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秀山
- 外文名：zhangxiushan
- 別名：張紹武，張鴻毓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陝西神木
- 出生日期：1911年7月18日
- 逝世日期：1996年8月2日
- 職業：國家農委原副主任
- 畢業院校：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西北紅軍、西北革命根據地、東北革命根據地創建人之一
- 代表作品：回憶錄《我的85年/從西北到東北》
人物生平,革命歷程,人物貢獻,逝世,
人物生平
土地革命時期
1930年到1932年被中共陝北特委派到寧夏騎兵第四師、甘肅新編第十三師從事兵運工作。1932年在甘肅靖遠組織和領導甘肅警備第三旅武裝起義，成立陝甘紅軍游擊大隊，任大隊長。同年秋去上海，人中共中央訓練班受訓。隨後返回被派到第二十六軍工作，先後任連長、政治指導員等職。1933年6月至8月任陝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7月至8月任渭北游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10月擔任中共陝甘邊特委書記。同年11月至1934年4月任第二十六軍騎兵團政治委員。1934年4月至6月、1935年1月至2月任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政治委員，1934年8月至1935年9月任中共紅四十二師委員會書記。1934年5月起任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5月至8月任中共陝甘邊區特委書記。同年夏至11月任慶陽游擊隊政治委員。參加創建鞏固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和擴大紅軍的鬥爭。1935年2月至9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委員兼宣傳部部長。同年秋，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供給部部長。參與領導發展擴大陝甘邊和陝北革命根據地及反“圍剿”鬥爭。因受“左”傾領導者錯誤處理，同劉志丹等被拘禁。10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長徵到陝北後獲釋，調任紅軍學校政治教員。1936年3月任中共神府特委組織部部長。同年7月至1937年2月任中國抗日人民紅軍獨立第二師政治委員。1936年秋任軍委後方辦事處第三作戰區政治委員。同年至1937年任紅軍獨立第二師政治委員。1937年2月至7月任中共神府特委書記兼神府軍分區司令員及政治委員。5月任陝甘寧特區黨委執行委員。
抗日戰爭時期
1937年7月至9月任中共神府特委書記。同年8月至1938年4月參加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兼第九隊隊長。1937年9月至1939年11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執行委員。1938年1月至3月兼任陝甘寧邊區神府縣保全司令部政治委員。同年3月至1939年2月任陝甘寧邊區第一河防司令部政治委員。1938年5月至1939年2月復任中共神府特委書記。1940年1月至1941年1月任中共綏德特委書記。1940年3月至5月任陝甘寧邊區綏德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代理副專員。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委員。1941年1月至1942年6月任陝甘寧邊區綏德地委書記。1943年1月至1944年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副部長。1943年3月至5月任西北黨校校長，後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主任等職。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勝利後被派到東北，途中任東北獨立支隊政治委員兼幹部團政治委員。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任中共松江省工委書記兼東北人民自治軍松江軍區政治委員、黨委書記。1946年1月至5月任中共北滿分局委員。同年6月至1948年7月任中共松江省委書記。1947年8月至1948年7月任東北民主聯軍哈爾濱市衛戍司令部政治委員。1948年2月至7月任松江省委黨校校長。同年8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兼遼寧軍區政治委員、黨委書記（至1949年4月）。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務委員、組織部部長、秘書長。7月任東北局婦女委員會常委、書記，東北一級整編委員會委員。參與解放東北的組織領導工作和恢復發展東北地區的經濟建設。
建國後
