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憲（1893-1959），福建福州人。生物化學家、營養學家、醫學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阿拉巴馬大學客座教授。
1911年吳憲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12年赴美入麻省理工學院攻讀造船工程，後改習化學，1916年獲理學士學位後留校任助教；1917年被哈佛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系錄取為研究生；1919 年獲博士學位；1920年回國任北京協和醫學院生物化學系任教；1946年任中央衛生實驗院北平分院院長兼營養研究所所長；1947年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邀請，去英國出席第17屆國際生理學會議；1949年應聘為阿拉巴馬大學客座教授；1952年秋因患心臟病辭職。
吳憲在臨床生物化學方面多有貢獻。他與Otto Folin一同提出的血液分析系統方法是當時臨床生物化學方面最重要的貢獻。他首創用鎢酸除去血液樣品中所有的蛋白質。最先提出一個言之有理的蛋白質變性理論。提出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改變國民營養的膳食方案，並使用標記的抗原研究免疫化學。他還培養了中國第一代的生物化學家和營養學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吳憲
- 外文名：Wu，Hsien
- 別名：字陶民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今福建福州
- 出生日期：1893年11月24日
- 逝世日期：1959年8月8日
- 職業：生物化學家
- 畢業院校：清華學堂、麻省理工學院
- 主要成就：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 代表作品：《一種血液分析系統》
- 妻子：吳嚴彩韻（生物化學家）
人物生平,發表論文,社會任職,科學貢獻,生活道路,風範永存,吳氏後代,人物評價,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1893年，吳憲出生於福建省福州的一個官學並著的家庭。祖父吳維貞（1831—1903年）是當地一位大鹽商，父親吳小鏗（1874—1954年），母親梁蓉孚（1875—1939年），家中共有兄妹三人，他排行第二。吳憲幼年是在外祖母家度過的，六歲回到父母身旁，開始入塾讀經，以舊學啟蒙。
由於聰穎勤奮，他中過秀才，並曾於1904年參加過全國的科舉考試，1906年，他進入全閩高等學堂預科班（今福州第一中學的前身），受到新學教育。4年的學業結束後，他通過了清政府組織的庚款留美考試，
1911年春，入留美預備班（清華大學的前身）。經過一學期的赴美培訓，吳憲於當年8月作為該校第一班62名成員之一由上海乘船赴美留學，9月4日抵達美國舊金山，入麻省理工學院學習。行前他曾回家省親，奉父母之命與祖母相中的一位素不相識的姑娘完婚。
赴美留學
吳憲在美國學習的專業最初是海軍造船工程專業，他選學此專業的念頭早在中學時代就形成了。吳憲的故鄉福州是中國最早發展造船業的地區，早在1886年就創辦了馬尾造船廠，還設有船政學堂（Foochow Naval Academy），當時那裡造船和西學一度很盛行。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在當地產生了極大的震動和影響，吳憲所在的學校有不少教師是從昔日船政學堂畢業，吳憲受到他們的影響，立志學習造船，以幫助中國重建海軍。到美國後，經過勤奮苦讀，他很快就克服了學習上的種種困難。然而第一個暑期在新罕布夏州某農場的大量閱讀，使他的興趣和志向發生了改變，特別是受到赫胥黎（T．H．Huxley）《生命的物質基礎》一文的影響，他開始對生物化學問題進行關注。
吳憲教授
吳憲教授1913年9月，他改專業為主修化學，副修生物學。
1916年6月吳憲大學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其後，他又在該校繼續進修有機化學，併兼任實驗助教。
1919年，吳憲獲得博士學位後，又隨福林從事為期一年的博士後研究，此間進一步完成了一系列血液化學分析的研究，這些研究發表後成了血液化學的經典著作（他的名字以“福林一吳”的形式而廣為生化界所知），其中，他獨自完成了血糖定量分析的改進方法，此方法用血量少，操作簡便，數據準確，大大優於當時常規的本尼迪克特（S·Benedict）法。他知道他的導師和本尼迪克特教授既是好友，但學術問題上又有矛盾的複雜關係，因而在研究時沒有告訴福林，當他把寫好的論文請老師過目時，福林興奮地對他說，這個研究應當得到第二個博士學位。以後學術界認為，如果沒有吳憲改進的血糖測定法，後來的胰島素發現會大受阻礙。
應聘回國
