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信息
乘37、58、139、140、178、三坊七巷-馬尾船政觀光線等在馬尾造船廠站下車步行約120米可達。
輪迴與沿革
1866年8月19日,當醉心於洋務,一心想自造戰艦加強
海防的
閩浙總督左宗棠從福州城出發,前往40里外的
馬尾鎮勘查正在籌劃中的船政局廠址時,他看到了一個地勢險要的天然良港。
馬尾鎮前面的馬江是閩江的支流,“水清土實,深可十二丈,潮上倍之”。位
於馬江北岸的
馬尾距離
閩江出海口還有百餘里,沿江小島遍布,山峰
夾江而上。“數十年來,外國輪船夾板船,常泊海口,非土人及久住口岸之洋人引港,不能自達省城。”
40華里的距離並不遙遠,對在福州辦公的閩浙總督而言,往來船政局督察工作不算辛苦。就這樣,仿佛是
天時地利人和,福建船政局,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遠東第一船廠落腳在馬尾。
幾個月後,左宗棠被朝廷選中調往陝甘鎮壓民變,這位近代史上權傾一時的洋務重臣選中
林則徐的女婿
沈葆楨接替他處理船政事務。又過了幾個月,當沈葆楨獨自一人來到馬尾鎮與村民商量征地賠償時,他沒有想到,朝廷的計畫竟然遭到了村民的激烈反對,即便朝廷開出了優厚的賠償金,但村民們卻根本不願意出賣被劃在船廠範圍內的近600畝土地。
被亂石雜物趕出村子的沈葆楨一怒之下,調來了數艘炮艇,停在馬江之中,威脅村民交出肇事者,否則開火攻村。最終,在砍殺了兩名帶頭肇事的村民之後,農民們接受了朝廷開出的條件,建設用地征齊了。
除了沈葆楨,左宗棠還選擇了法國軍官
日意格,雙方簽訂勞動契約後,日意格帶著他在本國物色的木匠、鐵匠、鎖匠等一班人飄洋過海,來到陌生的馬尾,對他們來說,這裡更像是一個天堂。這些在歐洲過著貧窮生活的青年技術工人,得到了清王朝的優待,日意格每月工資高達1000兩,相當於清朝一品大員的幾十倍,一般工人每月也有200多兩,數十年之後,這批人契約期滿返回法國時,已經由當初的一文不名成了暴發戶,在法國購置田產、股票。
船政局是在1866年12月23日正式破土動工的,第二年7月,
沈葆楨正式上任。根據日意格的記載,“工廠的第一批工人看見的是一個既沒有外國機器,也沒有工具的河流……田野中惟一的一座小屋子成了鍛造車間,屋中兩座
鐵爐馬上生火,用中國的鐵錘開始了工作,第一根鐵釘就在這裡打成。”19世紀60年代,正是清王朝一心一意進行經濟改革的時代,成立總理衙門,由奕訢任事務大臣,經管外交、通商、海關、訓練新軍、
同文館,同時經營修路、開礦、製造等事務,掀起了一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熱潮。1866年至1869年,國內生產總值每年保持在10%左右的高速增長,在這樣的背景下,具有二三千人規模的馬尾造船廠很快崛起在馬江之畔,占地600畝,設備齊全,規模宏大,在
遠東地區首屈一指。
此後的30多年裡,馬尾船廠為清王朝造出了40艘艦船,占當時國內總量70%,組建了第一支海軍艦隊——福建海軍,並為北洋、南洋兩支水師配備了大量艦船和將領。其間,清王朝的三支水師分別經歷了
中法馬江海戰和
中日甲午海戰,敗給教自己造船建軍的法國老師尚可理解,但敗給同樣剛剛起步的
日本海軍,則讓國人無地自容。1907年,清政府飭令慘澹經營的船政局停止造船。
1911年,
辛亥革命風起雲湧。動盪的時局下,造船事業已無人關心,馬尾船廠一度淪為賣廢鐵度日,“三五匠徒,蓬頭垢面,菜色淒涼”。至1949年止,又一個30多年裡,隨著政權的更替,馬尾船廠一直在打爛——修復——再打爛的圈子裡輪迴。其間,一共更替了近20名領導人,修過軍艦,造過商船,甚至造出了中國第一架飛機。
