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西晉史學家陳壽著史書)

《三國志》是由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記載中國三國時期的曹魏、蜀漢、東吳的紀傳體斷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三國志》由《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三部分組成，共六十五卷。曹丕廢漢薄魏，蜀漢與吳亦相繼稱帝。陳壽從歷史實際出發，用“三國”命名，並分國編纂，記述這一時期的歷史，在紀傳體斷代史中別創一格。《三國志》中，《魏書》居前，魏帝稱“帝”，其傳為“紀”；《蜀書》《吳書》居後，蜀、吳之帝稱“主”，其傳為“傳”。但陳壽又正視三國時期魏、蜀、吳地位等同的歷史事實，蜀、吳之主的傳與魏之帝紀採取相同的記事方法，都採用紀傳體“本紀”編年記事體例。《三國志》實際記載了從東漢末年黃巾起義（184年）到三國結束（280年）將近一百年的歷史。《三國志》善於敘事，文筆簡潔，當時人就稱陳壽有良史之才。因此，陳壽撰《三國志》問世後，其他各家記載三國史事的著述相繼銷聲匿跡，獨有它流傳後世。但是《三國志》也有缺點：（一）只有紀、傳而無表、志。（二）記載司馬氏與曹魏鬥爭，曲筆阿時，回護司馬。（三）失於簡略。

《三國志》所記載之史料較為翔實可靠，是研究三國歷史的重要文獻。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三國志
• 外文名：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 作品別名：國志
• 作者：陳壽
• 創作年代：280-290年（西晉時期）
• 文學體裁：紀傳體
• 字數：366000 

內容簡介

書中完整記錄了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近百年間，中國從分裂走向統一的全過程。全書總計三十六萬七千字，分為六十五卷，其中《魏書》三十卷，《吳書》二十卷，《蜀書》十五卷。《三國志》雖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為“前四史”，卻跟《史記》《漢書》確立的一般正史規範並不相符。全書內容簡略，既沒有記錄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沒有記錄經奔霸危漿濟、地理、職官、禮樂、律歷等的“志”。而由於陳壽編撰這部史書時已入晉，晉的天下是繼承魏得來的，因此書中尊魏為正統，只有魏國的君主曹操、曹丕和曹睿才有帝王本紀，分別是《武帝紀》《文帝紀》和《明帝紀》，蜀國和吳國的君主都只有列傳，劉備、劉禪分別有《先主傳》和《後主傳》。孫權有《吳主傳》，孫亮、孫休、孫皓有《三嗣主傳》。但實際上，魏、射辯欠戲蜀、吳三國在《三國志》中都是獨立成書的，書中記載著三國成鼎立局勢，各自為政，占據著同等地位。陳壽尊魏為正統，只是名義上而已。

三國志

作品目錄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封建思想

陳壽在書中宣揚了君權神授思想。在《武帝紀》中記曹操破袁紹後，交待50年前就有黃星出現，預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權的興起。記曹丕稱帝時，又講有黃龍出現的曹操的故鄉，對於蜀吳的稱帝，陳壽也點明是天意所在。

從這種天命論出發，他贊成前朝舊臣變為當今新貴，卻指責失敗的政治家不識時務，按陳壽的看法，朝代的興替由天意決定，誰建立了政權，誰就是天命攸歸，服從新朝也就是順從天意，這是符合當時世族的政治利益的。當朝代變化頻頻的時候，只有這樣，世族才可進退自如，儘量免遭損失。

書中很重視傑出人才的歷史、作用，對於諸葛亮、曹操、劉備、孫權諸人的能力與歷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寫與敘述。對於人事、人謀對歷史事件、歷史進程的影響，書中也作了大量記述，給人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重人事與重天命思想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三國志》的矛盾特性。

陳壽還通過歷史人物宣揚了忠貞節義的封建倫理觀念。書中記述臧洪率東郡軍民抵抗袁紹，最後全城戰死的事跡很有代表性。當城中內無糧草、外禾救兵時，臧洪讓手下吏士各自帶領家小逃走，手下主人都堅決要求戰死到底。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後，主簿從內廚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曠分給全體將士，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感動得“將士鹹流涕，無仰視者”。最後“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

《三國志·呂布臧洪傳》陳壽在這裡表示了他對節義的嚮往，也寫出了書中較為生動的片斷。他宣揚忠貞節義與宣揚順天達命，勉為新朝臣僚的作法，好像是互不相容，其實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統一起來。順天達命，袍笏登場。世族中的頭面人物要隨波逐流，以保其榮祿富貴；忠貞節義，死而無悔，世族的部屬們卻要全忠仗義，為主子而慷慨赴死，他們維護了封建倫理，也維護了世族的根本利益。

經學思想

《三國志》蘊涵了豐富的經學思想。魏文帝“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榖梁》博士”。在曹魏時期，經學仍然被列於學官。曹魏政權的一些著名官員如荀彧、王朗、王肅、陳群等都是儒生。從《三國志》中可以看到，儒家與法家在面對當時的同樣的社會問題時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不同的。而《三國志》的作者陳壽以及注釋者裴松之也都在行文中從經學的角度對曹魏政權的某些制度進行了批評。

從《三國志》中可以看到，明主與一流謀士的搭配成為了改變當時各種社會局面的重要因素。正是在這些謀士的籌謀下，明主們才能趨吉避凶。這些一流的謀士即是當世的俊傑。在漢末亂世，社會資源在全社會範圍內進行再分配。各路地方勢力都想通過招攬人才來提升自己的社會競爭能力。與此同時，由於受到戰爭的影響，許多士人也同樣輾轉於各路地方勢力之間，希望可以安身立命。這些士人多以謀士的專業形象出現在政治舞台上。三國時期的謀士們不但被歷史所記載，而且被世人所傳頌。無數的後來之人以他們為人生榜樣。與此同時，天時是瘟疫爆發的主要原因。面對瘟疫，明主應該調整自己的治國理政策略，與民休息。

