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政治,隱忍蓄勢,廟樂之爭,掃滅戚族,整頓吏治,懲治貪腐,漢家制度,在位年號,經濟,整頓工商,輕徭薄賦,設立常平倉,軍事,降服匈奴,控制西域,大破西羌,文化,整理經典,頒行《史記》,評價,
人物簡介
征和二年（前91年），巫蠱之禍爆發，劉詢家人蒙難，襁褓中的劉詢因而下獄，後被祖母史家收養，直到武帝下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元平元年（公元前七十四年）昌邑王被廢后，霍光等大臣將他從民間迎入宮中，先封為陽武侯，於同年7月繼位，時年十八歲，次年改元本始。
由於劉詢幼年遭遇變故，長期生活在民間，因此對百姓的疾苦和吏治得失有所了解，這對他的施政有直接影響。地節二年（前68年），霍光病逝，劉詢開始親政，著重於整頓吏治、選賢任能，賢相循吏輩出，為維護法律正常行使，劉詢設定治御史以審核廷尉量刑輕重。設廷尉平至地方鞠獄，規定郡國呈報獄囚被笞瘐死名數，重視民命之餘又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此外又召集著名儒生在未央宮講論五經異同，目的是為了鞏固皇權、統一思想。其餘如屢次扶助鰥、寡、孤、獨、高齡老人、貧困百姓等人群，選賢任能並鼓勵賢士匡正自已的錯誤，關心民間疾苦並借公田來安置流民，對於長輩親屬病逝的男丁要求減免徭役以此盡孝道，時常派遣官吏巡查民生以此及時減免賦稅、賑濟受災百姓，設定常平倉供應邊塞軍需及平衡糧價，且認為治國之道應以“霸道”、“王道”雜治，反對專任儒術。
在對外關係上，劉詢於本始二年（前72年）曾聯合烏孫大破匈奴，後匈奴單于呼韓邪來朝贊謁稱藩臣使邊塞不受侵擾，自此“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神爵元年（前61年），西羌反叛，漢宣帝徵集兵馬，四月，派後將軍趙充國、強弩將軍許延壽討伐西羌。神爵二年（前60年）五月，西羌降服，設定金城安置歸順的羌人。神爵二年（前60年），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大破車師迎降匈奴日逐王，並在烏壘城（今新疆輪台）設西域都護府，正式將天山南北這一廣袤地區納入版圖，漢廷詔令得以頒行於西域。
西漢宣帝年間疆域
西漢宣帝年間疆域在漢宣帝治理下，很快出現了政治清明、社會和諧、經濟繁榮、四夷賓服的盛世局面，將西漢國力推向極盛，《漢書》贊曰：“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厄，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故謂之為“孝宣之治”，又被稱為”孝宣中興“。
政治
隱忍蓄勢
早在民間時，漢宣帝對霍光的權勢和威風就有風聞。尤其在他一夜之間由一個平民變成了至高無上的皇帝之後，更領教了霍光的權威。他一即位，就明顯地感覺到了朝廷內部來自霍光集團咄咄逼人的政治壓力，所以在他登基之日謁見“高廟”時，霍光陪同他乘車前往，他覺得渾身上下都不自在，如“芒刺在背”。有著豐富生活閱歷的漢宣帝心裡明白，自己初即位，力單勢薄，僅憑著一個皇帝的稱號是不能和羽翼豐滿的霍光相抗衡的，只有保持最大的克制，逐漸發展自己的勢力，尋求有利時機，才能奪回屬於自己的最高統治權。所以在即位伊始，當霍光表示要還政於他時，漢宣帝回絕了，他明確表示非常信任霍光，欣賞霍光的才能。請霍光繼續主持朝政，並當眾宣布，事無大小，先報請霍光，然後再奏知他本人。事後他還專門下詔褒獎霍光的援立之功，益封七千戶。每次上朝，漢宣帝都給予霍光以極高的禮遇。漢宣帝的這一系列行為對於消除霍光對他的猜忌和提防，緩和朝廷內部潛伏的政治危機，為他的統治創造一個良好政治氣氛起到了極其明顯的積極作用，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免於變成“昌邑王第二”。
廟樂之爭
本始二年（公元前七二年）五月，即位不足兩年的漢宣帝下了一道全面頌揚他的曾祖父漢武帝的詔書，要求丞相、御史與列侯（世襲的侯襲，一般為功臣或外戚及嫡系後裔）、二千石（年俸二千石的官員）、博士討論武帝的“尊號”和“廟樂”。群臣莫不贊成，唯獨長信少府（皇太后師傅）夏侯勝發表了驚人的反對意見：“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不宜為立廟樂。”
丞相蔡義和御史大夫田廣明帶頭聲討夏侯勝“非議招書，毀先帝”的罪行，定性為“大逆不道”；又揭發丞相長史（丞相府秘書長）黃霸事先知道夏侯勝的觀點而沒有舉報，犯有包庇慫恿之罪；兩人都被捕入獄，判處死刑。不過漢宣帝並沒有按慣例將夏侯勝和黃霸按“大逆不道”罪處死並“夷三族”，而是長期關押。後逢大赦，出獄繼續當官。
此後大臣們很快擬定方案：尊武帝的廟號為世宗廟，在廟中演奏《盛德》、《文始》、《五行》舞曲，武帝生前巡行過的四十九個郡國（約占全國郡國的一半）都建立世宗廟、像高祖（劉邦）廟和太宗（文帝劉恆）廟一樣。宣帝立即批准，下令在全國實行。為慶祝這一重大決定，特地給全國成年男子普遍增加一級爵位，並賞賜酒肉。
