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成為儲君
當時,宣祖正宮懿仁王后一直不曾生育子女,在諸庶子中,長子臨海君、第五子
定遠君以及第六子順和君都是劣跡斑斑,其中尤以臨海君聲名最為狼藉,他不學無術,卻放縱家奴殺人越貨、欺男霸女;而光海君李琿則與他們迥然不同,他品行端正、聰明好學,作風儉樸,頗得人心。儘管如此,宣祖最寵愛的是
仁嬪金氏所生之子
信城君李珝。在這種情況下,世子之位一直空懸,許多大臣請求立儲,宣祖都予以拒絕,甚至在萬曆十九年(1591)將請求早建國本的右議政
鄭澈逮捕下獄,並揚言:“今吾猶在,汝請建儲,欲何為乎?”由此引發了朝鮮政壇的一次地震。宣祖之所以遲遲不立儲,除了考慮到嫡子誕生的情況,還想為愛子信城君預留位置,而以賢能聞名的光海君則並無太大希望被立為世子。
萬曆二十年(1592)爆發的
壬辰倭亂改變了光海君的命運。
日本侵略軍於四月十二日登入
朝鮮半島,一路勢如破竹,直逼首都
漢城(今
韓國首爾)。朝野輿論強烈要求宣祖選定接班人以備不測,懿仁王后也勸宣祖早日立光海君,宣祖在此千鈞一髮的時刻也無暇多顧,於四月二十八日宣布立光海君李琿為
王世子,四月二十九日匆忙舉行百官朝賀儀式,四月三十日凌晨便與光海君及百官一起北逃。宣祖一行人在逃難途中撰寫了立儲教書,直到五月初八逃到
平壤,宣祖才正式公布了這一教書。
倭亂分朝
壬辰倭亂爆發後,朝鮮軍兵敗如山倒,眼看八道全部淪陷在即,宣祖心虛膽怯,欲渡
鴨綠江逃往
遼東,表示寧願死在天朝上國也不願成為
倭人的刀下亡魂。但“內附”只得都承旨
李恆福一人支持,大多數官員如領議政
柳成龍、左議政崔興元、右議政尹斗壽等皆反對宣祖的提議。經過商議,於萬曆二十年(1592)六月決定將朝廷一分為二(分朝),一部分人隨宣祖渡江,其他人則在光海君的領帶下奉
宗廟社稷的神主駐守朝鮮。
十八歲的光海君李琿受命“權攝國事”,設立分
備邊司,赴前線
平安道、
鹹鏡道、
江原道等地撫軍,一路風餐露宿,備嘗艱苦。李琿收集流散的軍隊和義兵,號召通國勤王,以圖恢復。他的舉措振奮了朝鮮民心軍心,對全國團結一致抗擊倭寇起到很大作用,讓那些認為亡國的百姓重新拾起希望。隨著明朝大軍的介入,戰局大為改觀,萬曆二十一年(1593)正月,宣祖從鴨綠江畔的
義州南下,與光海君會合於
定州;二月,宣祖前往嘉山,光海君仍留在定州供奉廟社神主。四月,日軍撤離漢城,十一月,宣祖與光海君還都漢城。光海君權攝國事告一段落,分備邊司改稱撫軍司,他又南下三南地區,負責協助明軍、安撫民眾,萬曆二十二年(1594)八月完成任務,回到漢城。
明神宗在萬曆二十三年(1595)封光海君為慶、全軍務總督,並表彰他對抗倭作出的重大貢獻。此後光海君坐鎮漢城,遙控前線,到萬曆二十六年(1598)終於驅逐所有日軍,光復朝鮮全境。
然而,分朝卻使得宣祖和光海君的關係發生微妙變化。分朝是一種二元體制,即光海君領導著形式上與宣祖對等的朝廷,因此直接侵害了宣祖的王權。事實上光海君並無便宜行事之權,事事都要報告宣祖所在行朝,使分朝大受掣肘,宣祖甚至連
王世子之印都拒絕頒給,可見他非常忌憚光海君利用分朝架空自己,所以牢牢抓住權力。另一方面,光海君的分朝與撫軍也使他功高震主、威望大增,宣祖卻威望大跌,不僅國內
忠清道人宋儒真試圖率民眾起義推翻宣祖、擁立光海君,就連
宗主國明廷內部也有讓宣祖退位於光海君的意見。對權力非常敏感的宣祖自然將光海君視為潛在威脅,在壬辰倭亂期間(1592—1598),他18次提及禪讓王位或讓光海君攝政,其目的不過是在敲打光海君和群臣,考驗對自己的忠心。在這種情況下,光海君在戰後的日子注定是難熬的。
坎坷接班
壬辰倭亂後,光海君與宣祖關係的緊張程度與日俱增,甚至到了連光海君問安都被拒之門外的地步。光海君的世子之位沒有一天做安穩過,這是由於他先天的弱點——既非嫡子,也非長子,違背
宗法制“立子以嫡”、“立嫡以長”的原則。宣祖長子
臨海君在壬辰倭亂後依舊胡作非為,且他曾被日軍俘虜,更無可能取代光海君;最受寵的
信城君則在壬辰倭亂中病死,光海君看似渡過難關,但在萬曆二十八年(1600)七月,
懿仁王后朴氏去世,宣祖在兩年後就迎娶
禮曹佐郎金悌男之女
仁穆王后金氏,並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生下嫡子
李㼁(即
永昌大君)。光海君失去靠山後又增添新的威脅,世子地位更是岌岌可危,朝廷內也圍繞更換世子的問題掀起議論。其中阻撓光海君的人主要屬於小北派,以領議政
柳永慶為首,故又稱柳黨;而支持光海君最力的則是大北派。在李㼁誕生後,柳永慶一黨就主張舉行慶賀儀式,得到宣祖的許可,在大多數大臣的反對下,又不得不收回成命。從此事可以看出眾臣在儲君問題上的緊張關係。
除了朝鮮國內的波雲詭譎,最令光海君揪心的問題還是
宗主國明朝拒絕冊封他為王世子。自壬辰倭亂到宣祖薨逝,朝鮮先後五次遣使請求冊封光海君為王世子,理由是他賢明且有功於社稷,而長子臨海君則有病且做過俘虜,結果均被明朝方面以違背長幼之倫為由拒絕。當時明朝也在進行
國本之爭,
明神宗寵愛次子
朱常洵,大臣們則要求儘早立長子
朱常洛為皇太子,
禮部自然不會同意在藩邦開了立次子的壞頭,所以光海君也受到了明朝內斗的連累。宣祖亦對奏請冊封世子之事態度消極,還多次制止遣使討封。得不到宗主國的冊封成為光海君被宣祖牽制的最大軟肋,同時埋下了他日後不聽明朝調遣的種子。
萬曆三十五年(1607)十月,隨著宣祖的病危,光海君的危機達到頂點。宣祖在病情稍有恢復後,就下達了傳位於世子的
教旨。但該教旨卻被
柳永慶及
承政院的柳黨官員秘而不宣,大北派官員
司憲府掌令柳慶宗在得知後上疏彈劾,宣祖只將史官罷職,卻沒有波及柳永慶。接著柳慶宗又聯合
司諫宋錫慶彈劾御醫
許浚失職之罪,並要求追究柳永慶的責任,結果兩人反被宣祖罷官。萬曆三十六年(1608)正月,已經辭官返鄉的大北派士大夫
鄭仁弘上疏彈劾柳永慶隱匿教旨之罪,並質問宣祖為何使世子陷於“不測之地”。此上疏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柳黨紛紛彈劾鄭仁弘,宣祖亦為之震怒,下旨斥責鄭仁弘不忠,並特彆強調光海君未經明朝冊封,不是正牌的世子。
