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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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在民族國家和現代市場形成之前，跨越國界的貿易早已存在。不過當時跨國貿易的主要目的還是互通有無，而不是追求合理分工和比較優勢。比較優勢模型的成立需要兩個前提：假設運輸費用低至可忽略不計，假設有關貿易的信息可以迅速交流和溝通。而這兩個條件在16 世紀之前並不存在。由於交通、運輸條件的限制，此前的國際貿易成本高昂，收益沒有保障。無論是橫跨歐亞大陸的山地、沙漠，還是環繞非洲海岸的航行，風險都很大，而需要先期投入的費用驚人。結果，只有相對稀有而且便於攜帶的商品才會進入國際貿易，比如絲綢、香料、金銀，以求一旦交易成功能夠最大限度地賺取利潤。由於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買得起這些昂貴的舶來品，跨國貿易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有限。在上千年的時間裡，貿易只是偶爾影響一個社會的風氣。更普遍的情況是，國際貿易只能改變上層社會的時尚，平民百姓的生活並不受衝擊。各國從跨國貿易中獲得的經濟收益也不明顯。所以明清皇帝可以毫不遲疑地發布禁海令，令日本商人十年一貢，而且“船隻兩艘，人只二百，違例即以寇論”。當日本人請求縮短貢期時，中國官吏指出批准他們定期貿易已經是天朝上國的恩典，他們的倭刀、紙扇對中國而言是可有可無的。
國際貿易體系
國際貿易體系17 世紀的工業革命和隨之而來的第一次技術革命改變了國際貿易的含義。工業化帶來了新產品，並且普遍擴大了生產規模，使以前的奢侈品走進大眾市場。不過更為關鍵的是，新技術帶來交通和通訊領域的革命，使大規模的定期的國際貿易成為可能。其中最重要的技術變革是蒸汽機在陸海運輸當中的套用。19 世紀初期，歐美各國開始鋪設鐵路，快捷的運輸網路逐步形成。與此同時，輪船與帆船展開了競爭，發起了海上運輸的革命。遠洋運輸費用在1815—1851 年間首次出現大幅度的全面下降。現代的運輸方式不僅降低了運費，縮短了貿易時間，而且擴大了運貨量，提高了運輸的安全性。國際貿易的成本降低，它涉及的商品也不再限於奢侈品，不再僅限於滿足上層社會的需求，只要存在比較優勢的產品，就能夠創造貿易收益。包括農產品在內的日常生活用品成為貿易的主體，貿易對於國民經濟開始產生普遍的持久的影響。
發展演變
聯合國貿發會議為第55屆貿發理事會準備的檔案談及國際貿易和貿易體系及區域貿易安排的發展演變。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體系正處於一個關鍵階段，對開發中國家的貿易和發展和對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等國際議定發展目標都是如此。到2015年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進程已過半，全球經濟當前現實，即經濟衰退初顯端倪、金融危機、糧食危機和能源與初級商品價格高漲、氣候變化及移民，對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前景以及國際貿易體系均提出了挑戰。成功的多哈回合可在這方面作出巨大貢獻。在貿易新版圖內，充滿活力的南方的出現要求國際貿易體系作出相應調整。一些開發中國家已經崛起成為區域和全球生產與貿易的發動機，成功地從基於自然資源和勞務的生產轉向基於資本和技術的生產，並成為全球需求支柱。儘管此類發展引起了世界某些地區的一些不安，但充滿活力的南方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的機遇。這還給南南機構和合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潛力，以促進南南貿易、投資和經濟合作。此類演變極大地改變了國際貿易和貿易體系的動態發展，要求調整心態、政策和貿易體系，並要求拓寬經濟治理體系，以便更好地反映不斷演變的現實。多邊進程進展緩慢，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和區域貿易安排卻繼續增加，帶來國際貿易體系分割的風險。區域貿易安排加強了境內覆蓋範圍的深度。從而導致開發中國家在多邊貿易體系之下可用的靈活性與特殊和差別待遇在區域貿易之下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包括了低收入國家的區域貿易安排是新興現象。此外，亞洲和其他地區的新興較大開發中國家正越來越多地參與制訂與已開發國家的區域貿易安排。區域貿易安排不僅帶來收益，而且還對多邊貿易體系具有內在的體制性影響。然而，討價還價能力有限的開發中國家可能無法實現充分發揮作用的多邊貿易體系所提供的可能利益。