從這起事件中，深究一番可以知道，為武帝立廟一事確實是宣帝初即位時的一招好棋，也是其與霍光暗戰中的一環。宣帝即位時雖然曾祖父已去世多年，他不可能為先帝主喪，但由於昭帝未為武帝立廟，因此宣帝以為武帝立廟的方式來宣示自己才是武帝的嫡系遺脈（戾太子是武帝的嫡長子），用來與以庶子身份即位的昭帝區別開來，顯示自己才是繼承武帝事業和遺志的正統，自己的繼位是天經地義並且完全合法，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當性就是要用為武帝立廟的正當性來標榜自己繼位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並藉以提高自己的個人威信。而且也是標榜孝道，以示為武帝盡孝。因為是打著武帝的旗號，霍光也無法表示反對。當出現夏侯勝反對的局面後，宣帝順勢將其下獄，來一個下馬威，進一步樹立了自己的個人權威，讓大臣們都不敢小瞧自己這個沒有外戚撐腰，全無根基的布衣皇帝。如此既表達了對先帝的孝心，又標榜了自己的正統嫡孫的身份，初步確立了在朝廷上的威信，真是一舉而三得。由此可見西漢晚期劉向說宣帝“聰明遠見，制持萬機”在文帝之上，絕非虛言。
掃滅戚族
漢宣帝深知，霍光雖然死了，但霍家的勢力還很大，霍家的親屬和親信還控制著中央政府的各個機要部門，兵權也掌握在他們手中。為此，漢宣帝首先採取行動，削奪霍家把持的權力。他先解除了霍光兩女婿東宮、西宮衛尉的職務，剝奪了他們掌管的禁衛軍權。又把霍光的兩個侄女婿調離了中郎將和騎都尉的位置，讓自己的親信擔任南北軍和羽林郎的統帥。最終把兵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後，他提拔霍光的兒子霍禹為大司馬，明升暗降，剝奪了他掌握右將軍屯兵的實權。還對上書制度進行了改革，下令吏民上書，直接呈皇帝審閱，不必經過尚書，把霍山、霍雲領尚書事的職務架空起來。通過這一系列步驟，霍家掌握的權力剝奪殆盡，權力逐漸集中在漢宣帝的手中。
面對漢宣帝全面奪權的行動，霍家集團內部惶恐不安，決定鋌而走險，舉行叛亂，推翻漢宣帝，保住他們的既得利益。但叛亂在嚴陣以待的漢宣帝面前很快瓦解了。漢宣帝大規模地鎮壓了霍氏集團的叛亂，將參加叛亂的人都處以極刑，並廢除了霍皇后（霍光次女霍成君），在西漢朝廷中盤踞了十幾年的霍家勢力一朝覆滅，漢宣帝最終確立了他的絕對統治。
劉詢早年生活在民間，深知吏治好壞將直接關係到百姓的生存發展與社會的和諧穩定。他說“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後，除親自過問政事，省去尚書這一中間環節，恢復了漢初丞相既有職位又有實權的體制外，還特別重視地方長吏的選拔和考核，並下大力氣整飭吏治。為此，劉詢建立了一套對官吏的考核與獎懲制度。他多次下詔對二千石（郡守級官吏），實行五日一聽事制度；並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國，對二千石官員的工作進行考察。根據考核結果，信賞必罰。他頒布詔令說：“有功不賞，有罪不課，雖唐虞猶不能化天下。”在他當政時，一大批因政績突出的官員受到了獎勵，或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關內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對那些不稱職或有罪的官吏，則嚴懲不貸。隨著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漸造就而成。其中，還有許多官吏是由低級郡吏察廉晉升而來，或因明經而被提拔。
整頓吏治
宣帝時期，是官吏“久任”制發展到較為完備的時期。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把官員“久任”的實施範圍由中央大臣擴大到高級地方官員。不僅侍中、尚書等參掌朝政的親信近臣得蒙榮寵，郡太守一級的高級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漢代的郡國介於中央與縣之間，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郡國守相起承上啟下的作用。郡國守相的好壞，不僅關係到一方的安寧與否，也關係到國家的治亂興衰。所以，劉詢對郡國守相的選任，十分慎重和嚴格，規定先由朝中大臣舉薦，然後擇日親自召見考核，詢問治國安邦之術。著名循吏龔遂被任命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其二，上述官員即便積有功勞、或有優異表現應該升遷，也不輕易提升調動，而是另外尋求對策，給良吏以物質、精神兩方面的獎勵和褒獎。對於親信近臣，“至於子孫，終不改易。”