鄭仁弘及被視為幕後人物的大北派巨頭
李爾瞻、
李慶全等都被流放,光海君問安時都被宣祖呵斥:“你怎么自稱世子來問安呢?你只是臨時封的,不要再來了!”光海君甚至因此吐血。就在光海君幾乎羽翼盡失、地位不保之際,宣祖於當年二月初一突然升遐。這使光海君面臨的危機瞬間化解,他在次日即位於貞陵洞行宮西廳(今
德壽宮即阼堂),馬上就收拾柳永慶一派,後賜死柳永慶、金大來,並流放、罷斥多人,暫時坐穩了王位。
鞏固政權
光海君除了肅清“柳黨”,還有處理兄長
臨海君的問題。光海君即位十多天后,司憲府掌令尹讓等便告發臨海君蓄養死士和武器,圖謀不軌。隨即臨海君被逮捕,並流放
喬桐島。這時,光海君以權署國事的名義,派李好閔等赴
明朝請封。但明朝堅持認為光海君的合法性不足,要派遣官員去朝鮮調查,李好閔則辯解說臨海君已
中風,無法繼承王位,明朝
禮部又要求提供臨海君讓賢的奏文。萬曆三十六年(1608)六月,明朝果然派遣遼東都司嚴一魁、自在州知府萬愛民進入朝鮮展開調查。這兩個官僚非常愛錢,光海君便準備了數萬兩白銀賄賂他們,同時讓他的表叔金禮直強迫臨海君向明朝欽差回答預定的內容。嚴一魁等按套路到喬桐向臨海君問話,完成使命後返回中國,稱臨海君果真有病不能繼承王位。明朝到一年後才派遣
太監劉用出使朝鮮,正式冊封光海君為
朝鮮國王。而在此一個月之前,臨海君已在其流放地喬桐島被當地守將李廷彪縊死,光海君對胞兄的死表示震驚悲痛,但並未真正處罰李廷彪。
光海君雖然將宣祖去世前因力挺他而被流放的
李爾瞻、
鄭仁弘等人官復原職,但也未專用大北派,而是任命南人
李元翼為領議政,並起用
李恆福、
李德馨、尹根壽等各派別中有名望的人士,同時重用鄭昌衍、柳希奮等
外戚,而大北派巨頭李爾瞻在光海君初年只是
司諫,後又外放
義州府尹;鄭仁弘也只是
司憲府大司憲。所以光海君初年的政府是一個超越黨派的聯合政府。但是很快光海君就與大臣們發生矛盾,光海君為了提高自身地位,要把生母
恭嬪金氏追尊為王后,群臣大多反對,還是沒拗過光海君,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將恭嬪金氏追謚為恭聖王后。大北派利用光海君急於鞏固政權的心理,興風作浪,排擠其他黨派。先是萬曆三十九年(1611)春,
鄭仁弘為了抬高他老師
曹植的地位並貶抑南人,上疏攻擊南人的宗師
李彥迪(號晦齋)和
李滉(號退溪),要求將兩人逐出
文廟配享。他的上疏雖未被批准,卻引發儒林的軒然大波,鄭仁弘遭到儒生們的批判並從儒籍(青衿錄)中除名。光海君大怒,欲追究儒生責任,導致
成均館500多名儒生“卷堂”(罷課)示威。在
左議政李恆福的勸阻下,所謂“晦退辨斥”的風波最終不了了之。但大北派經過這次投石問路,開始發起全面攻勢。萬曆四十年(1612)春,大北派誣陷原任官員金直哉及其子金白緘、女婿
皇甫信密謀造反,擁立順和君養子晉陵君
李泰慶,並牽連包括柳永慶兒子在內的一大批小北派官員。光海君下令將金直哉等人
凌遲處死,並賜死晉陵君,株連430餘人,從此小北派一蹶不振,只剩朴承宗、朴自興父子和柳希奮、柳忠立等因為外戚的緣故還屹立朝中。
自從大獄頻繁發生後,光海君就深居簡出、沉湎女色,除了親審大逆罪人外極少上朝視事,除了受群臣朝賀的大禮外幾乎不出後宮,在位十五年間,召見群臣不過八九次,開
經筵不過五六次。
殺弟幽母
光海君雖然初步鞏固政權,但他最大的心腹之患——永昌大君
李㼁還存在。宣祖亦擔心永昌大君會有不測,臨終前囑咐光海君一定要愛護兄弟,又下秘密
教旨,將永昌大君託付柳永慶、韓應寅、韓浚謙、申欽、朴東亮、許筬、徐渻七名重臣,要求他們好好保護。大北派看透了光海君將永昌大君視為骨鯁在喉的心理,便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又製造了“
七庶之獄”(又稱癸丑獄事)。這年三月,從
東萊倭館運送數千兩銀子到漢城的商人在聞慶鳥嶺的路上被劫殺,後來查出這是朴應犀、徐羊甲等七人所為。他們都是
兩班官僚(出身西人和南人)的庶子,由於
庶孽禁錮法而無法出仕,整天飲酒作詩,發泄對社會的不滿,號稱“江邊七友”,又愛讀中國小說《
水滸傳》,受其影響乾起搶劫官銀的勾當。
李爾瞻等趁機唆使他們將矛頭指向
永昌大君,稱他們受金悌男(
仁穆大妃之父)的指示,劫持官銀作謀反本錢,擁立永昌大君,並讓大妃
垂簾聽政。光海君遂下令逮捕金悌男,將他賜死,還有一個牽連者鄭浹則招供遺教之事。要動永昌大君還得越過宣祖遺教的坎,所以李爾瞻等宣稱宣祖命七臣保護永昌大君的遺教是
宦官閔希謇偽造的。遺教諸臣(柳永慶已死)紛紛上疏劃清界限,但皆被罷官。李爾瞻還不斷請求處死永昌大君,光海君不予批准,最後決定廢永昌大君為庶人,流放
江華島圍籬安置,次年被江華府使鄭沆殺害。
與此同時,大北派掀起“廢母”之議,“母”就是光海君的繼嫡母
仁穆大妃,她不僅受七庶之獄的連累,還被指控在宣祖臨終前讓宮女對
懿仁王后之像施展巫蠱,來給宣祖續命。所以李爾瞻指使儒生李偉卿上疏,稱:“母后內作巫蠱,外應逆謀,母道已自絕。”隨後掀起廢母之議。反對者認為無論如何也要對仁穆大妃盡孝道,支持者則強調忠比孝更重要。最後,反對廢母的西人和南人官員被指為“不忠”或“護逆”,幾乎被盡數逐出朝廷,於是光海君初年的聯合政府徹底瓦解,以
李爾瞻、
鄭仁弘為首的大北派獨占政權。萬曆四十三年(1615),光海君自慶運宮(西宮)移住
昌德宮,而將仁穆大妃幽禁於慶運宮,但沒有廢黜她。萬曆四十五年(1617)八月,恭聖王后獲得明朝承認,隨後廢母之議再起並達到高潮,李爾瞻等不僅指使百官宗室780餘人“庭請”廢黜仁穆大妃,還組織漢城民眾參與“討逆”,製造輿論。光海君只是下令貶黜仁穆大妃的尊號,稱之為西宮,並未廢為庶人。隨著
後金的威脅日益嚴重,波及整個朝鮮的廢母鬧劇遂告收場。
在此期間,大北派又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製造申景禧之獄,使
定遠君的兒子綾昌君
