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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琅文化概述
為進一步對堂琅文化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中共巧家縣委、縣人民政府於2008年2月特成立了巧家縣堂琅文化研究課題組，對堂琅文化開展專題研究。巧家縣堂琅文化研究課題組成員通過對堂琅文化進行深入研究後，形成了研究思路及方向，確立了以堂琅礦冶文化為主要內涵，包括堂琅歷史文化、堂琅民族民間文化、堂琅文學藝術等方面的堂琅文化體系。
對於堂琅縣的設定時間，《漢書》等典籍明確記載的建縣時間是公元前135年（漢武帝建元六年）。但《史記·西南夷列傳》載“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置吏為何，郡縣之吏也。既置郡縣之吏，也應設定郡縣。所謂“諸此國”即同書所說的夜郎、滇、鄧都、錫唐、昆明等地。這應包括堂狼山中的堂琅縣。而且，漢興，“因秦舊制”，至漢武帝而設堂琅縣，則堂琅縣“置吏”建縣的時間有可能是秦始皇派常頞修築五尺道的公元前221年的秦國。尤中先生通過深入研究後認為，在古蜀國時期在古堂琅縣地就存在過一個堂琅城。已出土的銅質“堂狼山里手轄印（統管堂琅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古彝文印章也說明在先秦時堂琅縣地的堂狼山存在過一個強大的堂狼山族群，從而印證了尤中先生關於堂琅城的研究是嚴謹的。也就說明，堂琅的建置比典籍明確記載的公元前135年更早、更久遠。到公元621年，唐代在堂琅縣地設唐興縣而廢止堂琅縣，堂琅縣自漢代以來或存或廢前後共存在756年，也有可能是從秦代以來的近842年，如果從“堂狼山里手轄印（統管堂琅印）”所顯於的堂琅城建置時代算起，則堂琅的建置還要久遠。
堂琅縣“因山得名也”，其得名於設縣時所在之山——堂狼山。晉代常璩《華陽國志》載：“堂螂縣，因山得名也。出銀、鉛、白銅、雜藥，有堂螂附子”《漢書》載：“堂螂縣，因山得名也……劉琳註：‘堂螂縣’的‘螂’又寫作狼、螂、琅（漢洗作狼），蓋其地多堂螂，故以為名。”對於堂狼山之名的來歷，《漢書》劉琳注認為，其名得自於“其地多螳螂”。從已出土的先秦時期的銅質“堂狼山里手轄印（統管堂琅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古彝文印章可以看出，堂狼山原應是彝族語言地名，所以堂狼山是否確是因“其地多螳螂”，尚需進一步考證。
那么，古堂琅縣治所所在地和堂狼山的具體位置在什麼地方呢？有的專家說古堂琅治所所在地在今會澤縣政府所在地；有的認為在今巧家縣人民政府所在地；1974年由雲南史學泰斗方國瑜、朱榮惠、尤中先生共同繪製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將堂琅縣冶所所在地標註在今巧家縣老店鎮一帶；中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名大詞典》，對處於堂狼山中的堂狼縣的地理位置作了認定 “堂狼縣在巧家東75公里老店子”；《新纂雲南通志》載“堂琅山在巧家東米糧壩……延袤百餘里”，在該書所附地圖上明確將堂狼山的位置標為橫貫巧家境內始於牛欄江邊老店鎮迄於爐房鄉的東北——西南走向的山脈。
古堂琅縣冶所在今巧家縣老店鎮一帶。《水經注·卷三十六》：“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縣以氏焉。犍為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綰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岩石磊落，傾側蒙回，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為至險。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根據記述：堂琅縣因堂狼山得名，縣在山中。朱提郡郡治在朱提縣故城（今昭陽區土城）。在距朱提郡冶所西南二百里的地方即古堂琅縣城。從堂琅縣治所向西北行八十餘里即“最傑秀，孤高三千餘丈”、“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為至險”的瀘峰，瀘峰旁邊有瀘水上“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的津渡——瀘津，從瀘津向東行八十里就是堂琅縣。
那么，瀘峰、瀘津又在哪裡呢？《水經注·卷三十六》：“繩水（金沙江）又東北至犍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清一統志》：“按：水經注瀘水在朱提界，武侯渡瀘，在其地。”金沙江古稱繩水，繩水流到朱提縣西為瀘江水，朱提縣西即今巧家縣一帶。瀘峰即瀘江水東岸的山峰，瀘津即瀘江水上的津渡。考諸朱提縣西今巧家縣一帶的地形。在朱提縣西南200里控扼、圍繞堂琅縣東北去80餘里，“最傑秀，孤高三千餘丈”、“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為至險”的瀘峰，應即今巧家藥山；“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的瀘津應是今巧家縣白鶴灘鎮老渡口一帶。據此，在今昭通土城西南200里、藥山東南80里、巧家縣城老渡口東80里的古堂琅縣治所，應在今巧家縣老店鎮一帶；堂琅縣因之得名、“綰堂琅縣西北行”的古堂狼山應是今巧家縣東部以藥山為主峰，經老店鎮、包穀垴鄉等鄉鎮，延綿80餘里的山脈。