結果是“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對於郡太守，漢宣帝坦言他們是輔助天子治國理民的關鍵所在，是“吏民之本”，如果時常調動變易就不會被其屬下尊重，上下難以相安；如果實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將長時期在職，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會“服從其教化”。對治理地方確有優異政績的郡太守，漢宣帝常用的獎勵辦法是：頒布璽書嘉獎勉勵；在原有的薪俸基礎上增加俸祿；賞賜金錢若干；甚至拜爵至關內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譽與經濟利益。如膠東相五成在“考績”中被認為安撫了大量流民，“治有異等”，就得到了明詔褒獎，並提升其俸祿為“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另外一位名臣黃霸，曾經因為有過失而被貶，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潁川太守，任職八年，郡中大治。宣帝下詔稱揚，並給予“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額外獎賞。按照常規，郡太守的俸祿高者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黃霸實際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祿與朝廷諸卿持平。他們的職務儘管沒有升遷，但是政績得到肯定，待遇得以改善，利益得到保障。這不僅對當事人有安撫或激勵作用，而且可以給後來人樹立榜樣，結果是刺激了政風吏治的改善，這些循吏或良吏執法公平，恩威並施，其統治顯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見（被）恩”，故而得到時人好評。史稱“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懲治貪腐
劉詢來自民間，知道百姓對官員貪腐切齒痛恨，所以他一當政，就主張要嚴明執法，懲治不法官吏和豪強。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貪污的官員都相繼被誅殺。大司農田延年在尊立漢宣帝時，作用非凡，“以決疑定策”被劉詢封為陽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壙，趁僱傭牛車運沙之機，貪污賬款3000萬而被告發。有大臣為他說情，認為“春秋之義，以功覆過”，但劉詢沒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詣廷尉”受審，擬以重罰，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殺。
劉詢不僅以執法嚴明著稱，還以為政寬簡聞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時，除啟用了一些精明能幹的能吏去嚴厲鎮壓不法豪強外，還同時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從而改變了吏治苛嚴和破壞的現象，大大緩和了社會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由於他有過牢獄之災的經歷，所以，對冤獄他深惡而痛絕之，提出要堅決廢除苛法，平理冤獄。他親政後不久，就親自參加了一些案件的審理。為從制度上保證執法的嚴肅性和公正性，公元前67年，還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專掌刑獄的評審和覆核，並設定了治御史以審核廷尉量刑輕重。公元前66年，又下詔廢除了首匿連坐法，並下令赦免因上書觸犯他名諱的人。公元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國各地巡查，平理冤獄，檢舉濫用刑罰的官員。他還先後多次下詔，大赦天下。
漢家制度
《漢書·元帝紀》載：宣帝的太子劉奭（漢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這段記載，為了解漢代後期治國方針的演變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從漢武帝時開始確立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可以說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治國方式，宣帝劉詢一語道出了其中要訣。這一制度從漢宣帝以後，始終為後世所稱頌和遵循。而且中國古代各皇朝的統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鑑“漢家制度”的經驗教訓，以強化其統治。