李佺(
朝鮮仁祖之弟)成為又一個犧牲品。至此,光海君王位的威脅者基本被清除。
周旋明金
進入萬曆四十六年(1618)後,朝鮮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由“廢母”問題轉移到外交問題。當時,出身
建州女真的
努爾哈赤初步統一女真各部,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稱汗,建立
後金政權。萬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爾哈赤以“
七大恨”告天,襲擊明朝
撫順,揭開明金戰爭的序幕。在此前後,明金雙方都在拉攏朝鮮,後金自萬曆四十五年(1617)冬到
薩爾滸之戰前至少四次致書朝鮮,開示反明之意,離間明鮮關係。萬曆四十六年(1618)閏四月,朝鮮方面正準備將“胡書”報告明朝,明朝遼東巡撫
李維藩、鎮江游擊將軍丘坦、薊遼總督
汪可受要求朝鮮出兵助明的咨文、票文和檄文就接連送來了。面對明朝的徵兵要求,光海君與眾臣意見對立,他認為:“我國三邊防備自守不暇,舉單弱不教之卒,入援天朝,有何所益?”並判斷:“老酋桀驁,雖以中朝兵力,未能必其一舉剿滅”,要求
備邊司搪塞明朝,並勸告明朝也慎重對待,自己始終不願出兵。而絕大多數大臣都主張出兵以報答明朝再造之恩,同時消滅努爾哈赤也對朝鮮安全大有裨益,包括光海君最重要的支持者禮曹判書
李爾瞻和領議政
鄭仁弘。只有黃中允(南人)、趙纘韓(南人)、朴鼎吉(大北)、李偉卿(大北)、朴自興(小北)、任兗(大北)、尹暉(西人)七人不支持出兵,不久之後他們迫於眾議改變立場。
光海君從明朝徵兵的環節問題下手,認為李維藩等人只代表遼東當局,不代表皇帝,必須皇帝下旨才能出兵。他便派使者去北京打探皇帝的旨意,順便呼籲豁免派兵,最差的情況也是只在
鴨綠江畔虛張聲勢而不越國境,於是以
弘文館校理李埁為齎咨官,將朝鮮的請求報告遼東當局;又以右副承旨朴鼎吉為聖節兼陳奏使,直接入京向
明神宗請旨。此時負責討伐後金的明朝經略
楊鎬已經出關,他會見了李埁,讓他向朝鮮國內送去自己的咨文,表示已接到皇帝“鼓舞朝鮮”的旨意,要求朝鮮必須出兵一萬以助明。朴鼎吉在途中被楊鎬阻止,後來又一路聖節兼陳奏使尹暉來到
北京,得到了皇帝要求朝鮮服從楊鎬調遣的聖旨。光海君迴避出兵的最後希望也破滅了。
楊鎬咨文被送到朝鮮後,光海君就已知道無迴旋餘地,遂調兵遣將,徵發三手軍(炮手、射手、殺手)10000人,加上其他人員總計15500餘人,以晉寧君
姜弘立為都元帥,北兵使金景瑞為副元帥,這對朝鮮而言已是相當精銳的陣容。萬曆四十七年(1619)二月,朝鮮軍隊開撥渡江,隸屬南路明軍
劉綎所部,參與圍剿努爾哈赤的戰爭。三月初,中路左翼的明軍在
薩爾滸之戰中慘敗,主將
杜松陣亡。隨即北路明軍也被擊敗,主將
馬林單騎逃回
開原。經略楊鎬急忙命
李如柏、劉綎撤回,但劉綎已經深入後金境內,三月初四在
阿布達里岡中伏敗死,同日朝鮮軍也在深河遭到後金襲擊,金應河以下數千人力戰陣亡,姜弘立則率5000殘兵敗將投降後金。後來有1400餘人逃回朝鮮。
深河之戰的結果應驗了光海君的預料,堅定了他推行“中立外交”的想法。此後他在明金兩國間施展縱橫捭闔的外交技巧,多次拒絕或拖延明朝的再徵兵請求,對於後金則儘量不刺激,與之進行國書往來(詳見後文為政舉措中的外交部分)。
被廢下台
自
努爾哈赤興起以後,朝鮮可謂國難當頭,光海君與朝臣圍繞外交問題發生分歧與爭執,他經常不與
備邊司大臣討論就直接通過
承政院下達旨意,備邊司曾抱怨道:“臣等當上國徵兵之日,不能出一奇策,唯當奉行睿算之不暇,何敢有一毫搪塞之心哉?”更重要的是,光海君奉行中立外交,在深河之戰後包庇降將
姜弘立、一味逃避明朝的再徵兵要求,堅持向後金傳達國書,引起包括大北派在內的幾乎全體朝臣的反對,也導致光海君與其支持者
李爾瞻一派關係的微妙變化。本來李爾瞻等在光海君的縱容下,自七庶之獄以來以“討逆擔當者”自居排斥異己,將與金悌男有聯繫及反對“廢母”之議的人士幾乎全部逐出朝廷,使大北派獨占政權。李爾瞻專權自然對光海君的王權構成威脅,甚至在有些情況下到了“王不得自由”的程度;而李爾瞻反對光海君的中立外交,更使他和光海君漸行漸遠。光海君為此起用有外交才能卻被罷官的西人
李廷龜來執行他的外交政策,李爾瞻一派以他是金悌男同黨、反對“廢母”為由勸阻,光海君斥責道:“金悌男給你們恩惠已經很久了,每次你們要陷害某人,都會搬出金悌男,這些話一點也不新奇,我也聽膩了,你們還是別說這些了!”並不點名地批評李爾瞻為“宗社之罪人”。在此情況下,鄭經世、鄭曄、洪瑞鳳、南以恭、
李睟光、李貴等反對派官員被解除禁錮,重新登用。而朝野中推翻李爾瞻的氛圍也越來越濃厚,到天啟元年(1621)
慶尚道儒生進京,掀起倒李風潮,控訴李爾瞻專擅政權、舞弊
科舉及廢母殺弟等罪行。儘管光海君沒有處置李爾瞻,但也表現出對他的厭惡。大北派由此開始式微,西人等反對派獲得釋放並重新起用,為“仁祖反正”創造了條件。
深河之戰的全軍覆沒對於尚未擺脫壬辰倭亂後遺症的朝鮮來說是相當大的打擊,其影響波及
朝鮮八道,其中以
平安道尤甚,各郡縣都有數百名戰死或被俘於深河的壯丁,田野荒蕪,徭役也更加繁重。朝鮮農民因徵兵、飢餓而紛紛破產,落草為寇,在
漢城和兩湖地區(
全羅道、
忠清道)尤為嚴重。然而就在百姓疲敝之際,光海君並未致力於改善民生,而是大興土木,營建宮闕,設分戶曹和調度使,到各道搜刮民脂民膏。這些官員很多都出身庶孽或賤民,他們往往“橫行列邑,凌蔑守宰”“浚剝黎民,凌辱士族”,使光海君更加喪失人心。
光海君在位的最後一年是非常孤立而缺乏安全感的,不僅是北方後金問題帶來的巨大壓力,國內情況也不容他樂觀。當時“西人切齒,南人含怨,小北
非笑”,執政的大北派也與光海君漸生矛盾。官員們故意牴觸他的命令,光海君要他們辦事到了近乎哀乞的地步,就連御醫也不被信任了。光海君自己診斷患上
火病,可見他的身心已經是極度痛苦。從萬曆四十六年(1618)到天啟三年(1623),光海君先後更換了十一次訓練大將(相當於首都衛戍司令)。他還愛在宮中玩捉迷藏,沒被捉住就高興,被捉住就不高興,眾叛親離的他已經預感到滅頂之災即將來臨。