堂琅縣、堂狼山“出銀、鉛、白銅”，位於雲南省東北部自昭通市永善縣、昭陽區、魯甸縣、巧家縣至曲靖市會澤縣、昆明市東川區的堂琅金屬礦帶上，其金、銀、鉛、銅等礦藏采冶歷史久遠，其礦藏的開採、冶煉、運輸、鑄造等礦冶文化深厚。經科學測定，三星堆礦料來自雲南。通過對東川開採的銅的科學測定，東川的銅與三星堆的低比值銅相同。經巧家縣堂琅文化研究課題組從礦冶開採、文化等各方面進行深入研究，認為三星堆的青銅礦料來自巧家堂狼山，是古代巧家堂狼山的螳螂人采冶堂狼山的青銅礦料鑄就了古代三星堆青銅文明。根據有關專家研究，商王武丁（公元前1325年—前1266年）妻婦好墓里的青銅器、劍川海門口青銅器（公元前1115年）、古滇國青銅文明的青銅礦料均來自於古代僰人。僰人為“犍為蠻夷”，即今昭通一帶。昭通一帶銅礦富集且開發最早的即巧家堂狼山。秦漢以降，堂狼山有色金屬創造了秦國青銅文明，使堂狼山成為堂狼洗、朱提洗的鑄造中心，成就了朱提銀、東川“京銅”的燦爛輝煌和堂狼山作為“漢洗之鄉”、“世界白銅之鄉”的美譽。清時，巧家老三區（今昆明東川區）湯丹等地的銅運往全國各地，支撐了大清王朝的國庫。直至今日，以巧家堂狼山為源頭的中國青銅之路，從巧家堂狼山作為起點，以滇東北青銅礦帶為主，以滇銅為主，以中國南方為主，開成了通向全國，通向世界的輝煌燦爛的中國青銅之路。
堂琅文化研究就是將以堂狼山為中心的堂琅金屬礦帶銀、鉛、銅等礦冶的開採、冶煉、運輸、鑄造的礦冶文化確定為堂琅文化的主要內涵。從而將堂琅文化界定為古堂琅縣地及其周邊區域歷代堂琅人創造的以堂琅金屬礦帶（滇東北金屬礦帶）銀、鉛、銅等金屬礦藏采冶文化為主體的歷史遺存、文化形態、社會習俗、生產生活方式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從地理空間來說，堂琅文化既包括古堂琅縣地，即以古堂琅建置所在地今巧家老店鎮為中心的今昭通巧家縣、曲靖會澤縣、昆明東川區的古堂琅轄地，也包括古堂琅周邊即整個滇東北的今昭通市昭陽區、永善縣等地歷代人民創造的文化。從時間來說，它既包含古堂琅縣建置存在期間古堂琅人創造文化，也包括古堂琅建置設定以前的先秦時期和古堂琅建置廢止之後直至今日堂琅人創造的文化。從文化空間來說，堂琅文化既包括各時代各民族在古堂琅縣地內創造的文化，也包括各時期從各地傳入古堂琅縣地的優秀文化，同時也包括如堂琅礦治文化中的開採文化、冶煉文化、運輸文化、鑄造文化等所輻射的區域。從創造堂琅文化最主要、最核心的因素——人——來說，既包括歷代的原住民族，也包括歷代遷入、遷出古堂琅的堂琅人創造的文化，即古堂琅縣地原住民族文化、外來民族文化及原住民族文化與外來民族文化碰撞、交融形成的複合型文化。總之，就堂琅文化的文化內涵及其表達形式來說，堂琅文化是古堂琅縣地及其周邊區域自古及今的人民創造的以堂琅礦冶文化為主，包括堂琅民族文化、歷史文化、民族民間文化、文學藝術等輝煌燦爛、博大精深的複合型文化。
堂琅礦冶文化
堂琅礦冶文化是指古堂琅縣地(今巧家縣、會澤縣、東川區)及其周邊區域（永善縣、昭陽區、魯甸縣）的滇東北的堂琅人，自古及今開採、冶煉、運輸、鑄造以古堂琅縣地及其周邊區域的金、銀、銅、鉛等金屬礦藏的礦冶文化，是堂琅文化的主要內涵和最核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從巨觀的地理區域考察，西南地區雲貴川交界的滇東北，有一條金屬大礦帶。這一大礦帶呈東北——西南走向，自昭通永善，經昭通市昭陽區、魯甸縣、巧家縣到曲靖市會澤縣、昆明市東川區，綿延近千里。這一礦帶以古堂狼山中的堂琅縣治所所在地的今巧家老店鎮一帶以藥山為主峰的堂狼山為中心，分別可以大體劃分為三部分：北部為牛欄江東北的古朱提山，自古及今以盛產銀礦為主；中部為巧家古堂狼山，即今巧家以藥山為主峰的東部山脈為主，自古即“出銀、鉛、白銅”，以產銀、鉛、銅為主，更以早於西方15個世界以上的白銅和堂琅銅洗而聞名於世，被譽為“世界白銅之鄉”和“漢洗之鄉”；以盛產銀、鉛、銅聞名天下；南部為巧家老三區（1952年劃歸昆明市東川區）湯丹一帶的絳雲露山系的廣大山區和巧家老二區（1952年劃歸四川會東縣）南境的大豐嶺山區，自明、清以來，特別是清朝時期，其開採的銅成為清朝國家貨幣礦料的主要來源地。
數千年來，這一礦帶上的銀鉛銅為中華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一直以來，這一礦帶對中華文明的影響和應有的地位並沒引起考古學界、文化學者、社會學家應有的重視。原因是眾多研究者沒有將這一礦帶從一個有機的整體上進行研究，更多的是從朱提銀、堂琅銅、東川銅等割離的點去做，這就難以從總體上把握滇東北這一礦帶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巧家堂琅文化研究課題組的研究者們，以巧家堂狼山有色金屬采冶的研究為中心，對整個滇東北有色金屬礦帶的有色金屬的開採、冶煉情況查閱了大量典籍，開展了深入的田野調查，認識到滇東北金屬礦帶因其開採歷史久遠、開採規模宏大，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入持久的影響。因此，巧家縣堂琅文化研究課題組將滇東北堂琅金屬礦帶的礦冶文化作為代表滇東北區域文化內涵的概念提出來，並對其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
因這一金屬礦帶主要分布在以巧家堂狼山為中心的古堂琅縣地及其周邊區域上，且古堂琅縣地銀、鉛、銅等礦產豐富，采冶歷史悠久。堂琅縣地開採的堂琅銀是朱提銀的重要部分，特別是堂琅銅成就了古蜀國三星堆、殷商和古滇國青銅文明，鑄造了秦兵器、漢洗、白銅等青銅器物，其采冶的數量最多、時間最長、影響最深遠，使堂琅銅在中華青銅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堂琅銅已成為該區域的主要文化內涵和重要的區域文化品牌。
