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釋義,吳派後學,治學宗旨,主要表現,
釋義
吳派是明代中後期，以擅長詩文，有較高的文學修養的畫家所建立的一個大型畫派。繪畫上主要繼承元代黃公望、王蒙傳統，創作以筆情墨趣為主的文人畫。因其開宗人物沈周為蘇州吳縣人而得名。吳派主要成員都來自隸屬明代蘇州府籍的畫家如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張宏等；然作為著名藝術流派，其空間涵蓋面相當寬泛，吳派中後期經濟空前繁榮，賞畫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畫家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帶有濃厚生活氣息的作品出現在畫壇，形成新的面貌。代表人物有文嘉、仇珠、周之冕、陳淳、張宏等。風格迥異，精彩紛呈，為吳門畫派注入了新的活力。
吳派後學
吳派後學的漢學研究，一般上溯到清代顧炎武、黃宗羲等學者提倡實事求是地研究古經漢疏的學風。顧、黃雖然倡導儒經研究，他們個人的學術旨趣卻是以理學作為背景的，吳派作為一個自成體系、別立門戶的地域性學術流派，自有其學術淵源。清代學者任兆麟說：“吳中以經術教授世其家者，鹹稱惠氏。惠氏之學大都考據古註疏之說而疏通證明之，與六籍之載相切。傳至定宇先生，則尤其著纂，卓卓成一家言，為海內談經者所宗。”（《有竹居集》卷十《余仲林墓志銘》）將吳派的學術淵源追溯到蘇州惠氏，這也是學界迄今為止的定論。所謂“惠氏”，即指由惠棟上溯至曾祖惠有聲四世傳經的家學傳統。曾祖惠有聲，字朴庵，明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並從事漢經的研究。祖父惠周惕最為著名，他對《易》學和《春秋》學的研究，被當時督學江南的田雯贊為“其論采於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明，雖一字一句必求所有而改其義類，晰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研溪先生<詩說>序》）可以認為正因有了惠周惕的經學造詣，才有可能導致孫兒惠棟的後來居上。因此，邏輯的推演，惠周惕必然成為吳派漢學研究的直接導源人。有關惠周惕經學師承，僅見《吳縣誌》“少傳家學，又從徐枋及汪琬游，究心經學”。也正因為如此，每每論及吳派，必然上溯到惠周惕與徐、汪的師承關係，造成吳派與徐枋、汪琬之間存有某種必然的邏輯的假象。其實，不僅惠周惕有明確的經學師承，而且吳派的導源發軔者可追溯到明清之際吳中名士丁宏度首次嘗試漢儒經說的系統研究，並在他的帶動下，蘇州地區形成了一個不小的漢學研究群體，而惠周惕是其中的佼佼者。丁宏度，字臨甫、子臨，別號輿舍，蘇州人，明末儒生，以研究《周易》、《春秋》而稱名一時。“以漢時說經各有師承，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執經問難者，接踵門牆，願得先生一言論定，時人尊之日經聖，親炙弟子惠周惕、顧丁瑮、顧嗣立其選也。其多以章句訓詁之學推重先生。”（《蘇州丁氏宗譜》）這說明在惠氏之前，蘇州地區已形成了研究漢學的學術氛圍，至於奠定吳派規模，則經過了惠氏祖孫三代的努力才告完成。
治學宗旨
治學一尊漢經，是吳派的學術宗旨。惠棟認為：“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作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平行。”（《九經古義·述首》）錢大昕認為“訓詁必依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異於後人之波不知而作也。”（《潛研堂集》卷二十四）王鳴盛說：“經文艱奧難通，但當墨守漢人家法，定從一師，而不敢他徒。”（《十七史商榷·序》）所謂漢人“家法”、“師法”特指漢代經學傳授。漢代五經博士及其所傳弟子以師法說經，而各自名家，稱“家法”。某一經師被確立為博士後，他的經說便成為“師法”。這種由選定傳經的某家為博士後，於是由初學入門之師法家法轉為官定的師法家法。再由博士弟子員同某博士受業，某博士所受者，即成為博士弟子的師法家法，由此形成固定的學術傳承系統。