據《三國志》記載，許多地方政治勢力如孫策、劉備等都曾試圖奉迎漢獻帝。而如何才能平定天下是明主與謀士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自古以來，文與武是兩種不同的征服天下的方法。在對其他地方勢力進行武力征討的同時，曹魏政權也非常重視對普通百姓的道德教化。曹操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曹操從來沒有否認道德教化在治理國家方面的重要作用。“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國家對普通百姓的道德教化一方面有利於百姓之間和睦相處，另一方面也有利於百姓避免牢獄之災。

藝術特色

敘事結構

《三國志》以魏為正統，以國別分述三國歷史，沒有為蜀、吳設“紀”，而是以“傳”命名。但是實際上《蜀書》中的《先主傳》《後主傳》，《吳書》中的《吳主傳》《三嗣主傳》相當於蜀、吳的“紀”。這種書法雖然經常為後人所責難，但是“至於以魏為正統，乃是西晉封建史家所不得不如此做的，而且所謂‘正統’的是非，我們今日也不必去管它”。況且，這是陳壽在清楚認識到由群雄紛爭到三國分立再到西晉統一的歷史發展大勢前提下，結合歷史現實以及紀傳體和編年體的特點，創新地採用國別體與紀傳體相結合的體例，揚長補短，巧妙地規避了單獨使用一種體例帶來的弊端。一方面，陳壽將魏、蜀、吳三國歷史分為三條主線來敘述，每條主線又以“紀”為敘事主線，輔以其他傳記補敘，逐條細化，從而更好地俯瞰由漢末群雄紛爭到三國分立再到西晉統一的歷史發展大勢；另一方面，同一個戰爭事件採取多條敘事線索相互補充，呈現立體、多層次的戰爭，概括起來就是三方戰事的多條敘事方式。

陳壽寫《魏書》不是從曹丕代漢寫起，而是從曹操鎮壓黃巾起義寫起。《蜀書》首篇不寫劉備，而是寫割據益州的劉焉、劉璋父子。《吳書》首篇寫孫堅、孫策而不是寫吳主孫權，又為劉繇立傳。陳壽此舉，劉知幾頗有微詞，認為他“不遵恆例”。其實，陳壽這樣寫的目的是追述三國的來源，反映的是天下由合到分的過程。而且，三國分立不是歷史的常態，三國鼎立的最終走向是統一。觀三國歷史，可將其按時間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公元190年至公元207年），即群雄割據時期，記事主要圍繞董卓、曹操和袁紹三人展開，而曹操基本統一北方的戰事是重中之重；第二階段（公元208年至公元229年），即三國鼎立時期，這一階段主要描述魏、蜀、吳三國混戰，此消彼長，平衡局勢之下，三國鼎立局面最終形成；第三階段（公元230年至公元280年），即三國由對峙走向統一的階段。前兩個歷史階段的描寫揭示了三國鼎立局面為什麼形成，第三個歷史階段的描寫探討了曹魏為什麼能統一三國，以及司馬氏代曹的原因。前兩個歷史階段集中了三國時期最為激烈的戰爭，陳壽對這兩個階段的戰爭描寫也極其精彩，看似是全書描寫的重點。第三階段由於史料缺乏，陳壽對戰爭描寫著墨不多，但承載的信息量大，歷時51年，占了三國歷史的一半。由此可見，陳壽敘述的是三國由對峙走向統一的歷史。

陳壽將魏、蜀、吳三國當作相對獨立、互不統屬的個體，平等對待，記載平行的三國歷史。《蜀書》中的《先主傳》《後主傳》，《吳書》中的《吳主傳》《三嗣主傳》相當於蜀、吳的“本紀”，陳壽在《魏書》《蜀書》《吳書》三書中以三國各自的“本紀”為綱，分別為魏、蜀、吳三個政權及其將士作傳，以單傳、合傳、附傳的方式記載這時期重要歷史事跡的相關人物。通讀《三國志》一書，魏、蜀、吳三國歷史上具有轉折性意義的戰爭莫過於統一北方的官渡之戰，決定南北對峙的赤壁之戰，決定東西疆域的猇亭之戰，決定蜀國興漢大計的諸葛亮五次北伐，打破三國鼎立局面的曹魏鄧艾破蜀將諸葛瞻於綿竹，以及司馬氏南下討吳的戰爭。例如，官渡之戰，曹操與袁紹是此次戰役雙方的最高指揮官，陳壽在《武帝紀》當中以時間為線索完整記載了官渡之戰的起因、經過、高潮、結局。但是，本紀中的記載較為簡略，其中戰略布局、戰術的使用、戰爭雙方的對峙情形、戰爭後曹操對袁紹集團的乘勝追擊、斬草除根等細微之處，陳壽巧妙地將其放在袁紹傳、關羽傳以及荀彧、荀攸、賈詡、曹仁、張郃、徐晃、張遼、樂進等謀臣或將軍的列傳中，通過詳細描寫他們在戰爭中的言行，將曹操與袁紹之間的較量做了有條有理的補充，以互見法的方式描寫戰爭全貌。

“銓敘可觀”是《三國志》的另一特色。陳壽對史事的安排頗為嚴密。同是一事，詳於此則略於彼，略於此則詳於彼，少有重複。三國鼎峙之際，許多史事事關三國，如果不能前後貫通，就會繁冗蕪雜。陳壽充分注意到了這一點，凡見於《魏志》的，則《吳志》《蜀志》不重出；反之，凡見於《蜀志》《吳志》的，《魏志》也不重出。因此，《三國志》通體簡約爽潔，前後矛盾的很少。