國際貿易體系
國際貿易體系或許可以確認，儘管貿易協定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對於影響到實體經濟和人類需求的根本性的和深遠的全球挑戰，僅協定自身不足以全面有效地應對。貿易政策和貿易體系必須在更廣泛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內運作。因此，全球經濟治理不同層面和體系之間，即在國家區域和全球各級以及在發展、貿易、投資、金融、貨幣政策和技術方面，必須增強一致性。發展觀點應貫穿所有部分內容。在這方面，應探討以“非常規”發展觀點和團結一致為基礎的創新國家、區域和全球合作機制，尤其是在能源和糧食安全方面。政府可發揮突出作用，作為扶持國家採取積極政策。南南、北南和北北的區域，全球和政府間合作可發揮重要作用。此類政府間合作可動員非國家行為者，特別是公司方面的行為者，包括在解決市場扭曲性和反競爭做法方面合作，促進公司行為者的問責制，以便開發中國家生產商和消費者利用貿易自由化。也許應就多邊貿易體系運作的方式方法進行認真反思。由於世貿組織的成員國已達到153個，各項協定似乎比以往更應充分考慮到各國不同的利益和優先事項。成員國更加多樣化，包括在開發中國家中，從而進一步增加了總體計算談判平衡的複雜性。還需要確保增強談判中從下至上和成員推動辦法的包容性和透明度。儘管存在這些挑戰，多邊貿易體系仍是國際貿易體系的核心支柱，並在推進開發中國家的利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結束多哈回合併達成以發展為導向的平衡結果，加上貿易援助的宏大目標，對實現千年發展目標是不可或缺的貢獻。關於區域貿易安排，檔案指出，區域貿易安排正在迅速增加，帶來更多的發展和體制方面的影響。到2007年，向世貿組織通報的區域貿易安排有385項，其中197項已在實施。近期主要是雙邊協定在迅速發展。美國已根據2002貿易促進授權強化了雙邊辦法，並締結了11個區域安排，包括與韓國的協定，這是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後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最近歐盟新戰略的重點轉向亞洲和拉丁美洲的非傳統夥伴。近期區域貿易安排已加強深化了境內覆蓋內容，包括競爭、投資和政府採購等多哈回合沒有處理的問題，同時其他一些具有體制影響的問題仍沒有解決，例如農業補貼。開發中國家越來越多地參與區域貿易安排，這意味著區域貿易安排中發展方面的重要性增加，包括監管和機構合作與發展援助。非加太集團和歐盟一直在談判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以此作為可持續發展、消除貧困和區域一體化的手段。
世貿組織授予歐盟科托努優惠的豁免到期以來，締結了一些全面和暫行的經濟夥伴關係協定。35個非加太國家草簽了協定，其中包括加勒比區域草簽一項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保留現有市場準入條件是這些國家的主要動機之一，其中許多國家嚴重依賴於容易受到科托努優惠損失影響的出口產品，包括牛肉、砂糖和香蕉。暫行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通常規定非加太國家在15-25年內對80%左右的進口和產品逐漸實行自由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方對《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24條中“實質上所有貿易”要求的理解，儘管這一措辭尚無議定定義。非加太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呼籲改變該條款的參數，以便允許在更長的期限內實行更低的市場開放程度。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中的第三方最惠國待遇條款對南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可能威懾作用提出了關注。巴西在世貿組織質疑該條款是否與授權條款的精神相容。其他大多數區域尚有待在2008/09年談判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這一時間限制以及問題的複雜性，凸現了能力方面的限制，尤其是非加太集團的非洲國家。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將規定一個綜合範圍，涵蓋服務、電子商務、投資、競爭、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和個人資料保護。服務條款可能要求作出更深的承諾，包括非服務業投資的自由化。以真正促進區域一體化進程的方式，將現有雙邊和次區域暫行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轉為全面的區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是一項巨大的挑戰。
