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戰爭概況,戰爭爆發,安舜反唐,大戰熊津,全面戰爭,唐羅和解,新羅北擴,歷史,新羅奪府,石門之戰,唐朝討逆,新羅請罪,兩府內遷,政策,政治格局,唐新關係,新日關係,唐日關係,
戰爭概況
660年和668年，在唐朝聯合新羅滅亡百濟與高句麗之後，唐朝在百濟故地設立熊津都督府，在高句麗故地設立安東都護府，並以新羅其地為雞林州都督府。唐朝意圖在高句麗和百濟故地實行羈縻統治政策，新羅則意圖爭奪百濟和高句麗故地由其直接統治。為爭奪對百濟和高句麗故地的統治權，唐朝新羅戰爭爆發。唐朝由於受西北吐蕃局勢的影響而對朝鮮半島採取退守政策，唐朝新羅最終以大同江為界劃分勢力範圍。唐朝鞏固了大同江以北、特別是遼東地區的統治；新羅實現對朝鮮半島大同江以南地區的統治，進入統一新羅時代，東北亞也進入了和平穩定發展的新時期。
高句麗
高句麗戰爭爆發
安舜反唐
新羅為防止唐朝完全吞併朝鮮半島，新羅文武王聯合併扶植了朝鮮半島上的原高句麗和百濟的反唐勢力一起攻打唐朝。670年3月，新羅派薛烏儒與高句麗舊將高延武各率精兵1萬渡過鴨綠江，進至烏骨城(今丹東鳳凰山東麓)，由此拉開了唐朝新羅戰爭的序幕。新羅聯合高句麗殘餘力量進軍所至的烏骨城，乃是連線遼東和平壤的交通要道，占領這裡既可對駐守朝鮮半島的唐軍進行圍攻，也可阻止唐軍從遼東方面的增援。另外，新羅軍隊在高句麗故地的活動，還可以把唐朝的視線轉移到遼東，使其無暇應對新羅對百濟故地的爭奪。唐朝對此則派高侃率兵進行鎮壓。新羅文武王與劍牟岑失敗後，發生分歧，劍牟岑被安舜下令處死。安舜南逃後，被新羅文武王接納，封安舜為高句麗王，在今韓國益山市建立了報德國（674年，改封安舜報德王）。這件事唐朝和新羅的同盟關係開始破裂。
影視作品中的安舜
影視作品中的安舜大戰熊津
但與此同時，新羅開始攻打唐在百濟的駐軍。671年，新羅拿下在百濟國都泗沘，推翻唐朝的熊津都督府（扶餘隆為都督，但滯留唐朝不敢回故國），建立所夫里州，控制了前百濟的全部領地。到上元元年（674年），新羅已經從唐朝手中奪得原百濟的大部分領土。但此時，新羅軍主要與熊津都督府的百濟人交戰，而唐軍主要與反唐的高句麗人交戰。
百濟
百濟新羅之所以選擇這一時機，其原因首先是新羅對唐朝外交努力的失敗。669 年，新羅文武王遣欽純和良圖入唐謝罪，但是第二年1 月唐高宗“許欽純還國，留囚良圖，終死於圓獄。以王擅取百濟土地遺民，皇帝責怒，再留使者”。由此來看，當時唐朝扣留的新羅使者似乎不止良圖，而且欽純帶回的唐高宗的詔令是“百濟舊地，總令割還”，直接表明了唐朝不再容忍新羅繼續占領百濟故地的態度。這樣新羅試圖通過外交途徑來取得唐朝對其攻取百濟故地行為諒解的努力就失敗了。其次，更重要的是由於唐朝受西北局勢的影響，不得不調集駐守高句麗的兵力與吐蕃開戰。《新唐書·吐蕃傳》記載，670年吐蕃“入殘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拔換城，於是安西四鎮並廢”，由此與之相鄰的吐谷渾、鄯善、且末之地也正式為吐蕃所據。西北局勢的危急，使唐朝不得不調任剛剛在高句麗戰場獲勝的薛仁貴前往西北戰場。4月，唐朝以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領兵5萬出擊吐蕃。這表明薛仁貴最遲在669 年底就離開了高句麗，也必然會帶走部分兵力，而且同年唐朝還“徙高麗民3萬於江淮、山南”，而“留其貧弱者，使受守安東”，這樣此前留駐於高句麗故地的2萬唐兵恐怕為數已是很少了。唐朝軍事力量的削弱也給新羅發動戰爭提供了時機。
全面戰爭