1920年春，吳憲應聘回國，任新改組不久的北京協和醫學院生理化學助教。他一回國，就去福州老家探望父母，並將妻子接到北京生活。然而由於志趣相異，經過吳憲多方努力，也無法彌補，從而最終離異，這次婚姻沒有為他們生得一男半女。
擔任教職
1924年7月1日，他被越級晉升為襄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並擔任生物化學科主任，成為該校的第一位中國籍主任和最早的中國三教授之一（另兩位是林可勝和劉瑞恆），也是當時協和最年輕的科主任。同年l2月20日，他與本科助教嚴彩韻（1902—1993年）女士結婚。婚後三天，吳憲便攜新婚妻子休假，赴美國紐約。吳憲在那裡的洛氏醫學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與范斯萊克（Donald D．Van Slyke 1883—1971，美國著名生物化學家）共同研究，嚴彩韻則在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系作研究工作。
1925年夏，他們的工作結束，回國前吳氏夫婦隨黑斯廷斯（A．B．Hastings）夫婦及幼子赴歐洲諸國參觀有關實驗室，拜訪生化學家，並觀光遊覽，隨後於l2月回到協和，繼續工作。
1928年，他晉升為教授，直到l942年1月該校被日軍占領解散。這段時期是他科學生涯中的鼎盛時期，他不僅完成了許多重要研究，而且還領導著一個高水平、高效率的生化學科，使之成為中國生物化學的重要基地，並且在國際學術界也頗有影響。吳憲不僅是國內外一些科學團體及期刊的發起組織者、成員，並積極參與活動，而且還是協和醫學院1935一l937年間成立的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此外，他參與創辦了《獨立評論》雜誌，並在該刊發表過一些關於社會、政治、經濟及中國營養問題的文章。
被迫解散
第l7屆國際生理學大會
1947年5月，他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邀請，作為中國的六代表之一，途經美國參加7月在英國牛津舉行的第l7屆國際生理學大會，並在大會上宣讀了《脂醇類對蛋白質的變性率》論文，會後回到美國，在那裡為日後回中國建立一所“人類生物學研究所”而做各方面的積極籌備。1948年1月，他作為訪問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內外科醫學院生化系學習質譜技術，熟悉使用重同位素來研究生物學問題，以便日後回國開展工作，期間於5月參加了第4屆國際熱帶醫學和瘧疾大會，提交了一篇關於中國和東南亞營養不足情況的論文，11月，出席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營養顧問委員會的會議。
1948年夏秋期間，吳憲曾兩次訂好回國船票，並將購置的書籍寄回國，以作為人類生物研究所的圖書館之用，然而，均由於碼頭工人的罷工而未能成行。此後，由於國內戰局緊張等原因，他的回國計畫和努力化為泡影。次年1月，他的夫人攜其二子三女離開北平，經歷艱辛、迂迴的旅途，於半年後到達美國，全家重聚。9月，吳憲應聘擔任伯明罕阿拉巴馬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系訪問教授，給一年級醫學生授課，同時在夫人（後被該校指定為研究助理）協助下從事研究工作。
1952年l0月，吳憲突發心肌梗塞，不能繼續緊張工作，在家人的一致勸說下，於1953年8月辭職退休，定居於波士頓，開始了充實而多彩的退休生活。1955年1月遷居布魯克萊恩（Brookline）自己的寓所。l958年4月心肌梗塞的再度發作，使他的健康每況愈下，l959年8月8日凌晨逝世于波士頓的麻省總醫院，葬於麻省（馬薩渚塞州）波士頓近郊吉梅卡的森林山墓園。終身保持著中國國籍。
發表論文
並出版了《營養概論》(1929初版，1935年已增訂至5版)及《物理生物化學原理》(1934英文版)兩部著作。根據他於1919年提出的“血液系統分析法”，能製備出無蛋白質的血液，使血液中重要成分，如胺基酸，肌酸，肌酸酐，尿素，非蛋白氮，以及血糖，乳酸等得以測定出來。
1929年在波士頓召開的第13屆國際生理學會上他提出蛋白質變性學說：認為天然蛋白質分子不是一長的直鏈而是一緊密的結構。這種結構是借肽鍵之外的其他鍵，將肽鏈的不同部分連線而形成的，所以容易被物理及化學的力所破壞，即從有規則的摺疊排列形式變成不規則及鬆散的形式。這個學說對於研究蛋白質大分子的高級結構有重要價值。
1927年，他開始研究中國人的營養問題，著重闡明了素膳與葷膳的優缺點，並於1938年制定了《中國民眾最低限度之營養需要》標準。他在臨床化學，蛋白質化學，免疫化學以及營養學等領域都有許多創見和論述。他的血液系統分析法至今一直在臨床診斷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社會任職
1921～1927年，任中國科學名詞編審委員會化學組委員，
1926年，參與組織中國生理學會，並任第七屆中國生理學會會長(1934)。