天啟三年(1623)春,光海君的侄子、
定遠君之子綾陽君
李倧與西人為主的
金瑬、李貴、申景禛、李曙、
金自點、
沈器遠、
崔鳴吉、
李适等人合謀,糾集1000多人準備推翻光海君及大北派政權。政變前夜,有個叫李而攽的知情人告密,光海君正在與後宮游宴,竟忽略了此事;
領議政朴承宗則認為訓練大將李興立是他的親家,值得信賴,而亂軍不過是烏合之眾,也不在意。三月十二日深夜,這場被稱為“
仁祖反正”的政變爆發,由於李興立已成為政變的內應,所以他按兵不動,政變軍順利入宮,四處放火。光海君聽到動靜後,對心腹
宦官說:“如果是
易姓革命的話就會先燒
宗廟,如果只是廢立的話那宗廟就無事,你去登高看看。”宦官誤看成宗廟被燒,回來報告光海君,光海君長嘆道:“李家宗廟到我這代就滅亡了啊!”於是倉皇從
昌德宮後苑翻牆逃走。他在一名宦官的背負下,逃到親信醫官安國信家,穿上安家的喪服準備逃到別處,被另一醫官鄭柟壽告發,隨即被捕,安置都總府值房。世子
李祬也差不多同時被捕。光海君父子被李倧帶到慶運宮(西宮)面見
仁穆大妃,仁穆大妃要求將光海君父子處死,被群臣勸阻。其後以仁穆大妃名義頒布教書,譴責光海君廢母殺弟、大興土木和背叛明朝等罪行,廢黜王位,並命李倧繼位,是為
仁祖。
流放生涯
仁祖反正後,
李爾瞻、
鄭仁弘、韓纘男、朴鼎吉、李偉卿、柳希奮等數十名光海君的重臣先後落網並被處決,朴承宗、朴自興父子自殺,還有大批人被流放。光海君、
廢妃柳氏夫婦及王世子
李祬、世子嬪朴氏夫婦均被圍籬安置於
江華島,分處島內不同地方。仁祖還讓任昭媛陪伴光海君。天啟三年(1623)三月二十一日,光海君被
漢城府判尹
李适押往江華島,一路上面色悽慘,目睹這一情景的人無不為之動容。兩個月後,李祬欲挖地洞逃走未遂,後被
賜死,光海君遂絕嗣。同年十月,
廢妃柳氏也病死了(一說絕食而死)。
光海君被廢后,仁穆大妃對他仇恨難消,在廢位教書之外又開出三十六條罪狀,加上了氣死宣祖、通姦父妾等罪名,還在給
明朝的奏文中加入“早加刑章、以謝人民”之語,企圖請求
明朝處死光海君,被領議政
李元翼勸止。後來明朝也多次過問光海君的生死,所以光海君才能保住性命。
崇禎元年(1628),光海君的妻侄柳孝立、柳斗立等聯絡大北派餘黨,欲起事推翻仁祖,迎回光海君為上王,擁立
仁城君李珙即位,事泄被捕,而其與光海君也有秘密往來。仁祖派人前往江華島捉拿服侍光海君的人,光海君當門痛哭,一個內人當場自殺,任昭媛自殺未遂,不久後死於獄中。仁城君雖被賜死,但光海君則無事。
仁祖年間內憂外患不斷,每逢變亂光海君都會被轉移安置,其中在崇禎十年(1637)
丙子胡亂時,光海君被轉移到
喬桐島,兵曹判書申景禛等在仁祖向
清朝投降後要求京畿水使申景珍“善處”光海君,暗示將其殺害,不過申景珍沒有聽從。丙子胡亂後,仁祖下令移配光海君於
濟州島。四年後的崇德六年(1641)七月初一,光海君死在濟州,享年六十七歲。仁祖聞訊輟朝三日,命以王子君之禮葬於楊州赤城洞。
為政舉措
政治
光海君即位後,以“母以子貴”為由,提出追崇自己生母
恭嬪金氏。群臣大多反對,認為光海君的嫡母是
懿仁王后,而恭嬪金氏只是私親而已,追尊后宮為王后在朝鮮並無先例。光海君不顧反對之聲,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強行追尊生母恭嬪金氏為
恭聖王后。
光海君即位之初,禮曹擬定先王
廟號為宣宗,萬曆四十四年(1616),光海君以父王平息
壬辰倭亂、拯救
宗廟社稷,以及宗系辯誣之功和平息丁應泰誣告之功,將其廟號升格為
宣祖,同時給宣祖和懿仁、恭聖兩位王后追上尊號。光海君執著地追崇父母,也是樹立自身正統性、強化王權起見。
光海君在位十五年間先後六次受
尊號,到
仁祖反正前他的尊號已達到48字,即“體天興運俊德弘功神聖英肅欽文仁武敘倫立紀明誠光烈隆奉顯保懋定重熙睿哲莊毅章憲順靖建義守正彰道崇業”,為歷代
朝鮮國王生前上尊號之最。一般認為光海君屢受尊號,是他通過儀式來強化王權的措施。但也有學者認為光海君最後一次所受尊號的含義都是
事大之義,是群臣通過上尊號來警告他不得違背
明朝旨意。同時每次上尊號時,朝廷都會陷入長時間的停擺狀態,也可看做群臣對光海君的一種“罷工”抗議,談不上強化王權。
萬曆四十四年(1616)八月,光海君決定效仿世祖朝故事,欲築
圜丘,行
郊祭。祭祀
昊天上帝原則上只有中華
天子才有資格進行,所以大臣們表示反對,並擔心重演壬辰倭亂期間的丁應泰誣告事件。光海君後因身體有恙無期限推遲郊祭。
光海君延續了戰後重建事業,修復壬辰倭亂期間被毀的
昌德宮、
昌慶宮,將貞陵洞行宮改為慶運宮(今
德壽宮)。萬曆四十年(1612)末,光海君聽信術士李懿信之言,稱
漢城王氣已盡,要遷都到漢城西北面的交河,群臣極力勸阻。萬曆四十四年(1616),光海君又聽信出身明軍逃兵、後來做了術士的
施文用及和尚
性智的話,說仁王山下有王氣,要在此修築宮殿(即
仁慶宮),群臣出於
門面效應,不再反對;翌年術士金馹龍又對光海君說
定遠君家有王氣,光海君便在該處營建
慶德宮。光海君廣修宮闕、大興土木,除了樹立王室的威嚴以外,也體現出他缺乏安全感,欲建多處宮闕以備不測,還可能包含了增加就業、救濟貧民的意圖。
光海君無論是遷都還是營建宮闕,都帶有濃厚的非理性色彩,這些舉動都是他聽信
風水之說後才宣布的,而且為了修建宮闕,他徵收苛捐雜稅,搜刮民脂民膏,還賣官鬻爵,不僅銀錢鹽鐵,就連家基木石都允許交易,於是滿大街都是穿金戴玉之人,時人諷刺道:“金者、玉者,銀耶?石耶?木耶?”當時大臣請求將營建宮闕的費用改用於國防上,光海君駁斥道:“現在的朝臣只知道說停罷營建是當務之急,難道營建停下來,就可以砍下
努爾哈赤的腦袋、剷平他們的巢穴嗎?”由此可見光海君對宮闕營建近乎偏執的態度。
仁祖反正後,仁慶宮被拆除,慶德宮則改為
慶熙宮,成為
韓國五大宮殿之一。
經濟
朝鮮王朝前期,規定百姓除田稅外還要繳納貢物,但由此生出“防納”之弊,同時貢物負擔也被大地主轉嫁到農民頭上。早在宣祖時期,
李珥、
