅萬有”希望召羅為用。
光緒八年（1882年）王韜曾回上海探路，矚香港洪茂才校對《弢園文錄外編》，由香港印務總局排印。
上海外灘在流亡22年後的1884年春天，在丁日昌、馬建忠、盛宣懷等人的斡旋下，王韜終於回到上海——他闊別了半生的土地。定居在滬北吳淞江濱的淞隱廬。此時王韜被聘為《申報》編輯。
光緒十一年（1885年）王韜創辦弢園書局，以木活字出版書籍。
光緒十二年（1886年）主持格致書院，推行西式教學。
光緒十三年（1887年）著《淞濱瑣話》。
光緒十六年（1890年）石印出版《漫遊隨錄圖記》，入秋，王韜被聘為《萬國公報》特約寫稿人。
光緒二十年（1894年）孫中山拜見王韜，王韜為孫中山修改《上李傅相書》，安排在《萬國公報》發表。
1897年，王韜的生命走向了盡頭。在他死前的三年，他約見了一個從廣東出發向李鴻章上書的南方青年，此人正是孫中山。王韜幫助他修改了上書，並給在李鴻章幕中供職的一位朋友寫了一封舉薦信。王韜已然垂垂老矣，可是他在這個年輕人的身上，看到了新的力量。
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1897年5月24日）王韜病逝上海城西草堂。
政治思想
變法自強
王韜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他根據易經中“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斷定“天下事未有久而不變者”；他寫道“中國何嘗不變”。王韜對中國前途充滿信心，“吾知中國不及百年，必且盡用泰西之法而駕乎其上”。王韜主張以歐洲強國為榜樣。具體辦法有四：
1、改革科舉取士法
2、改革練兵法
3、改革教育
4、廢除繁文
君民共主論
在中國歷史上王韜最早提倡廢除封建專制，建立“與眾民共政事，並治天下”的君主立憲制度。王韜將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分為三種：
1、君主之國，如俄羅斯、奧地利、普魯士、土耳其，國家元首為帝。王韜認為，君為主，必須有堯、舜帝在上，才能長治久安。
2、民主之國，如法國、瑞士、美國，國家元首為“統領”。王韜認為民主之國，“法制多紛更，心志難專一，究其極，不無流弊”。
3、君民共主之國，如英國、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丹麥。“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眾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後可頒之遠近，此君民共主也。”“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得以下遞……如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
主張進行軍事改革
王韜主張革新兵器，廢除弓箭、大刀、長矛，換成新式火器；將帆船換為輪船，“師其所能，奪其所持。”王韜認為單按西法製造槍炮、輪船、建築鐵路，只不過是抄襲皮毛，更重要的是要變革軍隊的制度和訓練方法。
實業強國
王韜認為富強為強國之本，必須大力興利：
1、開發鐵礦、煤礦、金礦、銀礦、銅礦、水銀礦等；
2、開發羊毛、棉布、絲綢紡織業；
3、發展海陸交通，造輪船、建築鐵路。
王韜認為“諸利既興，而中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
賦稅觀
王韜曾遊歷英、法、俄等國，受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主張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王韜提出“恃商為國本”、“商富即國富”的思想，主張減輕商稅徵收“商不重征，賈不再榷，各勸其業，爭出吾市，則下益上富”。他認為厘金稅加重商人負擔，阻礙商品流通，應予裁撤。王韜主張學習西方經驗，發展新式工礦業，認為它可以“興大利”。他指出“取之於民不如取之於天地自然之利”，主張通過發展工礦業來增加財政收入。
文化觀
同治十三年（1874）在香港創辦《循還日報》，宣傳變法自強。光緒十年（1884）主講上海格致書院，與丁日昌、盛宣懷交遊極密。遊歷國外時，多留心國外圖書館等文化事業。歸國後，著《弢園文錄編》一書，寫有《徵設香海藏書樓序》一文，直接分析我國公私藏書利弊：“夫藏書於私家，固不於藏書於公所。私家積書積自一人，公所聚書積自眾人。私家之書辛苦積於一人，而其子孫或不能守，每嘆聚之艱而散之易。”積極提倡建公共藏書樓，仿效國外圖書館之設：“佞嘗見歐洲各國藏書如庫如林，縹函綠綈，幾於連屋充棟，懷鉛槧而入稽考者，几案相接，此學之所以日盛也”。他的改良言論對我國近代圖書館的發展有一定影響。私人藏書豐富，擬建“香海藏書樓”，有“弢園”、“淞隱廬”，並有《弢園藏書目》附《續目》，著錄圖書近千種。又寫有《弢園藏書志》2冊，僅集部別集類就有700餘種，子史類約700餘種。藏書印有“弢園王氏真賞”、“墨藻”、“南山歸敝廬”、“淞北鯫生”、“遁叟藏書”、“王韜秘籍”、“天壤第二王郎”、“淞北倦民韜園王氏真賞”等多枚。
作品選摘
詩作
《獨登杜拉山絕頂》
濟勝漸無腰腳健，探幽陡覺心胸開。泉聲若共石斗激，嵐影時與雲徘徊。
眼前已覺九霄近，足底忽送千峰來。天悅羈人出奇境，家鄉不見空生哀。
論著
《變法》
