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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國家
南越
公元前214年，嶺南百越之地納入秦朝版圖，不久後秦始皇去世，天下隨即大亂，駐守嶺南的秦朝官吏趙佗等圖謀獨立，便在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國。南越草創時尚未採用帝制，趙佗只稱“南越武王”。漢高帝統一中原後，派陸賈冊封趙佗為南越王。呂后臨朝，漢與南越關係惡化，趙佗乃自稱“南越武帝”，使用黃屋左纛，命令稱“制”，與漢朝無異。漢文帝即位後派陸賈再次出使南越，責備趙佗自立為帝之事，趙佗上表謝罪，表示不再使用帝制。但史載“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可見南越國是最早採用外王內帝體制的國家。1983年在廣州象崗山發掘的南越國第二代君主趙眜的陵墓中，出土了金印“文帝行璽”，可資證明。
到南越國第三代君主趙嬰齊繼位後，娶漢女邯鄲樛氏為王后，並藏起先帝玉璽，在國內也自稱國王。但據《太平寰宇記》記載，三國時吳王孫權曾派呂瑜發掘趙嬰齊的陵墓，其中有皇帝信璽、皇帝行璽等金印，可知趙嬰齊未必完全取消帝制。
西夏
大理
大理國君主對內稱皇帝（白語稱驃信），使用自己的年號，與宋朝交往時稱國王，宋太宗曾封大理皇帝為“雲南八國都王”，宋徽宗則在政和七年（1117年）冊封段正嚴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但總體而言大理與宋朝官方交往非常稀少。蒙古征服大理以後，大理末代皇帝段興智被蒙哥汗封為摩訶羅嵯（梵語“大王”），才終於取消帝制。
越南
939年，吳權稱王，為越南獨立建國之濫觴；968年，丁部領被尊為“大明勝皇帝”，翌年建年號為太平，越南（交趾）開始使用帝制，歷代皆稱帝建元。973年獲中國宋朝冊封為交趾郡王，1174年南宋升格李朝英宗李天祚為安南國王，元朝時稱安南國世子（元朝承認的安南國王陳益稷及其子陳端午在中國武昌），明朝仍稱安南國王，清嘉慶中改稱越南國王，如此形成了典型的“外王內帝”體制。對此體制，阮朝人黎統所作《邦交錄》中評論道：“我越從古區宇自別……讖云：南國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書。其不廢事大之禮者，智也。”潘輝注則將此體制歸納為“內帝外臣”，他說：“我越奄有南土，通好中華，雖君民建國，自別規模，而內帝外臣，常膺封號，揆諸理勢，誠所宜然，故其冊封之禮，貢聘之儀，歷代邦交，視為關著。”
以阮朝明命帝以後為例，越南稱呼中國為“北朝”，越南君主與中國君主一樣使用“天子”、“皇帝”的稱號，接見除了中國以外的外國使節之時，皆使用“大南國大皇帝”的稱號。然而，對清朝則使用“越南國王”的頭銜並接受其冊封，向北京派遣如清使，在中國皇帝面前行跪拜之禮。越南稱呼對華外交為“邦交”而非朝鮮那樣的“事大”，暗示著對等的外交關係。
越南採用此種體制，中國自然一清二楚。南宋時期，廣西經略安撫使李曾伯就奉宋理宗聖旨，調查了安南私自使用年號的事實。元代的《文獻通考》和《宋史》都記載安南“自帝其國”的事實，但將其起始置於李日尊（李聖宗）建國號大越之時。然而，中國默認了這種現狀，正如元人馬端臨所言“累朝以其僻在海隅，不復與較也”，只有在明成祖征伐安南時將“外王內帝”作為黎季犛的罪狀之一（“不奉朝廷正朔，僭改國名大虞，妄稱尊號，紀元元聖”），其餘時期都不過問。清代修四庫全書時得《越史略》一書，對於其中安南對內稱帝之舉以“吳楚僭王、春秋絕之”的態度而無視。到了晚清，隨著中法越南交涉的開始，這點更為清朝知曉。兩廣總督劉坤一奏曰：“越南之於我朝本屬羈縻之國，閱其歷代記載，亦復帝制自為”。御史張佩綸認為“越南自絕於中國久矣”，“越自福映始封，國中僭號，稱我為北朝”，因此“即灰滅亦何足惜？”這些認識也影響到了清政府對越南的政策，某種程度上導致了中法戰爭期間中國的“不敗而敗”。
日本
