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早期工農武裝。史載紅二十軍有三支：閩西紅二十軍、贛西南紅二十軍和冀南紅二十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軍
- 軍長：胡少海
- 政治委員：鄧子恢
- 成立日期：1930年7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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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辭海
閩西地區
1930年5月，閩西第十二軍進軍東江後，閩西蘇維埃政府將當地部分武裝合編為紅軍第二十軍。。下轄第一、第二、第三縱隊。共1200餘人。11月，同閩西第二十一軍合編為紅軍新二十軍。
贛西南地區
1930年7月上旬，贛西南特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將贛西南地方武裝紅四、紅十一、紅二十、紅三十縱隊和部分赤衛隊改編為紅一、紅二、紅三、紅四縱隊（後改稱團），組建成紅二十軍。
全軍共2500餘人。
1930年8月5日，由劉鐵超任軍長，曾炳春改任政治委員。
10月，參加吉安戰鬥。隨即，紅一方面軍在吉安進行了整編，紅二十軍歸建紅一方面軍一軍團，軍長、政委、政治部主任未作調整，參謀長改由鐘效蔚擔任。下轄第172團（一團，團長蕭大鵬，政委劉黎）、第173團（二團，團長劉承祿，政委陳松宜）、第174團（三團，團長李學俊，政委劉敵）、第175團（四團，1931年1月組建，團長朱子云，政委劉秋子、後廖子清）。
1930年12月12日，紅二十軍捲入“富田事變”。
1931年春，配合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作戰。7月，在紅七軍的護送下進入中央蘇區，抵達于都縣平頭寨。在那裡，對參與“富田事變”的人進行了肅清，並取消了紅二十軍番號，部隊分別編入紅七軍、紅四軍、紅十二軍和湘贛獨立師。
直南地區
1930年夏，直南（河北南部）農民暴動武裝組成紅軍第二十軍。約2000人。不久，在國民黨軍優勢兵力進攻下失敗。
閩西
初創
其中，交通事業方面，從上海中共中央機關通往中央蘇區的紅色地下交通線是在閩西工農通訊社基礎上建立，並主要經由閩西蘇區而後到達紅都瑞金的；在郵政事業方面，蘇區赤色郵政起始於閩西；在文化教育事業方面，紅軍在閩西創辦了第一所夜校——新泉婦女夜校，中央蘇區正規的紅軍學校來源於閩西紅軍學校；閩西蘇區印刷業發達，其中，創辦了中央蘇區最早一家出版發行機構——閩西列寧書局，《青年實話》、《蘇區工人》等刊物也是在長汀印刷或創辦的；在衛生事業方面，當時中央蘇區的衛生人員主要是閩西蘇區培養的，蘇維埃國家醫院是傅連日章將福音醫院從長汀遷到瑞金後改建的；等等。
細說
10萬閩西兒女參加紅軍，在發展壯大紅四軍的同時，先後創建了5個軍；在崢嶸歲月里，有50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共和國眾多將帥都在閩西戰鬥生活過；從戰火中走出來的閩西兒女，有4位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71位成為開國將軍。閩西是紅軍故鄉、將帥搖籃。
發展
閩西是全國較早、福建最早創建紅軍的地方。早在1928年7月初，永定農民武裝暴動後，張鼎丞、鄧子恢等就從參加暴動的隊伍中挑選出200餘人組成紅軍營。隨後，中共閩西臨時特委又將各縣的暴動武裝編成閩西紅軍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等三個團。
事跡
1930年5月，閩西各縣赤衛隊、游擊隊組成閩西紅二十軍，全軍轄5個縱隊和2個游擊武裝。
事跡一
1930年11月，閩西總行委、紅二十一軍軍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把二十軍、二十一軍合編為新十二軍，賀沈洋任代軍長。全軍轄3個團10個營。1931年9月，紅一軍團第十二軍與閩西新十二軍在汀州會合，閩西的新十二軍補充到紅一軍團第十二軍。
事跡二
1932年2月，中共閩粵贛省委在汀州成立福建軍區，羅炳輝任司令員。1932年底分別成立閩西紅軍獨立第八師、第九師、第十師，1933年3月6日，這三個師彙編成紅十九軍，葉劍英任軍長。這是後來紅軍長征湘江戰役中英勇殿後的紅三十四師的前身。
