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疆域,沿革,第一次封建,東征平亂,第二次封建,作用,劃分,地方政權,國與野,瓦解,
簡介
「封建」即「封土建國」，即天子把自已直接管轄的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給諸侯，並授予他們爵位，諸侯再分封貴族，諸侯和貴族在自己的領地上有相當的自主權。分封的目的是讓他們建立封國和軍隊，保衛中央，收買人心。
漢語對古代中國的中原王朝，所封之地稱為“諸侯”（“諸侯國”、“封國”或“王國”），統治諸侯（王國）的君主稱為“諸侯王”、“君”或“國君”，也使用“國王”的稱謂。同時，漢語對歐洲從中世紀起的君主制國家也稱為“王國”，君主稱為“國王”，儘管兩者有所不同，但從純粹的土地分封來看兩者都是一致的。
周室鑒於當時諸侯之眾而又各據要津，後世必為共主之患，乃著興滅國，繼絕世之名義，封建諸侯，分封周姓和功臣到各要地，利用各地原來的氏族部落建立國家，勢力始自上達下，周天子正式成為天下共主，周朝的封建規模正式完成。傳說中聖王的後裔和商的遺民以及立功的將士，讓他們在地方作“諸侯”，分區管理，輔佐周王，被封的“諸侯”在“封國”內繼續分封，通過這種逐級分封，下級對上級承擔繳納貢物，軍事保衛，服從命令等義務。
周朝時期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劃分為諸侯的社會制度，國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別由獲得封地的諸侯所有，他們擁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資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繳納一定的進貢即可盡義務。然而西周時各諸侯國的軍隊並不由國君掌握，而是在周天子的守臣手中。如《左傳》：“齊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氏和高氏就是掌握齊國兵權的守臣。東周諸侯國軍隊為國君所掌握，直接導致了周室的衰微。周王是共主性質的（共主是氏族社會遺留的領袖模式，禹為最後的氏族共主）。諸侯的土地理論上在其死後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襲。春秋時期，隨著井田制的瓦解和爭霸戰爭的發展，周朝王室衰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實亡。從這時起，大國兼併小國後，多以其國土置縣，封建制度逐漸式微。
疆域
周朝疆域沿革
第一次封建
封建實際上是分封諸侯，即將土地分給諸侯去建立他們的管轄範圍。周初第一次封建的經過和內容，主要有以下數項：
武王克殷後，自動退出殷都，封紂王的兒子武庚到那裡，繼續管理商的遺民； 武王在殷的附近，分封自己的三個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目的是監視武庚，稱為「三監」； 武王定都於鎬京後，又分封親屬和功臣為諸侯，這些封國大多數集中於黃河南岸。
東征平亂
周公親自領兵東征對付三監，用了三年的時間，才把亂事平定下來。後來他在洛邑（今河南洛陽）營建東都，並將其作為統治東部地區的政治和軍事中心。又把參加武庚叛亂的「殷頑民」遷到那裡，且派駐重兵加以監管。周公又制定禮樂制度，藉以維繫國家和社會的秩序。
第二次封建
第二次封建的原因
周公平定了三監之亂，實行第二次封建。目的有三：
分化殷地遺民，防止殷民再次起來叛變； 鞏固周朝的統治，作為王室的屏藩； 擴大統治範圍，加強對地方的控制。
第二次封建的情況
周初第二次封建的內容主要包括：
把殷人舊地分封為宋、衛二國，以方便統治； 大封親屬和功臣，作為王室的屏藩； 周公特意把第一次封建的一些封國向東移，部分更遠至東方海邊，藉此擴大統治範圍，並將殷人的封國包圍其中，以防其再生叛亂。 其中如將姜尚之子呂伋封在山東的齊，召公奭之子於燕，加強對東方的控制。
作用
周武王和周公總共分封71國，其中姓姬的諸侯占了53個，可見周初兩次的大封建，所分封的諸侯多數是周王的同姓子弟，其次才是功臣。在封建制度下，周王又稱為「天子」，具有高高在上的權威，分封諸侯的作用，就是要他們作為中央的屏藩。
