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創設,漕運,歷史起源,歷任漕運總督,官銜,設定原因,設定經過,性質,相關頭銜,都察院囗都御史,總督漕運,提督軍務,相關職責,巡撫地方,兼管河道,兼理海防,下設機構,常盈倉,四個總廠,管河,管洪,管閘,管泉,產生原因,廢止,
簡介
官名。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始設，總管漕運，督促南方各省經運河輸送糧食至京師。明初，置京畿都漕運司，設漕運使，不久廢。永樂年間置漕運總兵官，宣德年間又遣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督漕運。景泰二年（1451）置漕運總督兼巡撫鳳、揚、廬、淮四府，徐、和、滁三州，駐淮安（今屬江蘇），後曾分設巡撫，嘉靖四十年（1561）又歸併，改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後未再分。清沿置，所屬有巡視漕務、督糧道、管糧同知、通判、押運通判等官。光緒三十一年（1905），因河道廢棄而裁撤。
創設
隋唐以後歷代朝廷都十分重視運河漕運，以其為國家經濟的命脈。自隋代開鑿大運河，朝廷就在淮安設漕運專署，宋設江淮轉運使，東南六路之粟皆由淮入汴而至京師。明朝在設立漕運總督之前，1404年，永樂皇帝設武職漕運總兵，為正二品銜，率12萬軍隊，專門負責漕運。1451年，設立文職的漕運總督，與總兵同理漕務，稱為文、武二院，二者享有同等的權力。每年年初，總漕巡視揚州，經理瓜洲和淮安的漕船過閘事宜，總兵到徐州督管漕船過百步洪、徐州洪等，同理漕參政管押赴京。1621年，才裁撤漕運總兵，而專任文職。
每年漕船到達這裡後，需接受漕台衙門的盤查，上萬艘糧船的船工水手、漕運官兵在此停留，南來北往的商人在此進行貨物交易，旅客也在此盤桓，更加之在這裡設常盈倉兩處、常平倉兩處、預備倉三處、莊倉五處。因此促成淮安城市的繁榮：“揚州千載繁華景，移在西湖嘴上頭。”
漕運總督的屬下有理漕參政、巡漕御史、郎中、監兌、理刑、主事等級別和職掌各不相同的屬官。督催有御史、郎中，押運有參政，監兌、理刑管洪、管廠（造船廠），管閘有主事。文官武將及各種官員達270多人；還下轄倉儲、造船、衛漕兵丁2萬餘人。其中規模最大的造船廠位於清江浦。
漕運
“漕”？水運也。明清之際，由沿海省份徵收米石，沿水路運河直達北京，故稱“漕糧”。因其重要，故自明代起，設漕運總督官職，專司職掌漕運。清朝入主中原，亦靠漕運。亦沿明制設漕運總督。該官品秩為正二品，如兼兵部侍郎（類今國防部副部長）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類今監察部副部長）銜，則為從一品。乾隆十年後，都察院不設專員，御史規定由巡撫、河道總督、漕運總督兼銜。
漕運總督權威重，有親轄武裝部隊，還有水師營。仿地方總督、巡撫之“督標”、“撫標”，而稱之為“漕標”。今據《光緒會典》載：漕運總督所親轄“漕標”共分本標左、中、右、城守、水師七營，兵額3400餘人。轄制武職官佐，最高為從二品的副將。並節制魯、豫、蘇、徽、贛、浙、鄂、湘八省漕糧衛、所（因上述八省漕糧歸漕運總督管轄，其餘省份糧務歸地方總督、巡撫）。
漕運總督設衙門，非今人所想像稱“總督衙門”，而稱“總漕部院衙門”，衙址設於江蘇淮安。總督按清代官場規矩，尊稱“漕台”。因其領兵，故又尊稱為“漕帥”。又因兼兵部侍郎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故出行儀仗、官銜燈籠署“總漕部院”。沿海收糧起運、漕船北進、視察調度、彈壓運送等，均需總督親稽。每年漕船北上過津後，循例要入覲皇帝，匯報漕糧完成諸事。鹹豐年間因戰事頻仍，鹹豐皇帝特令漕運總督節制江北鎮、道，鹹豐十年裁撤江南河道總督，其河工調遣、督護及守汛、防險事務，均由漕標部隊兼管，這是漕運總督權威最重之際。漕運總督不受部院節制，向皇帝負責，可專摺奏事。直到光緒三十年河運全停，漕運總督才被裁撤。