1926～1941年，任《中國生理學雜誌》(英文版)編委會常務編委。
1936～1938年，任中華醫學會營養委員會主席。
民國三十七年當選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數理組）。
科學貢獻
吳憲對於國際生物化學和中國科學事業的貢獻是卓著的，由之贏得了他在國際學術界的聲望和在中國科學界的地位。
他在國際上，是美國科學促進會會員、美國化學會會員、美國生物化學家協會會員、美國實驗生物學和醫學會會員、荷蘭《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報》顧問委員、原德國自然科學院名譽院士、美國阿拉巴馬州科學院院士、美國自然科學榮譽學會（Sigma Xi Society）會員，以及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營養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1948-1949年）和熱能需要量委員會委員（1949-1950年）。他的名字被收入《國際醫學名人錄》（International Who's Who in World Medicine）、《美國科學名人錄》（American Men of Science，第九版）、《中國名人錄》（Who's Who in China）、以及《科學家傳記大辭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等書。
學術研究
吳憲一生髮表研究論文l63篇，專著3種。他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臨床生物化學、氣體與電解質的平衡、蛋白質化學、免疫化學、營養學以及胺基酸代謝等方面，此外，還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由於篇幅所限，在此僅作一般性介紹。
（一）臨床生化方面
吳憲以1919年的博士論文《一種血液分析系統》為基礎的一系列工作，為現代臨床血液化學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手段，具有歷史性的創新意義，在國際上長時間被廣泛採用。其中關於血糖測定的方法被國際上沿用長達70年，為此他被譽為國際血液分析的權威。在20世紀20年代以前，測驗血中的非蛋白氮組分對病人來說是個沉重的負擔，例如僅一次尿酸測定就需耗血25毫升。而福林—吳的新方法只需10毫升就足以進行包括尿素、肌氨酸、肌氨酸酐、尿酸和糖的測定（其中只需一滴血就能測定血糖）。除了血液外，他還對尿、唾液和腦脊液持續進行了多年的分析和探討。
（二）氣體與電解質的平衡方面
這是吳憲在1922-1923年間與范斯萊克（當時是協和訪問教授）、麥克林（F．C．Mclean）等的合作研究，根據實驗結果，在等量滲透（osmotic equality）、唐南平衡（Donnan equilibrium）與鉀鈉不擴散的基礎上，在每一呼吸循環中，為電解質與水、血漿與血細胞之間的遷移做出了解釋。這項工作成為生化文獻中的經典性工作。
（三）蛋白質變性的研究
這是吳憲在協和期間主持的一項較大規模的研究，以解決這一當時國際上尚未解決的問題。l924—1940年間，他與其同事嚴彩韻、鄧葆樂（C．Tenbroeck）、李振翩、林國鎬、林樹模、陳同度、黃子卿、劉思職、楊恩孚、周啟源、徐嘉祥、王成發等陸續發表“關於蛋白質變性的研究”專題系列論文l6篇，相關論文l4篇，並於l929年第l3屆國際生理學大會上首次提出了蛋白質變性理論，認為蛋白質變性的發生與其結構上的變化有關，但這一理論在當時未能引起重視。以後，在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礎上，他於l931年在《中國生理學雜誌》（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上正式提出了“變性說”，用種種事實表明，天然可溶性蛋白質（即球蛋白）的長肽鏈一定是由胺基酸的各種極性基團被分子內的某種次級鍵按一定方式連線而形成有規律的摺疊，使蛋白質分子具有一種緊密的構型（現在稱為構象）。蛋白質的這種次級鍵一旦被物理、化學的力破壞，構型就被打開，肽鏈則由有規律的摺疊而變為無序、鬆散的形式，即發生了變性。蛋白質變性學說儘管被一度忽視，但最終贏得了國內外學者的驗證和好評。誠如著名蛋白質化學家豪若威茲（Felix Haurowitz）在1950年評論，這是“關於蛋白質變性的第一個合理學說”，他認為這個理論至少比其他人早發表了5年。美國生化學家佛拉頓（J．S．Fluton）在其關於生物化學歷史的專著中對此這樣記載道：“這一假說被廣為接受，並在不久得到進一步實驗的支持，但是它還未能表明維持天然蛋白質構象中的化學力問題，這個問題後來由默斯凱（A．Mirsky）、波林（L．Pauling）和哈金斯（M．Hugyins）提出的維持蛋白質構象的‘氫鍵’理論而得到解決。”此外，國內有學者認為，從他對血紅蛋白與球蛋白的研究結果表明，吳憲似乎在50年前就已接觸到蛋白質分子的四級結構，為蛋白質大分子高級結構研究開了個頭。總之，他的工作“為蛋白質大分子高級結構的研究寫下了有價值的一頁”。