據事直書

首先《三國志》的據事直書表現在正視三國分立的事實上。西晉政權是繼承曹魏而來的，因此，西晉時期的中原人士在談論三國時期的歷史時，往往都以曹魏為正統，而視蜀、吳為偽國。也就是說，他們只承認有魏，而不承認三國分立這樣一個客觀事實。陳壽雖然是西晉的大臣，卻與人們的普遍看法不同，他視魏與蜀、吳為對等的國家，肯定三國分立的客觀事實，所以他要把自己撰述的反映三國時期歷史的著作取名為《三國志》。

可以說，《三國志》的問世，不僅打破了傳統紀傳體史書以一國為史的做法，是紀傳體撰述方法的一大突破，而且若結合陳壽所處的特定的歷史背景，無疑也體現了作史者的大無畏精神和據事直書的作史態度。對此，清代史家錢大昕在《潛研堂文集-三國志辨疑序》中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認為“當時中原士人，知有魏而不知有蜀、吳也。自承祚書出，始正三國之名。”認為陳壽這種“引魏以匹二國（指蜀、吳）”的做法，“其秉筆之公，視南、董（指春秋時敢於直書的史官南史和董狐）何多讓焉。”

其次，《三國志》的據事直書表現在評論人物上。陳壽作為史家，又曾長期擔任本郡中正官，因而評論人物是他的長處。正因此，《三國志》一書不但重視對於歷史人物的評論，而且其評論大多都比較中肯。而這種對歷史人物進行恰如其分的評價，無疑也是《三國志》據事直書精神的一種體現。如《三國志》評論曹操，肯定其“明略最優”，是一個“非常之人，超世之傑”；評論劉備，認為其“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但是，“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評論孫權，肯定其“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評論諸葛亮，肯定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是“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然而“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評論關羽、張飛，認為他們“皆稱萬人敵，為世虎臣”，然而關羽“剛而自矜”、張飛則“暴而無恩”，他們最終“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如此等等。以上這些評論可以稱得上是公允、公正的。

整體而言，陳壽修史的態度還是比較客觀的，他儘量做到如實記錄。比如在寫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時，為了避諱直接寫明曹操的政治意圖，便通過董昭等人的做法暗示。又如在寫劉備、諸葛亮時，陳壽雖對蜀漢懷有故國之情，卻沒有因此掩飾兩人的過失，將劉備因私人恩怨殺張裕，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情都如實記錄下來。有些歷史事件的說法很多，陳壽只選取真實可靠的說法記錄，比如寫孫策之死，當時有很多荒誕的說法，但陳壽只記錄了孫策被刺客重創而死。

人物刻畫

《三國志》行文中絕少用到心理描寫來刻畫人物，多用他人的語言或對話反映人物的內心世界。《袁紹傳》中袁紹與劉延一役，沮授諫袁紹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陳壽借沮授之言反映顏良雖驍勇卻心胸褊狹。官渡之戰伊始，沮授又諫曰，“北兵數眾而果勁不及南，南谷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急戰，北利在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借沮授之口表明戰爭雙方的優劣和戰略方針。從袁紹一方來說，宜先採用持久戰，然後出奇制勝，不可冒進，“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兩段諫言足見沮授作為一名謀士的能謀善斷。至於袁紹的外表寬容、內多猜忌、表里不一，陳壽除了從側面描寫他三番四次拒絕沮授的言行之外，還用田豐臨終之言表現出來，“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官渡之戰前後，對於袁紹的行為，陳壽評曰：“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可謂切中要害。

陳壽撰寫《三國志》時取材就十分精審，不嗜博好奇，往往通過選取幾件典型事例來表現人物性格和特徵。比如《張遼傳》，陳壽抓住張遼生平中關鍵性的幾次事件加以描繪，勾勒出這位將軍獨有的性格特徵。陳壽開始寫張遼與夏侯淵包圍昌豨，久攻未下，食糧將盡，眾將提議撤兵，獨張遼發現昌豨有降意，正在猶豫，可以爭取，便假傳曹操旨意，冒險上山勸說昌豨投降，最後取得成功，勸降行為凸現張遼的智勇；接著描寫張遼面對突然出現的叛亂，“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只用幾十個字就將張遼的沉著冷靜、當機立斷的具體神情刻畫出來。在破合肥之圍的戰役中，更顯示出張遼的大將風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沖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鹹服。”

不足之處

《三國志》雖然高於其他各史，但相對前四史的其他三史而言，是有明顯不足的，其中許多問題，都曾受到後人的責難和批評。《晉書·陳壽傳》記載了這樣兩件事：一是說陳壽要丁儀、丁廩的兒子給他一千斛米，如果照辦，可考慮為他們的父親作一好的傳，但丁沒有給，陳壽也就沒有為丁儀、丁虞立傳。二是陳壽的父親是馬謖的參軍，街亭失守後，諸葛亮殺了馬謖，陳壽的父親也被剃髮受罰。加上諸葛亮的侄子諸葛瞻一向看不起陳壽，陳壽因此銜恨。所以說諸葛亮將略非所長，沒有應敵之才；說諸葛瞻只是工於書畫而已，“美聲流譽，有過其實”。對這兩件事，前人多有辯駁，其中王鳴盛、趙翼、潘眉為陳壽辨護尤力。但無風不起浪，陳壽所記的人或事，許多與自己相關，《三國志》中有諸多人盡皆知的曲筆同護，陳壽因個人的恩怨好惡，作不公正的褒貶是完全可能的。 陳壽撰著《三國志》，雖說“事多審正”，下筆不苟，但由於他身仕晉朝，所以於魏、晉鼎革之際，不得不多有回護。又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情形完全相同，要為晉回護，就不得不先為魏回護。因而在《三國志》尤其是《魏志》中，陳壽常常使用回護的書法。如漢獻帝被迫禪位於曹丕這件事，《魏志·文帝紀》是這樣記載的：“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似乎漢帝的讓位完全是出於主動，沒有任何脅迫的形跡。又如魏少帝高貴鄉公曹髦欲誅司馬昭，反被昭黨成濟所殺，出自陳壽筆下，也就成了是曹髦想謀害太后，以至於“自陷大禍”，而且是罪惡昭彰，死有餘辜。再則這件事完全是成濟等人的“乾國亂紀”，與司馬昭毫無干係。此外，敘魏與蜀爭戰，也是諱敗夸勝。