漕運總督節制八省漕糧，於每省設負責漕運的督糧道（又稱“糧儲道”），正四品。督糧道職責是監稽收糧、督押糧船，直馳山東臨清，待山東糧道盤驗結束回任。山東糧道須待最後一次糧船抵通州才告回任。最後一次糧船按規定由漕運總督親押至通州，並向皇帝述職後才可回任。
為監督漕運，明代還專設巡漕御史，負監察之責，權力極大，不受漕運總督節制，直接向皇帝負責，有權彈劾總督。清代亦仿明制，設巡漕御史四人，分赴稽查，襄辦漕務。品秩不高，但職權令人忌憚，可風聞專折密奏。相比較費力不討好的河道總督，漕運總督在明、清兩代可屬肥差，又因與紳糧大戶、漕幫（青幫）密切，故內幕甚多
另外，漕糧裝運、徵收、行船次序、期限管理及至運送時間、航行里數都有繁雜的制度，各省有船幫，胥吏勾結，正糧之外“耗米”、“耗費”橫收暴斂，苦的是承擔漕糧、漕運的老百姓！
歷史起源
明清兩代，國家開始設立專門漕運和河道機構，管理著天下漕運事務和大運河的暢通。在這兩個朝代中，京杭大運河緊張有序地脈動了500多年的歷史，完成了歷史賦予它的使命，每年給中央政府和北方戍邊的軍隊，以及整個社會，運送了大量的給養，牽引歷史車輪健康地滾滾向前，為中華民族的文明和整個世界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歷任漕運總督
官銜
漕運總督在清代為一、二品大員。帽飾紅寶石（二品為珊瑚），蟒袍為九 蟒五爪（二品同），仙鶴補服（二品為錦雞）。
設定原因
古代運河的一項主要功能就是政府組織轉運糧食，以滿足國家正常的行政開支和皇室消費，這就是通常意義上的 漕運。因此，大運河在古代又被稱為漕河。明朝政府將元代改造取直後的京杭大運河進一步疏通，通過構築山東境內號稱“水脊”的南旺分水工程，使京杭運河具有了真正意 義上貫通南北的航運價值。
京杭運河
京杭運河其中一個重要表現，便是對運河事務管理的漸趨規範和加強。隨著京杭大運河的南北貫通，運河航道治理 維護的重要性在某種程度上比漕運本身更顯重要且更加棘手。因此，明清政府改變了以前由水政部門管理或由 漕運官員兼理河務的現狀，專門設定了直屬中央的京杭大運河地方管理機構——漕運總督。
設定經過
漕運自古有之，管理漕運的官府、官員亦自古有之。漕務開始是不單獨設官的，因為它是相關官府的本職業務範圍內的正常工作，由他們按照規定去完成。即便是有特殊需要，臨時設官提調，亦是即設即撤，不為常設機構。自唐以後，始設專官管理，然亦多以他官兼領之，專職官員很少。明代設立的漕運總督，則完全相反，不但設專職的漕運官員，並且以漕務官兼他官。所兼任的其他職銜，則是為了更好地完成漕運任務而兼領的。
明初不是一開始即設漕運總督的，而是沿襲元代的辦法，最初時設定京畿都漕運司。洪武元年（1368）置漕運使，僅正四品官。因為天下財富糧食多出在南方，而京城在南京，漕務不忙，故至十四年即罷廢了。朱棣做了皇帝，擬遷都北京，自永樂二年（1404），始設漕運總兵官，專門負責治理漕務。當時還設有副總兵、漕運參將，與總兵官一起統領官軍海運。後來海運罷廢了，便專門督理內河漕運。因為漕運離不開河道，天順元年（1457）又令漕運總兵官兼理河道管理。漕河運糧是有一整套人馬的，各省設把總，天順元年設把總12：南京2，江南直隸2，江北直隸2，中都1，浙江2，山東1，湖廣1，江西1。由漕運總兵官、漕運參將統領12把總都指揮，分統各衛所漕運。這12總共 127600人，運船11700隻。另有遮洋一總，有7000人，海船350隻，專司漕糧海道運輸。這13總統稱為運軍。這些把總由各衛指揮使(清代稱守備)和千戶擔任，他們是具體押解漕船運糧的官兒。