之前只是唐朝與新羅支持的高句麗復興勢力作戰，並沒有和多年的盟國新羅宣戰。上元元年（674年），唐高宗與新羅文武王徹底決裂，扶植文武王的弟弟金仁問為新羅君主，並派劉仁軌領兵攻打新羅。在對吐蕃戰敗後一度除名的唐朝名將薛仁貴被唐高宗任命為為雞林道總管，負責羈縻百濟的熊津都督府，上元二年（675年）二月劉仁軌在阿達城之戰、七重城之戰大敗新羅軍後，金法敏為保持既得利益，避免覆滅厄運，即已派使入唐謝罪。
唐高宗
唐高宗675年，李謹行率領投靠唐朝的靺鞨人攻打新羅石峴城、赤木城、買肖城三戰皆捷。《三國史記》記載石峴城、赤木城之戰唐軍大勝，買肖城之戰20萬唐軍被金元述擊敗，新羅軍繳獲戰馬三萬三百八十匹，但是當時李謹行作為行軍總管、安東鎮撫大使，不可能擁兵20萬，有三萬三百八十匹戰馬。
唐羅和解
經過多年的戰爭，新羅已經比較疲憊了。在劉仁軌主力回國的情況下，新羅以全國之力，仍不能徹底擊退李謹行和薛仁貴的留守唐軍。金法敏可能已經意識到通過戰爭無法使唐軍退出朝鮮半島，因此，在買肖城之戰後，派出使者，向唐朝進貢並且謝罪。
影視作品中的金法敏
影視作品中的金法敏關於新羅遣使謝罪的時間，中朝雙方的記載並不一致。
而《三國史記》則說，675年，新羅兩次遣使入唐，前一次與中國史書相同，後一次記在九月二十九日買肖城之戰後。
綜合中朝雙方的史書來看，675年新羅遣使謝罪只有一次，發生在九月二十九日買肖城之戰後。
而唐朝也意識到，用偏師經略的辦法是不能制服新羅的，而唐朝當時的戰略重心已經轉移到了西線，吐蕃成為其主要對手，劉仁軌、薛仁貴、李謹行等東征主帥全部調到西部防備吐蕃。唐朝很難再派出主力大軍東討新羅。因此，面對新羅的謝罪請求，唐朝自然也樂於接受。據《資治通鑑》記載，“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金仁問中道而還，改封臨海郡公。”高宗皇帝以這種方式，宣告了戰爭的結束，重新接納新羅為大唐的藩屬國。
新羅北擴
至此，唐與新羅大規模的戰爭結束了，但是，武裝衝突並未就此終結，676年，薛仁貴領兵渡過黃海支援熊津都督府，與新羅在所夫里州伎伐浦交鋒，唐軍先勝後敗，被新羅斬首4000餘級但也有學者根據新羅王金法敏致薛仁貴的信中內容認為所謂唐軍被新羅斬首4000餘級並不存在。金法敏在回書的結尾部分，寫到“披讀總管來書, 專以<新羅>已為叛逆, 既非本心, 惕然驚懼……今略陳寃枉, 具錄無叛”，又寫到，“天兵未出, 先問元由。 緣此來書, 敢陳不叛, 請總管審自商量, 具狀申奏”。據此看，金法敏在回書中，一直聲稱自己並未反叛。試想，如果此前新羅殺傷了那么多唐軍，金法敏還在回書中說自己並未反叛，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朝鮮半島的局勢依然比較緊張。報德國不久後被新羅廢除；唐朝方面，安東都護府從平壤遷至遼東故城，熊津都督府被從泗沘遷至建安故城（今遼寧營口）。安東都護府的治所撤出平壤後，唐朝又在平壤設定安東都督府維持其對高句麗故地的統治。676年唐朝廷放回被俘的高句麗末代國王高寶藏回平壤讓其擔任唐安東都督府的安東都督，並冊封其為朝鮮王。681年高寶藏因陰謀策劃脫離唐朝控制，而被唐朝廷削去官爵並流放到四川。高寶藏被唐朝俘虜回長安後與武則天的侄女所生的兒子高德武被任命為安東都督，究其原因是因為高德武自小在唐朝首都長安出生及長大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容易控制也不會背叛中國。高句麗和百濟王族通過唐朝或新羅的力量復國的預想徹底失敗。685年，新羅“始備九州”，將國土擴張至大同江以南的朝鮮半島。