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兒只斤·海山(1281年—1311年),元朝第三任皇帝,蒙古帝國第七任大汗(1307年—1311年在位)。他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孫、裕宗真金之孫、順宗答剌麻八剌之子、成宗鐵穆耳之侄。母親是昭獻元聖皇后答己,弟弟是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
海山早年在宮中受過一定程度的儒學教育,1299年受命出鎮漠北,平息海都之亂。1304年被封為懷寧王。1307年元成宗無嗣而崩,愛育黎拔力八達在大都發動政變,除掉了成宗皇后伯岳吾·卜魯罕及她試圖擁立的安西王阿難答,海山則自漠北率軍南下,取得皇位繼承權,並登基於上都。作為報酬,他冊封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
海山在位不足四年,卻實施了許多改革。他標榜“溥從寬大”,大範圍地封官賞賜,在中書省外另立尚書省,興建元中都,推行理財政策,發行“至大銀鈔”和“至大通寶”,強化海運、增課賦稅。文化上,在崇信藏傳佛教的同時延續宗教自由政策,並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1311年初,海山駕崩於大都,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繼位,海山的所有改革措施未收成效便戛然而止。
基本介紹
個人生平,早年經歷,登基為帝,鞏固統治,英年而逝,為政舉措,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軼事典故,關於名字,中秋泛舟,嗜好飲酒,歷史評價,親屬成員,父母,兄弟姐妹,妻妾,兒子,
個人生平
早年經歷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巳(1281年)七月十九日,元朝皇孫答剌麻八剌之嫡妻答己產下一子,三年多以後又得一子,元世祖忽必烈請正一道道士張留孫為兩位曾孫取名,哥哥叫海山,弟弟叫壽山(後譯為梵語愛育黎拔力八達),他們分別就是後來的元武宗和元仁宗。
海山的祖父真金(元裕宗)是元朝的皇太子,但他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二月去世。他的父親答剌麻八剌很受忽必烈喜愛,有望成為皇位繼承人,但也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早逝了。於是,忽必烈將皇太子寶授予海山的叔叔、真金幼子鐵穆耳。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去世,鐵穆耳即位,是為元成宗。
海山兄弟幼年由怯薛乞台普濟(唐兀人)撫養,並學習了一些儒家經典。元成宗剛繼位的時候,真金之妻闊闊真聘請漢儒李孟進一步教導他們兄弟倆。當時,元朝正與海都、篤哇等西北叛王進行曠日持久的戰爭,到大德二年(1298年)冬,元軍統帥寧遠王闊闊出疏於防範,導致戰敗,駙馬闊里吉思被叛軍所俘,成宗遂下詔以海山代替闊闊出統率西北諸軍。海山於大德三年(1299年)抵達前線稱海(今蒙古國科布多一帶),在乞台普濟的輔佐下加強屯田,訓練軍隊,以備叛軍入侵。大德四年(1300年)八月,海山在闊別列大破海都軍,翌年又親自率軍與海都在蒙古高原上展開幾番惡戰,結果海都敗死。此後戰事告一段落,但海山仍留在漠北鎮撫軍民,並於大德八年(1304年)加封懷寧王,賜金印,食瑞州65000戶。大德十年(1306年)以後,海山又帶兵越過金山,在也兒的石河(今額爾齊斯河)流域追剿察八兒等海都餘部,進一步鞏固了元朝對漠北的統治。
登基為帝