第一任漕運總兵官是平江伯陳瑄(1365—1433)，他負責整個漕運的全部職責，包括海運、河運和陸運。海運由海路進行，河運則循元人初道，由南運河向西北，過黃河水陸並用達北京。自永樂九年會通河成，京杭大運河修復，廢止海運、陸運，單用河運。此後陳瑄在沿運各處，特別是在淮安，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如循宋代喬維岳故沙河故道，修通了清江浦，避免了五壩盤駁，和淮河沉溺的風險。
在這其間，陳瑄到處奔波，基本上無固定官所。淮安是大運河的中段，是黃淮交匯的地方，是整個漕運的關鍵。後來，運河治理就緒，陳瑄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淮安。因此，宣德二年（1427），朝廷命漕運總兵官開府淮安，並加“鎮守淮安”的職銜，所以又稱鎮守淮安總兵官。陳瑄總管漕運30年，為明清漕運奠定了基礎，於宣德八年（1433）卒於淮安任所。接任漕運總兵官者，多為開國功臣的後裔，他們世襲侯爵或者伯爵。陳瑄一家就有4人先後擔任過這一職務，他們是陳瑄自己和他的曾孫陳銳、玄孫陳熊、六代孫陳王謨。他的孫子陳豫雖未任過漕運總兵官，但曾於景泰五年（1454）與江淵撫循江北及魯豫水災，曾請求朝廷築淮安月城以護常盈倉。他也是為漕運出了力的。淮安人民非常感激陳瑄，在清江浦為他立了一座陳公祠。
宣德年間，漕運事務逐漸繁忙，而漕運又廣泛牽涉到各省行政、軍務，需要做大量的協調工作，不是一個武臣所能辦得了的，所以朝廷經常臨時派遣侍郎、都御史、少卿等文職官員參與督運。至景泰二年(1451)，朝廷認為文官的參與必須常態化，始命“素有才望”的王竑，以副都御史為漕運總督，常駐淮安，與武臣一同治理漕運，俗稱“文武二院”。他們的分工是文臣負責與各省糧道，共同按規定將應徵的漕糧徵集起來，由武臣負責押運進京，即所謂“文督催，武督運”。
性質
漕運總督於明代開始設定，有明一代稱它們為總督漕運和總督（理）河道，後世又分別稱其為總漕和總河，其中漕運總督設定較早。景泰二年（1451年），因漕運不繼，明政府任命副都御使王竑總督漕運，駐紮淮安 ，標誌著明廷設定漕運總督一職的開始。當時全稱為“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管河道”，其主要職能除督促涉漕各省經運河輸送糧食至京師外，還有巡撫地方併兼管河道維護治理職能。成化七年（1471年）十月 ，鑒於河道淤塞，漕運時有受阻，需有專員統籌河務，朝廷便命刑部左侍郎王恕總理河道，駐紮山 東濟寧，專門主持運河與黃河的治理維護，這是明代中央設定治河專官的開始，也是京杭運河事務管理中漕運 、河道分開署理的標誌。不過，有明一代大部分時間裡，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只是作為皇帝的代表外出督漕或 治河，屬臨時差遣性質，並非固定官職。
漕運總督部院
漕運總督部院清代對運河的管理進一步加強，漕運管理系統和河道治理系統職責上更加分明，制度上更加規範。順治初 年，清廷設河道總督和漕運總督各一名，作為負責漕糧運輸和河道治理的最高行政長官，正式將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納入官制，二者官秩均為正二品，兼兵部尚書或都察院右都御史銜者為從一品，與其他八大地方總督地位平等。