735年，唐玄宗詔令新羅出兵進攻渤海國，新羅奉詔出兵，但在途中新羅軍隊卻因雪災而被凍死大半，之後玄宗一方面為了補償新羅，一方面出於制衡渤海國，就把高句麗在大同江以南的高句麗故土賜給新羅，唐朝從二品的雞林都督新羅王金法敏上《賜土地謝表》稱：“伏奉恩敕，浿江以南，宜令新羅安置。臣生居海裔，沐化聖朝。雖丹素為心，而功無可效；以忠正為事，而勞不足賞。陛下降雨露之恩，發日月之詔，錫臣土境，廣臣邑居，遂使墾闢有期，農桑得所。臣奉絲綸之旨，荷榮寵之深，粉骨糜身，無由上答。”。至此新羅奪取了百濟故地和高句麗在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實力有所增強；而唐朝也鞏固了自己在大同江以北包括平壤在內的朝鮮半島北部和遼東地區的統治。
朝鮮半島的局勢依然比較緊張。報德國不久後被新羅廢除；唐朝方面，安東都護府從平壤遷至遼東故城，熊津都督府被從泗沘遷至建安故城（今遼寧營口）。安東都護府的治所撤出平壤後，唐朝又在平壤設定安東都督府維持其對高句麗故地的統治。676年唐朝廷放回被俘的高句麗末代國王高寶藏回平壤讓其擔任唐安東都督府的安東都督，並冊封其為朝鮮王。681年高寶藏因陰謀策劃脫離唐朝控制，而被唐朝廷削去官爵並流放到四川。高寶藏被唐朝俘虜回長安後與武則天的侄女所生的兒子高德武被任命為安東都督，究其原因是因為高德武自小在唐朝首都長安出生及長大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容易控制也不會背叛中國。高句麗和百濟王族通過唐朝或新羅的力量復國的預想徹底失敗。685年，新羅“始備九州”，將國土擴張至大同江以南的朝鮮半島。735年，唐玄宗詔令新羅出兵進攻渤海國，新羅奉詔出兵，但在途中新羅軍隊卻因雪災而被凍死大半，之後玄宗一方面為了補償新羅，一方面出於制衡渤海國，就把高句麗在大同江以南的高句麗故土賜給新羅，唐朝從二品的雞林都督新羅王金法敏上《賜土地謝表》稱：“伏奉恩敕，浿江以南，宜令新羅安置。臣生居海裔，沐化聖朝。雖丹素為心，而功無可效；以忠正為事，而勞不足賞。陛下降雨露之恩，發日月之詔，錫臣土境，廣臣邑居，遂使墾闢有期，農桑得所。臣奉絲綸之旨，荷榮寵之深，粉骨糜身，無由上答。”。至此新羅奪取了百濟故地和高句麗在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實力有所增強；而唐朝也鞏固了自己在大同江以北包括平壤在內的朝鮮半島北部和遼東地區的統治。
唐羅戰爭後，百濟故地被新羅控制。一些歷史學家稱唐安東都督高德武在安史之亂後建立了小高句麗，控制了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大同江以北的地區，但這是沒有歷史依據的。因為他們根據的只是《新唐書》的這句話“明年，以藏子德武為安東都督，後稍自國。至元和末，遣使者獻樂工雲”[2] ，屬孤證（《三國史記》只是照抄此句，再沒有其他史料證明所謂小高句麗的存在）。金毓黻的《東北通史》認為“元和末，遣使者獻樂工”的高麗，應該是渤海國，而《新唐書》應該是誤抄《冊府元龜》導致的失誤。而《冊府元龜·外臣部·封冊二》記載了在高德武之後仍然有高定傅和高文簡擔任唐安東都督管理大同江以北高句麗故地的事實。
唐羅戰爭為後來高麗占據朝鮮半島打下基礎。戰爭結束後，新羅與唐朝雙方睦鄰友好。公元993年王氏高麗在通過與契丹的戰爭之後，終於基本控制了朝鮮半島大部地區。
歷史
新羅奪府
新羅一面扶植和利用高句麗殘餘勢力與唐朝對抗，一面大肆奪取百濟故地。670年，新羅接納高句麗遺臣安勝，將其安置於金馬渚，封高句麗王，以此來招納高句麗遺民與唐安東都護府抗衡。與此同時，新羅還攻取了百濟故地眾多城池。