趨勢
在全球經濟成長達4.2%且沒有出現通貨膨脹的2005年過後，經濟學家們都贊同這樣的構想，即2006年經濟形勢依然很好，儘管所有原材料的價格都將出現大幅上漲。今天，掌握創新工藝和服務的國家用它們的技術與那些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國家進行交換。第二種易貨貿易是在低工資地區和原材料擁有國之間進行。這個三角的最後一點是擁有自然資源的國家，它們用自己的資源與那些擁有技術的國家進行貿易。因此，看到人類歷史上幾乎未曾有過的一種三極貿易體系出現了。這種新模式取決於世界在三個“得勝”集團之間的瓜分，這三個集團都有各自不同的重要王牌：技術和工業能力（美國、日本、德國）、巨大的廉價勞動力儲備（中國和印度）、豐富的自然資源（拉美、俄羅斯、加拿大、澳大利亞、中東）。在這3個集團之間，世界的瓜分開始變得更加顯而易見。對於投資者來說，它已十分明確地指出了應該重點投資的地區、國家、行業。剛剛出現的這個新世界好像還不穩定，並帶有一定的風險：某些地區過多的社會環境風險或經濟成長困難；原材料匱乏的風險，2005年的全球庫存處在很低的水平，以至於很小的事件（氣候或技術和工業方面的）都可能促使價格持續走高；國家間談判權力的轉移，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地緣政治危險；還有自然環境風險和污染的加劇。擁有大量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國家的出現將持久地改變人們在20世紀經歷的世界貿易格局。
國際貿易體系
國際貿易體系利益相關者
繼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提出中國是國際體系“利益相關者”後，美國貿易高官二十五日也稱中國為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利益相關者”，要求中國發揮與經濟地位相稱的負責任作用。周三在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二00六預測會議上，美國貿易副代表卡蘭·巴西亞發表長篇演講。他指出，美中貿易關係非常重要，需仔細研究，美國政府正在對美中貿易政策進行“從頭到腳”的跨部門評估；美中貿易關係也是“非常複雜的關係”，不能單純定性，採取簡單化政策，“需要準備好羅盤，畫出路線圖”。巴西亞提出美中經貿關係三階段論，第一階段從一九八六年到二00一年，中國力圖融入世界貿易體系；第二階段，二00一年中國加入WTO後開始履行承諾；如今進入第三階段，中國應成為國際貿易體系負責任的參與者和受益者，必須在多邊的、地區的、雙邊的各個方面發揮作用，成為成熟的夥伴，也就是“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巴西亞呼籲中國在推動世貿組織的法治體系和公平自由貿易框架中發揮與中國經濟份量相稱的領導作用。他聲稱，美國在推動和幫助中國融入國際貿易體系方面做的比在其它地區更多，美國將繼續與中國接觸，推進其轉型。他說：“美國將以巧妙的、有針對性的、建設性的、尊重對方但堅定的方式推進這些目標。”同一天，美國貿易代表波特曼在接受彭博通訊社採訪時表示，對中國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只會損害美國經濟，最好的辦法是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人民幣問題。
分析
環球視界當前的國際貿易體系對開發中國家不公正。已開發國家從開發中國家進口的平均關稅稅率比從已開發國家進口的稅率高4倍。關稅結構的設計尤為不合理，導致關稅升級（Tariff escalation）現象，即初級產品關稅相對較低，而製造產品的關稅較高，比如生番茄的進口關稅低於罐頭番茄，亦即對增值活動課以重稅。這種關稅結構實際上阻礙了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致人死命的“智慧財產權”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智慧財產權卒不應該涵蓋在烏拉圭回台談判內，因為智慧財產權不是一個貿易問題，關於智慧財產權問題的探討應在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The Word Intellectual Proverty Organisation），簡稱WLPO）框架下進行。