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初八,元成宗駕崩於大都玉德殿。他的皇太子德壽早夭,亦無其他子嗣,因而皇位出現空缺。按照蒙古舊制,在皇位空虛時,暫由正宮皇后卜魯罕攝政,由她召集宗親大臣舉行忽里台大會,另選新君。卜魯罕和左丞相阿忽台準備擁立成宗的堂弟、信奉伊斯蘭教的安西王阿難答,因為他是忽必烈諸孫中年齡最長者,乃召其入京輔政;而右丞相哈剌哈孫則試圖擁立海山兄弟,於是他在成宗死後立即秘密派人通知在漠北的海山和在懷州的答己及愛育黎拔力八達迅速入京。這時卜魯罕為防止海山奪位,下密旨切斷通往漠北的驛路。受哈剌哈孫之命北趨報訊的康里脫脫通過其兄阿沙不花疏通通政院,改署手中馳驛文書的日期,使其先於卜魯罕下旨之日,遂得以乘驛馬往海山處。隨後,哈剌哈孫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病臥於宮外,卜魯罕多次下旨,他都不聽,也不處理政務文書。此舉一方面可以阻遏卜魯罕動員行政中樞的權力資源發號施令、籌劃臨朝稱制的計畫,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皇后集團以左丞相阿忽台取而代之,控制中書省。哈剌哈孫堅持在中書省守值凡三月,“未嘗一至家休沐”,耐心等待反擊的時機成熟。
遠在漠北的海山接到成宗死訊後,曾準備立即還朝,後因乞台普濟以漠南事宜“難以遙度”為勸,遂暫時緩行,以觀局勢。大德十一年(1307年)三月,海山率軍自金山前線東返和林,召集漠北諸王勛戚大會,誅殺與阿難答通謀的合赤溫後王也只里,與會宗親大臣合辭勸進。海山這時已獲悉答己與愛育黎拔力八達先至大都,決計在和林窺視動向,於是謝絕了諸王的勸進,聲稱要等到宗親大臣到齊、忽里台大會召開時再即位。
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到大都後,在李孟、哈剌哈孫的幫助下,發動宮廷政變,一舉扳倒了卜魯罕、阿難答、阿忽台等人,至此皇位在海山兄弟間搖擺,諸王闊闊出、牙忽都及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師傅李孟等人都勸愛育黎拔力八達不顧海山,自己登位,答己也認為“天性孝友”的愛育黎拔力八達比海山更容易控制,因此假託陰陽家之言,算出“重光大荒落(海山出生的辛巳年)有災,旃蒙作噩(愛育黎拔力八達出生的乙酉年)長久”的一卦,並派人帶著這一卦給漠北的海山看,暗示他放棄皇位。海山在和林一心等待大都派人迎他就位,想不到等來這樣一套說教,憤然指出:“我捍禦邊陲,勤勞十年,又次序居長,神器所歸,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為言,天道茫昧,誰能豫知?設使我即位之後,所設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之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蓋近日任事之臣,擅權專殺,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動搖大本耳!”然後命康里脫脫疾還京師,表示自己已決意繼承帝位。接著海山本人親率三萬大軍,分三道南下。
面臨海山強大的軍事威懾,他的母親和弟弟及大都諸臣被迫改變原來的想法,向海山明確表示推戴之意。大德十一年(1307年)五月,海山抵達上都,會聚宗戚大臣,舉行忽里台大會,一方面處死卜魯罕和阿難答,另一方面則確認海山的皇位繼承資格。五月二十一日,海山即位於上都,是為元武宗。即位後追尊父親答剌麻八剌為順宗昭聖衍孝皇帝,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下詔改元為“至大”,正式開啟了武宗一朝三年有餘的統治。
鞏固統治
武宗繼位時,接管的是一個貌似強大安定、實則弊端叢生的帝國。他的前任皇帝元成宗奉行“持盈守成”的政策,使忽必烈時代漢化不徹底及漢法與回回法衝突等遺留問題繼續惡化,困擾著蒙元王朝的統治者。成宗時的主要問題有對宗戚大臣的濫賜濫封;冗員冗費嚴重、行政效率低下;貪污腐敗問題逐漸凸顯,當然最嚴峻的問題是經濟上的鈔法開始崩潰,至元鈔大幅貶值,導致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影響財政收入。再加上自然災害頻繁發生,武宗面臨的問題可謂是非常棘手的,因此他不得不調整“守成”之策,對統治加以調整。武宗在位時間雖短,卻在各方面進行了不少改革,以鞏固元朝的統治。
武宗入繼大統後,朝廷中樞用人,差不多都在西北從征的蒙古、色目將領中挑選。崇儒右文的哈剌哈孫最初仍留任中書右丞相,但兩個月以後就被外放為新成立的和林行省左丞相。武宗所信用的大臣,有乞台普濟(唐兀人)、脫虎脫(畏兀兒人)、三寶奴(西域人)、樂實(高麗人)、保八(色目人或蒙古人)、忙哥帖木兒(拂林人,愛薛之孫)、王羆等。武宗在中書省之外,另設尚書省,用來安置他的親信,並實施改革。武宗在政治上實行“溥從寬大”的方針,大範圍地封官進爵、增加賞賜,同時推行考課,籌備郊祀;經濟上,改革鈔法,頒“至大銀鈔”,又發行銅錢“大元通寶”和“至大通寶”,並許與歷代銅錢混合使用,以信譽較穩定的小面額金屬輔幣來平抑日用品零售領域中物價的過份波動。此外還擴大海運糧數量,提高鹽引價格,增加賦稅,等等。這些措施多與忽必烈時期阿合馬、桑哥主持的尚書省的舉措很相似,但在實行方面比那時來得溫和。武宗在位時還大興土木,即位一個月後就下令在上都和大都之間的旺兀察都(今河北張北)興建元中都。同時還在大都、上都和五台山等地修築佛寺。
