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台灣光復
- 外文名：Retrocession Day
- 時間：1945年10月25日
- 地點：台北中山堂
- 意義：標誌著台灣重回中國版圖
背景,過程,受降典禮,主要參加人員,光復原因,當時情景,學術爭議,產生影響,
背景
台灣自古屬於中國領土。隋唐時期（公元589—618年）稱台灣為“琉球”。隋王朝曾三次出師台灣。據史籍記載，610年（隋大業六年）漢族人民開始移居澎湖地區。到宋元時期（公元960—1368年），漢族人民在澎湖地區已有相當數量。漢人開拓澎湖以後，開始向台灣發展，帶去了當時先進的生產技術，公元12世紀中葉，宋朝將澎湖劃歸福建泉州晉江縣管轄，並派兵戌守。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灣，元朝政府在台灣有正式管理。元、明兩朝政府在澎湖設巡檢司，負責巡邏、查緝罪犯，併兼辦鹽課。明朝後期開拓的規模越來越大。在戰亂和災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地方當局和鄭芝龍集團曾經有組織地移民台灣。1684年，清政府設定分巡台廈兵備道及台灣府，隸屬於福建省。至1811年，台灣人口已達190萬，其中多數是來自福建、廣東的移民，移民大量開墾荒地，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興的農業區域，使台灣的經濟得到很快地發展。這個時期，台灣與福建、廣東的來往比以往更為密切，中華文化更加全面地傳入台灣。
台灣光復儀式
台灣光復儀式由於西方列強向中國邊疆再次侵逼，中國再次出現了邊疆危機。1884—1885年中法戰爭期間，法軍進攻台灣，遭劉銘傳率軍重創，到1885年6月《中法新約》簽定，法軍被迫撤出台灣。
大陸發行紀念台灣光復回歸紀念幣
大陸發行紀念台灣光復回歸紀念幣中法戰爭以後，清政府為了加強海防，於1885年將台灣劃為單一行省，台灣成為中國第20個行省。首任台灣省巡撫劉銘傳積極推行自強新政，清理田賦，增加財政收入，購買輪船，架設電報線，設立郵電總局，建造鐵路；購買軍艦，增設炮台，設立機器局自造武器；成立煤務局，安裝新式採煤機器；設立興市公司，建街造路；創立西學堂、電報學堂，培養建設人才。劉銘傳把眾多新式事業集中於一省，使台灣成為當時中國的先進省份之一。
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翌年清政府戰敗，於4月17日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把台灣及附屬島嶼割讓給日本。訊息傳出後，舉國同憤，反對割台；台灣全省哭聲震天，鳴鑼罷市。協理台灣軍務的清軍將領劉永福等率軍民反抗日本的侵占，堅持了5個多月的戰鬥，歷經大小百餘仗，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由於清政府無力救援，終遭失敗。從此，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50年之久。
大陸發行的紀念台灣光復回歸祖國紀念幣
大陸發行的紀念台灣光復回歸祖國紀念幣1941年12月9日，中國政府發布《中華民國政府對日宣戰布告》：“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契約，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因此，《馬關條約》屬於廢止之列，日本對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的統治，從是日起即失去憑藉，中國要求恢復條約簽訂之前的狀態。1943年11月26日，美、英、中三國簽署的《開羅宣言》規定：戰後東北、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應歸還中國。1945年 7月26日，美、英、中三國簽署的《波茨坦公告》，再次確定了台灣和澎湖列島等應歸還中國，國際社會表明了支持中國方面訴求的一致立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中國政府決定由陳儀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主持接受當地日軍第十方面軍十六萬九千人的投降。10月 2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警備司令部前進指揮所在台北成立，處理日軍集中及受降各事。17日及22日，中國陸軍第七十軍、第六十二軍分別在基隆港和高雄港登入。25日，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日本原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將向台灣受降主官陳儀遞呈投降書，然後陳儀發布廣播演說，宣布“從今天起，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及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給中國全體同胞及世界周知。”日本侵占中國台灣省五十年的歷史到此結束。
台灣當局1995年發行的台灣光復紀念幣