670年7月，新羅出動大軍，一舉攻陷熊津都督府八十二城。新羅將軍“品日、文忠、眾臣、義官、天官等取城六十三，徙其人於內地；天存、竹旨等取城七，斬首二千；軍官、文穎取城十二，擊狄兵，斬首七千級，獲戰馬兵械甚多”，共取城82座，幾乎占了百濟原有城的一半。
671年1月，新羅發兵攻打百濟，戰於熊津南，6月兵臨百濟加林城，與唐兵戰於石門，取得了“斬首五千三百級，獲百濟將軍二人，唐果毅六人”的戰績。不過被新羅所俘虜的六名唐果毅其實都是百濟人，唐軍滅亡百濟後，一方面，在百濟設定都督府，任命當地的百濟人擔任各種官職，據《舊唐書》東夷傳記載，“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各統州縣，立其酋渠為都督、刺史及縣令”；另一方面，又從百濟遷走了一部分人口，安置到唐朝，例如，據《三國史記》記載，顯慶五年（公元660年）9月唐軍滅亡百濟後，“（定方）以（百濟）王及王族臣寮九十三人, 百姓一萬二千人, 自<泗沘>乘船回<唐>”，《資治通鑑》儀鳳元年也提到，唐朝曾把部分百濟人遷到徐州和兗州等地。
遷入唐朝的部分百濟人即被授予一些折衝府的官職。例如，據百濟人黑齒常之的墓志銘記載，黑齒常之“與其主扶餘隆俱入朝，隸為萬年縣人也。麟德初，以人望授折衝都尉，鎮熊津城”。又如，據百濟人禰軍的墓志銘記載，禰軍入唐後，“聖上嘉嘆，擢以榮班，授右武衛滻川府折衝都尉”。
據此推測，很可能有一些百濟人被編為唐人，並被授予果毅都尉的官職，後又返回百濟。這些人，與留在百濟故地的百濟人是有區別的，可以被認為是唐人。當這些人，身著唐軍制服被俘的時候，新羅人完全可以認為他們是唐人。
由此新羅已控制了百濟故地大部分地區，逼近了位於熊津、泗沘等唐朝在百濟的統治中心地區。
鹹亨元年（670）七月，新羅出動大軍，一舉攻陷熊津都督府八十二城[9]，唐羅戰爭正式爆發。此戰熊津都督府方面損失慘重，這與熊津都督府實力較弱有關。熊津都督府是在原百濟舊地上建立起來的，而原百濟軍隊在顯慶五年至龍朔三年（660—663）的戰爭中損失極大，“殭屍如莽”[10]，所剩兵力十分有限，估計不會超過數萬。熊津都督為原百濟太子扶餘隆，但從史料上看扶餘隆在鹹亨元年似不在熊津都督府任職[11]。另外自劉仁願罷職後，在百濟似乎已經沒有漢將起實際領導作用。在672年的所謂唐羅戰爭實際上就是新羅與唐朝扶持的百濟人得戰爭
石門之戰
672年7月，唐將高侃與李謹行屯兵4萬於平壤，8月攻破韓始城、馬邑城，並在石門打敗新羅與高句麗聯兵。石門之戰使新羅蒙受了重大損失，其將領大阿餐曉川、沙餐義文、山世、阿餐能申、都善、一吉餐安那含、良臣等戰死，不得不在漢山州築晝長城加以防禦，而且新羅“是歲，谷貴人飢”。
9月，新羅王遣使謝罪，同時釋放所有俘虜，“遣級餐原川、奈麻邊山及所留兵船郎將鉗耳大侯、萊州司馬王藝、本烈州長史王益、熊州都督府司馬禰軍、曾山司馬法聰，軍士一百七十人，上表乞罪”，並獻上金、銀、銅、牛黃等貢品。唐朝接受了新羅的謝罪，雙方暫時處於休戰狀態。新羅很善於軍事與外交並用，在戰場膠著時，它常常會為自己入侵高句麗、百濟舊地向唐上表請罪，還主動遣送俘虜的唐朝將領，這些舉動似乎暗含有通好罷兵的意味，可是實際當中又不斷地攻城略地，擴張勢力。
673年“閏五月，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俘獲數千人，餘眾皆奔新羅”，至此平高句麗叛軍戰鬥結束。藉此戰勝的餘威，唐兵聯合靺鞨、契丹兵攻打新羅北邊，並攻入新羅腹地的買肖城。
唐朝討逆