漕運總督以下之設官有巡漕御使、督糧道、管糧同知等，所轄軍隊稱“漕標”。河道總督所屬機構，乾隆 以後定為道、廳、汛三級，分段管理。屬官有河庫道、河道、管河同知、通判等，所轄軍隊稱為“河標”。但 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衙門內均不設屬官，只設書吏二十人，辦理衙門內一應文牘事宜。
清代漕運總督衙門仍駐淮安，管轄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具體負責漕運、檢選運弁、漕船修造、查驗回空、督催漕欠等事務。從漕糧收繳、起運，到漕船北上過淮、抵達通州，漕督都要親自稽核督查，運輸過程中出現的重要情況均需隨時向皇帝報告。康熙二十一 年（1682年）規定，糧船過淮後，總漕應隨船北上，率所屬員弁視察運道情況，調度全漕。糧船過津後，總漕即入京覲見述職，而後回淮辦理下年之徵收起運諸事。
相關頭銜
明代的漕運總督的全銜一般情況下是“都察院囗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
都察院囗都御史
他們多數是帶“右”字都御史，因為一般情況下都是左都御史在京主持都察院正常事務，所以“左”字是不能給他們作加銜的。有時是僉都御史，僉都御史則級別低一些，大約是新任者資歷淺的緣故。都御史這個職銜雖有點虛，不能參與都察院正常事務，但他可以像其他都御史那樣，彈劾懲治他所轄範圍內的文武百官。因為漕運總督是個跨省跨行的官，這個職銜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總督漕運
這是他的核心本職。漕運總督駐節山陽，總督天下漕運事務。凡湖廣、江西、浙江、南直隸(清代稱江南)各省設立糧道，由漕運總督節制，負責徵集應徵調的漕糧。這些省之糧艘銜尾至淮安，悉經漕運總督查驗，方能由運河北上。山東、河南兩省的糧船雖不經此地，但亦必須按漕督的統一要求，由其下屬官員督查，準時辦好漕糧差事。
提督軍務
這就是說他和其他各省總督一樣，擁有一定的兵權。明代漕運總督統領潁州兵備道、徐州兵備道、淮揚海防道，中都留守司之鳳陽等7個衛，洪塘守御所，南直隸之廬州衛、揚州衛、高郵衛、儀真衛、滁州衛、徐州衛、淮安衛、大河衛、邳州衛、沂州衛、泗州衛、壽州衛、宿州衛，海州中守御所。所以漕運總督人稱為帥、大帥、漕帥，他設有軍門，有中軍，左營、右營、城守營。他所在的淮安城的守衛，不須地方政府如山陽縣、淮安府的來管，而是由漕運總督署城守營負責，地方官府只是協助而已。有戰事還可調動所轄範圍內的軍隊，如揚州營、徐州營等。有時，朝廷還因需要而擴大其軍權，《明世實錄》卷21記載，嘉靖元年（1522）12月丙戌，因為山東農民起義，皇帝命令總督漕運都御史俞諫，“不妨原務，與總兵官都督魯綱，一同提督山東、河南、北直隸等處軍務，以便宜節制鎮巡等官，設法撫剿，選團營慣戰官軍三百人，人給銀二兩，隨綱聽征。”請注意：一是未“脫產”，要“不妨原務”，二是他的手已伸到了河南、山東、北直隸，闊多了！
相關職責
巡撫地方
也就是說他兼任一個巡撫，像一個普通巡撫那樣管理一塊地方。是因為在明代鳳陽是皇帝的老家，雖然明明開府淮安，卻不稱淮安而稱鳳陽。但是，有時人們還是稱他為“淮撫”，而不稱“鳳撫”。“等處”是指哪些“處”呢？是：淮安府、揚州府、鳳陽府、廬州府，和州、滁州、徐州，總稱四府三州。鳳陽府、廬州府、和州、滁州在今安徽，廬州府即今之合肥。它包括了長江以北整個淮河中下游地區。雖然轄地與南直隸交叉著，但他仍然要對他所轄範圍內的事務負責，明末張獻忠燒了鳳陽，漕督楊一鵬不就因此掉了腦袋了嗎？所以淮安儼然是一個行省，漕運總督不光是一個專業官員，也是一個方面大吏，而淮安則是一個準省級城市。漕運總督要像其他督撫那樣，總理全省軍政事務，包括督理錢糧、操練兵馬、修理城池、撫安軍民、禁革奸弊等事項。如有戰事發生，可以選將調兵，組織備戰。對於才能不濟或是不聽命令的官員，文職五品以下，武職四品以下，都可以參究、拿問乃至以軍法從事。至於上書彈劾，致某一下級官員被貶被殺，更是小菜一碟了。