（四）免疫化學
吳憲l927年開始了這方面研究後作出不少領先的成績。他和李振翩、鄭蘭華、薩本鐵、周田、李冠華、劉思職、王成發等在15年中進行了一系列頗有成效的研究，其中，他在國際上首創了標記手段。他用帶色基團的血紅蛋白，繼而又用碘化清蛋白作為標記抗原，這種方法比用同位素作標記進行類似的研究要早許多年。利用這一方法，吳憲等人在其他蛋白質存在的同時進行了抗原、抗體沉澱物的定量分析，從而確定了抗原與抗體的定量關係，以後又進行了純抗體的分離並證實了抗體的“一元論”。
（五）營養學
1927年起，吳憲與嚴彩韻、陳同度、萬昕、張昌穎等對我國食物進行了大量而系統的分析研究，他們還對素膳和葷膳大鼠進行了一系列研究，通過數十代大白鼠遺傳、飼養實驗，比較了純素膳與葷雜膳的營養價值及其對動物的生長、生殖、基礎代謝、自發性活動以及壽命的影響，由研究結果得出這樣的結論：與西方相比，中國一般人民體質弱和身材矮小的原因主要不是種族和遺傳上的，而是由於膳食質量差。只要加強營養，完全可以得到改善，這就從理論上否認了外國人對中國人體質問題的種種偏見。1989年，他編著出版了我國現代最早的營養學專著——《營養概論》。30年代，他還在對我國食物系統分析的基礎上編著了我國第一部《食物成份表》。吳憲關於營養學的研究不僅有學術意義，而且對當時的中國有一定現實意義。
（六）胺基酸代謝
這是他晚年（1948—1953年）在美國進行的研究。為了研究人類生物學，他用N15標記胺基酸和其它有關的化合物，對之進行了一系列代謝實驗，於1949年發表了該系列的第一篇論文。l953年以後，由於健康原因，此項工作未能得以繼續，然而，在退休後他仍一邊自學高等數學，一邊將其所學得的微積分法和質譜分析法相結合套用於分析測定，從而提出了一項普遍原則，用以說明在這些實驗中所得的關於排泄的數據，並於1959年發表了最後的三篇論文。
除了上述工作外，由吳憲組織進行的關於激素和抗生育的研究也都很有價值。
吳憲具有十分敏銳的觀察力，他有把重要事物從不重要事物中辨別出來的才能，並且在任何討論中都能抓住問題的實質，他能迅速及時地把握住當時國際研究的前沿工作，以及對中國社會有價值的問題，進行高水平的研究，並能不斷創新。同時，他還有高超的實驗研究技能。和他一起工作過的入都感到他思想敏銳、見識深濬、敢於探索。亦師亦友的著名美國生物化學家范斯萊克這樣評價吳憲：“只有當親眼看到他的工作時，你才能充分領略到他才智上的異彩和技術上的完美。他是當今生物化學中偉大的並且具有真正獨創性的領袖之一。”
就由吳憲在國內主持的研究來看，他的研究思路似從兩條路線發展的：一條路線是純基礎理論性研究，以追求高水平、探索真知為目的。主要從組成生命體的基本要素蛋白質入手，研究其性質、結構（變性研究）、生物機能（免疫研究、胺基酸代謝），以及與之有關的種種特性，以期望最後上升到解決人類基本生命機制的研究。在這條路上，他本著“科學沒有國界”的原則。另一條路線是帶有套用性的基礎研究，是以用科學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為目的，主要從分析北京人的膳食和各種食物入手，進而研究素膳，到設計提出最佳化的營養，希望由此最終能提高中國人的身體素質，這條路徑體現出他“科學救國”的良好願望。他的研究生涯是在這兩條路徑上幾乎同時發展的，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矚目的，但對營養的研究結果與他的希望無疑存在著偏差，因為解決中國人身體素質（營養）問題絕不是單靠科學就能達到目的的。隨著日本的侵華，政局的惡化，他也逐漸清楚地認識到了這點，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泄氣住手，而是愈來愈多地關注社會問題。儘管他的科學研究最終因日軍的侵略全部中斷，但已為我國在這些方面的生化研究開了路。
中國貢獻
吳憲不僅在科學上追求真知，而且把發展中國科學事業視為自己的義務。眾所周知，協和是美國洛氏基金會出資興辦的當時亞洲一流的高水平學校，從院長到教授最初都是外國人。作為協和最早的一位中國籍主任，他是協和教育委員會（Education Division）成員、教授會（Committee of Professors）和執行院長任務的三人領導小組（即執行委員會Administrative Committee，l935—1937年間組成）成員。他積極參加治校工作，為該院中國同仁和師生向校方爭取福利、改進教學而盡力，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和信賴。作為生化教授與科主任，他始終具有不斷發展的戰略眼光：他重視學術交流，早在1922年協和外籍教員成立美國實驗生物學和醫學會北京分會（Society for Experiment Biology and Medicine，Peking Branch）時，他就參加了該會的學術活動，他曾先後邀請美國著名生物化學家范斯萊克、科恩（A．E．