《三國志》對史事“多有回護”也是客觀事實。《三國志》重教化，時人稱其“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晉書·陳壽傳》正因此，書中用了不少隱諱的筆法來偏袒統治者。如漢獻帝被迫禪位於曹丕，《魏志·文帝紀》卻說：“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辭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這似乎在告訴人們，是漢獻帝主動將皇帝的位置讓給曹丕的。又如魏齊王芳被廢，事實上是司馬師的主意，《齊王芳紀》對此不予記載，而只說是太后下令，以齊王芳無道不孝而被廢。又如高貴鄉公曹髦被司馬昭所殺，《三國志·少帝紀》只記“五月已醜，高貴鄉公卒，年二十。”字裡行間，絕對看不出高貴鄉公被殺的跡象。倒是該《紀》記載了太后之令，說是高貴鄉公悖逆不道，死後以庶人之禮埋葬。又如對司馬氏政敵曹爽、何晏等人，《魏志》對他們極盡醜化之能事，而且何晏作為一代學者，《三國志》竟然沒有給他立傳。相反，像劉放、孫資之流，本是奸邪之人，僅僅因為他們有功於司馬氏，為司馬氏親信，《三國志》不但為他們作了合傳，而且給予了不實的讚譽。

後世影響

史學影響

《三國志》自撰出後，受到歷代研習者的讚譽。陳壽之世，當時諸家敘三國史事之書，自《三國志》行世而漸至湮沒無聞。

《三國志》為魏、蜀、吳三國各寫一書，這在紀傳體史書中可說是一種創新。陳壽以“三國”為書名，即表現了三國鼎立的歷史事實。同時，全書採用三國並敘的方法。各書雖“紀”“傳”名目有異，但蜀、吳諸主“傳”皆與“紀”基本相同，而這種編纂體例頗能反映三國歷史的實況。陳壽三國並書的先例一開，對後世影響甚大，唐初李延壽撰《北史》《南史》就是仿照其體例而稍加變革，元修遼、宋、金三史，亦是仿陳、李之意而定其體例。

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三國志》不僅記錄了三國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有影響，以及在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上有貢獻的人物，而且還記載了國內少數民族以及鄰國的歷史，《魏書·倭人傳》就是日本古代歷史的重要史料。

作為集三國時期各國大事為一體的正史之一，《三國志》繼承並發展了《史記》《漢書》的民族書寫傳統，為少數民族獨立作傳。除《烏丸鮮卑東夷傳》這一少數民族專傳外，《三國志》其他傳記中也有多處涉及少數民族內容，全書總體呈現出詳略有序、彼此呼應的民族書寫格局。可以說，《三國志》補充了漢末魏初至晉武帝時期少數民族與漢族的交流互動內容，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習俗等方面記錄了少數民族當時的生存狀況與發展過程，是研究三國時期少數民族歷史的重要正史文獻，亦可從中體察出陳壽民族思想既有華夷之辨意識又有華夷一體傾向的雙重性。

文學影響

《三國志》書成之後，對後世影響深遠。南朝宋劉義慶的 《世說新語》中曾輯錄一些三國人物的奇聞。從李商隱的詩句“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驕兒詩》）看，晚唐時期三國故事已深入民間。宋朝的平話、皮影戲、傀儡戲等也有三國故事的說唱表演。相傳元朝雜劇中的三國故事戲，竟多達五十種。以後元、明之際的羅貫中，在民眾創作的基礎上，參照歷史資料，根據他自己的生活體驗，寫成《三國演義》。由此可見《三國志》長期來對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創作的巨大影響。

作品評價

西晉尚書郎范頵：“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

北魏崔浩：“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庭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自班（固）、史（遷）以來，無及壽者”。

南朝人劉勰《文心雕龍·史傳》：“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

《三國志》

南宋葉適：“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倡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回也”。

清朝潘眉《三國志考證》：“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奸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於陳思王，冀搖冢嗣，啟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晉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

清代趙翼《廿二史札記》：《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

清代史學家錢大昕《潛研堂集·三國志辨疑序》：“予性喜史學，司、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於范（嘩）、歐陽（修）”。

現代歷史學家白壽彝《中國史學史教本》：“《三國志》外表上有類於傳記彙編，實際上卻自有一個密針縫製的局度”。

版本信息

裴松之注

由於《三國志》的撰著，所憑藉的史料不充足，因而記事頗為疏略，特別是其中的《蜀志》，內容更顯得過於單薄。儘管陳壽費盡心力，連零篇殘文也予以注意，但在書中仍不時反映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窘。所以事隔一百多年之後，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命裴松之為之作注。針對陳壽之書“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的缺憾，裴注與以往重在訓釋文義的史注不同，而著力於史實的增補。從元嘉三年（公元四二六年）起，為了完成皇帝的託付，裴氏“上搜舊聞，傍摭遺逸”，務在周悉，終於在元嘉六年七月，完成了《三國志》注的工作。

裴氏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曾將自己超過於正文三倍的注文歸納為四類，“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漏顯然，言不成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其後，四庫館臣又將裴注的內容綜約為六端，所謂“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參諸書之說，以核偽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不過是對裴氏自述的重新分合。也就是說，裴注的主要工作，是補充原書記載的缺漏和簡略，對於各種不同的說法，則兼收並蓄，以備異聞。同時，對原文中明顯的錯誤，也根據其它材料予以訂正，並問或對陳壽的記載和所援據的其它資料的得失長短作出評議。