徐智認為：“西周的封建自是因周室征服中國，分遣其人眾一控御四方，但封建制度的建立，並不與生產工具的改變相伴隨。……是以周人封建制度的本意，是為了軍事與政治的目的，頗不必用經濟發展的理論當作歷史演化過程中必經的一環”。
劃分
地方政權
諸侯國
周初封國中，姬姓諸侯國數量最多，《荀子·儒效》篇中：“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又說：“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大概共封了五六十個新國。姬姓諸侯國中，多為文、武、周公之胤，且多為周公旦攝政時所封。
以上諸侯國中，最重要之諸侯國有：齊、楚、秦、晉，此四國於春秋之時發展成為一流強國。尤其楚、晉兩國，春秋末期，有一統天下之勢及能力者唯此二國。然戰國初期，晉國轟然倒塌，一分為三；而楚國則自楚威王之後，雖挾滅越之威，但卻風光不在，屢為秦國所敗，國勢日削。
西周時期，畿內諸侯多稱“伯”，如芮伯、鄭伯等；畿外諸侯多稱“侯”，如魯、衛之君稱魯侯、衛侯。侯、伯當是爵位名稱，西周時期稱公的較為普遍，王朝中的大臣都稱公，如周公、召公，公在當時也可能是一種爵位。周代真正的五等爵，有人考證就是被後人說的畿服制的侯、甸、男、采、衛。這種說法雖尚有可疑之點，但大致不錯。
按照周制，大國諸侯有時還可以兼任王室的官吏，如周初衛康叔為周司寇，西周末期鄭桓公為周司徒，都是其例。諸侯在其封國內設定的官制，大略與王室相等，還有軍隊各自成為一方之主。
周天子對諸侯擁有較大的權威，諸侯還能聽命納貢。《左傳》昭公十三年說：“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除貢納外，還需朝覲述職，出兵從征。周天子有權干涉諸侯內政，有時還向諸侯國派遣監國的使臣，與諸侯並稱為“諸侯、諸監”。
西周時期，周天子尚能號令諸侯，進入東周，周王室權威下降，諸侯多不履行對王室的義務。王室本身還要依附當時之大國晉、鄭與衛，更不用提號令諸侯之事。周鄭交質與“射桓王肩”，更讓周天子之僅存之威嚴也亦喪失。然列國之諸侯在名義上仍為周王之臣屬，除楚國之外，多無譖越稱王之舉。齊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更多是為自己本國利益服務，然亦使周王威略有上升。五霸之君主多亦在此口號下行事，即表面尊王，實則行擴張兼併之實。進入戰國之後，國家兼併多已完成，周王朝之諸侯國，僅剩20多個，其中最大者七，號為戰國七雄。戰國之世，除魏惠王、齊威王曾有朝周之舉，然亦是作秀，其他諸侯國之國君已再無朝周之舉。
鄉里
春秋時期，隨著“國”“野”區別的逐漸消失，當時的公社形式也就逐漸發展到了“書社”階段。“書社”是公社向地方行政單位之鄉、里過渡的一種形式。在春秋時期的文獻中已經出現了鄰、里、鄉、黨的單位，鄉下有黨，里下有鄰，但鄉與里的關係，不甚清楚。當時的鄰、里、鄉、黨，有時並列，有時交織，又時稱鄰里，時稱鄉黨。這種互混，正是一種新制度產生時期的正常現象，並不足奇。
鄉是郊內“國人”居住的聚落，原來本指一個公社組織；黨“謂族類無服者”（《禮記·喪服》鄭注），說明它是因族而成，族黨關係密切，多相連稱，是為有血緣關係之人組成之公社。一旦其中一人出事，往往同黨之人多受牽連，如《左傳》襄公二十三年云：“盡殺奕氏之族黨”。昭公二十七年又云：“盡滅郤氏之族黨”。
春秋以前也有鄰里組織，它是以相鄰的幾家作為一個編制單位的。《周禮·地官·遂人》職的“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便是其例。西周時期的鄰、里組織，主要分散在“野”里，它與“國”中的鄉、黨不同之處有政治等級上的尊卑，政治權力上的不同以及經濟剝削上的差異，等等。但其與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作為一種地方行政機構的鄉、里，在本質上是有區別。
“書社”形成之後，這種鄉、黨、鄰里也就先後形成了一種新型的行政機構。不過，當時的奴隸主貴族為了保證這套行政體系的鞏固，仍然沿襲了原來的血緣地域組織在內的約束力量及其形式和名稱，貫穿以新的統治內容，從而改造為共賞同罰的隸屬機構。例如，原來的“國”中仍有鄉、黨的單位，同樣，“野”里仍有鄰、里的組織。這是在公社殘跡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為新型地方行政組織的。