有鑒於此，巧家縣堂琅文化研究課題組研究人員一致決定將堂琅礦冶文化作為古堂琅治所所在地的巧家及古堂琅縣地及其周邊區域的核心文化內涵，將古堂琅縣地及其周邊區域的整個滇東北存在的這一金屬礦帶命名為堂琅金屬礦帶，並對以金、銀、銅、鉛的采冶為主的堂琅礦冶文化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
堂琅礦冶文化主要包括堂琅金屬礦帶金、銀、銅、鉛等堂琅金屬礦藏自古及今的勘探、開採、冶煉、運輸、鑄造等礦冶工作中形成的物質性的礦冶文化和非物質性的礦冶文化。物質性的礦冶文化包括礦冶遺址、鑄造文物等。非物質性的礦冶文化包括礦冶文化品牌“巧家沙金”、“朱提銀”、“堂琅銅”、“巧家‘京銅’”，礦冶歷史等。無論從時間和空間來說，堂琅礦冶文化的各個組成部分是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需要從巨觀和整體上對堂琅文化作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
堂琅歷史文化
古堂琅縣冶所在今巧家縣老店鎮。巧家歷史悠久，文化深厚。距今3000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有小東門石棺墓遺址、七里鄉三棵樹、徐家垴包石棺墓遺址、魁閣梁子石棺墓遺址、蒙姑一村段家坪石棺墓遺址。這些歷史遺存缺乏文字記述，究竟屬何族群所為，尚待進一步考證，但這一時期，此地的商業和文化交流已相當發達。著名歷史學家、雲南大學博士生導師尤中等考證，古蜀國時設堂琅城，漢朝置堂琅縣於古堂琅城的今巧家老店鎮一帶。
對於堂琅縣的建置，《漢書》等典籍明確記載的建縣時間是公元前135年（漢武帝建元六年）。但《史記·西南夷列傳》載“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置吏為何，郡縣之吏也。既置郡縣之吏，也應設定郡縣。所謂“諸此國”即同書所說的夜郎、滇、鄧都、錫唐、昆明等地。這應包括堂狼山中的堂琅縣。而且，漢興，“因秦舊制”，至漢武帝而設堂琅縣，則堂琅縣“置吏”建縣的時間有可能是秦始皇派常頞修築五尺道的公元前221年的秦國。尤中先生通過深入研究後認為，在古蜀國時期在古堂琅縣地就存在過一個堂琅城。已出土的銅質“堂狼山里手轄印（統管堂琅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古彝文印章也說明在先秦時堂琅縣地的堂狼山存在過一個強大的堂狼山族群，從而印證了尤中先生關於堂琅城的研究是嚴謹的。也就說明，堂琅的建置比典籍明確記載的公元前135年更早、更久遠。到公元621年，唐代在堂琅縣地設唐興縣而廢止堂琅縣，堂琅縣自漢代以來或存或廢前後共存在756年，也有可能是從秦代以來的近842年，如果從“堂狼山里手轄印（統管堂琅印）”所顯於的堂琅城建置時代算起，則堂琅的建置還要久遠。其間，公元107年（東漢永初元年）至公元215年（東漢建安二十年）期間共98年的時間，堂狼縣併入朱提縣；公元586年（隋開皇六年）至公元605年（隋大業元年）期間共19年的時間，隋在堂狼縣地置開邊縣，堂狼縣二次被廢止時間共117年。古堂琅縣以其治所所在地今巧家老店鎮為中心，其範圍無準確記載，後人根據後來東川府所轄範圍，認為古堂琅縣的範圍應這今巧家縣、會澤縣、東川區二縣一區之地。至於是否如此，尚待進一步研究。
明朝初隸雲南，1384年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 五月改隸四川，置東川軍民府，在今巧家白鶴灘鎮舊營村置主營兵之巧家營，主糧賦徵收的巧傢伙目。是為“巧家”見於典籍之始。據1920年（民國九年）《雲南巧家縣調查地誌資料》：“‘巧家’二字，系初開闢時一夷人之名，附城一帶，系渠領有，此士歿後，人即以此二字名其領土，設縣治時，亦即以此命名。”另說：“‘巧家’系初開闢時彝族首領曲古都家的簡稱——‘曲家’衍變而來。”巧家為明朝進入巧家所置巧家營和巧傢伙目方見諸典籍，其因何而名和其意為何尚需進一步考證。
巧家藥山
堂琅文化之魂——巧家藥山 藥山之名最早見於清代《東川府志》地圖，標註為“大藥山”。根據《水經注》、《漢書》和《華陽國志》諸典籍考證，藥山即為古代堂狼山的主峰瀘峰。根據典籍記述：堂琅縣因堂狼山得名，縣在山中。朱提郡郡治在朱提縣故城（今昭陽區土城）。在距朱提郡冶所西南二百里的地方即古堂琅縣城。從堂琅縣治所向西北行八十餘里即“最傑秀，孤高三千餘丈”、“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為至險”的瀘峰，瀘峰旁邊有瀘水上“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的津渡——瀘津，從瀘津向東行八十里就是堂琅縣。
巧家藥山
巧家藥山《水經注·卷三十六》又載：“繩水（金沙江）又東北至犍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清一統志》：“按：水經注瀘水在朱提界，武侯渡瀘，在其地。”金沙江古稱繩水，繩水流到朱提縣西為瀘江水，朱提縣西即今巧家縣一帶。瀘峰即瀘江水東岸的山峰，瀘津即瀘江水上的津渡。
考諸朱提縣西今巧家縣一帶的地形。在朱提縣西南200里控扼、圍繞堂琅縣東北去80餘里，“最傑秀，孤高三千餘丈”、“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為至險”的瀘峰，應即今巧家藥山，地處古堂狼山的主峰；“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的瀘津應是今巧家縣白鶴灘鎮老渡口一帶。據此，在今昭通土城西南200里、藥山東南80里、巧家縣城老渡口東80里的古堂琅縣治所，應在今巧家縣老店鎮一帶；堂琅縣因之得名、“綰堂琅縣西北行”的古堂狼山應是今巧家縣東部以藥山為主峰，經老店鎮、包穀垴鄉等鄉鎮，延綿80餘里的山脈。