武宗的改革舉措尤其是濫封濫賞和理財政策很大程度上與儒家相悖,因此招來漢人儒臣的批評。代表性的是監察御史張養浩在至大三年曾上《時政書》列舉十項弊政:一曰賞賜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輕、四曰台綱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幸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曰異端太橫、十曰取相之術太寬。後來的許有壬則總結武宗的失政有四個方面:名爵掃地、賜予空帑、太官恃不鉤檢、宿衛依憑城社。而武宗在改革沒有收到成效之時便撒手人寰,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則全盤推翻了武宗的改革措施,並處死了三寶奴等武宗信任的大臣,所以武宗的短暫統治時期雖改革紛紜,卻不過是曇花一現的插曲而已。
英年而逝
當初武宗海山能繼位,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他弟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在大都發動的打倒成宗皇后卜魯罕和安西王阿難答的政變,所以作為報酬,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武宗登基後第九天就被立為皇太子,並約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武宗朝,愛育黎拔力八達以皇太子身份守中書令,掌管中書省事,儘管武宗設尚書省以分中書省之權,但愛育黎拔力八達仍積極參政。同時,皇太后答己亦頗有干政野心。於是在武宗朝,皇帝聖旨、皇太后懿旨和皇太子令旨並行不悖,皇太后有鐵木迭兒等蒙古貴族的支持,皇太子有漢人儒臣李孟等的支持,三宮之間關係微妙,為後來的矛盾埋下伏筆。武宗時的主要矛盾則是武宗和皇太子的矛盾,到了至大三年(1310年)已浮出水面,尚書省左丞相三寶奴和宦官李邦寧公然勸武宗改易太子,立武宗自己的兒子和世㻋為儲君。尚書省右丞相康里脫脫力持不可,武宗最後也未聽從,終究沒有毀約。
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初八,海山駕崩於大都玉德殿,享年三十一歲。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繼位,是為仁宗,為兄長海山上廟號為武宗,諡號為仁惠宣孝皇帝,蒙古汗號為曲律(意為俊傑)汗。仁宗沒有守住與兄長的約定,而是逼走了侄兒和世㻋,立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十多年後,海山兩子和世㻋、圖帖睦爾奪回皇位,以後的黃金家族汗位遂落在海山一系手中。
為政舉措
政治
- 設尚書省
武宗在政治上最重大的舉措就是設立尚書省。元世祖時曾短暫設立尚書省,後革罷。武宗即位後,為了更有效地實施改革措施,決定在中書省之外另立尚書省,作為實際上的中樞機構。大德十一年(1307年)九月,即位不到四個月的武宗就下詔設立尚書省,此舉遭到御史台、中書省官員的強烈反對,武宗不得不解散尚書省。但武宗自然不肯善罷甘休,特別是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兼領中書省後,更需要另設機構對其加以牽制。兩年後,武宗的權力已經鞏固,在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第二次設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忙哥帖木兒為左丞,王羆為參知政事。此次設省無人反對,翌年六月更是令其“總治百司庶務,並從尚書省奏行”,結果“中書之署僅同閒局,居其職者俯焉食祿而已”。隨即尚書省也開始啟動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好景不長,僅過一年半武宗就駕崩了。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武宗屍骨未寒之時,就立即下令廢除尚書省,處死尚書省官員三寶奴、脫虎脫、樂實、保八、王羆,流放忙哥帖木兒等人,並廢止其改革措施。此後元朝再未設尚書省,這也是尚書省在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出現。