1950年,當解放軍開進馬尾時,船廠已是滿目荒涼,雜草叢生,只有一座輪機車間的破廠房和積滿淤泥的船塢提醒著人們,這裡曾經有過“遠東第一船廠”的輝煌。經過4年勞動,靠工人的雙手從地下挖出了幾百萬塊磚頭和幾十噸的廢鋼鐵,並清除了丟在原船塢荒草地上的幾顆沒有爆炸的炮彈。老工人
周德成說:“光我們揀的磚頭,就蓋起了4座共70間職工宿舍和3排36間辦公室。”
解放後因為台灣問題,福建成為對台一線,不適合大型軍工企業,從此河道淤泥堆積,馬尾船廠復興無望。
這些磚頭、廢鋼鐵是船廠留下來不多的有價值的東西了,馬尾船廠龐大的建築群,有的毀於戰亂炮火,有的坍塌於風侵雨蝕,如今能看到的,只有那座法國人建造的輪機車間。那些熟練的技術工人、那些幾代人積累下的造船圖紙、心得,全都煙消雲散。
遠去的船廠
解放之後的50多年歷史,船廠的老人們都不願意多談。“我們已經從造船業的國家隊淪為地方隊了。” 林櫻堯說,其間經歷了合併、“文革”、改制,能走到今天,已經很不容易。不少人把解放後船廠沒有重新崛起的原因歸結為台海備戰,國家不願意在福建投資重大項目。但更現實的原因則是自然條件,據專門研究福州城市近代化的學者
林星介紹,到民國初年,
閩江河道因為久未整治,泥沙淤積已然非常嚴重了。由於常年疏於治理,
馬尾港淤塞日久,造不了更大的船隻,所以才有了造船工業大規模北遷上海、大連等地。
如今,船廠在大門口掛起了“
工業旅遊”的牌子。每次有客人來廠里參觀,林櫻堯總要帶著他們看看輪機車間,“走過這個車間,就是走過了中國工業的140年曆程。”這句話,他常常掛在嘴邊。但是,140年的傳承只留下了這棟空蕩蕩的廠房,箇中滋味,讓人難以言說。
那些曾經留學歐美的高級工程師們,一度站在世界工業科技的頂峰,但在頻繁的政權更迭中,他們的個人命運顯得微不足道:要么在海峽對岸
從零開始,經營中國的造船事業;要么散落在世界各地,演繹著個人的故事,再也沒有人回到馬尾。
在帶著記者參觀廠史館時,林櫻堯說:“太多的東西,我們都沒有繼承下來,就連這些歷史,等我退休了,不知道還有沒有人管理。”
140年的歷史仿佛是在循環,而不是傳承。舊的政權被打倒了,隨著他的一切都要被砸爛,包括人才、技術,已經積累的文化、制度上的精華都被唾棄。
遺失的細節
深入踏訪馬尾船廠的過程中,我們不斷地迷失在他140年的龐雜歷史中。江面上停著的萬噸輪、高聳的吊機,還有堆積如山的鋼板、螺絲都提醒著我們,這是一座普通的造船廠,但廢鐵堆旁的一門門火炮,那座煞有介事的文物紀念碑,都給這個破落的大船廠平添了幾份迷離。
黑漆漆的車間看起來跟百年前並沒有太大不同,工人們圍在滿是油污的桌前打撲克,打發著上班前的無聊時光。當歷史再向前的時候,他們很難不被遺忘得一乾二淨,就像140年間,在這裡打過鐵、造過船、讀過書、鑽研過航海術的那些普通人一樣。人們只善於銘記波瀾壯闊的歷史,細節卻總是被忽略。
1月15日,
胡錦濤總書記來到船廠隔壁的
船政文化博物館。這裡清晰地記載了馬尾造船廠和他背後波瀾壯闊的歷史。在講解員一長串的解說詞中,胡錦濤對其中一個小人物產生了濃厚興趣,回過頭來專門打聽。其實,這個人物並不渺小,只是我們不善於記錄,他叫
王助,是美國
波音飛機公司的首任總工程師,設計監造了波音公司的第一架水上飛機,他的同事
巴玉藻則是通用飛機廠的總工程師。1917年,他們來到馬尾,參與創辦海軍飛潛學校和飛機工程處,在這裡造出了中國的第一架飛機。他們所達到的高度,即使百年之後,仍然讓我們仰望。
福建師範大學的
林慶元教授在他的《福建船政局史稿》中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福建船政局的研究已成了熱門,各種著作頗豐,但是,有關造船技術史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船政局從創辦到停造的40年中,造出大小兵商輪船44艘,但我們卻很少看到文章,就造船技術進行研究,記錄下來的只有“揚武”、“振威”等這些聽起來威武雄壯的名稱,以及被法國人、日本人擊沉時的壯烈。