Cohn）和黑斯廷斯等教授來科任訪問教授，進行講學和合作研究，並多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他重視實驗室建設和學生實驗課的設定，一到校就開設了實驗課，編寫實驗講義，並在多年實踐基礎上與周啟源（1903—1986年）合著了《生物化學實驗》一書（吳憲用英文寫成，由周啟源譯成中文），於l941年由中華醫學會編輯委員會出版，向全國醫校推廣使用，以促進其他醫學院校生化實驗的進步。他對生物化學的分支與教學也有創新，首次提出了“物理的生物化學”（Physical biochemistry，現稱生物物理化學）的概念，以物理化學的理論和技術、方法套用於生物化學問題的解釋和研究，從分子水平基礎上考慮生物的化學問題。根據自己多年教學和國際生物化學的發展，他在l934年出版了用英文寫的《物理生物化學原理》，（在此以前國內外尚未見有這類著作），作為協和本科醫前期一年級生物化學的課本，並親自講授，為學生打下了紮實的理論和實驗基礎。他嚴格選擇師資和重視培養青年，除了醫學院學生外，他還先後吸引了十餘位剛回國的青年化學家到實驗室工作，並接受培養進修生和研究生20餘人，據他的學生估計，到50年代，“中國的生化教師和研究人員有70%以上曾在協和醫學院受過訓練。”他們後來或在教學、或在研究單位擔任領導任務，並在教學和研究工作第一線獻身，大都已為我國生物化學或其他化學學科方面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他的領導下，北京協和醫學院生化科在20年代至40年代前期出人才、出成果，在國內外聲譽卓著。
吳憲的科學成就及領導才能為他帶來了許多聲譽，而他也認真對待這些，義無反顧地為發展中國科學事業出力獻策。1926年，他在協和醫學院協助林可勝成立了中國生理學會，並自其成立起就參與負責該會的具體工作，擔任理事會委員（到1940年）、書記兼會計（1929-1931年）、會長（1931-1935年）、《中國生理學雜誌》常務編委（1927-1941年），與林可勝等其他學者積極配合，把學會辦得非常出色。中國生理科學在30年代引起當時國內外科學界的矚目，與中國生理學會的推動作用有相當的關係。除此而外，吳憲還是中國科學名詞編審委員會化學組委員（1921-1927年）、中國化學會創始期會員、《中國化學會會志》編委（1935-l937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科學研究補助金和獎勵金審查委員會委員（1932-l938年）、中華醫學會特組營養委員會主席（年代不詳）、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通訊研究員（起訖年代不詳）、該院第一屆評議會評議員（1935-1940年）及第一批院士（1948年3月）。在所有上述職務（團體）中，他都是盡職盡責地去工作。
為支持抗戰，發展戰時中國的科學事業，l944年3月，他冒著極大的風險，離妻別子，隻身悄悄離開了日軍占領下的北平，經過長途艱苦跋涉抵達大後方重慶，籌建和領導中央衛生實驗院的營養研究所。當時物質匱乏，條件艱苦，實驗設備簡陋，但他總是親臨實驗室指導實驗，有時直到深夜。在他的大力籌組下，中央衛生實驗院營養研究所從原來的十幾人擴展到擁有幾十位學者。抗戰勝利後，吳憲負責籌建中央衛生實驗院北平分院，他暫選北平先農壇為院址，在重重困難下，積極羅致人才、籌措經費、添置研究設備。他還利用出國開會之機途經美國考察，與當時正在美國的老友侯德榜商談由永利公司資助，在黃海化工研究所內建“人類生物學研究所”的計畫。為實現這一計畫，他一方面在美國四處奔走，籌款購置精密儀器運回國，與麻省理工學院商議培養一些中國學生，並將所收集的圖書資料寄回國內，以為日後建所之用；另一方面以訪問教授身份，在美國大學進修先進的實驗研究技術，以便迎接回國後新的研究時期的到來。由於種種原因，他回國建所的計畫未能實現，但直到晚年，他仍未放棄這一打算，只因疾病纏身，未能如願。誠如吳憲的長子吳瑞所言：“發展中國科學事業是我父親一生的願望。”
作為科學大師，吳憲的工作意義不僅僅在於發展科學本身，正如安德森在《變化的研究》一書中指出：“吳憲國際聲望建立得既早而且還由他後來的工作持續著，這使他得到參加國際會議的邀請，成為西方科學團體的成員，並在各種知名科學家的名單中。經常的旅行和同外國科學家之間的密切合作，幫助他成為兩種文化之間的橋樑。
生活道路
吳憲是位身材修長、體格健壯、精力充沛、思想敏銳、沉穩機智、富有修養和同情心而又寡言少語的人。他興趣廣泛，熱愛生活，具有人情味。他曾對同事說：“我的座右銘是三真：即真知、真實、真理。求學問要真知，做實驗要真實，為人要始終追求真理。”他的一枚圖章上刻有“博學、審問、慎思、試驗、明辨、篤行”的字樣，這既是他一生的追求，亦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他的個性品質中有許多優異過人之處，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始終不渝地追求盡善盡美，無論做什麼事情，也無論是為自己還是為別人，他總是這樣要求自己。他的同事說：“無論是他發表論文，還是審閱別人的稿件，對文稿中每一句話，每一個數據，甚至每一個標點符號，他都仔細地推敲、修改，直到他認為滿意為止。”他對完美的追求不但體現於他的事業中，而且體現於個人生活中。