在位年號
本始（4）公元前73年—公元前69年
地節（4）公元前69年—公元前65年
元康（5）公元前65年—公元前61年
神爵（4）公元前61年—公元前57年
五鳳（4）公元前57年—公元前53年
甘露（4）公元前53年—公元前49年
黃龍（1）公元前49年—公元前48年
經濟
整頓工商
昭宣時期，以“輪台詔令”為基本依據，霍光和漢宣帝認真總結了武帝時期推行經濟政策的經驗教訓，大刀闊斧地進行調整政策，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輕徭薄賦
針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無）立錐之地”的現象，為制止土地兼併，劉詢即位後，先後三次詔令把“貲百萬者”的豪強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後將其土地或充為公田，或配給無地、少地的貧民。還把國家苑囿或郡國的公田，借給少地或無地的貧民耕種，使他們儘可能地擺脫地主的控制，重新變為國家的編戶。劉詢繼續奉行了昭帝時期的輕徭薄賦行政方針。公元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當年租稅。後又對遭受旱災、地震、病疾的地區，免除三年的租賦。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鹽價，減輕老百姓過重的負擔。公元前55年，他下令減少天下口錢。公元前52年，又下令減收全國百姓算賦錢，1算減30錢。公元前51年，又再次詔令免除當年田租。在徭役方面，也儘量減省。當時，漕運所消耗的人力很多，僅從關東向京師運谷400萬斛，每年就需用6萬人的勞力。他採納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的建議後，在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買糧，供給京師所用，一下就減省關東多半的漕卒。在劉詢的大力倡導下，各級官吏都將勸科農桑、發展生產作為首要政務。劉詢還派農業專家蔡葵為“勸農使”，巡視全國，指導農業生產。在劉詢統治後期，國內經濟繁榮，農業連年豐收，谷價創造了漢代的最低價。
設立常平倉
五鳳四年的正月，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便在向宣帝奏請在邊郡設立常平倉，以供給北部邊防之需，減省轉輸漕運之費。
相關背景：“常平”源於戰國時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即政府於豐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穀賤傷農，歉年賣出所儲糧食以穩定糧價。范蠡和《管子》也有類似的思想。漢武帝時，桑弘羊發展了上述思想，創立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
- 實施方案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運時，輸谷四百萬斛到京師需要動用關東漕卒六萬人，耗費相當驚人。因此耿壽昌建議就近購買三輔及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之谷，認為足以滿足京師所需，且可將漕卒的員額減省一半；同時又奏請將海租（水產稅）增加三倍。儘管早在神爵元年時，趙充國就已有趁低價在金城郡多糴谷蓄的建議，但時隔七年之後耿壽昌才將之奏請實施，並將試行的範圍由金城一郡擴大到整個北邊，這就足以說明，漢朝這些年來積蓄的穀物已經豐富到了足夠支撐這個龐大計畫的地步；而谷價的長期低迷，則說明實施這一計畫的內外部條件到這時已經完全成熟。這兩項條件的完備使得常平倉的設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義，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當的把握。雖然御史大夫蕭望之以“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為由，又認定耿壽昌之舉實乃“費錢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因而極力反對，宣帝仍然一一照準。