家法和師法實際上是將固定的經學傳承轉為各經博士藉以維護個人學說專利的紐帶。不過，這種家法師法在漢代並不嚴格。如吳派推崇的許慎和鄭玄的個人著述中也兼采古今各家之說，未受家法或師法的束縛。吳派學者也繼承了這一傳統。如惠棟《周易述》以荀爽、虞翻為主，而參以宋鹹、乾寶諸家之說，而《易漢學》則“左采右獲，孟長卿以下五家之《易》”。所謂“五家之《易》”，即指漢代孟喜、虞翻、京房、荀爽、費直五家個人的《易》說。漢代《易》學又有今文與古文之分，惠棟以虞翻為主，虞翻世傳《孟氏易》，屬今文；而他又參以荀、鄭諸義，荀、鄭均傳《費氏易》，屬古文。因此，吳派所謂的家法師法，實際上是漢代古文與今文兩個不同系統的混合體，但本質上仍屬漢學系統。
吳派對漢儒的尊信和固守，導致它研究經學必然從古文字入手，重視聲音訓詁，以求經書意義的治學方法。惠棟認為“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王鳴盛強調“正文字，辨音韻，釋訓詁，通傳注”，錢大昕認為“有訓詁而後有義理”。“訓詁”本是漢代經學家治經的基礎工作，據《漢書·藝文志》，凡稱“故”、“訓”、“解”及“章句”的都是指對某經文字的訓詁及詮釋；凡稱“傳”或“說”的則指發揮六經大義。這說明漢代對經典的詮釋主要包括文字解釋和思想發揮兩種。然而吳派學者雖明言以訓詁通大義，但事實上將大義視為訓詁，由訓詁替代大義，這顯然違背了漢儒治經的基本精神。當然，訓詁作為整理和研究經籍的方法，消除長期以來附加在經書上的種種誤解和歪曲，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其中也包含著一些科學的治學方法和態度。同時，它所帶來“斷章零句、援古正後”的負面意義也極明顯。即使勤於收集資料和分析排比，也始終未能用抽象的方法以形成自己的思想。
吳派尊信漢儒家法、師法，運用國小訓詁方法的純漢學研究，這是清初以來學術思想發展的必然趨勢。早在明末清初，被譽為“開國儒家”的顧炎武就倡導“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學方式。然而吳派學者更多的是反宋學的主題。宋學雖為清代官方確認的學術正統，但自清初以來一直受到在野的非正統的漢學提倡者的批評。清初黃宗羲、毛奇齡、胡渭等人對邵雍、朱熹先天《易》之說發起的批評和清算便是明證。吳派學者為恢復相傳由孔子整理和傳授的“六經”本義，都強調由字詞入手研究經書，而字詞訓詁必須以漢儒箋注為主要依據，從而對宋學提出了批評。惠棟認為宋儒之禍“甚於秦火”，他的《易漢學》一書旨在辯證“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江聲認為“性理之學，純是蹈空”，江藩認為經學坏於“南北宋道學”。吳派的揚漢抑宋，展示了清代前期學術思想發展的一般趨向，奠定了乾嘉漢學的基礎。
主要表現
吳派的儒學研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易》學研究是吳派學術最為顯著的表征
吳派開創者惠棟一生致力於漢代《易》學的研究，著有《周易述》、《易漢學》、《易例》等。他的《易漢學》專考漢代《易》說，此書一出，被譽為“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惠棟的《周易述》發揮漢《易》而自注自疏，為後來的江藩、李林松所繼承。
二、《尚書》學研究是吳派學術的第二表征
吳派學者的《尚書》研究，始於惠棟《古文尚書考》。該書繼清初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後，再度考訂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為偽。惠棟弟子江聲張大師說，作《尚書集注音疏》，別附《尚書補誼》及《經師系表》。吳派學者王鳴盛《尚書後案》，專以發揮“鄭康成一定之學”。實際上是指結集了有關東漢古文經學派及其傳衍《古文尚書》經說的資料集。緊隨江、王等之後研究《尚書》的基礎上撰《尚書今古文註疏》，專釋漢代今文、古文都有的二十九篇，企圖取代唐代孔穎達為晉代偽古文的《尚書傳》所撰的《尚書正義》，該書作為《尚書》學總結性專著，展示了吳派的學術風貌。
三、治學兼及考史，是吳派學術的第三個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