其實，淮安有巡撫在前，有漕運總督在後。也就是說，在未漕運總督時，淮安就曾有巡撫了。《明史紀事本末》卷24“河漕轉運”載：耿九疇，景泰元年（1450）10月由刑部右侍郎任巡撫鳳陽。敕曰：“往者命爾巡治鹽法，今特命爾兼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廬州四府，滁、徐、和三州，撫安兵民。”其範圍與後來漕運總督所兼巡撫的範圍一樣。
漕運總督的事務本來就夠已忙的了，還要巡撫這么大一塊地方，經常忙不過來，所以經常單獨另設一巡撫。如成化八年分設過，第二年就裁併了，正德十三年又分，十六年又合。嘉靖三十六年因倭寇騷擾，又單設巡撫，以李遂充任。倭寇平息後，四十年又裁併。崇禎十四年又分設，直至明亡。
兼管河道
明初剛設漕運總督時，還“兼管河道”，即兼管運河、黃河等河道的治理。後來有了專管河道的總督，就不再兼了，但是遇到河漕有了爭執，還是經常由漕督兼管河道。清代也是這樣，凡河道總督缺裁時，常由漕運總督兼任。
兼理海防
這個職銜在明代，大約始於楊一鵬。崇禎六年（1633）他任漕運總督時，頭銜最後就是多了“兼理海防”四個字。八年（1635），他被逮治後，繼任者朱大典亦有之。十七年（1644），田仰任漕運總督時也有這一職銜。但是在清代，已成為一個固定的職責了。
在清代，漕運總督的職責情況有所不同。順治元年（1644），僅設漕運御史，次年5月年即設漕運總督，仍駐淮安，但不兼鳳陽巡撫了。順治六年（1647），仍仿照明朝辦法，由漕運總督兼鳳廬巡撫事。十六年復單設江北巡撫，漕運總督則專管漕運，不再兼巡撫職。後又裁省江北巡撫，仍由漕運總督兼任，但不名“鳳陽”、“江北”，而曰“淮揚”，提督軍務如故，外加兼理海防、糧餉職銜。鹹豐十年（1860），因為太平天國革命，形勢緊張，又授權漕運總督節制江北鎮、道各官。光緒三十年（1904），即改設為江北巡撫，正式成立一個新的行省，曰江淮省，但第二年即撤銷了。
清初雖仿明制設立漕運總督，因為用的是漢臣，鼎革之際，新統治者實在有點不放心，因而又於順治三年（1646），添設理漕部堂。由滿洲侍郎一員出任總理，與漕運總督同督漕運，名為“襄治漕務”。實際上是一個監督漕運總督的機構，權勢煊赫，遠過漕撫。據吳玉搢《山陽志遺》記載，初蒞是官者為庫禮，“初入中國，言語不通，性情各異，不治吏事，事皆其妻主之。有梁通事者，剽悍殘忍，勾結內外，從中陰陽其說，以殘賊良民。”因為此是一個多餘的機構，且做了許多不得人心的事，順治八年（1651）即裁省。十三年（1656）復置，十八年（1661）永裁其缺，漕務仍專歸漕督管理。漕運部堂的衙門在淮安新城。明末劉澤清封東平伯，利用大河衛官衙改建為藩府。明亡，劉澤清被腰斬，遂以藩府為部堂公署。漕運部堂是在一個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只存在了十幾年時間。
下設機構
常盈倉
為了適應兌運的需求，永樂年間開始，在運河沿線建立若干倉庫，便於隨時儲存和轉運漕糧，這主要是淮安、徐州、德州、臨清四大水次倉。由戶部每年派出主事4人，分駐上述4倉。在淮者名常盈倉，永樂十三年（1415）建於清江浦。蒞是官者多為文人，常聚結一班墨客騷人吟詠唱和。其中有個叫林洙的，就與吳承恩有過詩文交往。倉內還建有一座寄寄亭，程敏政作過一篇《寄寄亭記》，抒發他人生如寄的感慨。吳汝奇等還編過一本《常盈倉志》。萬曆《淮安府志》卷3載，當年有官廳3間，倉房6間，經歷廳3間，天字等厫百餘間，周遭牆圍，歲儲70萬餘石。後以漕糧停止兌運，俱用軍丁長運，而轉運之制遂罷，常盈倉遂歲久傾圮。《明穆宗實錄》卷64載，隆慶五年（1571）12月，漕運總督王宗沐建議復行海漕，將淮安府屬州縣漕糧儲於常盈倉，來年由淮安出海運京，因命官重建常盈倉倉厫80餘間。然海運實行年余即停，倉又空置無用，倉官無事可做。萬曆八年（1580），朝廷將淮安府四稅銀並商稅銀交由該倉徵收，於是管倉開始兼管抽稅。康熙九年（1670），徵稅業務全部歸併淮關，常盈倉遂徹底廢止。