柳成龍等就提出“代貢收米”。光海君即位後,順應這一趨勢,在領議政
李元翼的建議下設宣惠廳,在
京畿道試行宣惠法,將貢物改為土地稅,即不再以戶頭為單位繳納國家指定的貢物,而是以田結為單位統一繳納米谷,每結土地春秋兩季共徵收16斗米,而在過去每個農民每結土地所負擔的“防納”代價高達數十甚至上百斗,因此京畿道農民歡呼雀躍,但是原來土地多而納貢少的大地主和慣於“防納”牟利的
吏胥則對此法非常不滿。所以光海君堅持將宣惠法嚴格局限在京畿道,阻止推廣此法之議。
朝鮮王朝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才將其通行全國,宣惠法也逐漸以“
大同法”之名流傳於世,成為朝鮮賦稅制度的一個轉折性變化。
號牌法是一種社會基層管理的制度,
朝鮮太宗時曾試行三年,無果而終。光海君即位後,鑒於北方
努爾哈赤的威脅,將號牌法的實施重新提上議事日程。
李恆福、
李廷龜等大臣都建議實行號牌法,整合如散沙一般的民眾,確保軍額。光海君採納他們的意見,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九月批准明年起實行號牌法,所有官民均需佩戴號牌,並設號牌廳管理此事。號牌法確保了國家對人口的控制,但也削弱了地方豪強的勢力,比如
鄭仁弘就是武斷鄉曲的嶺南一霸,所以大北派的
李爾瞻等人以引起民弊為由反對號牌法實行。光海君被迫作出妥協,先於萬曆四十年(1612)正月決定儒生和無故白徒、私賤不佩戴號牌,七月同意革罷號牌廳,號牌法也就中止實施了。
壬辰倭亂時,
明朝發現朝鮮有銀,此後許多明使都會勒索數萬銀兩。光海君即位後,原有的端川銀礦已近乎枯竭,光海君派人發掘
京畿道衿川銀礦,但收效不大。
光海君時,為確保國家財政,設鹽鐵調度使,由
戶曹參判兼任,實務由海運判官和從事官擔當。鹽鐵調度使名義上是國家向民眾平價出售鹽鐵,實際上卻是將鹽鐵賣與商人,然後購買其他物資。
軍事
光海君時,朝鮮軍事並未從
壬辰倭亂的打擊中恢復過來。光海君即位之初,朝鮮軍隊人數只有76400人,而且戰鬥力低下,“代立”(尋人頂替)之弊嚴重。光海君面臨
努爾哈赤日益嚴重的威脅,不得不著手整飭軍事,以圖自強。他強調:“第惟我國人心兵力無可為之勢,奈何奈何!……大概一邊羈縻,一邊自強,誠是長算,固不可廢一,皆無著實舉行之事,予切痛焉。”所以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強化軍備。萬曆三十七年(1609),光海君下旨要求備邊司強化紀律、士氣,在萬曆三十八年(1610)、萬曆四十年(1612)數次在
慕華館閱兵觀武,又命御史前往江華、水原、竹山、龍津等處選拔有武藝的人才。號牌法推行未果後,他又開設“萬科”(錄取10000人以上的武科),以確保軍隊數量。
此外,光海君還重視武器製造,尤其是能防禦後金鐵騎的
火器。萬曆四十一年(1613)將鳥銃廳擴大為火器都監,負責製造各種火炮,現存的一冊《火器都監儀軌》中記載了
佛郎機、
三眼銃等火器的圖樣及製作方式。
文化
光海君年間,重建了壬辰倭亂期間被毀的史庫,並大規模刊行書籍。其中代表性的書籍有
許浚的《
東醫寶鑑》,這為戰後百姓的生存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東國新續
三綱行實圖》及其諺解本收錄了大量壬辰倭亂時期的忠臣義士、孝子烈女,對教化人心、整合社會有很大的作用;《
高麗史》、《
遼史》、《
金史》,對處理與後金關係則有借鑑意義。此外還刊行有《
龍飛御天歌》、《國朝寶鑑》、《儒先錄》、《
左傳》、《
太平御覽》、《
歷代名臣奏議》等書籍。
光海君是
朝鮮王朝的一位比較崇尚
佛教的君主,在位時採取了優待佛教的政策。他寵信僧侶性智,破格令其在
漢城居住(朝鮮王朝時期不許和尚入城)。此外他還與浮休善修、碧岩覺性、孤閒熙彥等高僧交遊,為自己修建了願堂奉印寺,也給世子修了願堂清溪寺。此外,他還組織了僧軍,用於修築宮闕及防禦邊境等。
外交
光海君在位時期,雖然基本維持對明朝的
事大主義政策,但內心已頗存芥蒂。光海君還是世子時,明朝就屢屢打回朝鮮的討封,即位之後,明朝依然不肯鬆口,派遼東都司嚴一魁、自在州知府萬愛民前往朝鮮調查,光海君花費數萬銀子才搞定此事。冊封光海君問題還在糾結時,廣寧總兵
李成梁提出趁朝鮮兄弟相爭,占領朝鮮,設為郡縣的建議。此事亦在朝鮮引起恐慌,後來言官宋一韓等彈劾李成梁圖謀世守朝鮮,
明神宗也不予批准,這場風波總算有驚無險地過去了,但這些不快使得光海君對明朝懷有深深的戒心。
光海君年間雖然與
日本展開貿易,卻要關閉同明朝遼東方面的中江開市,此事被明朝
遼東都司阻止,造成了遼東方面與朝鮮的矛盾。
鎮江游擊丘坦更是多次指責朝鮮懷有異圖,惹出許多麻煩,一直持續到明朝徵兵助剿的前夕,都是因為光海君要關閉互市引發的。此外,光海君年間明朝七次遣使東來,其中五次都要朝鮮賄賂數萬兩白銀,因此接待明使成為朝鮮的沉重負擔。
萬曆四十六年(1618),明朝要求朝鮮出兵助剿
努爾哈赤。光海君本來就對明朝不滿,他一方面深知朝鮮國力羸弱,另一方面也預料明朝難以成功,所以不想出兵。但
備邊司諸臣都認為出兵是朝鮮作為
屬國所應盡的義務,宣稱“與其得罪於天朝,寧得罪於聖明”。光海君拗不過上國明朝與本國諸臣的壓力,同意派
姜弘立領兵一萬援助明朝,他還叮囑姜弘立切勿對明朝將領百依百順,要見機行事。結果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三月的深河之戰中,朝鮮軍全軍覆沒,姜弘立投降。據修《光海君日記》的史官稱,光海君暗中要求姜弘立不戰而降,同時將出兵的訊息泄露給來
會寧交易的
女真商人,又派
女真語翻譯河瑞國面見努爾哈赤表達誠意。所以有些學者認為姜弘立投降是早已預定的奉旨行事。但另有學者認為《光海君日記》中的記載是仁祖朝史官對光海君的誣衊,光海君並無要求姜弘立不戰而降的密旨。
深河之戰後,
明神宗下賜朝鮮1萬兩白銀以示慰問。但在明朝尤其是遼東地區,則盛傳姜弘立之降是由於朝鮮早已私通後金。在此情況下,明朝翰林院檢討