- 封官賞賜
武宗標榜“溥從寬大”,其封官與賞賜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朝會賜賚和對諸王的歲賜是蒙古傳統,武宗統兵漠北,更是深諳賞賜的激勵作用,因此他在位時賞賜的數量和名目大幅增加。他即位之初,就對諸王勛戚大行賞賜,不但堅持按成宗時賞額銳增的先例發放,而且對先前會於和林時“已蒙賜與者”也重複頒發,結果給者未及半而兩京府儲已虛。其後,請賞者仍絡繹不絕;財賦不支,只好用濫封爵位的辦法作為補償。世祖時規定非黃金家族嫡系子孫不得封一字王,武宗則破例晉封一字王多達十五六人。除魏王阿木哥和寧王闊闊出是世祖直系後人外,其他十數人如越王禿剌、豳王出伯、定王藥木忽兒、壽王乃蠻台等全是疏族,甚至駙馬也封了一字王。中書省、樞密院和御史台負責大臣的員額,這時候也比前朝大增。樞密院從世祖朝六員、成宗朝十三員激增至三十二員。還有更多的“遙授”職銜。時人記載說,“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數”。宿衛馬謀沙以“角牴屢勝”,即遙授平章政事,“微至優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參政者。其他因修造而進秩,以技藝而得官,曰國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於朝。自有國以來,名器之輕,無甚今日”。一方面,武宗通過大肆封官與賞賜拉攏人心,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基礎;另一方面,選法的混亂必然會促成吏治的紊亂。地方官吏往往擅自離職,營幹私事。朝廷制詔變更不常,“甚則朝出而夕改,於事甫行而止者隨至”。朝中正在討論的未決事宜,也經常泄露到民間。甚至“詔稿未脫,而奸民已復群然誦之”。
- 整頓吏治
武宗時也嘗試對吏治加以整飭,其具體措施是頒布《省部綱紀》,提高行政效率;實行封贈制,強化官員的榮譽感;提高官員俸祿,革除外任官職田;設考功司,籌備考課制度。不過這些措施並未見效,甚至還停留在籌劃階段時,就因武宗的駕崩而通通革除了。
- 籌備郊祀
武宗還在禮樂祭祀上大做文章,“有意稽古禮文之事”。他三次前往太廟祭拜,開了元朝皇帝親享太廟的先河,不過他並未向元英宗以後的皇帝那樣穿漢族傳統的袞冕法服進行祭祀。他在位時還改革太廟室次制度,過去歷代王朝的太廟中太祖室在最西,後代皇帝依次向東排列,元武宗則改為太祖室居中,後代皇帝依昭穆左右排列,此舉影響了明清兩代的太廟制度。江西布衣曾巽初上《郊祀鹵簿圖》、《郊祀禮樂圖》,武宗對此相當重視,親自召其入對,並令尚書省和太常寺討論郊祀事宜,最後決定在南郊天壇之外另筑北郊地壇,並以太祖成吉思汗配天,世祖忽必烈配地,武宗將親自祭祀。但到至大三年(1310年)冬至祭天時,武宗因身體不適而遣人攝祀,一個月後就溘然長逝了。仁宗即位後,推翻武宗一切措施,地壇的修築遂被取消,皇帝親郊也被擱置,直到二十年後武宗的兒子文宗圖帖睦爾才首次親自祭天。
- 設省和林
武宗平定了海都之亂,窩闊台汗國滅亡,超過百萬的難民湧入元朝轄下的漠北地區,所以經營漠北、解決難民問題成為武宗朝的重要政治問題。武宗登基後,就將和林等處宣慰使司升格為和林等處行中書省,同時撥發農具、種子、漁網、錢鈔、糧食等,大力賑濟和林人民,繼續派漢軍前往和林屯田。仁宗時改為嶺北行省,元朝行省制度正式完備。
- 建設中都
經濟