在抗日戰爭時期，閩西南紅軍游擊隊2600餘人改編為新四軍二支隊，占了新四軍9000人數的近1/3。1938年3月，二支隊由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二支隊司令員張鼎丞和副司令員譚震林率領，在龍巖集結出發，開赴蘇皖前線抗日。解放戰爭時期，閩西人民革命武裝又先後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總隊閩西支隊、閩粵贛邊縱隊第一支隊。閩西對人民軍隊的創建作出了重大貢獻，因而成為紅軍名副其實的故鄉。
紅二十軍從7月組建到11月底近半年時間裡,在主擔“八打吉安”和協同“九打吉安”的戰爭硝煙中，同仇敵愾，所向披靡，立下了汗馬之功，成為中央主力紅軍中的一支勁旅。
贛西
建立
為粉碎國民黨軍隊的“三省會剿”，紅四軍的前委決定採用“離開閩西，保衛閩西”的策略。這就是：紅四軍主力離開閩西進軍贛南，調動敵軍離開閩西。敵軍走了，閩西蘇區自然得到保衛和鞏固。1930年1月上旬，朱德率紅四軍一、三、四縱隊，毛澤東率紅四軍二縱隊，先後離開上杭古田，向贛南進發。
毛澤東的這些辭句，形象而又真實地描繪了當時贛西南地區的革命形勢。
發展
“風展紅旗如畫”
贛西南地區“風展紅旗如畫”的形勢，是贛西南黨組織領導工農民眾浴血奮鬥的結果。
1929年5月，剛剛建立革命政權的贛南紅色區域就面臨著十分嚴重的考驗。蔣桂戰爭剛一結束，國民黨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就從前線急調4個旅的兵力，分別從贛州、泰和、臨川向於都、興國、寧色都紅色區域進攻，於五六月間，先後占領了寧都、興國、于都縣城。剛剛建立的3縣革命委員會只得轉入鄉間領導民眾繼續鬥爭。6月底，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四團又先後在賴村、興國等地作戰失利，被迫轉移到吉水、永豐、樂安邊境游擊。為了保衛於都、興國、寧都3縣新生的革命政權，中共贛南特委及時地成立了“興橋寧行動委員會”，由特委軍事部長陳奇涵任書記，一調動指揮地方紅軍、游擊隊抗敵。經過半年多時間的戰鬥，不僅打退了敵人的進攻，保衛了興橋寧紅色根據地，而且及大地鼓舞了贛南人民的鬥爭勇氣，使紅色區域不斷擴大。
與此同時，贛西地區的革命鬥爭也猛烈地向前發展。1929年10月成立了贛西各縣紅色區域的統一領導機構——贛西革命委員會。11月，又召開了贛西工農兵臨時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以曾山為主席的贛西臨時蘇維埃政府，使贛西革命鬥爭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
1929年11月，中共江西省和中共贛西特委成功地策動了羅炳輝率領的吉安“五縣聯防”靖衛大隊400多人起義，加入紅軍，要沉重地打擊了敵人反動氣焰。
羅炳輝，雲南彝良人，家庭出身貧苦，18歲時當兵，北伐時在朱德部下曾屢立戰功，升為營長。後因同情革命，被責為有“通共”之嫌，所部改遺遣散，他自己被逐出軍。1929年春，受吉安紳商和金漢鼎所請，他赴吉安就任靖衛大隊長之職。其駐地值夏圩離東固革命根據地很近。他通過各種途徑，對共產黨的主張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也更加同情勞苦民眾，常常做出一些保擴老百姓和所謂“赤色嫌疑分子”的事情，令當地土豪劣紳不滿。
羅炳輝起義後，中共贛西特委接著提出“攻取吉安”的鬥爭口號，人民民眾的鬥爭熱情不斷高漲，1930年1月18日，中共贛西特委、湘贛邊界特委和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軍委在遂川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把贛西和湘贛邊界特委合組為贛西特委，並決定將贛西和湘贛邊界活動的江西紅軍第二、三、四、五團和各縣赤衛隊集中改編，成立紅軍第六軍。黃公略任軍長，劉士奇任軍委書記兼政委。全軍有2000餘人槍。這是繼紅四軍之後，在贛西地方武裝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又一支主力紅軍，對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共贛西、贛南特委的正確領導下，到1930年1月，贛西南地區已有17個縣建立了紅色政權。