674年1月，唐高宗因新羅王金法敏“納高麗叛眾，略百濟地守之”而大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大將軍臨海公金仁問為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劉仁軌為雞林到大總管，衙尉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窮討”。但是，劉仁軌所部並沒有立即開赴朝鮮半島戰場，這一年兩國之間沒有戰事，處於戰爭準備階段。
675年2月，劉仁軌揮軍渡瓠盧河(在慶州西)，大破新羅兵於七重城(金城北)，其後又以靺鞨兵渡海進攻新羅南境，斬獲甚眾。隨後，劉仁軌撤軍回朝，唐又以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屯於買肖城(今仁川附近)並三勝新羅軍。
新羅請罪
此時，新羅考慮到軍事上的失敗以及“金仁問回國可能導致的內部混亂”，文武王再次遣使入貢，並請罪。而唐朝遂詔“復王官爵，金仁問中路而還，改封臨海郡公”，並承認了新羅“多取百濟故地，遂抵高句麗南境為州郡”的事實。
兩府內遷
買肖城戰鬥《三國史記》記李謹行率兵20萬，明顯誇大了唐軍的兵力。在《三國史記》中，浮誇性的描述不限於此例，如記述百濟復國戰爭時，載：“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四十萬， 至德物島， 就熊津府城。”⑤而據《資治通鑑》記載，孫仁師所部只有7千人。 據 《通典·食貨七》 載，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唐全國戶數為380萬戶。以10戶一兵算，此時唐朝全國的總兵力也不過幾十萬。 除去各地駐防，以及此刻西北戰場的大量兵力，非唐王朝核心地帶的海東地區顯然不會擁有如此規模的作戰部隊，《三國史記》的記載殊不可信。
《三國史記》記載，新羅軍在“買肖城之戰”中繳獲戰馬30380 匹。通過上面的分析已知，李謹行只有4萬軍隊，如果真損失了這么多戰馬，李謹行部則毫無疑問是全軍覆沒了。但據《舊唐書·北狄傳》記載，李謹行大約就是在上元三年（676）的時候被調任積石道經略大使， 防備吐蕃去了。試問，如果李謹行真與新羅作戰全軍覆沒，唐廷還會將他調到西線， 與當時最為強勁的對手吐蕃作戰嗎？《新唐書》對唐軍的多次敗績如鹹亨元年（670）的大非川之敗、儀鳳三年（678）的青海戰敗等役均有詳實記載，若買肖城之戰果有如此大敗，不可能不見記載。此戰過後，李謹行也並無任何受處罰的記載，也說明了這一點。
《資治通鑑》有這樣的記載：“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 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 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⑥ 查《三國史記》對公元 675 年戰事的記載， 發生在新羅北線的交戰共有 5 次，分別是阿達城之戰、七重城之戰、買肖城之戰、赤木城之戰和石峴城之戰。阿達城之戰和七重城之戰是劉仁軌擔任雞林道大總管的時候發生的，買肖城之戰、赤木城之戰和石峴城之戰則是由李謹行指揮的。