徐光啟上疏稱“鮮、奴之交已合”,主張明廷派遣大員監國朝鮮,防止朝鮮落入後金手中。隨後雲南道御史
張至發也提出類似主張。光海君聽說後,連忙起用被禁錮的西人官員李廷龜為辯誣使,因為他曾在宣祖朝辯誣丁應泰事件時表現出色。同時,他大張旗鼓地宣傳深河之戰時戰死的宣川府使金應河,表彰他的英勇事跡,並命令在明將往來處修建金應河祠堂,還讓百官撰寫紀念詩歌,編成《忠烈錄》,使其流傳到明朝,以此來轉移明朝人對姜弘立投降的注意力,化解明朝對朝鮮的疑慮。
明廷中雖然大部分人對徐光啟等的監國朝鮮之議不以為然,但仍擔心朝鮮與後金勾結,並希望朝鮮能發揮對後金的牽製作用。萬曆四十七年(1619)八月,明朝遼東都司派差官
袁見龍來到朝鮮,發下了明廷賞賜的1萬兩銀子,並詢問朝鮮有無里通後金,然後又要求發兵助明。光海君謝絕徵兵要求,此後他反而多次遣使明朝告急,要求明朝保護朝鮮。天啟二年(1622)四月,在遼東已經淪陷的情況下,明朝派監軍梁之垣帶了皇帝敕諭和3萬兩銀子自海路來朝鮮,要求朝鮮出兵和提供船舶。光海君繼續虛與委蛇,稱不是他不想派兵,而是因為
毛文龍在朝鮮境內製造事端,導致後金進攻朝鮮的危險增大,自顧不暇,難以派兵,並賄賂了7萬兩銀子把梁之垣打發走。
天啟元年(1621)七月,明朝將領
毛文龍受遼東巡撫
王化貞之命,襲擊
鎮江,生擒後金守將
佟養真。光海君對此事態高度關注,因為這意味著明金之爭即將燃燒到朝鮮境內。在後金的報復性打擊下,毛文龍及一大批遼東難民湧入朝鮮境內,令光海君十分頭疼,他不僅害怕毛文龍會引來後金軍蹂躪朝鮮,還擔心毛文龍監視朝鮮,妨礙他的中立外交。事實上後金軍確實在天啟元年(1621)底越過結凍的
鴨綠江進入朝鮮追殺毛文龍,毛文龍逃到
安州才保住性命(史料顯示後金軍的侵入有朝鮮邊臣的故意引導,甚至很可能就是受了光海君的指示)。光海君多次派人勸諭毛文龍躲入海島,最終毛文龍在天啟二年(1622)十一月進入
椵島(
皮島),暫時緩解了局面。
光海君雖然對明朝陽奉陰違,卻每每能妥善處理,令明朝消除疑心,比如明遼東經略
熊廷弼就認為光海君“其所以為我中國慮者,甚於中國之自為慮”。
仁祖反正後,明朝官員仍稱讚光海君是“十數年來忠順之臣”,質疑
仁祖的合法性,遲遲不予冊封。可見光海君對明外交是有一定巧妙手腕的。
光海君時期,努爾哈赤領導的
建州女真部日益強盛,朝鮮北部的忽溫、老土等“藩胡”部落被次第吞併,藩籬盡撤,因此光海君從一即位就密切關注努爾哈赤的動態,強化軍事國防,注意情報蒐集工作,主張“遠斥候、謹烽燧、慎間諜、明紀律”。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稱汗,建立
後金政權。萬曆四十六年(1618)內,朝鮮陸續收到努爾哈赤四封書信,傳達了所謂
七大恨,並要求朝鮮不得協助明朝。光海君正好被明朝的徵兵要求弄得焦頭爛額,他深知“此賊養兵幾四十年,雖以天下之兵當之,勝敗未可知矣”,但迫於明朝和眾臣壓力,還是派
姜弘立率軍一萬隨明軍出征,結果在深河全軍覆沒,這正是在光海君的預料之中。
光海君基於局勢判斷,自知朝鮮尚未擺脫
壬辰倭亂的後遺症,國力疲弱無比,而明朝也不足恃,努爾哈赤則蒸蒸日上。他認為“以天下之兵力,不能折衝,以致攻陷大鎮,如摧枯拉朽,席捲長驅,而無人呵禁,則
良平之謀、
孔明之才智,恐不可防也”,甚至預料到女真之禍將會導致明朝內亂乃至滅亡。所以他確立了“
羈縻緩禍”的對後金外交基本方針,達到“姑為彌縫,以過凶鋒”、“勿令此賊飲馬於漢水”的目的。然而朝鮮朝廷的主流意見卻是“斬使焚書”,採取依賴
明朝、對
後金強硬的政策,光海君對臣子們的高談闊論非常反感,指出:“中原事勢誠為岌岌,此時內為自強,外為羈縻,一如
高麗所為,則庶可保國。而近觀我國人心,內不辦事,外務大言,試以廷臣收議見之,武將所言,皆是臨江決戰之意,其為可尚矣。然則今之武士,何以畏西邊如死域乎?不及考慮遠矣,徒虛語耳!……我國人終必以大言誤國事矣。”
此後,光海君圍繞對金國書問題,不斷與大臣發生衝突。深河之戰結束一個月後,努爾哈赤就派人送來國書,表示理解朝鮮為報
壬辰倭亂時的再造之恩而援助明朝,並要求明確回答朝鮮的對後金政策。國書中努爾哈赤的頭銜被翻譯為“後金國汗”(這是“
後金”一詞的首次出現)。備邊司對此持強硬態度,光海君則生怕回信刺激後金招來國難,最後決定將努爾哈赤來信報告明朝,同時以
平安道觀察使朴燁的名義給“
建州衛部下馬法”送去回信。努爾哈赤認為此信內容毫無新意,完全套用明朝的說辭,回信指責,並在萬曆四十八年(1620)連發三封國書,光海君雖力主“胡書不可不答”,卻因明朝差官
袁見龍的到來及辯誣
徐光啟等的監國朝鮮論而無暇顧及對後金的外交。
天啟元年(1621),後金攻陷遼東,大量遼東難民流入朝鮮境內,努爾哈赤致書光海君,要求歸還遼東人口。光海君與眾臣又經過一番爭論,決定不答覆後金國書,只派滿浦僉使鄭忠信出使後金,同時以刺探情報的目的將出使之事告知
毛文龍,徵得其同意。九月二十四日,鄭忠信來到
赫圖阿拉,
揚古利等接見了他,幾乎沒達成什麼共識,其禮物也被努爾哈赤退回。光海君見鄭忠信無功而還,要求回復國書,被
備邊司拒絕。努爾哈赤雖然暫時沒有攻朝計畫,但要求朝鮮必須在明與後金中作出選擇,並交出毛文龍,討厭朝鮮模稜兩可的態度。同年十二月,努爾哈赤送去了口氣更加嚴厲的國書,光海君愈發著急,揚言要把那些主張“閉關絕使”的大臣送去抵禦後金。天啟二年(1622)二月,努爾哈赤在
廣寧接見了朝鮮使節河瑞國一行12人,問其為什麼不抓來毛文龍時,河瑞國回答明為朝鮮之父,不可抓父親家的人。努爾哈赤失去耐心,說他們是假託修好來刺探情報,將其中10人剜目後處死,剩下兩人刺瞎雙眼,攜帶措辭強硬的國書而回。其後又扣押朝鮮譯官朴葵英與黃連海等人。接著,後金即將侵犯朝鮮的訊息傳來,光海君再也坐不住了,決定無論如何也給後金要回復國書,大臣們雖然被迫同意,但沒人敢署名,最後以“
朝鮮國王致書後金國汗殿下”開頭寫了一封國書,質問
後金為何虐待來使,並表達善鄰友好之意,命文希賢送去。儘管光海君破天荒地承認了努爾哈赤的地位,可僅僅如此顯然不能滿足努爾哈赤的要求,他“不受贈饋,不報國書,恐喝多端”,文希賢見了