武宗朝面臨成宗時至元鈔貶值、通貨膨脹的經濟問題,再加上武宗濫賞濫封,中書省一再以“國用不給”告急,財政危機十分嚴重。為此,武宗沒有採取減少開支和裁撤冗員的策略,而是在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再設尚書省,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理財。至大二年(1309年)九月,詔行“至大銀鈔”,以新幣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按官方原定的兌換價格,以至元鈔二貫準花銀入庫價一兩、赤金入庫價一錢;因此新幣的發行,實際上是通過由政府明令宣布至元鈔貶值一倍半的方法,把通貨膨脹的患害轉嫁到私人用戶身上。新鈔行用後,面額一貫的中統鈔只抵至大銀鈔一兩的二十五分之一,名實嚴重不符,因此頒行至大銀鈔同時,廢中統鈔,限一百日內赴庫倒換。至大銀鈔的面額,有以文、十文、百文、兩計者,共十三等。以文為單位的通貨作為小額輔幣在民間日用品的零售方面使用甚為廣泛,但厘鈔因為流通過於頻繁,最易朽爛,既不便於民,印刷和發行也不經濟。所以,武宗又下詔行銅錢,發行“大元通寶”和“至大通寶”,並以歷代銅錢與至大錢相參行用。在幣制改革的敏感時期,以行用信譽穩定的金屬輔幣來平抑小額零售商業領域內物價的過份波動,是一項具有積極意義的經濟措施。
為了調控物價,武宗還整頓海運,以增加政府掌握的物資數量。自從至元二十年(1283年)由朱清、張瑄創通漕糧北運的海路以後,七八年之內,從江南海運到北方的漕糧就由不到10萬石劇增至150萬石。大德後期,海運糧更達到170—180萬石。至大二年(1309年)尚書省理財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讓海運糧數量再創新高。二年運出246萬石,至者238萬石;三年運出292萬石,至者271萬石。海漕的運輸成本比陸運節省十之七八,比之河漕也節省十之五六。對京畿地區糧食供應的明顯增加,使政府能夠通過控制糧價保持市面的基本穩定,從而緩解幣制改革對社會發生的衝擊。
尚書省其他的理財政策,包括增加鹽引價格(每引增至大銀鈔四兩,按至元鈔計,每引比元貞年間增加七貫);開酒禁,立酒課提舉司以徵收酒稅;增加江南富戶高收入稅,規定凡收入五萬石糧食以上者,每石輸二升於官;追征各地逋欠錢糧,等等。這些措施同樣也不免人亡政息的命運,所以並未收到成效。
文化
武宗時期進一步推行尊儒政策。他登基兩個月後,就下詔將在孔子的封號“至聖文宣王”前加“大成”二字,是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並遣使祭祀,以表尊崇,由儒臣閻復擬詔:“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范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這是孔子在歷代王朝(除西夏外)中得到的最高級別的封號。隨後,中書右丞孛羅帖木兒將《孝經》翻譯為蒙古文,獻給武宗,武宗指示道:“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其命中書省刻版模印,諸王而下皆賜之。”此外武宗還在至大二年(1309年)豁免儒戶差役,以示對儒生的優待。
此外,武宗對道教也加以優待,正一道教主、龍虎山天師張與材在武宗即位後來京覲見,武宗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對於曾給他取名的張留孫,武宗更是親自召見賜座,升其為大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不久又加特進,為武宗進講老子推明謙讓之道。
武宗還於至大元年(1308年)禁止了白蓮教的前身——白蓮宗,起因是朝廷發現福建地區的白蓮宗信徒在夜裡秘密聚會,還娶妻生子,害怕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遂由武宗下旨禁斷,這也是歷史上對該教派的首次禁令。白蓮宗領袖普度作《上白蓮宗書》給武宗,請求解禁,武宗雖下旨撫慰,但並未收回成命。此禁令到仁宗繼位後才解除。
外交
元武宗時,困擾元朝幾十年的西北邊疆問題得到最終解決,蒙古世界的幾個汗國之間恢復和平。武宗即位前,就在漠北沉重打擊了海都叛軍,海都之子察八兒繼承窩闊台汗國汗位,企圖捲土重來,但他的重要盟友察合台後王篤哇決定向元朝投誠。武宗即位前一年率兵越過金山,對察八兒等海都餘部進行致命性的一擊,其後篤哇徹底拋棄了察八兒,窩闊台汗國的領土大部分併入察合台汗國。察八兒遂成為一條喪家之犬,流竄於金山山麓,月赤察兒嚴陣以待,察八兒走投無路,便率眾歸降元廷,於至大三年(1310年)入朝。察八兒入朝是武宗時的一大盛事,舉朝歡慶,武宗將此事鄭重地昭告太廟,並特設宴於大庭,還將元世祖以來所扣押的海都投下五戶絲全部賜給察八兒,又為此給答己太后上尊號並赦天下。察八兒歸降後,元朝與各汗國和平往來,再未發生戰爭(但與察合台汗國關係仍然緊張)。其中武宗在至大元年(1308年)派月魯等十二人出使欽察汗國,冊封朮赤後王脫脫為肅寧王。