裴注博採群說，包羅宏富。自清代以來，很多人都對裴注的引書作過統計，雖互有參差，但相去不遠。大略裴注引書，多達二百一十多種，除去與“史家無涉者”之後，尚有一百四十餘種。過去的學者評議裴注，貶抑的說它甘苦不分、繁蕪無斷；褒譽的說它綜核精嚴、博贍可觀。平情而論，裴注確乎有嗜奇愛博之病，乃至多鑿空語怪，但它網羅六朝舊籍，不僅宏富可觀，而且首尾完具。現在這些材料已十不存一，所以裴注在保存歷史資料方面，是大有功於後世的。

流傳

陳壽《三國志》自成書以來，經過了一千七百多年的流傳，產生了諸多版本，其發展脈絡還是比較清晰的。從最初的手稿到西晉內府的抄本，宋代以前，一直是以抄寫形式流傳的。現存兩晉及唐代寫本《三國志》殘卷六種， 分別收藏於中國大陸和日本。宋代以後始有刻本，則是《三國志》流傳的主要形式，並由此逐漸形成了《三國志》的版本體系。

《三國志》最早刊刻於北宋鹹平初年，由國子監進行，史稱“監本”。監本 有大、中、小字三個版本，通過監刻其他史籍和監本《三國志》的翻刻本可以得到佐證。但是，鹹平監刻《三國志》沒有流傳下來，流傳於世的只有南宋覆刻本和後世的翻刻本。

清代以來被認為是北宋“鹹平監本”《吳書》，實際上是北宋末南宋初國子 監覆刻鹹平監本的遞修本，最晚修補刷印於孝宗朝。但《吳書》仍可反映北宋監刻小字本的面貌，所以仍然彌足珍貴。源於北宋監本《三國志》的有南 宋紹興衢州刻本和南宋寧宗時的建陽刻本，是為南宋及其以後《三國志》流 傳的兩個版本系統。二本都源於北宋鹹平監本的中字本，但是，衢州本成為南宋監本，是為官刻，為明代以後包括南、北京國子監、清代武英殿刻本的 源頭，建刻本則是坊刻本，並成為元代大德刻《三國志》的底本。

元代《三國志》只有一刻，那就是大德十史本，由池州路儒學負責刊刻， 因此稱池州路儒學本。明代私刻《三國志》主要有萬曆吳氏西爽堂刻本，陳仁錫評、明天啟雲林積秀堂刻本，

崇禎十七年毛氏汲古閣刻本，其中毛氏汲古閣本流傳最廣，對《三國志》的流傳貢獻很大。

清代武英殿《三國志》乃以萬曆北監本為底本刻梓，成為清代乃至民國以後《三國志》版刻系統的主流。清代以來《三國志》版本較多，流傳很廣，但大都不出武英殿本之外，只有金陵書局本乃以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閣本為底本翻刻，也比較流行。

古藏

現代通行的三國志刻本有四種：

一、百衲本，據宋紹興、紹熙兩種刻本配合影印；

二、清武英殿刻本，據明北監本校刻（鉛印、石印各本都據武英殿本翻印）；

三、金陵活字本，據明南監馮夢禎本校印；

四、江南書局刻本，據毛氏汲古閣本校刻。

這四種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餘三種雖然在重刻時還不免增加了一些錯字，但都經過認真校勘，並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錯誤。

其他注本

歷代研究《三國志》及斐注的人很多，清人用力尤勤。杭世駿、侯康、趙一清、梁章桁等人都補註過《三國志》。近人盧弼撰《三國志集解》一書，為迄今最詳盡的注本，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排印本、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本。較好的是中華書局1959年初版、1982年再版的點校本。選本有《三國志選》，繆鉞選注，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是較權威的一個選本。

流通版本

整理類

點校本“二十四史”《三國志》（中華書局 1959年，繁體豎排，陳乃乾點校）

簡體字本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三國志》（同上 2000年，橫排）

鄒德金編《裴松之注三國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12）

楊耀坤、揭克倫校注《今注本二十四史·三國志》（巴蜀書社 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0年）

普及類譯本

中文最早的翻譯本是1980年由中國台灣學者王靜芝等人譯的《白話三國志》。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大陸學者陸續推出了十幾種譯本。

1、王靜芝等譯《白話三國志》（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2月，僅翻譯了“陳志”，有注釋）

2、蘇淵雷主編《三國志今注今譯》（底本為中華書局標點本，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僅翻譯了“陳志”，有注釋）

3、田餘慶、吳樹平主編《三國志今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4、劉國輝等譯《三國志現代文版》（紅旗出版社，1992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5、曹文柱等主編《白話三國志》（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4年2月，翻譯了“陳志”和少量“裴注”，沒有注釋）

6、戴逸主編《三國志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7、杜經國譯《文白對照三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8、方北辰註譯《三國志註譯》（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僅翻譯了“陳志”，有注釋）

9、上海古籍出版社譯《白話三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10、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三國志》分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僅翻譯了“陳志”，無注釋）。

11、梁滿倉、吳樹平等註譯《新譯三國志》（三民書局出版，2013年5月精裝，僅翻譯了“陳志”）

12、學者杜小龍譯《三國志裴松之注全文通譯》（團結出版社，2019年4月，全譯了“陳志”和“裴注”）

補充考證

在北宋以前，魏、蜀、吳三書是各自成書的。《舊唐書·經籍志》以《魏書》為正史，歸《蜀書》《吳書》入編年，分類極不科學，然其可證三書，當是時仍是互相獨立的三部。

北宋雕板刻書，始合三書為一種。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鹹平六年（1003）的國子監刻本。《三國志》沒有表和志，清代以來不少學者補撰，雖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書和裴注，但經過分類排比，眉目清醒，有關地理、職官的表志，尤為有用。這類補表補志絕大多數收在《二十五史補編》和《後漢書三國志補表三十種》。今臚列有關《三國志》的補表補志於下：

作者簡介

陳壽（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西晉史學家。他與李密皆師事譙周，初仕蜀漢，歷任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等職，入晉之後任著作郎。西晉滅吳後，陳壽開始攥寫《三國志》，歷時十年方完成該作品。