姜弘立一面後空手而返。翌年朝鮮方面遣使五人,亦被扣押並虐殺。隨著光海君被廢位,朝鮮與後金的往來也就戛然而止了。
光海君時,延續宣祖末年以來對
日本德川幕府修好的政策,於萬曆三十七年(1609)同代表德川幕府的對馬藩簽訂了《萬曆己酉新定約條》,通稱《己酉約條》,對兩國貿易作出了詳細規定。萬曆三十八年(1610),
對馬島的第一艘歲遣船來到
東萊倭館,朝鮮和日本正式恢復了通商關係。史稱:“倭館開市之初,燕貨自本國流通於萊府,與倭交販,故市利頗盛。”
萬曆四十五年(1617),光海君派遣了吳允謙為正使、朴梓為副使、李景稷為書狀官的回答兼刷還使,回復日本的國書,刷還
壬辰倭亂期間的朝鮮被擄人,並祝賀德川幕府平定
大阪城,消滅
豐臣氏,朝日邦交進一步鞏固。
萬曆三十七年(1609)三月,
琉球國中山王
尚寧感謝朝鮮救助琉漂流人及表達善鄰友好的咨文通過北京的使臣傳達到朝鮮,約定“自今以往,請結永盟,貴國為兄,敝邦為弟,以弟兄而仰事天朝父母,歡睦聘問,願與天長地久耳”。並贈送了絹、布、扇子等禮物。光海君雖然以人臣無私交之義對此來函感到尷尬,但還是決定回禮致賀。同年因琉球被日本
薩摩藩攻陷,此事不了了之。
萬曆四十年(1610)八月,
濟州牧使李箕賓、判官文希賢抓獲一艘疑似倭寇船隻,奪取船上貨物,處死船上所有人員。據說這艘船其實是前往日本貿易的中國商船(一說
安南商船),船上還有一個
琉球人,朝鮮人流傳其是琉球
世子。後來朝鮮人發揮這個故事是琉球世子為了贖回其父,滿載國寶赴
日本,遇風暴漂流濟州,牧使問其上有何物,世子回答酒泉石、漫山帳,牧使貪圖寶物,要求世子給他,世子不給,遂將世子殺害。世子臨終前作詩:“堯語難明桀服臣,臨刑何暇訴蒼旻?
三良入穴人誰贖,
二子乘舟賊不仁。骨暴沙場纏有草,魂歸故國吊無親。朝天館下滔滔水,長帶餘悲咽萬春。”光海君得到了李箕賓賄賂的寶物,才免其罪責。
此後,朝鮮多次盛傳琉球即將發兵復仇的訊息。
仁祖反正後,
仁穆大妃要求在呈給明朝的奏文中加入光海君殺害琉球世子的罪名,但被領議政
李元翼勸阻。
軼事典故
立儲傳聞
朝鮮宣祖庶子眾多,不知立誰為好。他陳放許多物品,讓諸王子隨意挑選,諸王子爭搶寶物,而光海君只取筆墨,宣祖遂對光海君另眼相看,決定立為世子。另有一說是宣祖曾問諸王子:“哪個食品是最重要的?”光海君答:“鹽。”宣祖詢問理由,光海君說:“調和百味,沒有鹽是不行的。”宣祖又問:“哪件事讓你們不滿足?”光海君答:“我只痛心母親早死。”宣祖對其回答嘖嘖稱奇,遂立為世子。
毒殺父王
萬曆三十六年(1608)二月初一,宣祖突然病情惡化並升遐,外間盛傳是光海君毒死了父親。據說當天東宮送來藥飯,宣祖吃下沒多久就死了,醫官成浹發現宣祖的中毒跡象,出來後暗中散布此訊息。仁祖反正後,此傳聞更是甚囂塵上,甚至有人上疏追究“光海弒逆之罪”,仁祖則澄清此事,說自己一直守在宣祖身邊,是宣祖吃東宮藥飯太猛,把自己噎死了。後人則多認為是光海君愛妾
金介屎或大北派
李爾瞻毒死了宣祖,光海君則不知此事。
受制介屎
光海君從世子時代開始就寵愛一位“年壯而貌不揚”的尚宮
金介屎。光海君即位後,金介屎不僅坐鎮後宮,遙控朝政,賣官鬻爵,權傾朝野,對光海君的管制也非常嚴厲。光海君每次想臨幸一名女子,必須得到金介屎的許可,所以後宮諸姬爭相賄賂金介屎,金介屎視其錢財多少來安排侍寢,光海君不敢違抗。金介屎稍不如意,就罵道:“敢忘了我的大德嗎?我要說什麼話,主上都不敢自作主張!”光海君聽了後既惶恐又慚愧。
賞春吟詩
光海君每年在
昌德宮後苑賞春時,常常會讓嬪妃們吟詠一首他最喜歡的詩:“桃花李花杏花發,南里北里西里春。不寒不熱好時節,半醉半醒無事人。”他身邊的宮人都能背下此詩,在光海君倒台後常誦此詩以表懷念。
嗜好銀子
光海君年間,朝鮮受
明朝影響,也興起用銀之風。光海君對銀子尤為嗜好,史稱“光海除官拜職,視銀多少,以為升降品秩”,到後期更甚,“內外官職,皆有定價,如市井興販,不論人才當否,惟以銀之多寡為準,故其未及除授也,人已知某也納銀幾兩、當得某官”。而且光海君時鼓勵告密,屢興疑獄,被牽連者紛紛出銀疏通宮人,所以宮人們每次聽到獄事發生的訊息後就互相慶賀,光海君也命令被流放者“納銀自贖”。當時宮中有數百櫃銀子,有人說這是光海君擔心失位,想用這些銀子來賄賂明朝,爭取復位。
自斷子嗣
光海君剛即位時,廣納後宮,欲求子嗣,有一天夢見一個絳袍大官從天而降,對他說:“你殺了太多別人的兒子,你就這么一個兒子也保不住(指
李祬),還用得著求更多兒子嗎!”此後光海君又求斷產之方,找了很多
中國術士來朝鮮施
符咒。當時的宮人老了以後回憶說,當時想生王子,非常厭惡這些符咒,如今想來卻覺得沒生兒子是上天保佑。
石灰霍目
清朝禮親王
昭槤曾透露光海君在
仁祖反正後被
石灰熏瞎了雙眼,並稱這是他府中的一位韓姓朝鮮人(
李适之亂時亂黨韓明璉的後裔)所言。但此說在朝鮮並無記載,從仁祖指示厚待光海君及光海君在前往
濟州途中被遮住帳幔不許外看的事實來看,石灰熏眼之說應屬謠傳。
身心問題
韓國學者金用淑依據關於光海君的各種記載,分析光海君有嚴重的身心問題。他腸胃不好,患有眼疾,苦於咳嗽和
火病。在心理上,光海君是一個具有強烈自卑感和受挫感的人,伴有
焦慮症、
抑鬱症、
強迫症、
歇斯底里等症狀。
個人作品
光海君有詩二首存世。一首是萬曆四十五年(1617)給王妃柳氏之母蓬原府夫人鄭氏祝壽所作,另一首是他晚年被流放到
濟州島時所作,內容為:
風吹飛雨過城頭,瘴氣熏陰百尺樓。
滄海怒濤來薄暮,碧山愁色帶清秋。
歸心厭見王孫草,客夢頻驚帝子洲。
故國存亡訊息斷,煙波江上臥孤舟。
歷史評價
總評
光海君是
朝鮮王朝27位君主中僅有的兩名廢君,他在
朝鮮半島歷史上是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歷史人物,對他的評價也經歷了顛覆性的變化,折射出時代的變遷。他被廢黜後,成為舉國唾罵、千夫所指的對象,從
仁穆大妃廢位教書到朝鮮王朝滅亡,人們對他的評價都是千篇一律的否定,稱其為“昏主”、“昏朝”。第一個為他翻案的人是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學者