《漢書》載：“堂螂縣，因山得名也……劉琳註：‘堂螂縣’的‘螂’又寫作狼、螂、琅（漢洗作狼），蓋其地多堂螂，故以為名。”對於堂狼山之名的來歷，《漢書》劉琳注認為，其名得自於“其地多螳螂”。從已出土的先秦時期的銅質“堂狼山里手轄印（統管堂琅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古彝文印章可以看出，堂狼山原應是彝族語言地名，所以堂狼山是否確是因“其地多螳螂”，尚需進一步考證。
以藥山為主峰的巧家古堂狼山是堂琅文化的發源地
巧家堂狼山是堂琅文化的核心和靈魂。其在堂琅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是堂狼山是堂琅城、堂琅縣和堂琅文化的來源。“堂琅縣因山（堂狼山）名也”說明堂琅城、堂琅縣和堂琅文化皆因堂狼山而得名，體現了堂琅文化在歷史文化上的傳承性；二是堂狼山是堂琅文化的發祥地。堂琅文化的堂琅礦冶文化、彝族的發祥地文化、彝藥起源地文化和孫世祥獨特而厚重的《神史》等幾大核心文化皆發祥於堂狼山。
堂琅文化以堂狼山礦冶文化為核心，將堂琅文化定位為古堂琅縣地及其周邊區域歷代人民創造的以堂琅礦冶文化、歷史文化、民族民間文化、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歷史遺存、文化形態、社會習俗、生產生活方式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從地理空間來說，堂琅文化既包括古堂琅縣地，即以古堂琅建置所在地今巧家老店鎮為中心的今昭通巧家縣、曲靖會澤縣、昆明東川區的古堂琅轄地，也包括古堂琅周邊即整個滇東北的今昭通市昭陽區、永善縣等地歷代人民創造的文化。從時間來說，它既包含古堂琅縣建置存在期間古堂琅人創造文化，也包括古堂琅建置設定以前的先秦時期和古堂琅建置廢止之後直至今日堂琅人創造的文化。從文化空間來說，堂琅文化既包括各時代各民族在古堂琅縣地內創造的文化，也包括各時期從各地傳入古堂琅縣地的優秀文化，同時也包括如堂琅礦治文化中的開採文化、治煉文化、運輸文化、鑄造文化等所輻射的區域。從創造堂琅文化最主要、最核心的因素——人——來說，既包括歷代的原住民族，也包括歷代遷入、遷出古堂琅的堂琅人創造的文化，即古堂琅縣地原住民族文化、外來民族文化及原住民族文化與外來民族文化碰撞、交融形成的複合型文化。總之，就堂琅文化的文化內涵及其表達形式來說，堂琅文化是古堂琅縣地及其周邊區域自古及今的人民創造的以堂琅礦冶文化為主，包括歷史文化、民族民間文化、文學藝術等輝煌燦爛、博大精深的複合型文化。
巧家堂狼山是彝族祖居地、彝族先民的活動中心、已逝彝族同胞靈魂歸依的“祖界”。
康熙《大定府志》記載堂狼山即羅尼山，是彝族再生始祖篤慕的居住地。康熙《大定府志》載：“有祝明（篤慕）者，居堂狼山中，以伐木為業，久之，木拔道通，漸成聚落，號其地為羅邑，又號其山為羅邑山；夷人謂邑為業，謂山為白，故稱為羅業白。” 彝文典籍《六祖分支》記載，彝族再生始祖篤慕居羅尼山，彝族六祖於羅尼山分支。貴州彝文《指路經》說：“祖母住靡莫，父往堂琅地，孫往夜郎國，撐天地建國家，多同管理諸小國。”四川涼山彝族《指路經》載：“去兮去兮，欲行路邊站。堂狼山之旁，除穢搖神扇，倘若不搖扇，難把穢來除；人逝名猶在，倘若名不在，難把路來指……”因四川彝族不清楚堂狼山之所在，在其注釋中說：“堂狼山：虛化的地名，傳說為古代彝族先民活動的中心。”陳本明、傅永祥先生在《彝族史探》中明確指出：“洛尼山（洛宜山、羅業白、洛宜白）即漢代的堂狼山。”“足見堂狼山，也即是洛宜山（洛尼山、洛尼白、羅業白）在昭通地區巧家縣境內。”範文鐘先生在《昭通歷史文化論述》中說，彝族六祖分支的事件“就發生在堂狼山（今巧家縣境域仍存此稱謂）”。堂狼山為橫貫巧家境內始於牛欄江邊老店鎮迄於爐房鄉的東北——西南走向的山脈；古堂琅縣治所在今老店鎮。
商末周初的時候希幕遮從“氂牛徼外”帶領部族跋山涉水遷到今巧家縣城附近沿金沙江一帶的平壩地區的“邛之鹵”。這裡依山傍水，山上可狩獵放牧，壩區可耕種，金沙江里可捕魚，是個理想的人居環境。更重要的是東部數十公里即是富藏銀、鉛、銅等礦產資源的堂狼山。有著優越的自然條件，希慕遮和他的子孫們在這裡發展生產，創造文化。後來，由於發生世紀性大洪水，希幕遮的三十一世孫篤慕帶領部族就近遷往堂狼山，主持了彝族歷史上著名的“六租分支”。秦漢以降，隨著大規模的中原移民的到來，曾經的古蜀國轄地古堂狼迎來了一個影響更為深遠的民族大融合時期。
“堂狼（螳螂）山里手轄印”代表的族群的直系後裔是麗江堂琅人
昭通、威寧出土的二枚古彝文銅質印章，直譯即“堂狼（螳螂）山里手轄印”“堂狼（螳螂）山里木手印是”。“堂狼（螳螂）山里手轄印”漢語的意思即“統管堂琅印”；“堂狼（螳螂）山里木手印是”相當于軍事上的虎符。這充分說明遠在秦代中央王朝在這裡設吏置縣以前，堂狼山就生活著一個以“堂狼（螳螂）山里手轄印”為權力象徵的強大部族。堂狼山中的部族和人民也因堂狼山而稱堂狼山部族、堂狼（螳螂）人。現在雲南麗江玉龍縣太安鄉的螳螂族人就是從巧家堂狼山經昭通、楚雄、大姚、永勝遷去的。
據2001年版《麗江地區民族志》記載：彝族“納若”支系包括“他魯”、“他谷”、“納咱”、“崀峨”、“支里”以及“螳螂”。“臘魯”支系包括“水田”、“香堂”等各種自稱和他稱的分支。經地方史志的考證，漢文譜牒等記載，“納若”支系原籍在楚雄府大姚縣最早仍源於昭通一帶，從元代以後陸續循金沙江而上遷徙至麗江地區。從文獻記載和從昭通經楚雄、大姚到永勝的葬俗送魂路線，均證明麗江地區彝族“納若”、“臘魯”各支系與小涼山的“諾蘇”支系都是淵源於昭通的同源異流不同支系的彝族，只是前者要比“諾蘇”支系遷入麗江地區的時間早兩三個世紀。