蜀書

卷次	目次	題目	卷中人物（括弧人物為附傳）
卷三十一	蜀書一	劉二牧傳	劉焉·劉璋
卷三十二	蜀書二	先主傳	劉備
卷三十三	蜀書三	後主傳	劉禪
卷三十四	蜀書四	二主妃子傳	先主甘皇后·先主穆皇后·後主敬哀皇后·後主張皇后·先主子劉永·先主子劉理（子劉輯）·後主太子劉璿
卷三十五	蜀書五	諸葛亮傳	諸葛亮（養子諸葛喬·子諸葛瞻·臣董厥）
卷三十六	蜀書六	關張馬黃趙傳	關羽（子關興）·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卷三十七	蜀書七	龐統法正傳	龐統（子龐宏·弟龐林）·法正
卷三十八	蜀書八	許麋孫簡伊秦傳	許靖（孫許游）·麋竺（弟糜芳）·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卷三十九	蜀書九	董劉馬陳董呂傳	董和·劉巴·馬良（弟馬謖）·陳震·董允（陳祗）·呂乂
卷四十	蜀書十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	劉封·彭羕·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卷四十一	蜀書十一	霍王向張楊費傳	霍峻（子霍弋）·王連·向朗（侄向寵）·張裔·楊洪·費詩
卷四十二	蜀書十二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	杜微·周群·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撰·譙周·郤正
卷四十三	蜀書十三	黃李呂馬王張傳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卷四十四	蜀書十四	蔣琬費禕姜維傳	蔣琬（子蔣斌·臣劉敏）·費禕·姜維
卷四十五	蜀書十五	鄧張宗楊傳	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吳書

卷次	目次	題目	卷中人物（括弧人物為附傳）
卷四十六	吳書一	孫破虜討逆傳	孫堅·孫策
卷四十七	吳書二	吳主傳	孫權
卷四十八	吳書三	三嗣主傳	孫亮·孫休·孫皓
卷四十九	吳書四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	劉繇（子劉基）·太史慈·士燮（子士徽）
卷五十	吳書五	妃嬪傳	孫破虜吳夫人（弟吳景）·吳主權謝夫人·吳主權徐夫人·吳主權步夫人·吳主權王夫人·吳主權王夫人·吳主權潘夫人·孫亮全夫人·孫休朱夫人·孫和何姬·孫皓滕夫人
卷五十一	吳書六	宗室傳	孫靜（子孫瑜）·孫皎·孫奐（孫孫壹）·孫賁（子孫鄰）·孫輔·孫翊（子孫松）·孫匡·孫韶（子孫楷）·孫桓
卷五十二	吳書七	張顧諸葛步傳	張昭（侄張奮·子張承·張休）·顧雍（子顧邵·孫顧譚·顧承）·諸葛瑾（子諸葛融）·步騭（子步協·步闡）
卷五十三	吳書八	張嚴程闞薛傳	張紘（孫張尚）·嚴畯（友裴玄）·程秉·闞澤·薛綜（子薛瑩）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	周瑜（侄周峻·子周循·周胤）·魯肅（子魯淑）·呂蒙
卷五十五	吳書十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	程普·黃蓋·韓當（子韓綜）·蔣欽（子蔣壹）·周泰（子周邵）·陳武（子陳脩·弟陳表）·董襲·甘寧·凌統（子凌烈·凌封）·徐盛·潘璋·丁奉
卷五十六	吳書十一	朱治朱然呂范朱桓傳	朱治（子朱才）·朱然（子施績）·呂范（子呂據）·朱桓（子朱異）
卷五十七	吳書十二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	虞翻·陸績·張溫（暨艷）·駱統·陸瑁（子陸喜）·吾粲·朱據
卷五十八	吳書十三	陸遜傳	陸遜（子陸抗）
卷五十九	吳書十四	吳主五子傳	孫登（子孫英·臣謝景）·孫慮·孫和·孫霸（子孫基·孫壹）·孫奮
卷六十	吳書十五	賀全呂周鐘離傳	賀齊·全琮·呂岱·周魴·鐘離牧
卷六十一	吳書十六	潘濬陸凱傳	潘濬·陸凱（弟陸胤）
卷六十二	吳書十七	是儀胡綜傳	是儀·胡綜
卷六十三	吳書十八	吳范劉惇趙達傳	吳范·劉惇·趙達
卷六十四	吳書十九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	諸葛恪（子諸葛綽·諸葛竦·諸葛建）·滕胤·孫峻·孫綝·濮陽興
卷六十五	吳書二十	王樓賀韋華傳	王蕃·樓玄·賀邵·韋曜·華覈

附錄

卷次	目次	題目	備註
卷六十六	-	敘錄	已佚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封建思想

陳壽在書中宣揚了君權神授思想。在《武帝紀》中記曹操破袁紹後，交待50年前就有黃星出現，預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權的興起。記曹丕稱帝時，又講有黃龍出現的曹操的故鄉，對於蜀吳的稱帝，陳壽也點明是天意所在。

從這種天命論出發，他贊成前朝舊臣變為當今新貴，卻指責失敗的政治家不識時務，按陳壽的看法，朝代的興替由天意決定，誰建立了政權，誰就是天命攸歸，服從新朝也就是順從天意，這是符合當時世族的政治利益的。當朝代變化頻頻的時候，只有這樣，世族才可進退自如，儘量免遭損失。

書中很重視傑出人才的歷史、作用，對於諸葛亮、曹操、劉備、孫權諸人的能力與歷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寫與敘述。對於人事、人謀對歷史事件、歷史進程的影響，書中也作了大量記述，給人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重人事與重天命思想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三國志》的矛盾特性。