耿壽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暢達，他便又下令在邊郡各地築造穀倉，於谷價低時加價糴（dí）入、價高時則降價糶（tiào）出，以平抑谷價，調劑各邊郡的穀物供給，名曰“常平倉”。常平倉的設立，是以國家的財力為後盾、以改變市場供應量的手段來達到穩定谷價，調節市場的目的。這樣既能減輕過低的谷價對中小農戶的傷害，保護他們的切身利益，又使國家常年掌握著一定數量的糧食儲備，能夠維持邊防的穩定。百姓得其便利，國家也得以安定，一舉而兩得。
- 意義
漢宣帝時期設立的“常平倉”作為調節糧價，儲糧備荒以供應官需民食而設定的糧倉，主要是運用價值規律來調劑糧食供應，充分發揮穩定糧食的市場價值的作用。在市場糧價低的時候，適當提高糧價進行大量收購，不僅使朝廷儲藏糧食的大穀倉一太倉和甘泉倉都充滿了糧食，而且邊郡地方也，倉廩充盈。在市場糧價高的時候，適當降低價格進行出售。這一措施，既避免了“穀賤傷農”，又防止了“谷貴傷民”，對平抑糧食市場和鞏固封建政權起到了積極作用，還對邊疆的糧食儲備產生有利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民眾的利益和願望。
軍事
降服匈奴
自馬邑之謀（前133）反擊匈奴開始，漢朝歷經龍城、河南、高闕、定襄、河西等系列會戰，終至漠北之戰（前119）擊敗匈奴，從此奠定漢強匈弱的格局。但匈奴並未臣服，相反十幾年的恢復後，聲勢復振，與漢爭鬥竟敗少勝多，漢武后期有趙破奴2萬騎受降城之沒、李廣利3萬騎天山被圍犧牲六七、李陵5千步兵浚稽山敗沒，甚至最後李廣利7萬鐵騎燕然山全軍覆沒，不過匈奴慘勝猶敗，內部又有不和，雙方實力對比也未轉換。
宣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漢朝發鐵騎16萬餘兵馬，分五路攻打匈奴，這是兩漢400年最大規模的一次對外騎兵出征。同時，派遣校尉常惠前往烏孫，節制烏孫騎兵5萬餘，與漢軍東西並進，形成一個巨大的鉗形攻勢，夾擊匈奴。匈奴畏懼漢軍，驚惶西逃恰遇烏孫兵，一場激戰大敗而歸，常惠因此封為長羅侯。
第二年（前71）冬，匈奴再襲烏孫，遇大雪，生還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烏孫、烏桓與丁令的乘勢攻擊，國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國力大為削弱。不久，漢軍3千騎擊匈，都能捕得幾千匈人而還，匈奴亦不敢報復，而且更嚮往與漢和不是戰了。
神爵二年（前60），統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賢撣與新任單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關係不睦，帶著數萬人投降漢朝，日逐王被封為歸德侯。甘露三年（前51），呼韓邪單于親往帝都長安，俯首稱臣做北藩。
控制西域
自張騫之後，七十餘載漢匈相爭，直至匈日逐王歸降之際，漢宣帝神爵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設立，西域廣袤地域正式歸漢朝管轄。本始二年大捷後常惠被派再返烏孫，賞賜其有功人員。因龜茲（西域一大國）曾殺漢屯田校尉賴丹，回國途中，常惠徵調西域諸國5萬人馬，往攻龜茲，迫其國王謝罪並交出兇手姑翼，即斬殺之。
西域歷來是漢匈的第二戰場。西域本匈奴勢力範圍，匈奴置僮僕都尉駐紮在焉耆一帶，管轄西域諸國。漢武帝通西域、敗匈奴、伐大宛後，聲威亦遠震此地，漢使往來不絕，並屯田渠犁。漢匈遂在西域形成了拉鋸戰，你來我往，此消彼長，情形至為複雜。武帝後期，因擊匈失利和詔罷輪台之戍，漢勢有所減弱，昭帝時，霍光遣傅介子計斬樓蘭王，漢朝對西域的影響又有所加強。到了宣帝初年，漢匈仍以天山為界，南為漢朝勢力範圍，北則為匈奴。
車師屬於北道，為匈奴控制，對漢朝不敬。宣帝親政的第一年（地節二年，前68），即遣屯田渠犁的鄭吉，發附近西域諸國兵1萬餘及屯田1500漢兵，往討車師，擊破降服之。匈奴派兵來戰，鄭吉領兵迎擊，兩軍遭遇，匈奴竟害怕退去。後來，鄭吉派遣300漢兵屯駐車師。
不久，南道的莎車王弟呼屠徵，殺了親漢國王萬年與漢使奚充國，自立為王，並煽動南道諸國，叛離漢朝，南道因此阻斷不通。當時鄭吉還在北道，恰奉宣帝派遣馮奉世正出使大宛途中。馮奉世果斷行動，徵發西域諸國兵15000餘，進攻莎車，打下了都城，平定了南道，並把驚懼自殺的呼屠徵首級，一路傳送到長安。此乃宣帝元康元年（前65）的事。馮奉世之後到了大宛國，國王對他尤其禮敬，因此還得到該國名馬“象龍”，帶回了長安。
西域都護的設定，不僅是漢朝王朝，更是華夏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大事件。從此之後，漢匈相鬥七十餘年，東自車師、鄯善，西抵烏孫、大宛，西域諸國盡歸漢朝之列，張騫之始，鄭吉之終，漢武之願，漢宣實現。
從此以後，天山南北廣袤之土、雄闊之地，終屬華夏之疆、中華之域。匈奴也更加衰弱，不敢再與漢爭鋒西域，以前設定的僮僕都尉也最終作廢。
大破西羌
西陲之羌，盤踞青、隴，民風剽悍，勇猛好戰，策應匈奴，擾我邊疆。宣帝遣趙充國討伐，兩年完全平定，因置金城屬國安置降羌，也就是西域都護設立的那一年。