上元二年（675）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重鎮七重城，因此戰進爵為公。⑦在劉仁軌引兵還朝後，唐朝任命原雞林道行軍副大總管李謹行任安東鎮撫大使，負責繼續討伐新羅，才有了“屯買肖城，三戰虜皆北”。從買肖城的地理位置看，基本可確定在七重城以南。⑧也就是說，唐軍已向新羅腹地縱深攻擊，再打下去，新羅不僅要失去新占領的百濟故地，其本土亦恐有失。所以新羅王金法敏才再次上表謝罪，請求唐朝撤兵。⑨唐朝準其所請，詔金仁問還京，下詔恢復金法敏官爵，仍為新羅王雞林州大都督。 中外史籍均沒有記載唐朝具體何時下詔赦免金法敏的，但我們可以通過《三國史記》關於買肖城戰役記述的上元二年（675）九月二十九日。如果這條記載屬實的話，那么它就應該發生在金法敏向唐謝罪之後。 因為只有唐朝詔準金法敏的請罪表後，才有可能命令李謹行撤兵。李謹行所部三敗新羅軍後，也未再向南攻擊，可能也是在看唐朝是否詔準金法敏的請和， 亦或已經接到唐的赦令。考慮到從長安到買肖城有數千公里的距離，入唐使團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走一遍至少也需月余。筆者認為，當上元二年（675）二月劉仁軌七重城大敗新羅軍後，金法敏為保持既得利益，避免覆滅厄運，即已派使入唐謝罪。在唐廷關於新羅請罪問題正式批覆傳達到前方部隊及新羅政權前，唐軍與新羅軍出於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考量， 又進行了三場戰鬥，戰爭的結果是唐軍獲勝，也就是《資治通鑑》所載之“三戰皆捷”。
至此，唐與新羅的武裝衝突基本結束，雙方以大同江作為分界線劃分了各自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經過這場戰爭，新羅奪取了百濟故地和高句麗在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實力有所增強；而唐朝也鞏固了自己在大同江以北、特別是遼東地區的統治，並得以體面的從朝鮮半島適度抽身，集中主要精力對付吐蕃去了。
政策
安東都護府和熊津都督府的內遷，表明唐朝放棄了對百濟故地和高句麗南部的統治，轉而致力於鞏固對遼東地區的羈縻統治。這樣，整個百濟和高句麗的南部已完全置於新羅統治之下，基本完成了其對平壤以南百濟故地的領土追求目標。
唐朝新羅戰爭後統一新羅的疆域
唐朝新羅戰爭後統一新羅的疆域唐朝為何不能鞏固滅高句麗、百濟的勝利成果，作為弱者的新羅又為何能獨霸朝鮮半島大部分地區，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一直為史家所關注，其中西北吐蕃崛起對唐朝東線的戰略抉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陳寅恪先生就曾指出“唐太宗、高宗兩朝全盛之世，竭中國之力取高麗，僅得之後，旋即退出，實由吐蕃熾盛，唐室為西北強敵所牽制，不得已乃在東北方取消極退守之策略”。
唐羅戰爭時期，唐朝因吐蕃崛起而不得不分兵西北，曾經在朝鮮半島建功立業的契苾何力、薛仁貴、高侃、李謹行等都曾被調往西北戰場，說明當時唐高宗朝對吐蕃擾邊的重視程度。670 年7 月，唐軍在大非川敗北後，吐谷渾等地為吐蕃所並，唐朝失去了與吐蕃對峙的緩衝地帶。但此後唐朝並沒有放棄恢復西域統治的努力，接連派出了姜恪、蕭嗣業繼續征討吐蕃， 取得了一定戰果。673年至674年， 弓月、疏勒、于闐等重新入朝，唐朝在西域地區設定了疏勒都督府和毗沙都督府。675年1月，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修鄰好，上不許”，唐與吐蕃關係進一步惡化。676年，吐蕃“攻鄯、廓、河、芳四州，殺略吏及馬牛萬計。