1949年10月至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務委員、秘書長（至1950年8月），兼東北局組織部部長（至1953年4月）。1950年4月至1953年1月任東北人民政府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1950年5月至1953年1月任東北人民政府委員。1950年8月至1952年12月兼任東北局職工委員會書記。1950年9月至1954年5月兼任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1952年10月至1954年4月任東北軍區黨委常委。1950年12月至1952年4月任東北軍區黨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1951年9月至1954年4月兼任東北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東北局黨校校長（至1953年4月）。1952年8月至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二副書記。1952年10月至1954年4月任東北軍區黨委常委。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任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後調任遼寧省盤山農場副場長、遼寧省農墾局副局長、瀋陽農學院副院長。1979年2月至1982年5月任國務院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後任國務院農研中心顧問、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專職委員等職。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連續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6年8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革命歷程
張秀山何許人也?今天的年輕人絕大多數對他比較陌生,但他的老戰友習仲勛、伍修權、馬文瑞等在紀念文章中,曾這樣高度評價他:“中國共產黨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西北紅軍、西北革命根據地和東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
與劉志丹
張秀山1911年7月18日出生在陝西省神木縣桃柳溝村一個農民家庭。1926年夏天起,受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北伐戰爭)的影響,他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反對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的革命活動,思想上日益傾向於共產主義。192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秋轉為共產黨員。
1929年四五月間,鑒於當時陝甘地區各派軍閥正在竭力擴張勢力,出現有利於革命隊伍發展的“狗咬狗”局面,時任中共陝北特委軍委書記的劉志丹,在陝北榆林城北的紅石峽主持召開中共陝北特委會議,提出“變敵人的武裝為革命的武裝”的重要思想,這是劉志丹為建立革命軍隊而提出的大膽創見。
據此,會議決定採取以“紅色”、“白色”、“灰色”三種形式開展武裝鬥爭,創建革命武裝。所謂“紅色”,就是發動組織工農民眾,建立黨獨立領導和指揮的人民軍隊,這種辦法與毛澤東建軍路線是一致的;所謂“白色”,就是派共產黨人到國民黨軍隊中開展兵運工作,這是劉志丹發展革命武裝的大膽嘗試;所謂“灰色”,就是派人爭取、教育和改造綠林武裝,為創建人民軍隊準備民眾基礎和武裝力量,這是劉志丹發展革命武裝的一項成功實踐。
張秀山沒有出席紅石峽會議,但他對劉志丹的主張全部贊成,自告奮勇去寧夏、甘肅開展兵運工作。
在紅二十六軍成立前後,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杜衡親自兼任軍、團兩級政委,在部隊中推行“左”傾路線,對劉志丹進行無情打擊,並撤銷了劉志丹等的領導職務。由於杜衡一意孤行,紅二十六軍不得已南下,進攻敵人守備嚴密的渭(南)華(縣)地區。
1933年5月,紅二十六軍南下失敗,在終南山因孤軍作戰,彈盡糧絕,幾乎全軍覆沒,杜衡被捕叛變。劉志丹、高崗、張秀山帶領10多人衝出重圍,困於山峪,以野果充飢。嚴重危急情況下,張秀山顯示出了應有的革命意志和英雄本色,他對戰士們說:“月亮都有時圓,有時缺呀!”“天不能老是陰雨,總有個放晴的時候!”後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率領餘部經激烈戰鬥,死裡逃生,回到照金鎮。不久,他擔任了渭北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
1933年7月,楊虎城所部王泰吉騎兵團在陝西耀縣宣布起義,失敗後撤到以照金鎮為中心的陝甘邊蘇區,邊區紅軍實力大增。同年11月,紅軍主力改編為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紅四十二師),總兵力500多人,下轄步、騎兵各一個團,王泰吉任師長(後為劉志丹)、楊森任政委。張秀山所率游擊隊編入紅軍主力,不久他被任命為紅四十二師黨委書記兼騎兵團政委。
1934年5月28日,為加強中共陝甘邊特委,決定由張秀山擔任特委書記;成立陝甘革命軍事委員會,劉志丹任軍委主席;習仲勛任陝甘邊區政府革命委員會主席;楊森任紅四十二師師長,高崗任政委。