“風卷紅旗過大關”
會議正確地確定了贛西南黨組織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擴大蘇維埃區域，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武裝”。從而統一了贛西南黨內的思想認識。
因河水陡漲而阻隔，贛南特委領導人未能參加“二七”會議。毛澤東在會後即率前委代表團成員和贛西南特委全體常委，於2月15日在興國召開了有贛南各縣區黨的負責人參加的贛南工作會議。會議除同意和接受“二七”聯席會議的全部決議外，還討論贛南黨組織的工作。
根據“二七”會議的決定，1930年3月22日，在吉安的富田召開了贛西南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選舉成立了以劉士奇為書記的中共贛西南特委。大會還決定將“二七”會議後產生的贛西蘇維埃政府擴大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由曾山任蘇維埃政府主席。並在贛西贛南各設一赤衛軍總指揮部，分別由曾炳春、蕭大鵬任總指揮。
鑒於贛西南地域廣大，在中共贛西南特委之下，先後設立了中共東河、西河、東路、西路、北路和中路等六路行委組織，分別領導贛南、贛東、贛西、贛北和特委直屬各縣區的鬥爭；在贛西南蘇維埃政府之下建立了北路、西路、東路、以及贛南東河、西河五路辦事處，作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的派出機關，就近指導當地的革命鬥爭。
贛西南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特別是朱德、毛澤東率領的紅四軍抵達贛西，使吉安反動當局和當地土豪劣紳惶惶不可終日，“告急”、“求援”的電報雪片般地飛向南京。蔣介石急調嫡系唐雲山、鄧英兩個獨立旅馳援江西。並責令魯滌平手下的朱耀華、戴岳兩旅速往贛西南集中，儘快和駐吉安城的成光耀旅結合起來，一舉撲滅贛西南的革命烈火。
正擺開架式準備圍攻吉安城的紅四軍獲悉敵人進犯的訊息，立即改變計畫，迅速收縮兵力，將備打擊來犯之敵。2月23日，紅四軍和紅六軍，抓住敵人孤軍冒進的弱點，首戰告捷，僅半小時工夫，就殲敵唐雲山部兩個營並占領敵陣地，繳獲大批經武器彈藥。殘敵被迫向吉安方向潰逃。紅軍緊追不捨，在萬餘武裝民眾配合下出擊離吉安40里的施家邊，全殲敵人。此二役，紅軍共殲敵1600多人，繳槍2000餘支，機槍18挺，迫擊炮10門，子彈156擔。
唐雲山旅被殲後，進剿贛西南的敵軍膽顫心寒，紛紛嗚金收兵，固守吉安、撫州、南昌等重要城市。3月中旬，毛澤東、朱德指揮紅四軍迅速從吉安地區南下，圍攻困守贛州孤城的敵金漢鼎部。3月16日至18日，紅軍圍城三日，因贛州城三面環水，易守難攻而未克。毛澤東、朱德遂令紅軍主動撤回。
撤圍贛州後，紅軍前委在贛州城郊樓梯嶺召開分議，部署紅軍在贛南的第二次分兵。這次分兵，紅軍具執行了毛澤東關於“同時發展，同時深入”的方針。走到哪裡，就幫助哪裡建立、發展黨的組織和蘇維埃政權，建立赤色武裝，發動民眾打土豪、分田地。3個月的分兵，取得了極大的成效：贛南、贛西原來梅花式的紅色區域，已基本聯成一片；贛南蘇區與贛西、閩西、及廣東東江蘇區的聯繫已經貫通；興國、於都、贛縣、信豐、南康、尋烏、瑞金、寧都等縣和於北、安於會贛邊界特區都先後成立了縣、區蘇維埃政府；安遠、上猶兩縣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贛南各縣紅色政權的最高指揮機關——贛南革命委員會也於6月間在贛縣江口成立。
“十萬工農下吉安”
為了迅速赤化整個贛西南地區，贛西南黨組織曾在1929年11月為1930年9月，組織贛西南的地方紅軍和革命民眾，先後8次攻打吉安、5次攻打贛州，出現了“十萬工農下吉安”浩浩蕩蕩的壯觀場景。
吉安是贛西重鎮，位於贛江中游。其西面是螺子山、真君山、天華山和神崗山等4座山崗，東面是奔騰的贛江，可謂地勢險峻，易守難攻，歷來是兵家必爭之重地。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視吉安為南昌屏障，布置重兵死守。贛西南的紅軍和革命民眾，則視吉安為白色堡壘，下決心要將其攻克，以使贛西、贛南紅色區域連成一片。