武宗時,元朝與高麗的關係得到進一步發展。高麗前王王璋(忠宣王)曾在大都參與扳倒卜魯罕、阿難答及擁立武宗的定策中,武宗繼位後封他為瀋陽王。至大元年(1308年),元武宗還應高麗之請,將征東行省的數百名官僚盡數撤回元朝國內,僅保留高麗王為丞相,此後元朝再也沒向高麗派駐流官。同年高麗忠烈王王昛去世,武宗冊封王璋為高麗國王,並給予他莫大的恩寵,從而密切了元麗關係。
武宗時,元朝繼續保持與安南的宗藩關係,派尚書安魯威到安南告即位。安南世子(實為國王)陳日㷃派使者奉表朝賀。使臣中有一個叫莫挺之的,在元朝與武宗君臣發生許多趣事,傳為中越關係史上的佳話。至大二年、四年,安南又分別遣使朝貢。
軼事典故
關於名字
關於武宗名字“海山”的來歷,過去由於史料缺乏,一直眾說紛紜。清乾隆年間修改元史譯名,將海山改為哈尚,並在《欽定元史語解》中解釋其為蒙古語“遲鈍”(qasang)之意;1846年科瓦列夫斯基所著的《蒙俄法辭典》中將海山之名釋為Qayisang,即蒙古語“圍牆”之意。而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則通過釋讀西藏發現的八思巴文《懷寧王海山令旨》,從語言學的角度論證該令旨中海山的名字Haysan實為漢名。這從史料上亦可得到佐證,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玄教大宗師張公家傳》中言:“十八年七月,皇曾孫生,是為武宗,上命擇嘉名以進。”虞集《道園學古錄》卷50《張宗師墓志銘》中則謂:“武宗、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世祖為制名,興聖宮記其事,是以贊書及之。”趙孟頫《仁靖真人碑》中寫道:“武宗、仁宗之始生也,上皆命公擬名以進。仁宗五歲時,譯為梵文,今廟諱是也。”種種史料證明,“海山”是忽必烈請道士張留孫取的漢語名字,武宗的弟弟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名字Ayurparvata為梵語“壽山”之意,正好與“海山”相對。同時,元朝大臣程文海為避武宗諱而以字行為“程鉅夫”,亦可為海山是漢名之旁證。元朝諸帝中世祖、成宗、泰定帝、文宗、順帝的名字是蒙古語,仁宗、英宗、天順帝、明宗的名字是梵語,寧宗的名字脫胎於藏語,武宗海山則是唯一漢語名的皇帝。
中秋泛舟
至大二年(1309年)中秋之夜,武宗與諸嬪妃泛舟于禁苑太液池中。武宗心情愉悅,對嬪妃們說:“昔西王母宴穆天子於瑤池,人以為古今莫有此樂也。朕今與卿等際此月圓,共此佳會,液池之樂,不減瑤池也。惜無上元夫人在坐,不得聞步玄之聲耳!”這時有一個叫駱妃的妃子,素來號稱能歌善舞,趨出為武宗跳《月照臨》之舞,並歌唱道:“五華兮如織,照臨兮一色。麗正兮中域,同樂兮萬國。”唱完後,武宗聽到她以月亮比喻他自己,龍顏大悅,遂賜八寶盤玳瑁盞,諸妃各起賀。興盡之後,武宗與嬪妃們唱《龍歸洞》之歌而還。
嗜好飲酒
武宗迷戀酒色,像其他蒙古皇帝一樣尤其喜歡喝酒。大臣阿沙不花看到武宗面色憔悴,便進諫道:“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麴櫱是沉,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武宗聽後,大喜道:“非卿孰為朕言?繼自今毋愛於言,朕不忘也!”遂命人給他倒酒。阿沙不花本來就是勸諫武宗不要飲酒,沒想到武宗當場賜了一杯,遂頓首謝絕,說:“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武宗得直臣,武宗也下詔晉升其為中書右丞相。但武宗嗜飲顯然並未因此改觀。
歷史評價
- 明人何喬新的評價是:“史臣之贊武宗,謂其慨然欲創製改法而有為,斯言過矣。元之諸帝,安於舊俗,而不遵中華之法,非一日也。雖以世祖之英武,仁宗之恭儉,無能改於其俗,況於武宗視二君尤劣者乎!武宗在位四年,無一善可稱者。沙的伶人也,以為平章;李邦寧閹豎也,以為司徒;教瓦班番僧也,以為學士承旨。它如進鷹坊之秩為二品,畀西域賈人以虎符,所溺者酒色,所好者游畋,斯豈有為之君哉!其所創改者,不過置尚書省、行至大銀鈔二事而已,是皆毒民之法,豈為治之先務耶?使武宗果有志於創製改法,則當召用名儒,稽式古典,正彝倫、厚風俗、修法度、定官名。考章服,以革左衽之陋;制雅樂,以變優價之聲,庶幾乎魏孝文、金世宗之所為矣。顧武宗性質凡下,豈足以語此哉?”