渴望
他渴望並尋求完美和諧的家庭生活。他與第一個妻子結婚前素不相識，婚後隨即赴美學習，一去九年，期間屢次寫信回家，要求妻子上學讀書，然而由於種種原因，他的要求未被採納，因而夫妻彼此間各方面志趣相差之大可想而知。回國後的第一年，吳憲不僅要忙於工作，而且還投入了很大精力和時間來幫助、感化妻子，以期消除雙方間的隔閡，使她能與自己志同道合地共度人生，然而他的努力還是失敗了。最後他不得不做出痛苦的結論：這是場原本不該有的婚姻，應當解除它。當時離婚需要很大的勇氣，為了雙方長遠利益，他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和誤解，徵得妻子同意，解除了婚姻。以後，他在工作中結識了嚴彩韻女士，她是中國著名教育家嚴范孫的侄女，少年時在天津中西女中讀書，畢業後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是該校第三屆畢業生，畢業後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食物化學與營養學，l922年獲碩士學位後受到推薦，於1923年到北京協和醫學院生化科當助教。在共同的教學和科學研究中，她與吳憲志同道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進而結為夫婦。從戀愛結婚到吳憲去世的35年共同生活中，他們兩人的感情一直非常融洽。他們相互奉獻，彼此合作，在安寧與和諧的氣氛中共同培養了5個孩子，也一起絞盡腦汁解決生活中的難題。美滿的婚姻給吳憲的研究事業帶來了勃勃生機，也給他的人生增添了活力。他熱愛他的家庭生活、熱愛妻子、熱愛孩子。與他過從甚密的朋友們都知道“沒有人比吳憲和他的妻子彩韻更能欣賞家庭的樂趣，興趣盎然地分享家庭的溫馨，……沒有人比他更能為自己的孩子們而驕傲、快樂”。知情者認為，吳憲成功的秘訣在於，他總是在生活的關鍵之處做出正確的選擇，他做出過許多這類選擇，其中最重要的選擇就是與嚴彩韻的結合。在事業上，彩韻是他的助手、同事和顧問，他們曾在一起做實驗並聯名發表論文。他一生髮表的生物化學論文中有80%以上是在他們結婚以後發表的，其中關於營養學的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就是由嚴彩韻的研究起步的，著名蛋白質變性的研究也是最先與嚴彩韻合作。而他對中國社會及科學問題的種種關注及興趣的擴展也是發生於他們婚後。
對家人
吳憲對子女的愛不是僅限於為他們提供舒適的生活環境，而是更注重於教育他們如何做人，怎樣自食其力。他的子女們在談到父親時對此都深有感觸。長子吳瑞回憶說，有一次“父親把我們五個子女叫到爐邊，對我們講英文‘投資’（investment）這個詞的意義。他很興奮地說：‘叫你們受到良好的教育是最好的投資，它在你們身上會存在一輩子，而且聽你享用一輩子，所以我不給你們留下什麼物質的東西，因為那對你們有害無益。我不給你們錢，而要設法為你們得到能夠接受的最好教育，這樣你們以後就能獨立生活。’”二女兒吳婉蓮說：“他盡心盡力使我們五個子女都受到全面的教育，因為他認為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受到很好薰陶的心靈和完好的身體。”三女兒吳婉明寫道：“每當吃過晚飯，我們還沒離開飯桌時，父親就不厭其煩地給我們講怎樣堂堂正正地做人，自我克制和不放縱是他常講的內容。”總之，吳憲希望自己的子女日後都能靠自己的真才實學過上美滿的生活，並貢獻於社會。
人格與情操的修養
除了事業及家庭生活外，吳憲還注重自己的人格與情操的修養，無論言談舉止，交友處世，處處顯示出“紳士”風度；無論怎樣生活，都使其具有意義，並有科學性。凡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會感到，他是個很有修養的人，具有很強的克制力，總能完美地駕馭自己的情緒，待人接物彬彬有禮，掌握分寸，心胸開闊，能與人友好相處，極富同情心，對朋友真誠相待。他的學識才華和高尚的品格使他贏得了許多朋友，其中既有他的嚴師、上司，又有他孩子的朋友。熟悉他的人都認為，他集真正的科學家和紳士、哲學家為一身，把東西方文化的長處完美、有機、和諧地融為一體。吳憲的個人興趣很廣，業餘生活充實多彩。他十分喜愛體育運動，自從在波士頓當學生起就是如此，騎馬、游泳、打網球、溜冰、跳舞、散步……他樣樣愛好，為此也享受到健壯的體魄給他帶來的好處：他在第一次心臟病發作之前，從未上過醫院，並且在多年工作中總是保持著旺盛的精力和幹勁。他還常常吟頌一些自己喜愛的中國古詩，或者寫詩（幼年受到的教育使他有較好的中國文學功底），以此為消遣放鬆。他收集各種名貴瓷器，並經鑽研，成為這方面的辨偽行家。他喜愛建築設計和營建花園，1934年他在北京朝內南小街芳嘉園買下一座清皇室的府第，經過他的一番精心設計、翻修改造，使其成為一所既是中國式樣，又有現代設備的住宅，院內還修了一個小游泳池。吳憲曾在這所富麗堂皇的住宅中接待過不少中外醫學界知名人士。他有很強的審美觀，在設計建築和科學儀器時都善於使其有較強的藝術感。退休以後，他依然保持著有規律的作息時間，通常在上午進行寫作或自修高等數學，並將之用於退休前所做的實驗結果的分析中，寫成論文發表；寫成《科學生活導論》的初稿，並開始寫幾部關於中國書法的演變、漢語的語音以及世界和平的手稿（均未完成）。在波士頓居住期間，他還常與夫人一道去哈佛大學醫學院參加學術研討會，遷到布魯克萊恩新居後，他一面在住宅旁的小園中種植花草，並對居室做些小規模裝修，一方面還自修西班牙語，並達到能收聽廣播和閱讀書刊的程度。總之，他畢生都在不斷地進取、充實，自我完善。