其中的“螳螂”支系，自稱“螳螂讓”，他稱“螳螂”，主要聚居於麗江市玉龍縣太安鄉紅麥行政村，現有人口1027人。從族名看，他們保留了祖先居住地的最早的稱呼。在漢文獻中，“螳螂”、“堂狼”、“堂琅”等均為同一稱謂，指今天雲南巧家堂狼山所在地。一個人口很少的族群，卻保留了自身族群最原始的稱呼。這是個神秘而智慧的族群。他們有自己民族的語言，但沒有文字。他們能熟練使用納西語、普米語、漢語等當地主流語言，而自己的語言僅限於自身族群內部交流。他們沒有任何關於自己族群的傳說，只說祖先從南京搬來。歌謠已失傳，曾經有《十二月調》，用白族語唱,如今沒人唱了。舞蹈和納西舞相近，如今很少人能跳。他們沒有彝族那樣完整清晰的父子聯名式的譜系，他們的譜系製作成一個松木靈牌，靈牌上僅保留三代人的姓名。當第四代人出生了，就要把牌位上輩分最高的一代的名字颳去，牌位上始終保留三代。曾經有自己族群主持各種儀式的老人，稱司阿姆，但現在從衣食起居到婚嫁喪葬，他們的所有風俗習慣都跟納西族相同，以至他們中的老人過世了請的是納西東巴做法事。祭奠祖先時在墳前祭台上墊上青松葉。從體貌特徵，語音狀況，習俗來看，他們大都和彝族相類，但他們堅決否認和彝族有任何血緣關係，這是令人奇怪的。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回復到歷史上去考察，可以理出這樣一個思路：在從堂狼山沿金沙江上游遷徙的過程中，這個螳螂族群為了紀念自己祖先的居住地和祖先輝煌的歷史，保留了“螳螂”的族稱，要知道他們的祖先有過多么榮耀的過去，今天從他們自豪地稱自己是螳螂人即可看出。在漫長的遷徙過程里，為了族群的生存延續，在和其他強大族群的周旋中，他們練就一套自我保護的生存本領，努力隱瞞自己的歷史，隱姓埋名，隱藏在其他族群中，但卻把代表自身記憶和文化的語言保留下來。
大藥山文化奇葩－－孫世祥的《神史》
孫世祥的《神史》是孫世祥的學術思想的代表，是中原文化和原住民文化交融而形成的巧家文人文化的代表，是堂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2004年10月出版的長篇小說《神史》最為集中地展示了他的學術和思想。2005年3月《神史》獲昭通市人民政府第二屆文學藝術優秀成果文學類二等獎。2006年，清華大學教授楊汝清在清華大學主持召開了《神史》研討會。2006年7月22日，北京漢語研究所把第六屆“漢語貢獻獎” 授予孫世祥，“祝賀他以剛強勇猛的意志重構了漢語的疆界”。2007年，《神史》獲雲南省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入選獎。2008年，《神史》列為雲南省專家推薦的“茅盾文學獎”參評作品。
《神史》是重要的青年勵志書、漢語教育的經典讀本和百科全書式的滇東北社會風俗畫卷。首先，《神史》是上世紀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堂狼山社會生活的真實再現。誠如學者張宇光先生說的那樣，在中國文學史上，幾部書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因為它們分別代表了某個領域的生活的最高成就。《金瓶梅》是那個時代市民階層的寫照，《紅樓夢》是那個時代貴族階層的寫照，《儒林外史》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階層的寫照。幾千年來，中國社會是個傳統的鄉土社會，在現代化進程、全球化進程加快的今天，中國社會在向工業社會邁進的過程中，先進的生產關係、生產力正在快速改變著中國的面貌，傳統意義的鄉土社會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在這場空前的、方興未艾的變革中，中國社會取得長足進步。在傳統鄉土社會行將結束的情況下，孫世祥的《神史》出現了，它描寫了中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生活，塑造了眾多鮮活的農民形象，為幾千年的中國鄉土社會作了厚重的註腳，它所展示的鄉土背景上的文化為鄉村生活、農民階層作了百科全書式的總結。其次，從漢語空間的捍衛和拓展來說，誠如北京漢語研究所的授獎詞所說的，孫世祥的《神史》“以剛強勇猛的意志重構了漢語的疆界”。第三，從小說主人公的奮進精神來說，孫世祥的《神史》為廣大青少年提供了難得的教育資源。第四，從文本的貢獻來看，孫世祥的《神史》拓展了漢語的敘事空間。以《神史》作者孫世祥的學術思想所代表的文人文化是堂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漢民族的歌舞瑰寶、戲劇活化石－－發拉花燈
花燈是漢民族數千年來重要的娛樂文化，它酬神娛人，既有“儺戲”酬神的功能，又有娛人娛樂的價值，是漢民族民間文化的瑰寶。
“儺”是一種古老的文化事象，淵源於商周時期的方相氏驅儺活動，史料就有孔子曾觀看“有司大儺”的記載。“儺”與民間“百戲”結合後，成為娛神娛人的“儺戲”。從漢代始，“儺戲”進入每年元宵燈節的“百戲”活動，漸漸發展成為漢民族的“花燈”而成為漢民族的數千年來的歌舞、戲劇形式。隨著歷史變遷，漢民族這種原生態歌舞、戲劇形式的“花燈”在中原等發達地區逐漸消逝，而進入雲南等邊遠省份的花燈，很多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成“新花燈”，原生態的老花燈已逐漸很難尋見。
巧家堂狼山區山高谷深，環境幽閉、地理邊遠。600年前從中原流落到雲南的花燈進入發拉村後，因發拉村所處地理位置的封閉，從形式到唱詞一直沒有大的變化，從而讓人們可以從中了解600年前漢族人民的娛樂、民俗、宗教信仰等文化，從而，發拉花燈以其保留的完整性、表演的原生態性，極大的文化研究價值和娛樂價值，而成為中國花燈領域的“活化石”、漢民族民間文化的瑰寶。
世界水窖之父——孫廷文
隨著全球人口的增多，環境的惡化，氣候的變暖，水資源緊缺成了世界性問題。尤其在世界乾旱地區，水資源成了當地的“命根子”。正當世人為水資源緊缺的難題一籌莫展時，1974年至1976年，巧家縣堂狼山區域金塘鄉大窪村小長箐村民小組一個叫孫廷文的普通農民，帶著家人，頂著各種壓力，在自家居住地旁邊修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小水窖。從此，孫廷文發明的小水窖如雨後春筍在周邊缺水的地方蔓延開來。