這時,西北紅軍和根據地已形成了堅強的黨、政、軍統一領導和指揮。1934年秋,陝甘邊根據地擴展到周邊18個縣,紅軍主力部隊發展到5個團,兵力達1000多人;加上各縣的地方游擊隊,總計1500多人,陝甘邊紅色根據地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西北工委)、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西北軍委)成立,統一了陝北和陝甘兩個根據地的領導,張秀山擔任西北工委常委、宣傳部長,並且是西北軍委的供給部長。這時,蔣介石調集7個師共5萬兵力,對陝甘邊、陝北根據地發動更大規模的“圍剿”。紅軍在西北軍委主席劉志丹、副主席高崗的指揮下,沉著應戰,張秀山率部和兄弟部隊轉戰千里,連戰連勝,斃俘敵3000多人,將紅色根據地擴大到30多個縣,紅軍主力發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擊隊達4000多人,使陝甘邊、陝北蘇區連成一片,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為中央紅軍長征的目的地確立在陝北奠定了基礎。
作為紅二十六軍和陝甘根據地的重要創建人之一,張秀山為紅軍和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出生入死,作出了巨大貢獻。
開闢抗日根據地
1936年3月,黨中央調張秀山到中央直屬的中共神府特委工作,先後任組織部長、軍分區司令員兼政委、特委書記。當時,毛澤東主席指出:“神府雖然不大,但這個地區很重要,是個抗日前哨!”周恩來親自給張秀山部署了工作任務。
神府是張秀山的家鄉,這次回來,他得知父親及親屬數人被“左”傾機會主義者殺害。他從革命大局出發,一面做親屬的工作,一面派人把那些躲藏起來的同志找來,教育他們記取教訓,努力工作,有的同志後來還受到重用和提拔。他的這種高風亮節受到神府人民的廣為稱頌。
由於神府的戰略地位重要,國民黨同我黨在這裡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張秀山領導神府軍民艱苦奮戰,多次粉碎了敵人的陰謀。1937年初,國民黨又糾集7個團、2個騎兵營約1萬兵力,對神府紅軍發動了更大規模進攻。敵人的包圍隔斷了神府與中央的聯繫,形勢十分危急。
張秀山決定通過國民黨報紙,讓黨中央了解神府的緊急戰事,達到制止國民黨軍隊侵犯神府的目的。他指示王兆相師長率獨立師,深入敵占區榆林一帶。很快,閻錫山在報紙上驚呼:“共產黨人馬二三千,在佳縣、米脂一帶活動,國軍正在圍殲之中。”
周恩來在西安看到報紙,立即向國民黨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提出嚴正抗議,迫使國民黨停止了對神府的“圍剿”。1937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崗擔任書記)組織部副部長張邦英作為黨中央代表到神府檢查工作,並傳達毛澤東主席的評價:“神府很艱苦,堅持下來很不容易!”
綏德是延安的天然屏障,有著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當時,地方行政是由國民黨當局派出的“摩擦專員”何紹南掌管,他利用手中的保全團不斷破壞團結抗戰。對於這位“摩擦專員”的挑釁,王震、張秀山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940年2月,面對“摩擦專員”的步步進逼,我軍在王震、張秀山領導下,堅決消滅了反動的保全團。何紹南見大勢已去,狼狽逃回榆林。當時,毛澤東主席擊節稱讚說:“此次行動解決得好。”
綏德的經濟、文化比較發達,集中了不少有名望的紳士,如後來成為邊區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銘先生、邊區參議會副參議長安文欽等,張秀山向他們做了大量的團結說服教育工作,並邀請他們參加綏德警備區第一屆臨時參議會,這是綏德警備區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的新起點。
期間,張秀山還擔任過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副部長。
1942年8月,張秀山擔任中央黨校教務處主任,為黨校的教學工作做了許多具體工作。1945年夏天,張秀山作為正式代表,參加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東北時期
張秀山被任命為東北獨立支隊政委兼幹部團政委。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同張秀山等談話,強調一定要想辦法進到東北。為了便於領導,幹部團、東北支隊統一成立了黨的領導小組,張秀山任組長。
東北支隊克服千里行軍困難,多次打退敵人進攻,於1945年11月2日到達瀋陽,將全團幹部交與中共中央東北局。這批縣團級幹部,對建立和鞏固東北根據地起到了重大作用。
當時,北滿國民黨收編的敵偽殘餘和土匪有10多萬人,其中松江省就有2萬多人。而我軍主力部隊總共不到1500人,黨政地方幹部也不過60多人,鬥爭形勢相當尖銳複雜。
為掃除創建根據地的障礙,任松江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的張秀山,在全省展開了大規模的剿匪鬥爭。至1946年末,共進行剿匪作戰297次,斃傷俘敵2.17萬餘人,繳獲步槍5800枝、輕重機槍216挺、短槍396枝、大炮65門等,為建立東北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