而當年左宗棠與法國人簽訂的契約中就曾規定:契約期滿後,要教會
中國工人各種造船工藝。1873年,
沈葆楨就開始逐廠考核,要求中國匠徒自行按圖製造,不許洋匠在旁。百餘年前,中國人就開始“用市場換技術”的實踐,而且頗有成效。鼎盛時期的船政局共有工人兩三千人,但這些辛辛苦苦學來的基本技術,和那些微不足道的工人們一起,很快淹沒在歷史的風塵之中,甚至都沒有積累下來,更談不上改進以跟上世界工業科技的腳步。
解放之後,兩岸的隔閡也讓人們忘卻了太多歷史細節。博物館講解員
王芳說了這樣一個故事:2005年底,台灣紅十字會旅遊團一行人來到馬尾,在博物館看到
船政學堂學員的作文《海軍救國論》時非常驚奇,他們發現,此文作者就是台灣前“國防部參謀總長”
劉和謙。
1941年7月,15歲的劉和謙考入桐梓海軍學校(
馬尾海軍學校為抗戰內遷時的名稱),這篇著名的《海軍救國論》正是當時的作文題目。回到台灣後,旅遊團里有人把這件事告訴了劉和謙,80歲的海軍
一級上將非常高興,他說,記得自己寫過這樣一篇作文,但具體內容已經記不清楚了,希望博物館能夠寄回。隨後,通過紅十字會系統,輾轉多方,文章終於寄到劉和謙手裡。在博物館參觀時,胡錦濤總書記認真地閱讀了這篇作文。
被遺忘的細節還有很多,歷史已經被人們壯闊化了。
馬江海戰是人們記憶最深刻的一幕,100多年後,身處這個讓中國人血染
閩江的近代戰場時,人不禁會愕然:數十艘軍艦、近百門火炮就在這狹窄得能看清對方面孔的江面上廝殺,無異於一場面對面的屠殺,半個小時內,
福建水師9艘軍艦被擊沉,全軍覆沒。
如今,船廠隔壁的昭忠祠內,巨大的墳塋埋著700多名馬江戰士。這段慘痛的歷史被人們反覆提起,但壯烈背後的細節,卻漸漸被遺忘。人們只是糾纏於大將指揮方略的失誤,卻不思艦船、
火炮技術細節的改良。如今,墳塋只是一個標誌,一處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船上的國家
船廠大院裡,沈葆楨當年親手種下的
大榕樹依然鬱鬱蔥蔥。
榕樹下,同行的記者在開玩笑:如果沈葆楨看到今天船廠的境況,一定會再次勃然大怒。約訪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過程,頗有些曲折,行事低調的董事長不願意多說什麼,我們揣測,大概是因為船廠太過厚重的歷史反而讓人難以言說。
其實,從清朝滅亡始,這個晚清最重要的造船廠就已經開始沒落。1907年停造輪船,也意味著馬尾失去了中國造船基地的歷史地位。到今天,所謂的大國船夢,馬尾造船廠早已承擔不起了,他們每日操勞的只是養家餬口而已。但正是這種基於養家餬口而誕生的創造力,給了人們希望。如今,廠里拿到的訂單已經夠做上好幾年了,船東大都是德國、日本、新加坡。雖然,這只是拿到了給別人打工的上崗卡,但顯然,沉寂多年的廠區又開始煥發生機。
在老工人們的講述中,他們如今最羨慕的是上海的
江南造船廠。去年6月3日,江南造船廠迎來140周年的生日。那一天,在中船集團的
長興基地,一個年造船能力450萬噸的新江南廠開工建設。它將成為繼上海外高橋造船基地之後,中國本世紀規模更大、設施更先進、生產品種更全的造船總裝基地。
中船長興基地位於
長江口,依長江,瀕東海,具有8公里長年不淤、不積、不凍的深水岸線,江面開闊,水深12米,是發展造船的天然優質基地。
而放眼世界,我們的強國船夢總少不了與日本的比較。最近的一則訊息是說,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造船大國。踏訪馬尾的過程中,歷史的片段里也總是留有海上鄰居的影子:
19世紀中後期,福建船政局第一位留學生
嚴復和日本的
伊藤博文、
東鄉平八郎留學英國的目的地不約而同選擇了
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伊藤博文、東鄉平八郎們回國後承擔起日本復興的重任,以一代人之力振興了一個島國,而嚴復在清王朝則只能賣賣洋文、噹噹翻譯,了卻壯志難酬的一生。
其後,也便有了甲午海戰,在這場中日近代文明的直接對抗中,出身
福建船政學堂的那些提督、
管帶們敗在東鄉平八郎們的手下。
8年抗日戰爭,日本人兩度占領馬尾船廠,大肆洗劫破壞,船廠幾成一片廢墟。
但是,有一位日本人卻讓馬尾的老工人們頗為敬重。上世紀80年代,日本大阪造船所高級工程師稻井秀穗在廠里為工人們開課、講座,教授造船之術,這個日本老人可謂鞠躬盡瘁,將自己所學盡授馬尾,最後在廠里得病而死。在廠史館中,林櫻堯特地為他辟出了一個專版,和那些曾經的英烈與專家們排列在一起。
2002年,日本
沖繩縣4名記者來馬尾船廠訪問,在廠史館裡講起稻井秀穗時,林櫻堯豎起了大拇指說:“我們會永遠記得稻井秀穗先生。”聽到此話,4個日本記者當即站成一排,深深地向林櫻堯鞠了一躬。
2003年,在馬尾船廠改制過程中,據船廠負責人講,當時有日本企業極力想收購船廠,但由於價格沒有談攏,最終不了了之。
自清王朝始,我們的強國船夢一夢百年。馬尾這個曾經的夢想基地歷盡百年滄桑,當夢想在新世紀揚帆起航時,馬尾的輝煌與敗落不該被遺忘。清朝末期的船政大臣崇善曾經總結原因:福建船政局停滯以致衰落,與其說是官吏無能所致,毋寧說是體制積弊所造成。
在探究船政局晚期的歷史時,記者所能查找到的,幾乎全是財政撥款的扯皮、官場的爭權奪利,以及嚴重的貪污浪費,清王朝落後的政治體制終將船政局拖向死亡。1907年,《時報》發表一篇署名“福建人”的文章,憤怒指出:“船政辦事大小人員,只以增薪請假為要圖,以中飽私肥為得計。”
舉清王朝之力建起的遠東第一大船廠,看起來恢弘無比,實則脆弱不堪,由於政治制度改革滯後,腐敗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洋務派們所致力的經濟建設,雖然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是終於還是毫無懸念地毀於一旦。
從“船政局”到“股份有限公司”,變化的不僅僅是名稱。今天的馬尾造船廠里,沒有人熱衷於提所謂的強國船夢了,但新船下水時,工人們鑼鼓喧天的慶祝,卻顯得比任何時候都真實和動人。
畢業精英
1866年年末,福建船政學堂的前身“
求是堂藝局”開始在福州城內張榜招生。
那一年的春天,尚在跟隨塾師苦讀《四書》、《五經》的嚴復剛剛秉承父母之命與王氏之女成婚,而到8月,嚴復的醫生父親卻因搶救霍亂病人感染突然死去,家境一落千丈,時年嚴復14歲。多年以後,當名滿天下的嚴復在回憶自己少年時的困頓時,這樣寫道:“我生十四齡,
阿父即見背。家貧有質券,
賻錢不充債。……門戶支已難,往往遭無賴。五更
寡婦哭,聞者墮心肺。”
在首批投考求是堂藝局的考生中,大多都是如嚴復一樣的福州家境貧寒之士,藝局不但包食宿而且每月發放4兩銀子以供家用,出於生計的考慮,這些窮人家的孩子投考藝局以求出路。學生中,也有一些接觸過西洋文明的開明之士,他們大多來自廣東,粗通英文或是華僑子弟。例如廣東
番禺人
鄧世昌此前已多次隨父親前往上海,見過歐洲先進輪船;而廣東人
呂翰此時也已畢業於上海英華學院。另有少數幾人出身於開明的官僚家庭。而當時一般的讀書士子,皆以應科舉考功名為正業,對於
求是堂藝局這樣學習造船與駕駛的科技學校不屑一顧,更視航海為畏途。