抽分廠。明初於清江浦設清江、衛河二廠，督造運船，差工部都水司一員督理。當時用於運河漕運的船隻，船廠大都設在淮安府的山陽縣，船廠鱗次櫛比，每年造船560多隻，花費白銀5萬兩。當時船廠附近有很多經營釘、鐵、油、麻等造船物資的商店，以淮安河下為最多。河下的粉章巷、竹巷、繩巷、打銅巷、釘鐵巷等到，也因此而得名。造船廠的隸屬關係是經常變化的。開始時，永樂皇帝命令陳瑄直接管理。後來，分設南京、山東、鳳陽、直隸
四個總廠
各總廠分廠由各衛所官吏負責，上面統管於工部的都水郎中。嘉靖年間，撤銷衛河提舉司，全部工程均由清江提舉司負責。清江提舉司就設在板閘與移鳳閘之間。嗣後，又將此權交給漕運總督，由他選擇有能力的衛所指揮二人公理船政，並以千戶、百戶、鎮撫等衛所官為各廠頭目。萬曆四十年（1612），漕運總督陳薦建議設立東河、西河兩船政廳，由這兩個船政廳管理全部船廠事務。東河船政廳由淮安府的一名同知負責，西河廳則由揚州府的一名同知負責。(《國榷》卷82記此事在萬曆四十一年3月乙酉) 東河廳管理南京、山東二總廠，西河廳管理鳳陽、直隸二總廠。這兩個船政廳都設在清江浦。到了清朝，情況又有變化。順治二年（1645）南京廠改為江寧廠，直隸廠改為江南廠。江寧廠的造船業務轉給龍江造船廠，剩下的船廠時設時停。康熙七年（1668），又將西河廳併入東河廳。到了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徹底關閉了這裡的所有船廠，終止了這裡近300年的官辦造船業。但它的船塢碼頭大概存在了很長時間，乾隆皇帝下江南過淮時，他的龍舟就多駐泊在直隸廠。當年這個工部廠還兼收稅，凡造船用的竹木等物，應於船料者，三十稅一。視貨物之多寡為盈縮，初無定額，每歲約12000兩為準。後來抽及貨物，其有涉漕造者，為抽分，為餘羨，為船鈔。有兼濟河工者，為由閘，為石價，為梁頭，為扣利，為折夫諸名色，共抽分銀51225.1兩。康熙九年（1670），該廠歸併淮關後即廢止。
管河
管洪
由工部派出主事二人，一駐徐州洪，一駐呂梁洪。徐、呂二洪是河漕的咽喉，陳瑄鑿石疏渠而成。雖正統間曾有令“總督漕運官不得委武弁分管閘壩”，漕運總兵、參將每年押糧北上，也還是經常關注此二淮洪的維修的管理。漕運參將湯節以二洪流速過快，極易損壞漕舟，於上流築堰，逼水歸月河，河南建閘以蓄水勢。並以大石築兩堤，錮以鐵錠，以資牽挽。
管閘
由工部派出主事二人，一駐沛縣，一駐濟寧。
管泉
理刑主事。由刑部派出，一人，駐淮安，正德《淮安府志》卷6記載，“在府治西南隅。正堂3間，後堂3間，廂房東西共6間，茶房3間，書房3間，卷庫3間，碑亭一座，在大門內東。神祠3間，在大門內西。儀門3間，大門3間，照壁一座。”淮安城內過去有一條刑部街，大約就是其所在。淮安今無此街名，其地大約在今大魚市西街西端，當年此地接近運河邊，出入方便。漕運方面的案件，別的部門是無權過問的，都得由此衙門來處理。
以上由戶部、工部或者刑部派出的官員，基本上是一年一輪換，也有三年一輪換的。他們仍屬於原來的部門，並由原來的部門任命和罷免，但同時歸漕運總督管理節制，協助漕運總督處理各有關事務，就類似今之臨時綜合治理工作組、辦公室一樣。
淮徐道，正德六年設，有時在淮安，有時駐徐州。