陳壽還通過歷史人物宣揚了忠貞節義的封建倫理觀念。書中記述臧洪率東郡軍民抵抗袁紹，最後全城戰死的事跡很有代表性。當城中內無糧草、外禾救兵時，臧洪讓手下吏士各自帶領家小逃走，手下主人都堅決要求戰死到底。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後，主簿從內廚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曠分給全體將士，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感動得“將士鹹流涕，無仰視者”。最後“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

《三國志·呂布臧洪傳》陳壽在這裡表示了他對節義的嚮往，也寫出了書中較為生動的片斷。他宣揚忠貞節義與宣揚順天達命，勉為新朝臣僚的作法，好像是互不相容，其實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統一起來。順天達命，袍笏登場。世族中的頭面人物要隨波逐流，以保其榮祿富貴；忠貞節義，死而無悔，世族的部屬們卻要全忠仗義，為主子而慷慨赴死，他們維護了封建倫理，也維護了世族的根本利益。

經學思想

《三國志》蘊涵了豐富的經學思想。魏文帝“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榖梁》博士”。在曹魏時期，經學仍然被列於學官。曹魏政權的一些著名官員如荀彧、王朗、王肅、陳群等都是儒生。從《三國志》中可以看到，儒家與法家在面對當時的同樣的社會問題時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不同的。而《三國志》的作者陳壽以及注釋者裴松之也都在行文中從經學的角度對曹魏政權的某些制度進行了批評。

從《三國志》中可以看到，明主與一流謀士的搭配成為了改變當時各種社會局面的重要因素。正是在這些謀士的籌謀下，明主們才能趨吉避凶。這些一流的謀士即是當世的俊傑。在漢末亂世，社會資源在全社會範圍內進行再分配。各路地方勢力都想通過招攬人才來提升自己的社會競爭能力。與此同時，由於受到戰爭的影響，許多士人也同樣輾轉於各路地方勢力之間，希望可以安身立命。這些士人多以謀士的專業形象出現在政治舞台上。三國時期的謀士們不但被歷史所記載，而且被世人所傳頌。無數的後來之人以他們為人生榜樣。與此同時，天時是瘟疫爆發的主要原因。面對瘟疫，明主應該調整自己的治國理政策略，與民休息。

據《三國志》記載，許多地方政治勢力如孫策、劉備等都曾試圖奉迎漢獻帝。而如何才能平定天下是明主與謀士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自古以來，文與武是兩種不同的征服天下的方法。在對其他地方勢力進行武力征討的同時，曹魏政權也非常重視對普通百姓的道德教化。曹操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曹操從來沒有否認道德教化在治理國家方面的重要作用。“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國家對普通百姓的道德教化一方面有利於百姓之間和睦相處，另一方面也有利於百姓避免牢獄之災。

藝術特色

敘事結構

《三國志》以魏為正統，以國別分述三國歷史，沒有為蜀、吳設“紀”，而是以“傳”命名。但是實際上《蜀書》中的《先主傳》《後主傳》，《吳書》中的《吳主傳》《三嗣主傳》相當於蜀、吳的“紀”。這種書法雖然經常為後人所責難，但是“至於以魏為正統，乃是西晉封建史家所不得不如此做的，而且所謂‘正統’的是非，我們今日也不必去管它”。況且，這是陳壽在清楚認識到由群雄紛爭到三國分立再到西晉統一的歷史發展大勢前提下，結合歷史現實以及紀傳體和編年體的特點，創新地採用國別體與紀傳體相結合的體例，揚長補短，巧妙地規避了單獨使用一種體例帶來的弊端。一方面，陳壽將魏、蜀、吳三國歷史分為三條主線來敘述，每條主線又以“紀”為敘事主線，輔以其他傳記補敘，逐條細化，從而更好地俯瞰由漢末群雄紛爭到三國分立再到西晉統一的歷史發展大勢；另一方面，同一個戰爭事件採取多條敘事線索相互補充，呈現立體、多層次的戰爭，概括起來就是三方戰事的多條敘事方式。

陳壽寫《魏書》不是從曹丕代漢寫起，而是從曹操鎮壓黃巾起義寫起。《蜀書》首篇不寫劉備，而是寫割據益州的劉焉、劉璋父子。《吳書》首篇寫孫堅、孫策而不是寫吳主孫權，又為劉繇立傳。陳壽此舉，劉知幾頗有微詞，認為他“不遵恆例”。其實，陳壽這樣寫的目的是追述三國的來源，反映的是天下由合到分的過程。而且，三國分立不是歷史的常態，三國鼎立的最終走向是統一。觀三國歷史，可將其按時間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公元190年至公元207年），即群雄割據時期，記事主要圍繞董卓、曹操和袁紹三人展開，而曹操基本統一北方的戰事是重中之重；第二階段（公元208年至公元229年），即三國鼎立時期，這一階段主要描述魏、蜀、吳三國混戰，此消彼長，平衡局勢之下，三國鼎立局面最終形成；第三階段（公元230年至公元280年），即三國由對峙走向統一的階段。前兩個歷史階段的描寫揭示了三國鼎立局面為什麼形成，第三個歷史階段的描寫探討了曹魏為什麼能統一三國，以及司馬氏代曹的原因。前兩個歷史階段集中了三國時期最為激烈的戰爭，陳壽對這兩個階段的戰爭描寫也極其精彩，看似是全書描寫的重點。第三階段由於史料缺乏，陳壽對戰爭描寫著墨不多，但承載的信息量大，歷時51年，占了三國歷史的一半。由此可見，陳壽敘述的是三國由對峙走向統一的歷史。