但為什麼這個問題還是進入WTO，原因非常簡單，美國和歐洲的若干特殊利益集團希望在貿易談判中作出更強有力、更加有利於自己的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而要達到這一目的，通過做貿易部長的工作相對容易取得成功，因為貿易部長也許是所有部長中最容易受政治壓力影響的。烏拉圭回台談判開始時，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和科技政策辦公室均反對烏拉圭回台談判中的有關智慧財產權的規定，認為相關規定對美國科學不利，對全球科學不利，對開發中國家也不利。但政策制定者們根本就沒有徵詢科學家的意見，因為他們關心的根本不是智慧財產權相關制度應要怎樣制訂才有利於創新。他們所關心的只是要提升兩個行業，即製藥業和娛樂業的盈利水準。科學家們儘管反對.但不像這兩個行業有那么大的政治影響力。在設計智慧財產權保護體系時，應非常小心謹慎。對於科學研究而言，最重要的輸入要素是什麼?毋庸置疑，是知識。因此，如果限制知識分享的無障礙性，也就等於限制了創造知識的能力。1994年，柯林頓政府的一項重大國內政策舉措是關於醫療衛生的。美國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支出比任何已開發國家都要高，但結果卻比任何已開發國家都要差。競選時.柯林頓總統承諾的目標之一就是要使得窮人買得起藥品。但在烏拉圭回台談判中，談到智慧財產權問題時，柯林頓總統卻同製藥公司狼狽為奸。結果烏拉圭回台談判中有關智慧財產權的規定，使得窮國民眾更難以享受低價藥品。以治療愛滋病的藥品為例。仿製藥品一年花費大概160美元，而品牌專利藥一年的成本是1萬美元。開發中國家的民眾，如果一年收入300美元，甚至3000美元，那么根本負擔不起1萬美元的藥品。他們也許買得起仿製藥，但烏拉圭回台談判關於智慧財產權的規定在設計時就是要阻礙開發中國家購買廉價的仿製藥，因為已開發國家要保障製藥公司盈利，根本不考慮這樣做會給窮國民眾造成什麼惡果。wr（]的諸公對這一說法自然相當不滿，辯稱：相關智慧財產權條款在設計時實際上已為開發中國家預留一定彈性，所謂“彈性”是個專業術語，比如對於一些用於“拯救生命”的藥品，開發中國家有頒發“強制許可”（Compulsory license）的權利。對這種辯解，回應有二：首先，每當開發中國家威脅要頒發強制許可，美國即以各種報復手段相威脅，如取消援助、取消貿易優惠待遇等，而且也的確會說到做到。
因此儘管理論上開發中國家確有權利，但卻往往不具備行使這一權利的政治槓桿，對特別貧窮的國家而言尤為如此。因此，所謂“彈性”根本無法保障開發中國家的權利。第二點更為根本性，如果已開發國家確有意願保障窮國民眾能夠享有拯救生命的藥品，當初就應明確規定，年人均收入低於500美元（或類似數量指標）的國家可以自由生產用於拯救生命的仿製藥品。這並不複雜，但已開發國家卻故意將相關條款寫得讓人不知所云，其真實意圖恐怕只能是不想讓開發中國家生產拯救生命的仿製藥品。傳統貿易框架批判貿易問題之所以會在全球範圍內引發諸多爭議，原因之一在於，貿易全球化本來承諾讓所有人受益，但卻並沒有產生這種預期收益，對開發中國家尤為如此。傳統理論，姑且稱之為“舊貿易框架”認為，貿易全球化將帶來更多貿易，更多貿易帶來更多增長，更多增長則會讓全體民眾都過得更好。這一主張可以說是此前約14世紀以來所有關於貿易自由化談判的理論基石。但現在看來，其正確性頗值得商榷，因為貿易全球化經常並未帶來更多貿易。如“除軍火外全部免稅”的動議，其初衷很好，但依然沒有說能夠帶來更多的貿易，其原因在於，除關稅外尚存在諸多其他貿易壁壘。一個高度貧困的國家可能連“口岸”都沒有，還奢談什麼“出口”?貿易的發展受制於內部壁壘與外部壁壘。對已開發國家而言，惟一較為難以逾越的貿易壁壘在國門之外，而對貧窮的開發中國家而言，真正的挑戰則在蕭牆之內，僅僅在外部壁壘上下功夫實為緣木求魚。張推動“貿易援助”計畫（Aid forTrade），即著眼於應對這一問題。所謂“更多貿易帶來更多增長”，總體說來這一說法未嘗不對，但也只是部分正確，因為歸根結底，真正推動經濟成長的核心因素是技術變革、學習和知識。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僅是資源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知識上的差距。中國的經濟改革高度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在提高全民知識水平方面做出了可觀努力。
關鍵