第一次攻打吉吉安，是在1929年11月間。以江西獨立第二、三、四團為主攻部隊，歷時3月，肅清了吉安外圍敵軍據點。約30萬革命民眾參加了攻吉行動。“喊一聲打吉安，農民丟下手裡的鋤頭就跑。”人人踴躍上前。吉安雖未攻下，卻使紅色區域擴大了方圓三四百里。紅六軍就是在這次攻吉安過程中成立的。
此後，從1930年2月至9月，贛西南地方武裝和革命民眾又先後組織7次攻打吉安行動。這7次攻吉行動，也都沒有打下吉安，但都供攻吉聲威，把廣大民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地方革命武裝也在攻吉行動中得到發展，其中第五次攻吉時成立了以曾炳春為總指揮的贛西南料衛軍總指揮部；第七次攻吉安時組建了紅軍第二十軍，曾炳春任軍長，劉士奇任政委。
與贛西8次攻吉的同時，贛南革命武裝和革命民眾10餘萬人，也於1930年5月至9月先後5次攻打贛州。在攻贛鬥爭中，贛南各縣先後成立了紅軍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縱隊，並於同年6月在信豐組建了紅軍第二十二軍，鄧毅剛任軍長，羅貴波任政治委員。
8次攻吉、5次攻贛的結果，使贛江兩岸蘇區連成一片。吉安、贛州成為兩座孤城，各縣逃入城中的士豪劣紳們，成日提心弔膽，惶恐不安。統治江西的魯滌平，在給蔣介石的呈文中驚呼：“贛西南的三歲小孩、八十老翁都是共匪。”
富田事變
事變背景
事情的原委要從肅“AB團”說起。 “AB團”是蔣介石、陳果夫於1926年底在北伐軍總部駐地南昌策劃成立的一個反共反人民的國民黨右派組織。取名“AB團”，為英文反布爾什維克之意。“AB團”成立後，在蔣介石的慫恿和段錫朋等人的操縱下，篡奪了國民黨江西省的黨政大權，排擠了共產黨人和革命“左”派，肆無忌憚地在江西各地幹了許多反革命勾當。但在中共江西省委和南昌黨組織領導下的1927年的“四.二暴動”中，“AB團”被一舉摧毀、解體，“壽命僅三個月”。“AB團”分子也作鳥獸散，銷聲匿跡了。
然而，因“AB團”是以反共著稱的，當時的中共中央不敢懈怠，根據共產國際要求中國黨“清黨”、“肅反”的指示，於1929年11月13日,向江西省委發出了一封指示信，要求江西省委“肅清改組派、第三黨、AB團的影響”，“積極地擴大反AB團、改組派、第三黨的鬥爭”。到1930年5月，江西省委開始積極部署，聲稱“AB團在吉安各中心縣城活動”，並特別提出：“西河的紅軍赤衛軍，過去在AB團領導之下，走到腐化的危險地境去了”，要予以嚴厲“整肅”。
打AB團
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實行戰略退卻，進抵根據地腹地寧都黃陂、小布一線。根據羅坊會議確定的“軍隊中應注意反AB團改組派”的決議，總前委在紅一方面軍開展了整肅“AB團”的運動。時值第一次反“圍剿”前夕，軍情十萬火急，毛澤東、朱德等主要領導人全力投入反“圍剿”的迎戰準備，無假顧及軍隊中的“肅反”運動。於是，總前委和各軍委將“肅反”大權下放，採取不干預態度。“當時抓人，各團作主；殺人，師黨委作主。”可是，殺戒一開，勢不可擋，任何人都難以遏制。為了在反“圍剿”決戰前，肅清“內奸”，純潔隊伍，在總前委肅反委員會的導演下，至11月底，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紅一方面軍四萬人當中就“殺了幾十個總團長，總共找了四千多AB團”(總前委1930年12月2日於黃陂頒布的《八個大勝利的條件》)。到12月上旬，“一方面軍打擊四千四百餘人”(1930年12月20日《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半個月內又增打了400多人。紅一方面軍中的這次打“AB團”運動，史稱“黃陂肅反”。
到12月上旬，事態又有新的突變。 12月3日，總前委致信省行委，劍鋒直指贛西南黨政機關和紅二十軍。信中指示：“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連代表總前委及工農革命委員會幫助省委、省蘇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並指令“二十軍須找到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原來,紅二十軍並無“AB團”的證據，而是“須找到線索”，再“來一個大的破獲”。這就是歷史的真相所在!