乃詔周王顯為洮州道行軍元帥，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以相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帥，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鴻臚卿蕭嗣業等軍討之。二王不克行。吐蕃進攻疊州，破密恭、丹嶺二縣，又攻扶州，敗守將。乃高選尚書左僕射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久之，無功”。吐蕃對鄯州、疊州等地的進攻直指隴右和劍南地區，進而對唐都城長安也直接構成了威脅。當時吐蕃已是“東與涼、松、茂、雋等州上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已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677年“五月，吐蕃寇扶州。八月，劉仁軌為洮河軍鎮守使，十二月，募關內、河東猛士，以伐吐蕃。是歲，西突厥及吐蕃寇安西”。678年，唐高宗“命中書令李敬玄為洮河道行軍大總管、西河鎮撫大使、鄯州都督，代仁軌。下詔募勇士，毋限籍役痕負，帝自臨遣。又敕益州長史李孝逸、巂州都督拓王奉益發劍南、山南士”。唐朝進行的大規模募兵反映了西北局勢的危急，也反映了唐朝在與吐蕃的戰爭中的力不從心，以後西突厥的崛起也成為禍患，更使唐朝西北局勢雪上加霜。
因此，唐朝東線與新羅的戰爭必然對用兵西線有所影響。新羅欲把唐朝苦心獲得的勝利成果拒為己有，這是唐朝所無法容忍的。但是唐朝的處境又使其不能對新羅採取速戰速決的戰術，而新羅則抓住唐朝難以在朝鮮半島擴大戰果的弱點，繼續攻取高句麗、百濟故地。而當戰爭局勢於己不利時，新羅便又反覆使出遣使入貢的外交手段，為自己贏得了暫時休整的時機。這場戰爭膠著持續7 年之久，既與唐朝為西北局勢所困無法集中打擊新羅有關，也與新羅致力奪取高句麗、百濟故地而與唐朝進行鬥爭有關。
676年，唐朝將安東都護府移至遼東，對朝鮮半島採取退守政策。同年，吐蕃攻打唐朝鄯州、疊州等地，威脅唐朝內地安危，加之新羅已奪取百濟全境以及高句麗以南地區，唐朝難以實施東西兩線作戰的戰略，只能退而求其一，全力應對西北局勢。因此，可以說唐朝從朝鮮半島退守的根本原因是吐蕃崛起而導致的西北局勢危急，而其直接原因則是與新羅戰爭所導致的其對朝鮮半島局勢的失控。由此，唐朝放棄了唐太宗、唐高宗父子為滅高句麗而苦心經營多年的成果，新羅則依靠唐朝的力量先後滅夙敵百濟、高句麗，實現了對朝鮮半島大同江以南的統一，不僅以嶄新的統一國家形象出現在東北亞歷史舞台上，而且也改變了東北亞政治力量的分布格局。
政治格局
唐新關係
戰爭結束後，唐朝與新羅的關係經歷了由相對冷淡到逐步緩和的過程。678年，雖然唐高宗一度曾想再次起兵討伐新羅，但侍中張文認為:“今吐蕃為寇，方發兵西討;新羅雖雲不順，未嘗犯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高宗只好作罷。可見，由於唐朝為吐蕃所累，對朝鮮半島已是有心無力。新羅也停止了攻城略地的行為，轉而致力於整頓內政。此後在文武王在位時期，不見有兩國使臣來往的記載，這說明兩國戰後關係的冷淡。