稻葉岩吉,他認為光海君是“澤民主義者”,其“澤民主義”與之前的成渾(
壬辰倭亂時主和派)和之後的
崔鳴吉(
丙子胡亂時主和派)是互相聯結的。同時期的朝鮮學者洪熹也作《廢主光海君論》,為光海君打抱不平,認為他實為一代明君,指出史書中充斥著對光海君的栽贓和誣衊,光海君是黨爭的犧牲品。朝鮮半島獨立以後,韓國學者孫晉泰、
李丙燾、申奭鎬等繼承了這些觀點,尤以韓明基在2000年出版的《光海君:展開卓越外交政策的君主》一書為集大成者,因而對光海君正面為主的評價也成為當代韓國的主流觀點,特別是他的“中立外交”獲得高度肯定。但也有學者提出質疑,如吳恆寧在2012年出版的《光海君:危險的鏡子》一書中,便對光海君全盤否定。
歷代評價
仁穆王后:宣祖大王不幸無
適嗣,因一時之權,越長少之序,以光海為
儲貳。既在春宮,失德彰著,宣祖晩節,頗有悔恨,及至嗣位之後,反道悖理,罔有紀極……夫為宣廟子也者,不得不以予為母,而光海聽信讒賊,自生猜隙,刑戮我父母,魚肉我宗族,懷中孺子,奪而殺之,幽廢困辱,無復人理。是蓋逞憾於先王,又何有於未亡人?至戕兄殺弟,屠滅諸侄,㩧殺庶母,屢起大獄,毒痡無辜;撤民家數千區,創建兩闕,土木之功,十年未已;先朝耆舊,斥逐殆盡,惟姻婭
婦寺、逢惡從臾之徒是崇是信;政以賄成,昏墨盈朝,輦金市官,有同
駔儈;賦役煩重,誅求
無藝,民不堪命,嗷嗷塗炭,宗社之危,若
綴旒然……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陰懷貳心,輸款奴夷。
己未征虜之役,密教帥臣觀變向背,卒致全師投虜,流醜四海;
王人之來我國,拘囚羈縶,不啻
牢狴;皇敕屢降,無意濟師,使我
三韓禮義之邦,不免夷狄禽獸之歸,痛心疾首,胡可勝言?夫滅天理、斁人倫,上以得罪於皇朝,下以結怨於萬姓,罪惡至此,其何以君國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廟社之神靈乎?茲以廢之。
畢自嚴:李琿之事天朝也甚謹,既助兵於四路進剿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師之日,其有功於天朝也甚巨。彼國教令,所謂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
毛文龍:李琿囚母冷宮,穴通飲食,則母子之倫絕矣;與虜通謀,奉書乞和,尊以國汗,深河之役,徑泄師期,龍川之警,幾獲主將,則君臣之義滅矣。所以宗姓興歌,狡童失好,天厭其惡,挈主器而歸之
李倧也。
日本歷史學家
稻葉岩吉:壬辰(
文祿)之際,宣祖稱讚光海君之聰明好學,許可立其為世子。作為聰明好學之人,從開始就對形勢之揣摩與國運消長之預測心領神會。只因是所謂廢主,王之行事未被闡明,甚為遺憾。光海君所懷抱之澤民主義與批評
備邊司方面之名分論,想來是很有意思的。所謂澤民主義就是,政治不是體面,必須從實際出發,所以不問大國的對手如何,一味對大國採取追隨的態度,不計其力,徒釀事端,非但貽禍人民,遂無疑危及社稷。
朝鮮日治時期歷史學家洪熹:光海之時,南有
日本,西有朱明,北有
滿洲之勃興,而當時朝鮮現狀,新經壬辰之亂,且經宣祖末造濁亂之政……百度俱廢,財源涸渴,加之以人心離散,土崩是懼,據《(光海君)日記》記錄,事情可見。當此時也,苟非光海之善於謀國者,實莫能為也。且國人素所感服於光海之自為世子時,有
光復舊物之功,而無殘虐貪暴之行……故國家得以維持矣。
韓國歷史學家
李丙燾:新王光海君固深知黨爭為害極大,對朝臣時加飭戒,其本身態度亦每每以超越黨派出之,唯因其性格不夠剛毅,時被“大北”派的惡計與強請所左右……光海君在位十五年,其治績尚有可觀之處……尤於國防和外交問題上,時有周密的措施……總之,光海君施用不棄明、不怒金的兩面外交政策,並在內積極修補軍械城池、布置適當人才於要地,以期臨機應變——這是朝鮮當時得免後金侵入的基本原因。
韓國歷史學家韓明基:首先在治癒
壬辰倭亂這一大戰亂遺留的傷口的過程中,光海君留下的內外治績決非等閒。特別是倭亂之後就遭遇了“明清交替”的大轉換,他所展現的外交力量值得注目。他識破了明朝強迫朝鮮報答“再造之恩”、想讓朝鮮成為“
以夷制夷”的犧牲品的意圖,承認強大的後金的存在,防備他們打來的最壞情況,積累軍事實力,這些都顯然是卓越之舉。再加上他持有“臨戰亦使在其間”的彈性認識,比誰都熱心致力於把握周邊國家的動向。敏感地注意周邊國家的動向、在和平的時間裡培養能夠應對危機的實力,這是光海君所具有的外交力量的核心,並且在今天也確實是依然有效的命題。但他內政是失敗的,以庶子和非長子的次子身份即位的他總是為“正統性局限”而戰戰兢兢。即位之後即使發揮了領導聯合政權的政治力量也沒有持久。他對“王權強化”的
強迫觀念和執著給了大北派可乘之機,狀況更加惡化。
李爾瞻等以“王權強化”為藉口除掉反對派的過程中冒出了“廢母殺弟”,政局走向停滯。“廢母殺弟”的羈絆啃噬著光海君政權的合法性,讓士大夫拋棄政權、冷眼笑看他的一切統治行為。總之,在17世紀朝鮮實現了士大夫主導的“社會統合”之下,光海君是失敗的。而且他的“失敗”再次提醒我們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內政基礎的外交不過是沙上樓閣。
中國香港歷史學家黃枝連:光海君是曲高和寡、孤掌難鳴的,他自己的獨特遭遇及背叛逆反的性格,使他始終跟那“天朝禮治體系”格格不入。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脫穎而出,以嶄新的概念、理論、政策來處理變局,表現出某些
思想解放、
實事求是的特點和精神。可是,他的大臣,在正統主義的桎梏之下,是不會有勇氣、亦無此要求去另闢蹊徑來處理微妙問題的……光海君的失敗和仁祖的屈辱遭遇,都是無可避免的“歷史悲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