郡縣
鄉里產生，促進郡縣之發展。鄉、里本較郡縣產生的早，當郡縣還在邊境出現時，鄉、里已在中心地帶形成，它們的性質是一致的，因而奠定了郡縣廣泛推行的基礎。所以，在中國的郡縣制尚未形成前，在各諸侯國之下是鄉、里、而不是郡縣。
縣的起源，或舉楚或舉秦，今難詳證，不過早期的縣大抵都是國君直接統治的領邑。公元前627年，晉國胥臣薦舉郤缺有功，文公賞以“先茅之縣”（《左傳》信公三十三年）。公元前294年，晉勝秦於輔氏，“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大伯以瓜衍之縣”（《左傳》宣公十五年）。
最初的縣都設在邊地，《淮南子·主術》高誘注云：“縣，遠也。”甚是。這些縣，具有國君直屬的邊地軍事重鎮性質，國君任命的縣之長官是可以世襲的。春秋後期，隨著社會的變化，晉國出現了代表新興勢力的卿大夫。這些卿大夫就在他們的領地內推行了縣制，因而縣也就逐漸變成了一種地方行政組織。
到了春秋末期，晉國又出現了郡的組織。郡，本來設在新得到的邊地，因為邊地荒僻，地廣人稀，面積雖然遠較縣為大，但其地位要比縣低。隨著春秋戰國間政治形勢的發展，郡縣制便由邊地向內地推移成為鄉、里之上的一種機構。郡縣兩級的地方組織即郡下分設若干縣，當是戰國時代邊地逐漸繁榮以後的事情。
國與野
周朝所分封之貴族及其所率領的公社農民進駐新占領的區域後，首先是建立一個軍事據點，這樣的據點稱之為“城”，也稱之為“國”。而“國”之外廣大區域稱之為“野”。王朝的畿內和諸侯國都有這種國野之分，即鄉遂之別。
王畿以距城百里為郊，郊內為鄉，郊外為遂。王朝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周代的“國”和後來的商業城市不同，它對“野”沒有調節生產的功能。其生計一般都要仰賴“野”的供給，所以周人的殖民營國也兼閡野。
國人
所謂國人，就是居於國中之民，他們與統治貴族是同族，有較為疏遠的血緣關係。周代之宗法制推行，由於按照“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這一順序分封，最後總有人淪為平民。這樣的平民就是稱之國人。國人既與統治者同族，自然享有較多的政治權力。由於周代仍然殘存大最的原始民主，因此在王朝和諸侯國中，國人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其干預政治的方式很多，或決定國君的廢立，或過問外交和戰，或參議國都遷徙，大凡中原的中小國家如鄭、衛、宋、曹、陳、許或山東半島的莒、紀等表現得最為明顯，這可能是這些國家中保留原始公社的遺習較多的緣故。
野人
野人，即居於野之人，亦稱庶人。與周的統治階層沒有血緣關係，他們的來源是被征服的民人。武王滅商和東征勝利以後，他們對被迫遷於成周的殷民稱之為“殷庶”或“庶殷”。對一般被征服的部族和小國，則稱之為“庶邦”庶人與“國人”之不同，在於前者是外族，後者是本族。他們的地位差別，表現非常明顯。當時的“野人”雖也保有公社組織，但在古籍中絕無“野人”與政之例。
野人雖不能不參政，但是他們亦不是奴隸。野人與國人一樣，都必須服役，而且亦與國人一樣可以享受一定免役。但野人所服之役比國人要差許多。如兵役，野人僅負責軍械的搬運等粗笨之活，以及照顧侍侯國人，他們多無參戰之權力。但野人地位雖低，畢竟尚屬平民階層，他們平時生產和生活有自己的公社組織。周人在征服東方廣大區域後，並沒有破壞該地區原有之公社機構。甚至其公社中之貴族亦不更換，只是讓他們轉而效忠服侍他們而矣。與國人一樣，貴族無權對野人隨意進行處置和殺戮。
區別
國人雖為平民，但他們有資格享接受教育，而野人則無受教育資格。
消失
西周末期開始，國野區別開始漸漸消失。春秋時期乃國野區別消失加劇的時代。春秋時晉國“作州兵”與魯國“作丘甲”都是促使了國野的消失。作州兵和作丘甲，目的都是讓野人與國人一樣當兵，從而擴大兵源。春秋中後期，國野的趨同，原鄉存於國人中的“鄉校”亦常見於野人之中。野人政治地稍有抬升，但更多則為國人政治地位急劇下降。這就是孔子所嘆之禮崩樂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