台灣當局1995年發行的台灣光復紀念幣依據中國台灣地區行政當局《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台灣光復節屬於不放假的節日，而由有關機關、團體、學校舉行慶祝活動。
過程
二次大戰期間，在1943年舉行的開羅會議中，同盟國同意戰後台灣歸還中華民國。1944年4月，位於重慶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委由中國國民黨中央設計局設立“台灣調查委員會”，並任命陳儀為主任委員。該調查委員會對當時日治下台灣的經濟，政治，民生，軍事等各方面作出頗為詳細的調查。
戰後，國民政府對於如何接管台灣有兩派意見，一派建議完全與進駐其他“淪陷區”相同，設立“台灣省”。另一派則主張在台設立擁有軍警等特別公權力的“特別行政區”。當時的中國領導者──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採納陳儀《台灣接管計畫綱要》中的意見，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負責接收台灣，全部公署行政人員初定為2000名。但最後接管計畫中的規劃並未完全實施，長官公署制度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而為人詬病，甚至被稱為“新總督府”。
1945年8月14日，日本昭和天皇發表《終戰詔書》，二戰結束。同年8月29日日蔣介石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並於9月1日於重慶宣布成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與“台灣警備總部”。同時命陳儀兼任“台灣警備司令”。
受降典禮
1945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於上午十點於台北公會堂舉行。降方為日本原台灣總督府，代表為總督安藤利吉，陳儀則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受降。同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運作，機關處所設台北市役所即現“行政院”院址。
侵華日軍投降代表安藤利吉（左）呈送投降書
侵華日軍投降代表安藤利吉（左）呈送投降書主要參加人員
光復原因
中國元朝政府在台灣有正式管理（澎湖巡檢司）。台灣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當時三國吳王孫權派有萬多人官兵艦隊到達“夷洲”（台灣等地），吳人沈瑩的《臨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對台灣最早的記述。
當時情景
國民革命軍在基隆港登入，台灣民眾傳誦著陸游“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詩句，唱著 “台灣今日慶昇平，仰首清天白日清，六百萬民同快樂，壺漿簞食表歡迎，哈哈！到處歡迎，哈哈！到處歡迎，六百萬民同快樂，壺醬簞食表歡迎。”的歌曲（陳保宗詞，周慶淵曲），熱烈歡迎國民革命軍進入台灣。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阮美姝回憶父親阮朝日當時興奮的情景：“我父親八月十五日竟然用跳回來，人還沒進門就聽到他的聲音，大聲說我們回歸祖國了，我們要做中國人了，不再做日本人！” 當時的台灣日日新報等媒體上，均有大量商家行號刊登歡慶台灣光復的廣告。街上鑼鼓喧天，鞭炮聲不斷，戶戶張燈結彩，雖然地方上有若干民眾報復日本人的小騷動，但整個局勢都處於平靜而穩定。
國民黨軍隊在台灣登入
國民黨軍隊在台灣登入學術爭議
紀念台灣光復60周年大會上的抗日誌士遺孀支持“光復”一詞的人士一般認為，二次大戰後中華民國重新擁有台灣的主權，這是中華民國官方的立場。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論”人士認為：“《開羅宣言》雖然表達了同盟國支持中華民國接收台灣的立場，但僅是新聞公報而不是正式條約。二次大戰日本是向同盟國投降，而不是僅向中國投降。由受降典禮上掛有中、美、英、蘇四國國旗及元首肖像可得知，國民政府只是代表同盟國暫時軍事接管台灣。但國民政府因國共內戰失利，來不及正式簽訂領土轉移的條約，因此“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支持者認為中華民國並未重新收回台灣主權，因此不能稱為光復（但實際上收回台灣依據的是廢除中日馬關條約的宣戰布告而不是國際宣言，只是恢復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前的領土歸屬狀態，日本投降表明接受宣戰布告要求）。
因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之後，貪污事件頻傳，米、鹽、糖等民生物資上漲十倍以上，通貨膨脹嚴重，配給制度比二戰時期更不合理，後來更爆發了反抗國民黨統治影響深遠的“二二八事件”。許多人士對這些不當統治行為反感、甚至認為台灣不過是再淪陷，雖然不一定反對“中華民國”，但對帶有勝利意味的“光復”一詞不以為然。
影響深遠的“二二八事件”
影響深遠的“二二八事件”台灣在二次大戰期間是日本占領地，因此屬於軸心國陣營，部分人士認為“光復”一詞是站在同盟國的立場，未能反映台灣的特殊歷史背景。
另一個看法系台灣由大清帝國割讓出去，但主權移交時並非歸還大清而是國民政府，故不適合稱以光復（根據清帝退位詔書清朝主權完整的交給中華民國，民國是清朝的繼承者，故稱“光復”是恰當的）。