漕儲道參政，隆慶末實行海運，將熱衷海運的山東布政使王宗沐升任漕運總督，隆慶六年（1572）正月，復從王宗沐言，運務煩重，宜添設一官專理。於是將山東參政潘允端移駐淮安，專理漕務，負責協理漕儲、催趲重運。此為第一任漕儲道參政。此缺於康熙初裁，前後共有49人任過此職。此次變革的同時，奏準裁革了漕運協同參將。此舉為文官單獨督漕向前邁進了一步，也為後來撤銷淮安漕運總兵官打下了基礎。（《明穆宗實錄》卷65）漕儲道署在府治以南，山陽縣學以北，隆慶六年建。（萬曆《淮安府志》卷3）
武臣退出，漕運總督獨立管漕
鎮守淮安漕運總兵官級別特高，多是由明代開國勳爵大臣的後裔擔任的，他們承襲了父祖的勳爵，為伯為侯。《清史稿》稱之為“超品”，即在九品十八級之上，遠遠高於同理漕政的文臣。他們的工作與漕運總督雖互不隸屬，只是相互協調配合，但在會議與互相拜見時，武臣一直處於文臣之上。這與他們的職級、政治地位有關，另外漕政是先由武臣管理的，可能也有一定的關係，先進山門為大嘛！
明清時代的督撫品級問題，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而且兩朝有相同之處，也有不一樣的地方。相同之處，是管一省或數省軍政司法，或者某一專項事務的省部官員。不同之處，明代督撫是中央派出的官員，雖在地方工作，但仍算是都察院的官員。《明史·職官志》說，“在外加都御史或副、僉都御史銜者，有總督，有提督，有巡撫，有總督兼巡撫，提督兼巡撫”，這明顯是承認督撫的“都察院都御史”的職銜為加銜，但督撫一職的性質、職責範圍，仍是與都察院其他屬官一樣，放在“都察院”一節里敘述的。《清史稿·職官志》則不一樣，督撫是以“外官”來敘述的。《明史》沒有單獨講督撫的品級，只講了都御史及副、僉都御史的品級，是正二品到從三品。大約是督撫可以參照的意思。《清史稿》則講“總督從一品”，與中央六部尚書同級；巡撫則未明言。其實這些品級都只是一個相似的規定。實際上不是固定的，不一定當上總督或巡撫就是這個級別了。還要看資歷深淺，主要是看他提任前的職級，原來是幾品就是幾品，以後逐漸再提升級別。因此，明清時代漕運總督，高的可到從一品，低的是二品、三品，甚至從三品。大體上來說，一般與六部侍郎相當，有的漕運總督則帶有工部或兵部侍郎頭銜。但他們與六部尚書文移及會見，則處於同一地位。
文臣雖然比武臣品級低，但他們的政治管理和協調能力的優先，而且後來漕運事務基本都是漕運總督負責的，武臣作用逐漸減弱。特別是設立漕儲道以後，押運事務也由文臣與把總直接負責，使得武臣顯得可有可無，因而政治地位下降，必然要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萬曆年間有一位漕運總督叫李三才，在明清漕運總督中是任職最長的人，自明萬曆二十七年至三十九年任漕運總督長達12年之久。他辦事治尚威嚴，雷厲風行，打擊了陳增等礦監稅使的威風，實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擁護，名聲漸漸遠揚，職銜則擢至戶部尚書。他是當時思想激進知識分子的代表，被譽為“言足以犯當世之忌而無其險，功足以為端人正士之偉而無其奇，風足以廉頑直懦流映千載而無其高”，因而成為地方官吏中聲名最響，是入閣為相呼聲最高的人。當時的漕運總兵官是王守仁的孫子王承勛，雖是萬曆二十年（1592）8月就充漕運總兵官鎮守淮安，但資歷淺，才力懦，李三才“以氣凌駕之”，王不敢與之抗禮，只好“移坐其下”，改變了文卑武尊的傳統。(乾隆《淮安府志·歷代漕運》)。不久，因為海運已停，河運的事文臣都可完成，武臣督運實屬多餘。萬曆四十年（1612），王承勛請告回家，朝廷便撤銷了漕運總兵官一缺，不再派官。（增輯本萬曆《淮安府志》卷7“兵衛志”）崇禎末，曾派撫寧侯朱國弼來淮安鎮守，那主要是出於對付農民赴義軍而設的，與漕運無關。從那以後，便結束了文武兩院的局面，漕運總督成了完全意義上的漕運總督。