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以不到美國十分之一的工資水平和人為壓低的匯率，正在不公平地迫使美國工廠倒閉，剝奪成千上萬美國工人的職位。據稱，日益膨脹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就是證據。 實際情況當然不會這么簡單。儘管布希政府一直抱怨中國的人民幣盯住美元匯率政策，最近又對從中國進口的電視機和胸罩設定了貿易障礙，但它也表示拒絕國會議員提出的多數保護主義貿易法案。 中國官員和分析師爭辯說，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是一種特殊情況，因為中國對好幾個亞洲國家有貿易逆差，其進口增長快過出口增長，而進出口貿易總額正趨於平衡。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預計，即便調整了人民幣匯率，也未必能增加從美國的進口。他指出，中國對美出口多數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本來就很少生產這些產品。 林先生補充說，美國和日本抨擊中國的理由是錯誤的。“認為他們只是想找一個替罪羊，自己有麻煩，就怪罪到人家頭上。”
國際貿易體系
國際貿易體系中國並不是一個只出不進的貿易壁壘，相反，中國經濟對外來經貿合作與投資保持開放，並全面融入全球貿易體系，其開放程度遠遠超過日本及韓國在相似發展階段的情況。 到製造業的第一線去看一看，如民營的中國公司“曲美家具”或美國汽車部件供應商Asimco，就會了解中國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的程度有多深。 曲美家具在北京郊外的明亮車間可不是“血汗工廠”，儘管那些在縫紉機前埋頭工作的女工人和把面套釘到沙發框架上的男工人每月計件收入僅在1.500至2.500元人民幣之間。曲美公司正在擴建：在建的新廠房面積將是現有廠房的四倍。該公司正向美國、歐洲和亞洲出口家具。但據公司副總裁薛淑萍（Xue Shuping，音譯）介紹，該公司製造的多數桌椅產品，還是面向正在快速擴大的中國市場銷售的。曲美公司還從國外進口產品與服務。該公司從斯堪的納維亞聘請設計師，並從歐洲進口它所需要的大部分山毛櫸木和其他木材。伯銀行（Paine Webber）銀行投資銀行部總監，活躍在中國市場已有10多年。他表示，認為美國所有的製造業職位都會流失到中國去是不對的。但他同時指出，美國工廠需要適應新的情況。 他所在的公司就是一個能說明問題的範例。在渡過了與當地政府合資的數年艱辛歷程之後，Asimco從1998年開始從中國出口，並遠涉重洋，到美國去進行第一筆海外收購。在密西根州格蘭德港，Asimco從已提交破產保護請求的聯邦默高公司（Federa l Mogul）那裡收購了一家凸輪軸廠。某些生產流程將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中國，但高科技方面的運作將留在美國。佩爾科夫斯基先生說，兩年後，他將能夠宣布他接管了一家苟延殘喘的企業，並為它制訂了一項中國策略，使企業起死回生。他補充說：“在美國的廠區將開展更多業務，而不是更少。” 不過，無論是這樣的前景，還是中國方面有關其出口的一半來自外資或合資企業的重申，都不足以為美國國內愈演愈烈的政治論調降溫。美國駐華大使雷德在香港的一次發言中，抨擊中國未能履行其加入世貿組織時所作的各項承諾。
在華盛頓本身不願遵守世貿規則，撤銷對進口鋼材徵收非法關稅的背景下，此種論調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但雷德先生指出，美國的產品和服務在中國的多個經濟領域遇到障礙，包括分銷、金融服務和農業，還受到對軟體和其他產品大範圍盜版的侵害。 中國對美國方面批評的回應，基本上是克制和低調的。中國商務部對美國限制從中國進口針織布、胸衣、袍服三種紡織品“深表遺憾”和“堅決反對”。北京也提出採購更多的高價值美國產品，以縮小雙邊貿易盈餘。此等提議對於波音這樣的美國公司固然是好訊息，但並不符合貿易應由市場力量主導這個原則。 除此之外（再就是在有管理的框架內調整人民幣匯率），北京的選擇是有限的，至少在中國的銀行系統健全到足以讓人民幣自由兌換之前是如此。就目前而言，中國官員只能重申，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整體上趨於平衡，可能還會出現逆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夢奎引用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結果指出，中國有望在2010年成為亞洲最大的出口國，但很快就將在2005年就成為亞洲最大的進口國。“中國在最近的將來出現（貿易）逆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說，“但對此並不擔心。”不過，在美國大選沒有了結之前，對華貿易逆差仍將是美國人的關注焦點。當美國大使雷德被問到逆差是否有可能反映了美國的缺點，而未必是中方的不公平競爭時，他回答道：“中國的進口增長率為40%，美國在其中占了26%。的確很有成見；作為一個美國人，無法相信自己不懂得如何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