入學考試的題目之一是以“大孝終身慕父母論”作文一篇,適逢父喪的嚴複寫得聲情並茂,而代替左宗棠接管船政局的
沈葆楨恰好也蒙喪母之痛,感同身受,將嚴復點為第一名錄取。入學後,因位於馬尾的
船政學堂並未建好,嚴復和他的百餘位同學借福州城內定光寺開課。於1867年夏,全部搬遷至馬尾,這時藝局已分為“英語學校”和“法語學校”,而後逐漸演變為以包括造船專業、設計專業和學徒班的法文前學堂和以英文授課專授駕駛、輪機技能的後學堂。
魏瀚、鄧清廉等為前學堂學生,而嚴復、
劉步蟾等則為後學堂駕駛專業。
“
福州船政局建在昔日裡的一篇沼澤地填成的平地上,遠遠看去,就像一個英國製造業的村莊,這裡也是有外國人居住的小洋房;遠處的船塢,高大的煙囪,一排排廠房,從那裡傳來的叮噹作響的汽錘聲和機器的陣陣轟鳴。”遊歷遠東的英國人約翰
湯姆森後來這樣描述
馬尾船政學堂。
授課全用英法文原版書,語言首先是嚴復們最大的障礙,然而根據一位參觀過
船政學堂的法國工程師的記錄,他們顯然非常用功。“我看到一些年輕人只上了4天課,就顯示出他們的極為敏捷的智力,8天以後,他們流利地拼讀各種單詞,在石板上寫出所有的字母。無疑,6個星期以後,他們都會拼讀,有好些人還將會寫。”英語教師嘉樂爾也稱讚自己的學生說:“這些年青人的資質和勤勉的結果,應該對他們同胞的冷淡態度起到酵母般的影響。”
學堂的規章制度異常嚴格,1867年11月到職的嘉樂爾曾提出“從7月中旬一直到8月中旬,學生有一個月假期”,但並未被
沈葆楨採用,學校的假期仍遵循左宗棠關於春節、端午、中秋放假的規定,並另有婚假和喪假。嚴格的淘汰制度也是嚴復等學生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章程規定,連考三次三等者退學。藝局開辦之初,共有學生300餘人,但到1874年,學生已然不到200人。
1876年4月,英國戰艦
田鳧號抵達福州,海軍軍官壽爾參觀了馬尾的
船政學堂。他看到了大約50多個學生,第一班在做代數作業,簡單的方程式,第二班正在一位本校培養出來的老師的指導下,研習
歐幾里德幾何學,都是英語授課。他翻閱了幾本學生的筆記,“他們的整潔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壽爾認為這些學生的智力和西方學生不相上下,“不過在其它各方面則遠不如後者”。下課之後,這些學生只是各處走走發獃,或是做他們的功課,從來不運動,而且也不懂得娛樂。
除日常授課外,學生還需上艦出海實習。1871年,在嚴復、
劉步蟾、
林泰曾等18人與前學堂部分學生登上“建威”艦,由洋教習帶領往南洋出海實習之前,23個學生聯合署名給他們敬重的英語教師嘉樂爾寫了一封告別信:“從今而後,我們要去對付颶風,控制狂浪,窺測日星的行動,了解暴風的規律,勘查海島,調查岩石的性質。我們從老師所學到的一切,在日後生活的經驗中將被證實為真確。這樣地,最可怕的困難成為平易,最險惡的情況成為靜謐……我們的愛國心將不減少,我們的離去,老師,將為你所喜悅和讚許……”
之後的幾十年間,
船政學堂的畢業生們並未違背自己對嘉樂爾老師的保證,他們中的一些甚至以獻出生命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
沈葆楨說:“船政根本在於學堂。”毫無疑問,船政前後學堂是洋務運動中成績最為顯著,影響最為深遠的的近代學校。在船政學堂的影響下,此後不久,天津、威海、黃埔、南京等地紛紛建立各類海軍學堂。而船政學堂培養出的那些各類人才,在近代中國歷史的舞台上留下濃墨重彩般的身影永遠無法抹去。
地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