武帝後期，聚居在現今青海省境內的羌族，經常向內地侵擾，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聯合羌人共同侵擾漢朝。面對這種形勢，武帝曾提出要斬斷匈奴右臂，指的正是這種聯合，但派去的士兵也為羌人所敗。這時，羌入又逐漸向湟水以北移動，找尋農民棄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時羌人各部落也有聯合一致的趨向，郡縣官吏也禁止不了。這時匈奴又想勾結羌人，以擴大對漢西部的侵擾。漢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大通河東岸）的軍隊，被羌人打敗，損失甚眾。
宣帝期間，光祿大夫義渠安國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長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漢民不種田的地方畜牧。義渠安國向朝廷報告這個情況。趙充國彈劾義渠安國奉使失職。從此以後，羌人依照以前的話，擅自渡過湟水，當地漢朝的郡縣長官不能禁止。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部落與各個羌族部落酋長二百多人“解仇交質”，訂立盟約，打算共同侵擾漢朝地區。宣帝知道了這事，問趙充國如何對策，趙充國指出，羌人為患，一是羌族原來各部落互相攻擊，易於控制，但近幾年來他們“解仇契約”，共同反漢；二是羌族與匈奴早就打算聯合；三是羌族還可能“結聯他種”，即與其他種族聯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為之備”的建議。過了一個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擊鄯善、敦煌，以切斷漢朝與西域的通道。趙充國估計事情不那么簡單，需要深謀遠慮。他向朝廷提出建議：一是加強軍事上的邊防；二是離間羌族各部落而偵探其預謀。
神爵元年（前61年）春，漢朝中央兩府（丞相、御史）又推薦義渠安國出使諸羌，了解其動向。義渠安國不懂策略，一到羌部，就召集先零部落的頭領三十多人，以他們都有逆而不順之罪，全部斬首。調兵鎮壓先零之民，殺了一千多人。於是羌族各部及歸義羌侯楊玉等都很震恐，離開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漢邊塞，攻城邑，殺長吏義渠安國以騎都尉身份帶領三千騎兵守備羌人，被羌人所擊，損失慘重。他領兵退到令居，向皇帝報告。
宣帝意欲起用趙充國平叛，但這時趙充國已七十多歲，宣帝就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問誰可以為將，趙充國很自信地回答：“無逾於老臣者矣。”宣帝又派人去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趙充國答：“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意思是說，用兵不能遠離戰場空想，而要親臨前線觀察，然後作出對策。他要求宣帝交給他任務，不必擔憂。宣帝笑著答應了。
於是，趙充國雖年逾七十，仍督兵西陲，挫敗羌人進犯。回來以後，三向朝廷上書，詳細分析了形勢，建議防事變於未然，提出了“以兵屯田”的主張，得到宣帝的讚賞。宣帝因他年老，問他：“派誰去帶兵最合適呢？”他回答得很痛快：“再沒有比老臣更合適的人選了。”又問：“需要多少人馬？”答“百聞不如一見。臣願立刻去金城（今蘭州附近）測看地形，寫出方案來。陛下把此事交給我辦好了。”他就領騎兵不滿萬人，迅速出師，巧渡黃河，立穩陣腳，作好戰鬥準備。到達湟水岸邊，羌人多次挑戰，他堅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解散羌人各部落聯合的計畫。這時，他建議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兩岸）作為持久之計，提出亦兵亦農，就地籌糧的辦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並作田，不失農業”；“將士坐得必勝之道”；“大費既省，徭役預息”等“十二便”。這對當時支援頻繁的戰爭，減輕人民負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影響到後世。
文化
整理經典