- 清朝史學家魏源《元史新編》的評價是:“武宗始以懷寧王總兵漠北和林,與叛王海都勁敵對壘,屢摧其鋒,中間幾瀕險危,披堅陷陣,威震遐荒,可謂天潢之傑出,天授之雄武矣。入紹大統,謂有宏圖,而始終誤聽宵人,以立尚書省為營利之府,何哉?夫世祖立制,以天下大政歸於中書省,任相任賢,責無旁貸。故小人慾變法,忌中書不便於己,則必別立尚書省以奪其權。阿合馬、桑哥之徒相繼亂政,毒流海內,是以世祖深戒前轍,不復再蹈。乃當席豐履厚之餘,慨然欲變更至元、大德之舊。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多;錫賚太侈,而濫賞之卮漏。母后市恩左右,撓其恭儉,於是言利之臣迎合攘袂,以爭利權。雖柄操自上,不至如阿合馬、桑哥之甚,而仁心仁聞漸蔽於功利,幾同於宋之熙、豐。故仁宗紹統,翻然誅殛,盡復舊章。蓋變法不得其人,則不如勿藥之尚得中醫也。又考陶九成《元氏掖庭記》,則瓊島水嬉之華,月殿霓裳之艷,亦自帝大濫其觴,而《本紀》諱之,不載一字,亦英雄酒色之通病歟!惟授受之際,堅守金匱傳弟之盟,雖有內侍李邦寧,慫恿離間,帝言:‘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斯則磊落光明,勝宋太宗萬萬。綜計始末,固不失為一代之英主焉。”
- 傳統觀點對元武宗海山的評價負面多於正面,甚至認為他是一名昏君。但近來的研究則越來越強調武宗統治的積極意義。2010年7月,由南開大學、中國元史研究會、張北縣政府共同舉辦的“元中都與元後期政治文化研討會”在河北張北縣舉行。會上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帆認為應將武宗朝政治置於元中期政治史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根據留存到今天的片段資料來看,武宗並不是頭腦簡單的一介武夫,他重構的以尚書省為代表的臣僚也並非“保守”、“落後”、“反漢化”的人物,而其所採取的措施是針對前朝積弊作出的改良,只是因時間短暫而未能得到充分貫徹實施。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劉曉以“元中都與武宗政治”為題闡述了元武宗即位之初施行的濫賜、設立尚書省、發行至大銀鈔、建立中都等措施實際上別有用意,說明中都的建設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有關。成宗去世後,仁宗搶先奪權,但懾於武宗的挑戰,最終與武宗達成了“兄終弟及、叔侄相傳”的協定。武宗構想了為爭奪當時政治資源、逐步消除與瓦解仁宗集團影響的龐大計畫,建中都只是這個計畫中的重要一環。這次研討會充分肯定了元武宗海山的歷史地位,認為他是蒙元史上除成吉思汗、忽必烈之外最具影響力的一代帝王。
- 日本學者杉山正明認為元武宗海山是一位傑出的君主,“在他的領導下,蒙古上下再次回到了東西和平、齊心協力的狀態……已故忽必烈大帝的構想,在此時真正實現了……我們也不能忽視海山的作用,正是因為他有融貫東西的視野和資格,以及出類拔萃、受人愛戴的性格,才成就了現在這番大業。”他還指出:“海山在明白自己‘鬆散財政’和‘鬆散政治’的基礎上,有意地想完成曾祖父忽必烈夢寐以求卻未能完全實現的蒙古勢力大統一。然而此時,海山的周圍已然暗藏陰影,並且由兩處之多。首先,是自然環境的急劇惡化……另一處陰影出現在政權內部。”杉山懷疑海山之死不尋常,很可能是愛育黎拔力八達勢力的謀殺,並認為海山死後,“雖說蒙古帝國東西和睦的潮流並沒有因此停滯,但也絕沒有再取得新的進展。海山欲將忽必烈的構想在更大範圍內予以實現的志向和希望,就此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