此外，以往入唐的求法僧、留學生留在唐朝的人數也應不少。如唐羅戰爭期間，入唐宿衛的大奈麻德福“傳學歷術還”，新羅此後改用新曆法。這些人對唐羅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此外，新羅還依然使用唐朝的年號。根據考古學的發現，在慶州雁鴨池出土了刻有“調露二年”字樣的磚銘，在月城附近的望星里瓦窯遺址發現了“儀鳳四年皆土”的銘文板瓦，在慶尚南道蔚山郡的川前里“摩崖石刻”周圍發現了“上元二年銘”和“上元四年銘”，高宗朝年號變更頻繁，新羅卻能及時採取唐年號，可見“雙方關係已經恢復，來往已趨頻繁”。681年，新羅文武王駕崩，唐朝雖然沒有為之舉哀，但還是遣使冊立繼位的神文王。而神文王時期為了穩固政權實行了一些新的制度，如682年立國學，687年賜官僚田，689年罷內外官祿邑改逐年賜租，而這些舉措都可見到唐制的影響。 686年，神文王“遣使入唐奏請禮記並文章。則天令所司寫吉凶要禮，並於文館詞林采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賜之”也是新羅吸收唐制的明證。此後至孝昭、聖德之世，新羅遣使入唐不斷，揭開了兩國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興盛的序幕。
新日關係
新羅在與唐朝改善關係的同時，7世紀中後期與日本也保持了密切聯繫。《日本書紀》記載，668年“秋九月壬午朔癸巳，新羅遣沙椽級餐金東嚴等進調乙酉，遣小山下道守臣麻呂、吉士小鮪於新羅”。這是新羅自657 年與日本斷交以來的首次遣使。對於新羅的來訪，日本也表現出了積極回應的態度，不僅賜物給新羅文武王及其權臣金庾信，還旋即派使節回訪，由此兩國關係迅速得以恢復。當時東北亞局勢發生急劇變化，在唐羅聯軍打擊下，高句麗的滅亡已成定局。圍繞著對百濟故地的統治權，唐羅同盟裂痕本已存在，高句麗的滅亡則使兩國喪失合作的基礎，其矛盾衝突勢成必然。新羅為了避免在未來與唐朝的戰爭中陷入孤立無援境地，就迫切需要改變與日本的關係。唐羅戰爭期間新羅也不斷加強與日本的聯繫，持續地向日本派出使臣。
675年2月，新羅“遣王子忠元、大監級餐金比蘇、大監奈末金天沖、第監大麻朴武摩、第監大舍金洛水等進調”，如此高級別的官員前往日本，表現出新羅對與日本關係的重視。同年7月，日本遣大伴連國麻呂為大使、三宅吉士入石為副使回訪新羅，兩國關係密切可見一斑。
唐日關係
新羅在7世紀中後期不僅實現了與唐朝、日本的關係改善，而且在唐朝和日本關係斷絕時期還起到了溝通兩國人員、文物交流的中介作用。支持百濟復國運動的日本在白江之戰中慘敗，為防止唐朝的進攻還曾在其西部設立了重重防線，戒備之心甚重。但是唐朝為了在接下來的對高句麗戰爭卻切斷了日本與高句麗的聯繫，664 年熊津都督劉仁願遣朝散大夫郭務 出使日本，打破了兩國關係的僵局。
第二年，唐朝遂正式遣朝散大夫劉德高在郭務的陪同下率領254人的使團前往日本，同年日本也派遣小錦守君大石等人出使唐朝，兩國關係實現了從緊張對峙到互通使節的轉變。唐羅戰爭時期，唐朝與新羅爭奪百濟故地矛盾激化，唐朝漕船被新羅攔截，671年唐朝還派郭務r 到日本，一面鞏固與日本的關係，一面採購甲冑、弓矢等軍需物資。但是，隨著百濟故地為新羅所占，唐朝與日本來往的通路也被掐斷，674年以後唐朝與日本斷絕了使節來往。而此時與日本關係密切的新羅就成了兩國交往的中介者。683 年12 月，日本“大唐學生土師宿彌甥、白豬史寶然及百濟役時末於大唐者豬使連子首、筑紫三宅連得許，傳新羅至。則新羅遣大那末金物儒送甥等於筑紫”。690年9月，“大唐學問僧智宗、義德、淨願、軍丁從新羅送使大奈末金高訓等還至筑紫。”同年11月，日本便採用了新的曆法元嘉歷和儀鳳歷。這樣，入唐學問僧、留學生通過經由新羅回到日本，又把唐朝的文化、制度等傳播到日本，通過新羅的中介作用，就把7世紀後期唐朝、新羅、日本三國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