隋朝以前，日本（倭國）的君主自稱“おおきみ”，訓為大王，曾經對中國稱臣納貢並受冊封，如漢委奴國王、卑彌呼被封為親魏倭王及南朝冊封倭五王。隋朝時，日本致隋朝的國書中有言“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隋煬帝很不爽地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唐朝時，日本君主對國內及與渤海、新羅交往時自稱天皇，與唐交往時則被稱為倭王或日本國王。在14世紀以後的勘合貿易中，使用“日本國王”稱呼的人並非天皇，而是實際掌握政權的室町幕府足利將軍，此稱呼沿用至德川家光時改稱“日本國大君”。
類似國家
北燕
十六國中的北燕在北魏的壓力之下與劉宋交往，在宋文帝劉義隆時以黃龍國之名“每歲遣使獻方物”，馮弘更是在435年被劉宋冊封為燕王，宋人亦認為北燕“受我正朔”。但北燕一直對內自稱天王、自建年號，死後被追謚為皇帝，對高句麗也以皇帝自居。
渤海
大祚榮初建渤海國時自稱震國王，後被唐朝冊封為渤海郡王，但在國內採用帝制。六頂山古墓群出土的貞惠、貞孝二公主墓志銘中，稱呼父親大欽茂（渤海文王）為“皇上”，此為臣下對皇帝的稱謂。渤海諸王亦自建年號，另外其君主配偶亦被稱為“皇后”。
吳越
唐朝末年，錢鏐在浙江地區保境安民，被封為吳王。朱溫篡唐後，錢鏐拒絕羅隱的稱帝北伐建議，而是接受後梁冊封為吳越王，923年晉升吳越國王，後又接受後唐冊封。儘管他沒有稱帝，但一切儀制採取帝制，建元天寶、寶大、寶正，並冊封新羅、渤海諸國。932年錢鏐臨終前囑咐“子孫善事中國”，他的兒子錢元瓘（錢傳瓘）繼位後遵照父王遺命，取消了年號及帝制，但仍保留廟號。
南唐
937年李昪（徐知誥）代吳立齊，後以繼承李唐自居，稱皇帝。958年周世宗揮師南下，南唐不敵，中主李璟自去帝號與年號，但其餘仍為帝制。971年李璟之子李煜（李從嘉）繼位，請求宋太祖特許給父王復帝制，上廟號元宗，翌年取消一切帝制，自稱江南國主。
高麗
公元918年，泰封大將王建（高麗太祖）在諸將的擁護下推翻弓裔，自稱為王，定國號為“高麗”。933年，王建被後唐冊封為高麗國王，此後大部分高麗國王均受中原王朝（後唐、後晉、後周、北宋、遼朝、金朝、元朝、明朝）冊封（定宗、德宗、順宗、獻宗、高宗、昌王、恭讓王則沒有接受冊封的記錄）。高麗國王雖接受中原王朝的冊封，卻長期採用類似中原王朝的皇室制度。高麗國王自稱“朕”，國王的命令稱為“詔”、“制”、“聖旨”（高麗成宗時曾一度改詔為教）；國王的繼承人被稱為“太子”； 國王的母親被稱為“太后”，首都被稱為“皇城”、“皇都”，高麗國王被尊稱為“陛下”、“皇上”、“海東天子”等，配偶有時亦尊稱“皇后”，高麗光宗還有被直接稱為“皇帝”的記錄，甚至太祖和光宗曾自建年號。在儀制方面，高麗國王穿皇帝專用的柘黃袍，並築圜丘壇以祭祀昊天上帝。從顯陵出土的高麗太祖王建銅像來看，其頭戴二十四梁通天冠，用的是唐代皇帝之制。高麗王朝中期的1140年高麗仁宗定禘禮祭服為九旒七章，高麗毅宗時定冕服為九旒十二玉。其官制也“竊仿中朝”。不過，高麗國王雖然私下僭用大量帝制，但始終不敢公開使用帝號。1134年，妙清等指使右正言黃周瞻上疏請求高麗仁宗公開稱帝建元，但沒被接受。
1275年高麗向蒙元稱臣後，高麗忠烈王從元大都返回開城即位，不再自稱“朕”而改稱“孤”或“寡人”，“陛下”改為“殿下”，“皇上“改為“主上”，“太子”改為“世子”，“聖旨”改為“宣旨”，“詔書”改為“教書”，“赦”改為“宥”；將尚書省和中書省改為僉議府，樞密院改為密直司，御史台改為檢察司，吏部和禮部改為典理司，刑部改為典法司，侍中改為中贊，平章事改為贊成事，高麗的廟號制度從高麗忠烈王死後廢止，祭天等活動也不再進行。元朝時期的高麗大臣崔瀣反映了這一情況：“陪臣私謂王曰聖上、曰皇上，上引堯舜，下譬漢唐，而王或自稱朕、予一人，命令曰詔、制，肆宥境內曰大赦天下，署置官屬皆仿天朝，若此等類，大涉僭逾，實駭觀聽。其在中國，固待以度外，何嫌之有也？逮附皇元，視同一家，如省、院、台、部等號早去，而俗安舊習，茲病尚在。大德間，朝廷遣平章闊里吉思公釐正，然後渙然一革，無敢有蹈襲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