七十年代末，因巧家水窖成功推廣對解決農村生產生活用水所具有的重大成效，全省“五小”水利建設現場會在巧家召開，“地窖”迅速在全省、全國旱區推廣。1985年5月，全省人畜飲水工作現場會在巧家召開。是年9月，中央水電部在全國人畜飲水工作會議上推廣巧家縣的經驗。於是水窖在全省、全國旱區得到進一步推廣。孫廷文帶領家屬修建的那口水窖被稱為“中國第一窖”。孫廷文被喻為“水窖之父”，巧家也被喻為“水窖之鄉”。孫廷文發明後推廣的數以千萬計已建和待建的水窖正在改變或即將改變著數以千萬計的嚴重缺水的民眾的生產和生活。這是堂狼山人在當代為人類作出的傑出貢獻。
藥山（堂狼山）雜藥——彝藥的發源地
藥山有中草藥不完全統計986種。每年從藥山區域運出的天然中草有
依託於藥山豐富的中草藥資源。彝族中醫藥在藥山（堂狼山）以源，“螳螂附子”（一種類似於草烏的中草藥）是典籍記載的有史以來最早的彝族中草藥，藥山是彝藥的發源地。漢族、彝族、苗族等民族無數中草藥醫生在藥山中創造的燦爛的中草藥文化，“黃家醫圈”就是從巧家藥山走向世界的中藥“瑰寶”。
金沙、牛欄大峽谷
中國西部千里大峽谷明珠—金沙、牛欄大峽谷
金屬的槽道里自如飛翔的河流
巧家金沙江大峽谷
（一）古代南北民族走廊——巧家金沙江大峽谷
巧家金沙江段古稱瀘水，大峽谷分兩段，從蒙姑至葫蘆口江面寬闊，水勢平緩，是古代南北交通要道，南北民族走廊，文化交流、交匯之地。從葫蘆口至小牛欄山高谷深，遍布數十險灘，險灘急流，如白鶴灘等險灘名聞於世；江東岸的巧家境壁立千刃，風景險絕，百里銅運古棧道懸於崖岩之間，數百米溜渡橫於高空之上，險絕如鸚哥溜渡者，稱“亞州第一高溜”。
1、金沙江南北交通要衝——瀘津
瀘津自蒙姑至葫蘆口的金沙江段河床寬敞，江流平緩，因其特殊的地理環境，自古成為南北交通的必經之路，文化的交匯之所、兵家的必爭之地。
（1）南北民族走廊要衝及文化的交匯交融之地——巧家瀘津新石器石棺墓文化
1991年，在古堂琅縣的瀘津邊、今巧家縣委、縣政府所在地（縣城小東門）修建職工宿舍發現了距今3000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石板墓群，出土一批海貝、海貝珠、石鐮、石錛、石鏃、石碗、和田玉和陶罐等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單豎耳罐、海貝、海貝珠、玉片。據專家考證，單豎耳罐迄今為止僅巧家一地出土，意味著墓主人所創造的文化是獨特的。海貝、海貝珠，來自印度洋或太平洋。玉片為新疆大沙漠上的和田玉。像小東門這樣的石板墓群，在巧家縣城附近的魁閣梁子、三棵樹、七里徐家垴包及蒙故鄉段家坪也先後發現，這些石板墓群均分布於金沙江東岸土地肥沃、水源充沛的平壩地區，當地谷稱米糧壩。其中，2009年12月發現的蒙故鄉一村段家坪石板墓群占地面積達6000餘平方米，而且墓葬密度大，墓和墓之間相距僅數十公分。
巧家出土文物表明，在3000年前，海洋和內陸文化在巧家縣城所在地的金沙江大峽谷碰撞、交流，巧家成為經濟、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成為南北民族走廊要衝，文化的交匯和交融之地。迄於清初，瀘津仍是雲南入川 “通京大道”的交通要衝。
（2）兵家死生地
巧家“堂狼毒泉”之所以出名，是因為《三國演義·第八十八回》載：“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馬岱大驚，連夜回告孔明。孔明隨喚嚮導土人問之。土人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甚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三國演義·第八十九回》載：“孔明……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為前部；卻教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徑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壁峰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蜀軍中毒後，在危難之際，經一老者的指點下飲用了一種叫“安樂泉”的泉水，又找到一種叫“薤葉芸香”的野草，得以化險為夷。
對於歷史小說《三國演義》記述的印證見於《新纂雲南通志·釋道傳》：“漢孟優，蒙化人，居巍寶山，土帥孟獲兄也。素懷道念，來往瀾滄、瀘水間，得異人長生久視方藥諸書，隨處濟人。後主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軍中誤飲啞泉，輒平足四禁不語，或謂優有良藥，使之往求之，優進仙草立驗，亮驚異之，與語人：天運會深有契。後入峨眉山，不知所終，其子孫元時賜孟氏。”這段記述頗為簡略，對啞泉的地理位置未作詳細交代。昭通高世清先生在《奇而又奇的金沙江“堂狼毒泉”》中作了考證，諸葛亮南徵士兵在堂狼縣山谷中喝的“啞泉”即今巧家縣堂狼山中蒙姑鄉新塘村民委員會轄境豆腐溝的“堂狼毒泉”。
公元225年諸葛亮南征，從西昌“五月渡瀘”，經今巧家縣白鶴灘鎮老渡口——“揚柳古渡”渡過金沙江進入堂狼縣，順金沙江東岸南行。金沙江東岸堂狼縣金沙江邊一帶，地處乾熱河谷，這裡是《水經注·三十六卷》中記載的距朱提縣“八十餘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的瀘津所在地，因其“時有瘴氣，三月，四月，徑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而使諸葛亮南征艱險異常。蜀漢軍隊遭遇的“堂狼毒泉”距今巧家縣城約25公里，位於蒙姑鄉新塘村民委員會轄境茶棚子以南，石龍過江東北向豆腐溝下的山溝里。此地海拔840米，泉水流量8升/秒，系冷泉，泉水清澈。