事實上，吳憲把事業當作他整個生活中的一個環節，他認真地對待生活中的所有環節，使之能協調和諧。美滿的家庭生活和完善的個人修養促成了他事業上的不斷成功，而事業上的成就又為他和他的家庭增光添彩，使他們的生活更有意義。
貢獻
然而，吳憲並不滿足於個人成就及家庭生活，他處境雖優，但對國家前途命運甚為關注，對人民的生活疾苦甚為同情，努力嘗試通過科學和自己的行動來為拯救、振興國家，為改善人民生活做出貢獻，甚至為此不惜犧牲個人的幸福乃至生命，充分體現出他的愛國熱情。例如，他研究營養問題就是為了解決中國人的營養不良問題，以希望能由之幫助提高中國人的身體素質，除了研究論文，他還撰寫一些有關營養問題的通俗文章，發表於《獨立評論》和《科學的民族復興》等書刊，為了維持人民健康，1938年，吳憲根據當時國民經濟情況，主持制定了國內第一個《中國民眾最低限度之營養需要》標準。l932年，日本繼侵占我國東三省後，又進犯了熱河。面對民族危機，吳憲開始感到，沒有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科學研究和其他促進人類幸福的事業就無從提到。他常與胡適、丁文江、翁文灝、傅斯年、蔣廷黻、陳之邁，吳景超等朋友聚會，交換、討論對國際國內各種形勢的看法，在此基礎上參與創辦了當時國內頗具影響的《獨立評論》周刊，並以“濤鳴”為筆名，在該刊上先後發表過13篇文章，針對當時形勢、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發表個人見解。日軍關閉協和後，以家庭和經濟條件而論，吳憲是可以從此閉門讀書，安度其晚年生活的，然而他不甘心在敵占區苟安。他的夫人嚴彩韻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寫道：1944年初，他獲悉重慶政府希望他到那兒去組建一個營養研究所，就立即開始著手準備這次到大後方的漫長而危險的旅行。“這意味著將要經歷數周喬裝旅行：乘火車、趕大車、搭炭車和步行，以及在簡陋的小客棧過夜。當然，與離開北平有關的一切事情都得絕對保密。他對所有可能遇到的危險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他認為，完或這項特殊使命來為國效勞是他的職責。1944年3月16日他離家時的分別是傷心的，因為他和妻子心中明白，此去他們也許再也不能相見，”到“4月10日抵達重慶時，他已制定出建所計畫”，一達目的地便開始付諸實施。同樣，由於美日宣戰，他不久奉命赴美的旅途也充滿了危險，“取道澳大利亞，經過64天才抵達洛杉磯，”在美期間，他四處參觀考察，奔走洽接，為戰後重建中國盡職盡責、積極工作。在一次分配戰後救濟物資會議上，美國衛生當局有人提議給中國兒童豆粉即可，無需提供奶粉，聲稱中國人的腸胃只適應於素食。吳憲聞之極為憤怒，當場予以駁斥。在他的據理力爭下，後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派遣到中國的運送救援物資的船上都載有奶粉。抗日戰爭勝利時，吳憲正在美國，他在日記中記錄了關於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前後的訊息，表明對祖國命運的關注。他晚年雖然定居美國，但終不肯加入美國籍。
人類的命運與世界和平
吳憲不僅是位愛國者，他對整個人類的命運與世界和平問題也甚為關注。目睹二次世界大戰帶給人們的深重災難，他多次與朋友討論、探索用科學的方法改造世界，促使世界和平的途徑。他晚年所寫的書稿《科學生活導論》就是他長期思考的結晶。他用在實驗室里處理生物學問題時採用的立場和方法來研究世界問題，認為“在各種形態的組織中，不論是一個細胞、一個器官、一個人，或是一個國家，合作單位的互相依賴和他們之間的分工都是無可避免的事實。兩者的要素都是協調和團結一致。但個別和集體活動方面都有最適度的分野，能使各階層生物的或社會的總和，得到最高度的建全。套用這最適度原則可博得個人健康，也可以同樣使世界和平得以實現。”吳憲在書中明晰而秩然有序地提出了如何用科學的方法實現上述目的，並列舉了具體途徑。儘管他的理論與方法帶有理想主義的色彩，要達到他所指示的目標甚為不易，亦不現實，畢竟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他的議論和建議對每一個關心這類問題的人都有很大的啟發作用，對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也具有一定的指導和參考作用。該書充分體現了作者對人類命運的關心和對世界和平的嚮往之心。