王韜作品嗚呼！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歐洲始！以歐洲諸大國，為富強之綱領，製作之樞紐。舍此，無以師其長而成一變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則以輪船，中西同有車，而彼則以火車；中西同有驛遞，而彼則以電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槍炮獨精；中西同有備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獨擅其勝；中西同有陸兵水師，而彼之兵法獨長。其他則彼之所考察，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講求，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僂指數。設我中國至此時而不一變，安能埒於歐洲諸大國，而與之比權量力也哉！
然而一變之道難矣。以今日西國之所有，彼悍然不顧者，皆視以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聖人之道在。不知道貴乎因時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斷不拘泥古昔，而不為變通，有可知也。今觀中國之所長者無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飾也，貪罔也，虛驕也；喜貢諛而惡直言，好貨財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遠慮矯然出眾者，則必擯不見用。苟以一變之說進，其不譁然逐之者幾希！蓋進言者必美其詞曰：中國人才之眾也，土地之廣也，甲兵之強也，財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國之所能望其項背也。嗚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眾，而不知所以養其人才以為我用；知土地之廣，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為我益；知甲兵之強，而不知練其甲兵以為我威；知財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財力，開源節流，以出諸無窮而用之不匱；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維力，不至視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變不為功。
變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變也。貼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趨益下，庸腐惡劣不可嚮邇。乃猶以之取士，曰制科，歲取數千百貿然無知之人，而號之曰士。將來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變，則人才終不出。
其一曰：練兵之法宜變也。今之陸營水師，其著於籍者，有名而無實。當事者以兵不足恃，又從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駐防之兵至十萬，雖足以拱衛神京，翼保畿輔，以壯聲威而遏戟鐵；而他處海防均須整頓，綠旗滿營，水師戰艦，皆當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壘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從事。苟仍其舊而不早為之計，是謂以不教民戰，無殊驅之就死地也。故我曰：兵法不變則兵不能強。
其一曰：學校之虛文宜變也。今所設教諭訓導，小邑一人，大邑兩人，虛糜廩粟，並無所事。且其人，類皆闒冗無能，龍鐘寡恥，不足為士之表率。書院山長，祈取聲譽，以所薦之榮辱為去留，而每月所課，不過奉行故事而已。是朝廷有養士之名，而無養士之實也。是反不若漢時所立國子監，天下士子，猶得讀書於其中也。
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變也。昔高祖入關，其與民約，不過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過供其舞文弄法巳耳。拘牽文義，厥弊日滋。動曰成例難違，舊法當守，而一切之事，都為其所束縛馳驟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無奉法之實也。是不如減條教，省號令，開誠布公，而與民相見以天也。
凡是四者，皆宜亟變者也。四者既變，然後以西法參用乎其間。而其最要者，移風易俗之權，操之自上。而與民漸潰於無形，轉移於不覺。蓋其變也，由本以及末，由內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1874年《循環日報》。
王韜與《循環日報》
藉助《循環日報》，王韜得以時政為綱，縱論天下大勢、橫議治國方略，寫成了近千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政論。“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在此辦報宗旨指引下，王韜讓報紙“取西制之合我者，諷清廷以改革”，開啟了近代文人論政之先河。
循環日報
循環日報1.文風輕鬆優雅，是廣泛傳播的前提
王韜非常注重形式、文風，創建了一種新型政論體。在寫作技巧上，單刀直入、立場鮮明、開門明確觀點的寫法，確保讀者第一時間了解文章要旨。
《達民情》開頭即：“天下雖大，猶一人之身也。治天下之事，猶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氣充足，血脈流通，然後沉疴可去。善治國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千格，呼籲必聞，憂戚與共，然後弊無不革，利無不興”。