今天，當地還流傳著諸葛亮南征的種種傳說。據說，當初諸葛亮的軍隊駐紮在金沙江西岸的圓堡山上，夕陽西沉，照射在獵獵的軍旗上，其影子映到石龍過江上面的斷崖上，連山崖都被映紅，當地百姓仍稱那座紅色的斷崖為“旗子岩”。諸葛亮帶領將士攻打雲南村，渡江後誤飲毒泉受挫，後得高人救助得以取勝。
據記載，歷史上曾有人行道經此地渴飲此水而死亡的多起事件。民國時期曾在必經之道上立一碑石（毒泉碑箭)寫道：“此水有毒，行人慾止渴，飲之則見鬼”。
巧家縣疾控中心的科研人員從啞泉中提取樣本化驗，結果發現該水的總硬度為916，而國家規定飲用水的總硬度標準不能超過450，堂狼毒泉的總硬度超過了飲用水標準的一倍多！堂狼毒泉里的泉水呈青綠色，水底及流經之處有堅硬的白色沉澱物。經有關科研人員考察，此泉水中含有各種礦物質鈣、鎂等。據化驗，啞泉水所含的鈣、鎂濃度極高，使水的硬度嚴重超標，少量飲用口感略甘澀，飲入過多則會中毒，首先影響聲帶，對人體的聲帶神經和語言中樞有強烈的麻痹作用，使發聲嘶啞甚至暫時“失聲”，同時伴隨著肚腹脹痛，如不及時就醫則有生命危險。
巧家地處雲貴高原的金沙江大峽谷地段，地質狀況複雜，富藏各種礦產，此地即古代盛產銅礦的堂狼山，其天然生黃銅純度高達80—90%，遠在古蜀國時候即由當地的彝族先民“堂狼人”開採運往成都平原創造了燦爛的三星堆青銅文明。而自然界的泉水本就是一種存在於含水層里流動的地下水，泉水在地下流動途中，勢必會摻進一些岩石礦物的化學成分。所以，我們不難理解，流動的地下水把附近的鈣、美、銅等礦物質帶到了這口泉中！
由於自然環境的險惡，交通不便，歷史上，途經此地的行人屢屢發生中毒事件。一旦發現有人中毒，則以藥茶兩用的“岩黃茶”解之。“岩黃茶”，生長於屬亞熱帶的金沙江峽谷的峭壁上，小灌木，四季常青，五月以後開白色小花，其藥用價值為清熱解毒，消炎化腫，民間中醫常用它治療肝炎等疾病。在交通不便的過去，為了避免穿越炎熱峽谷的旅客誤飲毒泉，當地人在交通要道上特開茶鋪，“茶棚子”就因此得名。千百年來，在這裡開設茶鋪的人換了一代又一代，今天居住在茶棚子的滕姓、唐姓的祖上都曾開過茶鋪。
B、堂狼大戰
公元323年（東晉明帝司馬紹太寧元年），蜀中成漢政權派李驤率軍經瀘津渡金沙江和東晉爭奪寧州(今天的曲靖)。駐守寧州的王遜派大將姚岳到堂琅(今天的巧家老店一帶)抵擋。《晉書》卷81，列傳第51《王遜傳》載：“先是，越西太守李釗為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遜復以釗為越西太守。李雄遺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去王載共距之，戰於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群附雄。後驤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戰於堂琅，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
李驤攻堂琅不下，又趕上雨季，淫雨連綿，山中毒瘴瀰漫，盛夏飛鳥難渡，軍需困難，李驤便從城下撤軍，退到瀘津（今巧家白鶴灘鎮老渡口一帶）。姚岳一路追到金沙江邊。成漢軍隊無心戀戰，爭渡逃命，落水而死者上千。姚岳遠離後方，擔心作戰不利，也不窮追，引軍而還。那王遜原本殘暴無道，早已眾叛親離，還容不得一個姚岳，大罵姚岳縱敵，還舉鞭痛抽了一頓。王遜自已也氣得不行，“甚怒，髮上沖冠，冠為之裂”，當天夜裡，竟氣極而死(《華陽國志 南中志》)。
C、石達開踹石入川
從蒙姑至巧家葫蘆口的江段，即是近年名聲大振的“巧家奇石”的出處。最早的發現者，就是當年的淘金人。奇石自金沙江上游峽谷中被江水衝下來，被磨礪得光滑如玉，到瀘津沉積下來，又被江水和泥沙中的矽、鐵、鋁、鎂、鈉、鈣礦侵蝕，形成了似山、似河、似人、似鳥、似蟲、似魚、似草、似木，又有紅、紫、黃色彩色紋理，線條流暢清晰，對比鮮明生動的奇石奇特圖案，成就了今天的巧家奇石，備受藏家青睞。據說如今一塊奇石在巧家賣價可達數百元乃至上千元。
巧家發現的奇石已有50多種，其中的芙蓉石、血筋石、石英岩圖案石和古生物化石等特別有價值。
（4）雲南石龍走四川——瀘津上三次山崩
A、導致金沙江改道的巧家葫蘆口山崩
民間稱葫蘆口處為“萬里長江一口吞”，曾發生山崩導致金沙江改道。
對於金沙江的改道，曾有一個傳說，說是有懂陰陽的兩師徒幫人找陰地，師傅從下游找上來，徒弟從上游找下來，師傅先找到葫蘆口旁的山上，認為那裡是“萬里長江一口吞”，是棺好陰地，就在那裡埋了一個有洞孔的錢。徒弟後來也找到那裡，就在那裡釘了一顆釘子。徒弟見到師傅後，就帶師傅去看他找的地，結果發現徒弟的釘子釘在了師傅的錢孔里。師徒二人找來主家看他們幫了找的地，扯了根乾龍毛竹插在那裡，說第二天早晨去看，如果他們找到好地，那么第二天早上去看，乾龍毛竹上就會長一朵蓮花。他們的話被一放牛娃偷聽到了，放牛娃回到家，就和他父親說了，第二天清早，放牛娃父子早早的就來了，果然見到乾龍毛竹上開了一朵雞蛋大的蓮花。於是父子兩偷偷將蓮花摘了。等主家和兩陰陽先生來時，發現只有一根乾龍毛竹，主家不相信兩陰陽先生，認為是騙他。陰陽先生則懷疑是主家不想付錢，偷偷派人把蓮花摘了。於是說：“找也找準了，就是被人識破了。等他家埋了，雷打火燒。”放牛娃父子將放牛娃的爺爺的墳遷了，用罈子裝了去埋在那裡。三月後，一天忽然下大雨，雷電交加，放牛娃爺爺的墳被雷打，墳被打成兩半截，一半在雲南巧家這邊，一半在四川寧南那邊，金沙江水從雷打開的地方流出，時間一長，河道越沖越深，湖泊也就不在了，金沙江也改了道。如今那裡還叫墳坪子，也叫蓮花地。
在今四川寧南縣葫蘆口處以前的確存在一個很深的溝，以前黑水河曾從這裡流出進入金沙江，既然黑水河能流出，若有湖泊，在湖泊存在的時候，水位高於黑水河，金沙江也可以從這裡流進去與黑水河匯合。這一深溝在前些年建設街道時填了。如今在葫蘆口集鎮一帶還能見到河沙。
B、石膏地山崩——雲南土地搬四川