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總前委兼總政治部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接到上述總前委的“尚方寶劍”後，立即率領紅十二軍一個連，從寧都黃陂出發，馬不停蹄，日夜兼程，於12月7日下午三時抵達江西省行委、省蘇維埃政府駐地——吉安縣富田鎮。
李韶九“這個人的品質是不好的”(蕭克語)，為人陰險狡詐，喜怒無常，經常以“湖南老鄉”討好總前委領導人。他一到富田，就以“欽差大臣”自詡，立即驅兵包圍了省行委，逮捕了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金萬邦(省蘇軍事部長)、周冕(省蘇財政部長)、馬銘(省蘇秘書長)等8人。到次日，被李韶九抓捕關在富田的“AB團”分子達120餘人，並槍決40餘人。李韶九等肅反人員使用地雷公、線香火、拷打、鐵烙、割乳、燒陰戶等殘酷、卑劣的刑法，進行審訊、逼供，許多被抓之人怕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供認自己是“AB團”分子或“AB團要犯”，有的還誣供出李文林、叢允中(省行委常委、贛南行委書記)、劉敵(紅二十軍一七四團政委)等是“AB團首領”、“總團長”、“分團長”等。
李韶九這個“災星”銜命來到東固後，紅二十軍中頓時陰霾驟起，烏雲密布。
事變經過
劉敵是個很機靈的軍人。1927年秋暴入黨，曾任中共蓮花縣委書記，1928年7月上井岡山，紅二十軍組建時被派到該軍任職。 李韶九一見劉敵，就指控劉敵是“AB團”，“很危險”，劉敵坦然回答題：“如果我受到了AB團分子的陰損，我也沒有辦法。我只要求黨主持正義,廓清這個案件的一切情況。我並不怕死，不過那種苦刑是沒法忍受的。” 李韶九即說：“那是決不會的，這不是一個AB團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你必須用一切手段來粉碎你們團里的AB團!”
劉敵聽說是個“政治問題”，“覺得這裡面有著一個什麼圈套存在”。他素知李韶九“是個卑鄙下流的小人”，“如果堅持黨的立場”，“就是死定了”。他在受審時，聽到有人正在被審訊拷打，“叫號之聲，震天動地”，決計採取行動，“挽救被陷的同志”。(以上均見1931年1月11日《劉敵給中央的信》)
12月12日上午，劉敵偕同一營長張興、政委粱學貽，發動一七四團一營官兵，包圍了二十軍軍部，捉起了李韶九(後逃脫)和劉鐵超，釋放了被捕的謝漢昌等人，收繳了李韶九帶來肅“AB團”的一排人的武器。下午，劉敵、謝漢昌率部衝到富田，武裝包圍了省行委、省蘇駐地，收繳了警衛連的槍械，釋放了全部被捕而尚未殺害的近百名“AB團”人犯。當晚，在富田召開緊急會議，主張“公開反毛”，“去信給朱德、彭德懷、黃公略諸同志”，決定由一七二團團長蕭大鵬出任紅二十軍軍長。
這就是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
13日上午，“富田事變”領導人召開了士兵民眾大會，控訴了李韶九刑訊逼供的罪行，釋放了誤捕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又名劉作撫、陳剛)，同時卻錯誤地呼喊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分裂主義口號，並張貼了同樣的標語。下午，紅二十軍開往河西，14日兵駐永陽鎮，脫離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領導。15日，段良弼、李白芳、叢允中等在永陽召開擴大會議，宣布成立江西省行委(永陽省行委)，段良弼任代理書記(省行委書記李文林早已被捕)。會議建議中央“停止毛澤東總前委書記的職權”，“開除李韶九的黨籍”，“派叢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反映事變經過”，“送200斤金子到中央，2萬元給紅校”等(《省行委第一次擴大會議議案》，1930年12月18日於永陽區龍江)。