在字數處理上，王韜的政論多千字左右，《弢園文錄外編》里184篇均如此，一為方便刊登，二為便於閱讀。至於重大題目，王韜則巧妙採取了分篇連載的論述方法。《弢園文錄外編》就有關於原道、原學、原人、原才等共12篇分篇評論作品。另外，王韜的句子也多以短句為主，既朗朗上口又言簡意賅，有音樂美，同時理解起來也比較輕鬆。這種不追求華麗辭藻的語言，保證了各種層次讀者都能讀懂文章思想。這種文體雖無幾十年後梁啓超的文體那樣風行，但簡潔程度足以供最廣泛的中國文化人閱讀。
2.針砭時弊，“提極端取其中”的技巧
王韜深知“取法其上，合乎其中”之理，所以行文拒用婉言，總是一針見血直入問題核心。這與後來梁啓超所言“夫人之安於所習而駭於所罕聞，性也，故必變其所駭者而使之習焉，然後智力乃可以漸進”，可謂殊途同歸。
“其能識英國語言文字者,俯視一切,無不自命為治國之能員,救時之良相,一若中國事事無足當意者,而附聲吠影者流,從而噓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務中而得躬逢其盛也”。寥寥數筆,王韜把洋務派官員驕橫跋扈的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挖苦得體無完膚。
3.思想主張，先“破”後“立”
“破”得直言不諱，“立”得乾脆直接——先“破”後“立”，這是王韜思想的核心特點。
“破”即“除”社會之“弊”，要旨在“批判”——解釋國家弊政，諷刺落後現狀。例如，王韜直言要“清仕途”，認為“科目、捐納、保舉，三途並進，雜矣，濫矣。必當痛加沙汰，嚴為甄別”；建議要“裁冗員”，“其有閒員末秩，無益於民事，徒足以耗國家度支者，無論文武，悉從而汰之”。這種不避鋒芒,直面現實的義正詞嚴，顯示出王韜的盪氣迴腸與熱血沸騰。
“立”即“尋”現代之“徑”，主題在“主張”——介紹西方現代制度，啟蒙民心，主張變法維新。比如，王韜提出“取士要得真才，練兵當以槍炮為先，然後使兵強”。並強調自強必須重民,以往積弱源於賤民戕民，指出封建專制“惟知耗民財,殫民力,敲膏吸髓，無所不至，囊囊既飽，飛而揚去，其能實心為民者，未有也”。王韜用錚錚忠言，承擔起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擔當。
4.對比手法，通達社會之現狀
中西方文化薰陶使得王韜此時的思想視野極其廣闊，這種世界性視角，也使其政論形成了比較鮮明的對比性結構——常將別國的情形與中國的現狀放置一起,產生是非優劣自見的對比效應。
如言洋務,王韜主張先要知彼,知彼則先“習泰西語言”,但“中國之能操泰西言語,能訓英人文字者,當軸者輒深惡而痛嫉,中國文士亦鄙之而不屑與交”。但列強諸國“彼處則設有翻譯官員,及教中之神父牧師,效華言,識漢字,留心於我國之政治,於我之俗尚風土山川形勢物產民情,悉皆勒之成書,以教其國中之民”。言“重民”,“西國民寡而如此,中國民眾而如彼。”“如此”者是指歐西“民寡”而“眾志之如城,大可用也”；“如彼”者則指中國“民眾”而“不善自用其民也”。在對比中，王韜形象揭露了現狀問題之所在，也間接介紹了改進之途徑。
作品研究
- 《王韜評傳》張海林著，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ISBN 7-305-01949-6
- 《王韜評傳》忻平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ISBN 7-5617-0465-8
- 《王韜研究》王立群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徵（博士論文）
- 《王韜年譜 》張志春編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ISBN 7-5434-1905-X
- 《王韜傳記資料》朱傳譽主編，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
- 《王韜著作》：費正清："Writings of Wang Tao." [excerpts]. In 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P, 1954, 137-42.
- Cohen, Paul A.：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ISBN 0674068769
- 中譯本：（美）柯文著，雷頤、羅檢秋譯，《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的改革》，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ISBN 7-214-01271-5/G·316
- McAleavy (H):Wang T'ao.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 Displaced Person. With a Translation of 'Mei-Li Hsiao Chuan', a Short Story by Wang T'ao，1953。 A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China Society of London on 22 May 1952。
- Vittinghoff, Natascha:Die Anfänge des Journalismus in China (1860 –1911)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2002 ISBN 3447046341
- （美）柯文著，《變動中的中國歷史研究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