風範永存
作為一名傑出的科學家，吳憲不僅屬於他的家庭，也屬於中國，屬於世界。吳憲1959年8月8日去世後，台北、東京、波士頓的日報，紐約時報（國際國內版）、伯明罕新聞等報紙均報導了這一訊息；《科學》、《化學與工程新聞》，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技術評論》雜誌也都有所記載；美國《金陵協會通訊》1959年第8期上還刊登了有關他生平事跡的綜合報導。他的家人收到了成百件寄自各地表示哀悼和慰問的電報、信函以及敬獻的鮮花，它們來自吳憲的同行、同事、學生以及親朋好友，他們與吳憲的家人共同為失去了一位曾為人類做出過許多貢獻的科學家、學者、教師、真誠的朋友和親人而痛惜。在這些電報和信件中，他們各自從不同角度回顧了吳憲不平凡的一生，高度讚揚了他的貢獻及其精神風範，並且相信吳憲的事業及風範會被（包括其家人在內的）人們繼承下去。
吳憲的家人沒有辜負他的愛心和人們的期望。吳憲的夫人嚴彩韻繼續從事曾經中斷的營養學教學和研究事業，由於成績顯著，被收錄於《美國科學名人錄》（American Men and Women of Science）。她晚年服務於美國紐約市聖·路加醫院營養中心及代謝組織，擔任顧問。1980年以後，她曾兩次回國探親，並參加了金陵女子大學70周年校慶活動。為了紀念丈夫，繼承他的遺願，促進和發展生物化學事業，她與家人研究決定，不將錢財留給家中後代，而是捐贈於發展科學有意義的事業，並為此與其長子吳瑞先後共同贈款做了以下幾件事：
（1）設立“吳憲生物化學教授基金”（1983年籌備，l987年實施），以資助繼續為中國生物化學做出貢獻的教授；
（2）在吳憲的母校——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設立“吳憲生物化學教授席”（Hsien Wu Professorship）（1993年）；
（3）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成立“吳憲圖書館”，幫助該所購置生物化學最新書刊（1993年）。
直到今年5月27日去世前，她還在為後兩件事的落實而忙碌。人們欣慰地看到，吳憲當年所開創的事業如今正由他的後代以及他那些分布於中國及世界各地的學生們繼承下去並發揚光大。一代大師，風範永存！
吳氏後代
吳憲的子女個個成材：長子吳瑞（Ray J．Wu，192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由於在DNA的研究領域做出傑出貢獻而成為當今國際知名的分子生物學家；次子吳應（Victor Wu，1931年-）獲哲學博士，是化學專家，在穀類蛋白質方面有大量出色的工作；長女吳婉先（Evelyn Wu Nelson，1925年-）獲理學碩士，是膳食師和中學數學教師；次女吳婉蓮（Dorothea Wu，l927-1992年）獲理學碩士，曾任某公共圖書館文藝與音樂科主任；三女吳婉明（Christine Wu，1929年-）獲醫學博士學位，是放射科專家。他們都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為人類社會做出了貢獻。其中特別是現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系教授（曾任系主任）的吳瑞先生，除了前述的與母親共同贈款外，1980年以來他多次接受國內有關單位邀請回國，從事學術演講、合作研究；兼任中國科學院上海細胞生物研究所、北京醫科大學和中國協和醫科大學（1993年新聘）名譽教授及北京大學生物系兼職教授；協助建立“生物工程技術中心”；為給中國培養國際第一流的科技人才，他還於1981年發起組織“美中聯合招生”，招收國內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的研究生赴美留學。他不僅在科學事業上秉承父業，並做出成就，而且像父親吳憲那樣，成為當今美中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橋樑。
吳憲（前排右），嚴彩韻（前排左），吳憲夫人，中國最早從事生物化學研究的女學者。長子吳瑞（左二）是國際知名的分子生物學家，次子吳應博士（右二）是化學家。長女吳婉先和次女吳婉蓮均為理學碩士。三女吳婉明博士是放射科專家。
人物評價
美國學者里爾頓·安德森（J·Reardon-Anderson）將他譽為“中國化學的巨人”，並評價道：“毫無疑問，吳憲是20世紀前半葉中國最偉大的化學家，或者說是最偉大的科學家。當他在1919年發表他的第一項研究時，在中國還沒有任何一類的化學研究。”到1949年，“化學研究已發展到全國時，對這一事業，沒有人比吳憲貢獻得更多。”作為一名科學大師，吳憲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即學術研究和發展中國科學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