宣帝繼昭帝召開鹽鐵會議之後，又在甘露三年（前51），在石渠閣召開了盛大的儒家經學會議，講論“五經”同異問題。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儒家經書就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具有法典的性質。但是，學術界，思想界對儒家經書的理解存在分歧，所以召開這次大討論。蕭望之等大臣參加評論，漢宣帝親臨會場，隨時對爭論問題作出裁決。經過這次討論之後，原屬民間的學派如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和穀梁《春秋》也進入官學。這種現象只有在寬鬆的政治條件下才有可能，而且為加強思想的進一步統一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頒行《史記》
太史公司馬遷有一個女兒嫁給楊敞。楊敞在漢昭帝時期，曾官至宰相。楊敞有兩個兒子，也就是司馬遷的女兒給楊家生的兩個兒子，大兒子楊忠，小兒子楊惲。楊惲自幼聰穎好學，他的母親把自己珍藏著的並且深愛著的《史記》，拿出來給他閱讀。楊惲初讀此書，便被書中的內容吸引住了，愛不釋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讀完。楊惲成年之後，還把它讀了好幾遍，每讀一遍總是熱淚盈眶，扼腕嘆息。在漢宣帝的時候，楊惲被封為平通侯，這時候他看到當時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馬遷這部巨著正是重見天日的時候，於是上書漢宣帝，把《史記》獻了出來，從此天下人得以共讀這部偉大的史著。
評價
劉向：“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
班固：“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鹹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籓。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荀悅：“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傅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燀耀威靈。龍荒朔漠，莫不來庭。不承祖烈。尚於有成。”
崔駰：“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勛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
蔣濟：“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賤儒貴刑、名，是時名則石顯弘恭之徒，便僻危險，杜塞公論，專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也。如此，誰果亂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鯁之臣，屬之社稷，不令宦堅秉持天機，豈近於元世棟橈榱崩，三十年間，漢為新家哉？”
劉淵：“中宗孝宣皇帝搜揚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
虞世南：“漢宣帝起自閭閻，知人疾苦，是以留心聽政，擢用賢良。原其循名責實，峻法嚴令，藎流出於申、韓也。古語云：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光武仁義，圖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圖霸之主也。今以相輩，恐非其儔。”
錢時：“宣帝親政而以太守吏民之本，可謂知所務矣。夫太守數易，豈止下不安而已乎。是故，欲致治，非久任不可。欲久任，非擇賢不可。數遷數易，如寄傳舍，政何由成，化何由洽也。至有治理效則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此意尤善。伯禹后稷以至康叔蘇忿生之徒，皆由諸侯而入為公卿，此古制也。宣帝致中興之治，其有以哉。惜乎！所謂良吏止漢世人物，而治亦止於漢耳。”
陳普：“不將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數國囚。莫道漢家雜王霸，十分商鞅半分周。鬥雞走狗登皇極，覽德毛從何許來。漢室欲開新室業，王陽分合守蒿萊。渭橋夾道上瑤卮，甲館畫堂開禍基。甘露三年造新室，不鬥飛燕入宮時。孝宣不召山陽守，痛在糟糠不下堂。家國莫先笞已子，漢人空識抱成王。”
趙秉忠：“後世語精明者，首推漢宣，彼其吏稱民安，可為效矣！”
盧弼：“漢宣帝即位，年方十八，以久在民間，習知霍氏專恣。然當霍光稽首歸政，猶謙讓委任，迨光歿後，始親政事。禹、雲謀逆，鹹服其辜，誠不愧為中興令主。”
呂思勉：“宣帝是箇舊勞於外的人，頗知道民生疾苦，極其留意吏治，武帝和霍光時，用法都極嚴。宣帝卻留意於平恕，也算西漢一個賢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