1946年6月,內戰全面爆發,張秀山任中共松江省委書記。為落實東北局“七七決議”精神,以張秀山為團長的省委工作團,帶領廣大幹部、戰士和青年知識分子深入農村,進行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期間,張秀山親自到延壽縣農村蹲點。至1947年6月,全省有112萬貧苦農民分到了土地,80%的耕地回到了農民手裡。另外,培養新幹部7000多名,發展黨員4000多名。翻身後的松江省人民為保衛革命的勝利成果,踴躍參軍參戰,3年中擴軍12.7萬人,這對於一個僅有200多萬人口的松江省來說,不能不說是個奇蹟。張秀山的工作受到東北野戰軍政委羅榮桓的高度讚揚,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真實地再現了這段史實。
在遼瀋決戰中,東北人民尤其是遼寧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期間,鐵路工人運往前線的軍用物資達1.9萬多車皮;郵電職工搶架線路,保證了通訊的暢通無阻;工程隊冒著敵機轟炸掃射,隨軍架設橋樑;軍工廠為前線補充供應了手榴彈40萬枚,各種炮彈95萬發,各種子彈300萬發,等等。還有千千萬萬大車隊、擔架隊,搶救傷員,運送物資。在三年解放戰爭中,張秀山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和遼瀋決戰的勝利,歷盡千辛萬苦,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49年3月,張秀山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高崗)常委、組織部部長兼東北局秘書長、東北局黨校校長。解放後的東北,經濟建設成為新時期的中心任務,急需大批幹部和建設人才。1949年初,由於全區有5.3萬名幹部隨四野南下;之後,組建中央人民政府,支援韓戰又抽調了大批幹部。因此,東北地區幹部連續幾年一直相當缺乏。在此期間,張秀山與全區組織部門,在培養、選拔和調配幹部加強經濟戰線工作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1950年6月,韓戰爆發,中央軍委決定,張秀山兼任東北軍區副政委(司令員兼政委高崗)。韓戰中,張秀山3次頂著敵軍飛機的轟炸,深入朝鮮前線,解決志願軍所需物資問題;會見了金日成,聽取朝鮮同志對後勤方面的要求。
新中國後
1952年夏天,張秀山升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兼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等職。這一年,東北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國營企業生產總值超過日偽時期最高年份1943年的23.4%,農業生產總值超過1943年的45.2%。
這些成績的取得,和東北地區黨的組織積極培養、提拔和調配大批幹部到經濟戰線上去是分不開的。張秀山作為東北局的主要領導成員,為東北地區黨的建設、幹部的培養和經濟建設,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當時,東北也有個別計較個人利益的同志,在分配工作時願到工廠不願到礦山,願在大城市不願到偏僻地區,願在南滿不願到北滿,願搞行政管理工作不願搞黨的工作或民眾工作。在到達工作崗位後,有的又鬧地位、待遇;有的中途要求改行,遇難而退。對於這些現象,張秀山領導組織部及時地進行了思想教育,特別是針對當時的幹部思想狀況,做了《榮譽是屬於誰的》思想報告之後,這些問題大體上被克服了。
1952年8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張秀山撰寫的《迎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任務,培養提拔和調配更多的優秀幹部到經濟戰線上去》一文,談到了東北培養經濟工作幹部的經驗。
1954年4月,張秀山在東北局高幹會議上因涉及“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問題,受到撤職處分。他在農村和基層默默工作了24年。誠如老戰友們感嘆的:“張秀山同志無論是身居要職,還是在挫折的困境中,他都堅信黨的領導,堅持不懈地努力工作,這是最難能可貴的。”
1954年12月,他到盤山農場任副場長,將上面派給他的專車交給農場公用,讓組織給警衛員另行安排工作。他騎腳踏車深入各分場了解生產情況,挽起褲腿與農工一起下水田勞動,與農工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58年才由組織上調任瀋陽農學院副院長。他擔任瀋陽農學院副院長時,正值20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為將瀋陽農學院建設成具有一流水平的高等院校,他付出了極大的辛勞,受到全校師生的敬重。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昔日的“高崗黑干將”自然成為批鬥的重點對象。在經歷了數不清的批鬥、毆打後，張秀山又被下放到農場勞動改造。