總前委處置
12月18日，朱、彭、黃聯名發出公開信，嚴正指出：“目前決戰在即，凡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同志，應站在共產黨總前委領導之下，一致團結，堅決消滅敵人。”公開信挫敗了“富田事變”領導人分裂紅軍的圖謀，維護了黨的團結。
4、5月間，應項英之邀，從河西來到蘇區中央局檢討錯誤、解決問題的劉敵、李白芳、金萬邦、叢允中、謝漢昌等，來到蘇區中央局駐地寧都青塘“開會”，隨即被拘捕，並相繼處決。與“富田事變”毫無牽連、在家養傷、並受中央局委託過河西動員事變領導人回中央局解決問題的曾炳春(紅二十軍政委)，也於翌年5月在公略縣被當作“AB團首領”處決。與此同時，李文林(江西省行委書記)在萬泰縣被當做“AB團要犯”處決。此外，還有周冕、王懷、劉經化、龍超清、段起鳳、馬銘、劉其凡、袁德生等一大批重要幹部，亦被當做“AB團分子”處決。
平頭寨罹難
剩下的事情，就是是如何對付、清洗紅二十軍的問題了。
193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給紅七軍信示：“中央決定將贛西南之二十軍編為七軍，充實七軍的力量”，並要求注意“二十軍內部少數幹部”，“曾經脫離了過去總前委的領導”，要“揭發出來”。這時由李明瑞、張雲逸等率領的紅七軍，已輾轉抵達永新。
1931年7月中旬，奉蘇區中央局、總前委和紅軍總部的指令，一直在河西堅持游擊鬥爭的紅二十軍，在軍長蕭大鵬率領下，同紅七軍一起，從河西蘇區永陽等地出發，經遂川草林、南康唐江等地，從贛縣江口渡江，到達於都橋頭地區，準備參加第三次反“圍剿”。
7月23日這一天，誰也沒有料到，大禍臨頭了!
這一天早晨，天色陰暗，滿天烏雲透出幾分殺氣。紅軍總部派來的一個警衛連，在彭德懷、林彪率領下，以對紅二十軍實行“整編”為名，通知紅二十軍副排以上幹部“全部集合”到於都平頭寨(亦稱平安寨)的王家祠堂“開會”。當他們一個個魚貫而入，有序進入祠堂後，旋即一個個被繳槍、捆綁。隨後，全部被押到謝田河灘，以“AB團分子”的罪名，分批在平安河河壩上殺死。紅二十軍從軍長蕭大鵬以下到副排以上軍官200餘人，除個別倖存者外，全部罹難！據當地老人目睹者回憶說，當時平頭寨殺人，整條河水都染紅了。蒼山在悲嗚，河水在哭泣，歷史老人低垂著沉重的頭……
紅二十軍副排以上軍官惟一倖存者、時任一七二團副官的老紅軍、長征幹部謝象晃曾向筆者沉痛的回憶說：“到平頭寨的一天早晨，令副排以上幹部全部集合，集合後全部被抓。凡被抓的同志大部分都被殺了。我幸虧被楊玉誠保下來，才免遭一死。”“富田事變是湖南人李韶九帶十二軍一連人來富田大抓AB團逼出來的。”“現在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該是平反的時候了。”(1987年4月訪談錄)
平頭寨“整編”後,紅二十軍的士兵2000餘人，被分散編入紅七軍。從此，紅二十軍這支在贛西南蘇區驍勇善戰的部隊消失了。
可見，儘管紅二十軍的一些幹部在大敵當前勢犯有分裂黨、分裂軍隊的嚴重錯誤，但其性質並非反革命暴動，而總前委及中共中央政治局、蘇區中央局對紅二十軍全體幹部的處置，也有革命鬥爭錯綜複雜的客觀原因所囿，然而，這確實是我黨、我軍歷史上的一起重大冤假錯案，乃黨內錯誤的“左”傾肅反政策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