產生原因
可能是有了漕運總督以後，漕運總督的官衙就建在總兵府西側。大約因為總督府擴張需地或者其他什麼原因，總兵府就被擠出去了，此地逐漸成為漕運總督府的一統天下。新的府署的位置，在淮安府署所在的東門大街東端，後改為淮揚道署，清代又改為孚佑帝君廟，俗稱呂祖社，解放後又被改為工廠，今已無遺蹟可尋了。乾隆《淮安府志》卷11云：“淮揚道署，先為總兵府，後駐海運道，改駐淮海道，今為淮揚道公署。乾隆十二年重修。鼓亭2座，儀門大門3間，大堂3間，穿堂3間，後廳7間，寢堂7間，寶敕堂5間，廳堂廂房各6間，七星樓7間，賓館3間。”
陳瑄為漕運總兵官時，他住在原總兵府西側。正德五年漕運總兵陳熊得罪了劉瑾，這座宅院被籍沒充公，以14400兩的價格拍賣掉了。陳瑄以後的總兵官的住宅就不在這裡了。因為那座房子即使不被抄沒，也是陳氏私第，當然得另找地方住了。正德《淮安府志》卷6稱：“總兵宅，在府東四望亭”。四望亭今不知所在，有人說新總兵府就是明漕運總兵官的官宅。則今之淮揚道署遺址當為四望亭的所在了。
漕運參將的官署在何處，只有增輯本萬曆淮安府志卷7有一條記載：“漕運參將府在郡城中察院西。隆慶六年革止。”隆慶六年以前淮安城內察院只有一處，即漕運總督府。在此之西，當在今察院街的西端。正德《淮安府志》卷6也有一條，說“參將宅，舊在揆文坊，正德十一年改□館為之。”參將宅與參將府是否在一起，揆文坊是否就在察院西以街，現已無法查考了。
廢止
由於涉及運河的分段治理，清代河道總督的設職情況要比漕運總督複雜得多。順治元年只設河道總督一人，掌管黃河、京杭大運河及永定河堤防、疏浚等事，治所在山東濟寧。隨著江南河工興舉日多、修守事務漸趨繁巨,康熙十六年（1677年），河道總督衙門不得不由濟寧遷至江蘇清江浦（淮安市）。這樣一 來，河南武陟、中牟一帶堤工若有險情，駐紮淮安的河道總督往往鞭長莫及，清廷便於雍正二年（1724年）設 立副總河一職，駐河南武陟，負責河南河務。
漕運總督公署
漕運總督公署雍正七年（1729年）改總河為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簡稱江南河道總督或南 河總督），副總河為總督河南、山東河道提督軍務（簡稱河東河道總督或東河總督），分別管理南北兩大河段 河道事務。遇有兩處共涉之事，兩位河督協商處置。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又設直隸河道水利總督，管轄 海河水系各河及運河防治事務。至此，清代河道總督一分為三，而就河工任務及對漕運的影響來看，三總河中 地位最關緊要的是南河總督。乾隆十四年（1749年），直隸河務漸趨正軌，北河總督一職遂被裁撤，其職能由直隸總 督兼任。
有清一代，黃河奪淮已有四五百年的歷史，泥沙淤積導致的河患頻發，使運河治 理面臨死結性難題，特別是南河黃淮運交匯處的清口一帶，河工任務特別艱巨。這一局面使漕運總督與河道總 督的社會角色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一是清廷對河道總督的重視遠勝明代，總河地位漸漸凌駕於總漕之上。明代總漕常常 代理河務，總河一職時設時廢，清代總河一職從未空而不設，而且總河代理總漕事務者很多，總漕兼理河務的 現象卻很少。二是總河面臨的仕途危險性比總漕大得多。面對當時情況下難以根治的河患，河道總督（特別是 南河總督）往往如履薄冰，突發的河患常常會給他們帶來丟官獲罪的仕宦結局。
漕運總督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