巧家民間有“過了金塘鄉，雲南搬四川”的說法，說的是1880年（光緒六年）巧家石膏地山崩。距巧家縣城9公里的石膏地發生高速高位滑坡，約3億4千萬方滑坡物質瞬間堵斷金沙江，金沙江斷流3日，逆溢百餘里，對岸四川省會東縣小田壩村平地成丘，村莊埋沒，壓死村民數百人，沿金沙江一帶打撈屍體上岸千餘具，受災災民1億餘人。《東川府續志》記載，是年三月初九，“巧家廳石膏地山崩，先於更靜後，忽吼聲如雷，夜半從山頂劈開，崩移對岸四川界，小田壩平地成丘，壓斃村民數十。金沙江斷流，逆溢百餘里，三日始行沖開，仍歸故道”。山崩後三十年，小田壩村在亂石崗上修了墳、建了廟、立了碑。那碑有序，說當年“滇山崩倒過江，阻斷江水三天三夜，壓絕數十家，易姓亦絕”，“自此墓下村一概被壓，慘不勝言”。
金塘鄉石膏地山崩崖壁，長約百米，百丈斷崖，如裂柴斧劈，當地人稱垮崖子；江西一崗，大可百畝，亂石堆壘，似龜頭伏水，今為四川小田壩。這一崗一崖，隔江相對，都是一模一樣的烏砂黑石，而龜頭崗後的龜頸和龜身，卻是連綿一片的紅土褐壤，相比之下，那龜頭就是江東空降的“飛地”。
據石膏地一帶居民說，傳說金沙江原從西岸的“U”型龜頸處流過，東岸的黑崖子如石龍過江，從東到西，把“龍鼻”伸到江中，直逼對岸，那“龜頭”本來是黑崖子的崖尖。後來山崩暴發，黑崖子“龍鼻”崩塌，塌阻金江，“龍腰”崩裂，裂為新谷。金沙江斷流三日，積蓄了巨大的能量，從新谷中一泄而下，衝出新河道。這一來，原來江東的“龍鼻”就變成了江西的“龜頭”，以江劃界，雲南之地就變成了四川之地，這就是“雲南變四川”！
碑一說，人一說，孰是孰非？
C、未能過江的石龍留下的遺蹟——“石龍過江”
在蒙姑茶棚子毒泉下面的江邊有一地名叫“石龍過江”。 當地傳說，金沙江西岸山中有奇寶，東岸大龍得知，沖江而去，要取那寶。眼見得就要跨過大江了，體力卻全部耗盡，困在江心，動彈不得，一臥千年不起，化作石龍。
今見該處一道鐵色石壁，橫江而過，直逼西岸山坳，卻被金沙江擋在江東。這就是有名的“石龍過江”。
回看石龍，千米山樑，辟空而下，衝到江邊，一個平臥，轉個大彎，直逼對岸，真有“偷渡”之勢。
2、險絕的金沙江大峽谷
（1）自古不通舟的白鶴灘大峽谷
金沙江在歷史上雖然在清代銅運時期曾開修金沙江航運通舟至巧家蒙姑，但從永善黃草坪至巧家蒙姑，有白鶴灘等15灘一直未曾通航。京銅運輸時採取盤駁過灘。白鶴灘摩崖石刻《安瀾吉水》題賦七絕云：“金江自古不通舟，水急天高一望愁。何日天人開一線，聯檣銜尾往來游。”
（2）亞洲第一高渡——鸚哥溜渡
鸚哥溜渡位於茂租鄉鸚哥樹邊的金沙江上，高有360米，寬220米，是亞洲最高的溜渡，有360米。
清同治二年（1863）農曆正月，橫江決戰失利後，石達開率殘部抵達雲南旅遊昭通牛欄江邊的竹林灣。牛欄江無舟渡，也無棧橋，上萬人馬只能靠溜渡過江。困頓在江岸的崖洞中，見沿江兩岸竹林森森，瑩瑩碧綠的竹叢中，有紅黃青紫的野花點綴，落魄的翼王怦然心動，隨口吟出一聯：“無事看花兼看柳，有時長嘯復長歌。”表面上的曠達、散淡掩蓋不了內心的焦灼、蒼涼。隨營有善書、擅刻者，把翼王的吟詠刊石摩崖於江岸，至今遺蹟猶存。牛欄江岸某村婦，晨起背負山貨，懷抱幼子，趕魯甸集市，為了渡溜，把幼兒放懷中的圍腰，用嘴咬住圍腰兩角，不知是風急還是浪大，當她抱著溜殼滑到江心，她受驚而張嘴，孩子掉進滔滔洪流。渡過對岸的婦女抹去淚痕，一如往常匯入趕街的人流……
（3）懸於崖岩間的銅運古道
巧家銅及所鑄之銅幣經水路、陸路，千里迢迢運送到北京，這條古道起於清代滇銅的主產地巧家湯丹，經魯甸、昭通到永善，從黃草坪下金沙江，過敘州(今宜賓)水運到瀘州，沿長江過重慶、漢口，到揚州轉進運河，北上天津、通州，又陸運京師，而水路從小江口直接進入金沙江，途經今天的11個省、直轄市，全程萬里以上，稱得上是水陸聯運的“萬里京運之路”。
為開通金沙江水路以濟銅斤，清時動員了數十萬民工，開修巧家蒙姑至永善金沙廠水路，在巧家灘險水急的葫蘆口經白鶴灘至金沙江與牛欄江交江處的小牛欄江岸的崖岩上留下了百多公里的銅運古棧道。這些棧道懸於崖壁之上，險絕無比。
牛欄江(堂狼江)大峽谷
牛欄江巧家境內江段漢時稱堂狼江，後稱塗水。塗水即堂狼江，彝族稱“堂狼”為“妥魯”，“塗”即“妥魯”的連讀，塗水即堂狼水，即古堂狼江。牛欄江流域的今巧家老店鎮一帶是古堂琅縣冶所所在地，是堂琅礦冶文化發源地和彝族發祥地，是堂琅文化的發祥地。
2、從堂狼山的羅邑到巧家的東米糧壩
堂狼山是彝族的發祥地和彝族先民活動中心。堂狼山的中的羅邑是彝族再生始祖篤慕筏木通道建成的“羅邑”，堂狼山也因堂狼山中的羅邑而被彝族稱為“羅尼山”、“洛尼山”、“羅業山”、“洛尼白”等。堂狼山在巧家縣境內東部以藥山為主峰的山脈，羅邑即古蜀國時的堂琅城，後來的堂琅縣冶所，在今老店鎮一帶。
今巧家東米糧壩一帶即古代的羅邑。《新纂雲南通志》說：“堂琅山在巧家東米糧壩……延袤百餘里。”今巧家縣城金沙江沿岸一帶，自古即俗稱米糧壩。而“延袤百餘里”，且相對於金沙江沿岸縣城一帶的米糧壩的“巧家東米糧壩”，應在今巧家老店鎮一帶。
堂狼山自古以盛產雜藥著稱於世。出產各種藥材而得名，著名的野生藥材有柴胡、黨參、貝母、天麻、蟲草、黃芪、草烏、防風、龍膽草、仙茅參、刺參、秦高、黃連、重樓、短柄烏頭、升麻、岩參、芍藥、三七、蠶豆七、玉竹、黃精、丹皮、麻黃、細辛、玉帶草、伸筋草、見腫消、弩箭藥等，在中草藥市場素享盛名據不完全統計，在巧家縣境內東部以藥山為頂峰的堂狼山區域，至今仍是滇、川、黔交界地區少有的盛產各種藥材的地方，已知的藥用菌物和植物種類共達836種，如黨參、柴胡、貝母、天麻、蟲草、三棵針、三分三、岩白菜等等。其中，有不少中藥材在該地區的其他地方是難於找到的，這不僅給當地居民提供了日常所需的各種藥品，而且向周圍地區乃至內地提供了當時難於找到的珍貴藥材，直至今日，古堂琅地區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狀況雖已發生巨變，但在堂狼山區域的藥山、老店等鄉（鎮）仍有不少公司和個體商家長年駐地收購藥材。每逢集市，均有居民上山採收的各色藥材大量上市交易。僅藥山鎮近二十家個體商販每年向外地運出的中藥材或製藥工業用原料就達數百噸。堂狼山區域的老店、藥山等鄉（鎮）一帶已成為地區性的藥材生產基地，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