1979年1月,張秀山就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分管全國林業、農墾等方面的工作,同時兼任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副組長。他堅決支持農林戰線上的各項改革,率領農林部門人員到十幾個省區深入農村、農場和林區調查研究。為了抓好國家“三北”防護林體系工程,他多次深入“三北”地區進行考察。多次率工作組深入騰格里沙漠、毛烏素沙漠、黃河河套等地調查研究，召開現場會議。他在領導農墾工作中，親赴海南、雲南、四川、福建、江蘇、山東、山西、陝西、內蒙古等十幾個省區，深入農場、農村解決實際問題，為新時期農業工作的開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另外,他為加快農業經濟發展,推動林業建設,為落實下鄉知識青年有關政策、處理知青遺留問題,作出了積極貢獻。晚年,他還擔任過國務院農業研究中心顧問,為農業農村建設問題獻計獻策。
1983年全黨整風中,張秀山任中共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專職委員,為加強黨的建設做了大量工作。在黨的十二大、十三大會議上,張秀山當選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人物貢獻
遼瀋戰役紀念館
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聯合下發了（廳字【1985】139號）《關於修建遼瀋戰役紀念館的批覆》，同意在錦州修建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
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合影
張秀山和伍修權等建館委員會成員視察工地
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合影張秀山和伍修權等建館委員會成員視察工地1986年4月8日， 中共中央組織部、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關於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通知》》（組任字【1986】36號）,任命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張秀山為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副主任，直接參與領導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的建設工作。1986年7月10日張秀山參加了在遼瀋戰役革命烈士紀念塔前舉行的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建設奠基典禮。張秀山出席了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的歷次會議，參與審定了建築設計方案、陳列大綱細目、陳列藝術設計方案和《攻克錦州》全景畫創作樣稿，協助解決了資金不足等建館工作中的各種重大難題，並曾多次到遼瀋戰役紀念館視察，為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的順利落成和持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88年10月31日，中顧委委員、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副主任張秀山參加了上午9時28分隆重舉行的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落成典禮。
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落成典禮
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落成典禮《遼瀋決戰》
1983年8月13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的陳雲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了《遼瀋決戰》一書編輯出版會議。會上經陳雲同志提議，成立了《遼瀋決戰》編審小組。張秀山同志為編審小組成員。在劉震同志及《遼瀋決戰》編審小組其他成員和《遼瀋決戰》編輯部組成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由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軍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和《遼瀋決戰》編審小組合編的《遼瀋決戰》（上、下）一書，於1988年10月遼瀋戰役勝利四十周年之際由人民出版社順利出版，並在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時28分，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落成典禮上首發。另外，張秀山同志還是199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遼瀋戰役紀念館管理委員會和《遼瀋決戰》編審小組合編的《遼瀋決戰》（續）的編審小組成員。
《我的85年/從西北到東北》
這是一部個人回憶錄。作者追述85個春秋，67年革命生涯。
從坦途到困境，1954年，東北高幹會議，因在全國組工會上的發言，被定為“高饒”反黨集團成員和“五虎上將”之首，從東北局副書記驟然跌入低谷，下放基層24年。
屢遇坎坷，但不屈不撓，對革命忠心耿耿，一個人經歷折射出中國革命崎嶇滄桑的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