產生影響
近代中國衰微，致遭列強侵凌，尤以東鄰日本為最。早在十九世紀中期，日本學者佐藤信淵、島津齊彬與吉田松陰等就先後提出各種侵華方案。佐藤信淵認為統一萬國之法，首在攻取中國之滿洲，次第經略渤海、華中、華南，數年間底定全中國。島津齊彬則主張“日本應早日取得福州和台灣及朝鮮，以強化日該國防”。吉田松陰則力倡“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及後，在美國駐日公使德朗的挑撥唆使下，1874年日本藉琉球漂流難民事件，出兵進占中國台灣恆春，事遭清廷逼退未果。
二十年後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一役，擊敗清廷，馬關條約迫我割讓台灣。是時，中國遼東和山東等地百姓，屠殺災難突然降臨，台灣亦於次年陷於空前的死亡災難。1895年5月29日日軍登入台灣，國人堅不臣倭，奮起抵抗。當時朝廷已下割台之詔，令所有文武大小各員，著即陸續內渡。故清軍不乏遵旨內渡，但也有許多官兵（粵勇、廣勇、湘勇與淮勇），抗命拒絕撤離台灣,與台勇（土勇與客勇）以“義軍”為名（為因應抗旨法理），聯合從事武裝抗日戰鬥。單是 6—10月間，日人於各戰役後在現場所發現的“義軍”陣亡屍體就高達6760具，這還不包括未被發現的，及數以萬計的輕重傷者。“義軍”面對日寇的槍口，為保衛台灣保衛祖國，流盡最後一滴血，軀捐台灣，屍骨散於台地荒煙蔓草，他們是祖國的優秀兒女。玉山山高，雲霧飄渺，“義軍”反抗侵略者的悲壯史詩，永垂不朽。接著，台灣同胞先後發動長達七年之久（1896—1902）的激烈武裝抗日，及其後的零星武裝抗日，風起雲湧，前仆後繼，氣壯山河，忠勇撼天地。
日據中期，台灣同胞從事非武裝抗日，深信祖國不久將收復台灣，於此刻到來前不可失去民族特性，故啟動一波波抗日的文化啟蒙運動，以延續民族傳承與對祖國認同。在那段遭日本殖民屠殺蹂躪的悲慘歲月，日本占領台灣十三年後的1907年6月15日，台士霧峰林家林幼春在其致梁啓超的信函稱私喜“祖國中興”。日本統治台灣三十年後的1926年11月13日，在日警監視下，黃白成枝在台北的演講時公然稱“我們的祖國是中國”。日本統治台灣四十年後的 1936年，林獻堂於其內地之行在上海時，也公開聲稱“林某歸還祖國”。
日本當局面對台灣同胞“依然以舊有的民族觀念視支那為祖國”的堅貞民族氣節，最後於日據末期窮途末路之際，以極端暴力手段,在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不惜以廢漢字、禁戲劇、毀寺廟、建神社、講日語、改姓名（中文改成日文）等激烈手段，對台灣人民進行一場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認同改造運動。日本當局亦不諱言地宣傳“所謂皇民化運動就是使本島人成為真正日本人的運動”；1945年日本戰敗，因為對祖國感情的依戀，光復後台灣人民衷心熱烈歡迎台灣回歸父祖之國中國的懷抱。台灣作家吳濁流形容當時的情境“……五十年間的皇民運動，只僅一天就被吹走了”。換言之，貫穿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間“思慕中國為民族祖國”的民族精神，就是台灣人民對中國強烈的祖國認同。
古人有雲“欲亡其國，先亡其史”，李登輝、陳水扁在台掌權二十年，從物與心的兩個層面，極力欲抹滅這段台灣先賢的光輝抗日史實，前者推行“去光復節”政策，取消“台灣光復紀念日”為法定假日，並廢棄“台灣光復紀念日”，將其竄改為“終戰紀念日”，後者則是竄改歷史教科書，其目的就是在意識形態上，切斷台灣人民的兩岸歷史連結記憶，斷絕台灣人民對祖國的認同；更令人痛心的，李、扁執政分離主義論者藉國際法混淆曲解，就台灣光復一事炮製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誤導台灣人民的國族認同。
台灣屬於中國，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台灣不屬中國，那日本何需侵略中國，強迫中國割讓台灣?如果台灣不屬中國，那台灣先賢為何發動長達數十年的武裝抗日及接著的非武裝抗日?更何況1945年10月25日，中日在台北公會堂（今台北中山堂）舉行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中方代表陳儀宣讀受降書後，日方代表安藤利吉親自在該受降書上籤字，日本在台各文武機關造冊向中方各相關單位辦理移交，另並安排17萬日軍及30萬日僑撤離台灣,完成台灣回歸中國的歷史程式。
惟因為日本侵略與冷戰對峙等眾所周知的原因，兩岸分離迄今可說長達115年，這在世界近代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且其間歷經日本殖民政府皇民運動的 “去中國化”、冷戰時期的“內地妖魔化”和李、扁執政時分離主義式的“去中國化”，故兩岸分離的時間之長與隔閡之深，遠非所謂東西德模式或南北韓模式所可比擬。就兩岸這115年來遭外力強迫分離的歷史，其間就影響兩岸人民往來的重大轉折“巨變”而言，我個人認為如果說1945年台灣回歸是台灣割讓日本後的第一次接觸，那1987年台灣開放探親單向交流可說是第二次接觸，以後“後ECFA時代”的大交流則是第三次接觸，其特徵是兩岸人民百年來首度廣泛雙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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