陳壽將魏、蜀、吳三國當作相對獨立、互不統屬的個體，平等對待，記載平行的三國歷史。《蜀書》中的《先主傳》《後主傳》，《吳書》中的《吳主傳》《三嗣主傳》相當於蜀、吳的“本紀”，陳壽在《魏書》《蜀書》《吳書》三書中以三國各自的“本紀”為綱，分別為魏、蜀、吳三個政權及其將士作傳，以單傳、合傳、附傳的方式記載這時期重要歷史事跡的相關人物。通讀《三國志》一書，魏、蜀、吳三國歷史上具有轉折性意義的戰爭莫過於統一北方的官渡之戰，決定南北對峙的赤壁之戰，決定東西疆域的猇亭之戰，決定蜀國興漢大計的諸葛亮五次北伐，打破三國鼎立局面的曹魏鄧艾破蜀將諸葛瞻於綿竹，以及司馬氏南下討吳的戰爭。例如，官渡之戰，曹操與袁紹是此次戰役雙方的最高指揮官，陳壽在《武帝紀》當中以時間為線索完整記載了官渡之戰的起因、經過、高潮、結局。但是，本紀中的記載較為簡略，其中戰略布局、戰術的使用、戰爭雙方的對峙情形、戰爭後曹操對袁紹集團的乘勝追擊、斬草除根等細微之處，陳壽巧妙地將其放在袁紹傳、關羽傳以及荀彧、荀攸、賈詡、曹仁、張郃、徐晃、張遼、樂進等謀臣或將軍的列傳中，通過詳細描寫他們在戰爭中的言行，將曹操與袁紹之間的較量做了有條有理的補充，以互見法的方式描寫戰爭全貌。

“銓敘可觀”是《三國志》的另一特色。陳壽對史事的安排頗為嚴密。同是一事，詳於此則略於彼，略於此則詳於彼，少有重複。三國鼎峙之際，許多史事事關三國，如果不能前後貫通，就會繁冗蕪雜。陳壽充分注意到了這一點，凡見於《魏志》的，則《吳志》《蜀志》不重出；反之，凡見於《蜀志》《吳志》的，《魏志》也不重出。因此，《三國志》通體簡約爽潔，前後矛盾的很少。

據事直書

首先《三國志》的據事直書表現在正視三國分立的事實上。西晉政權是繼承曹魏而來的，因此，西晉時期的中原人士在談論三國時期的歷史時，往往都以曹魏為正統，而視蜀、吳為偽國。也就是說，他們只承認有魏，而不承認三國分立這樣一個客觀事實。陳壽雖然是西晉的大臣，卻與人們的普遍看法不同，他視魏與蜀、吳為對等的國家，肯定三國分立的客觀事實，所以他要把自己撰述的反映三國時期歷史的著作取名為《三國志》。

可以說，《三國志》的問世，不僅打破了傳統紀傳體史書以一國為史的做法，是紀傳體撰述方法的一大突破，而且若結合陳壽所處的特定的歷史背景，無疑也體現了作史者的大無畏精神和據事直書的作史態度。對此，清代史家錢大昕在《潛研堂文集-三國志辨疑序》中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認為“當時中原士人，知有魏而不知有蜀、吳也。自承祚書出，始正三國之名。”認為陳壽這種“引魏以匹二國（指蜀、吳）”的做法，“其秉筆之公，視南、董（指春秋時敢於直書的史官南史和董狐）何多讓焉。”

其次，《三國志》的據事直書表現在評論人物上。陳壽作為史家，又曾長期擔任本郡中正官，因而評論人物是他的長處。正因此，《三國志》一書不但重視對於歷史人物的評論，而且其評論大多都比較中肯。而這種對歷史人物進行恰如其分的評價，無疑也是《三國志》據事直書精神的一種體現。如《三國志》評論曹操，肯定其“明略最優”，是一個“非常之人，超世之傑”；評論劉備，認為其“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但是，“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評論孫權，肯定其“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評論諸葛亮，肯定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是“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然而“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評論關羽、張飛，認為他們“皆稱萬人敵，為世虎臣”，然而關羽“剛而自矜”、張飛則“暴而無恩”，他們最終“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如此等等。以上這些評論可以稱得上是公允、公正的。

整體而言，陳壽修史的態度還是比較客觀的，他儘量做到如實記錄。比如在寫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時，為了避諱直接寫明曹操的政治意圖，便通過董昭等人的做法暗示。又如在寫劉備、諸葛亮時，陳壽雖對蜀漢懷有故國之情，卻沒有因此掩飾兩人的過失，將劉備因私人恩怨殺張裕，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情都如實記錄下來。有些歷史事件的說法很多，陳壽只選取真實可靠的說法記錄，比如寫孫策之死，當時有很多荒誕的說法，但陳壽只記錄了孫策被刺客重創而死。

人物刻畫

《三國志》行文中絕少用到心理描寫來刻畫人物，多用他人的語言或對話反映人物的內心世界。《袁紹傳》中袁紹與劉延一役，沮授諫袁紹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陳壽借沮授之言反映顏良雖驍勇卻心胸褊狹。官渡之戰伊始，沮授又諫曰，“北兵數眾而果勁不及南，南谷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急戰，北利在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借沮授之口表明戰爭雙方的優劣和戰略方針。從袁紹一方來說，宜先採用持久戰，然後出奇制勝，不可冒進，“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兩段諫言足見沮授作為一名謀士的能謀善斷。至於袁紹的外表寬容、內多猜忌、表里不一，陳壽除了從側面描寫他三番四次拒絕沮授的言行之外，還用田豐臨終之言表現出來，“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官渡之戰前後，對於袁紹的行為，陳壽評曰：“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可謂切中要害。

陳壽撰寫《三國志》時取材就十分精審，不嗜博好奇，往往通過選取幾件典型事例來表現人物性格和特徵。比如《張遼傳》，陳壽抓住張遼生平中關鍵性的幾次事件加以描繪，勾勒出這位將軍獨有的性格特徵。陳壽開始寫張遼與夏侯淵包圍昌豨，久攻未下，食糧將盡，眾將提議撤兵，獨張遼發現昌豨有降意，正在猶豫，可以爭取，便假傳曹操旨意，冒險上山勸說昌豨投降，最後取得成功，勸降行為凸現張遼的智勇；接著描寫張遼面對突然出現的叛亂，“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只用幾十個字就將張遼的沉著冷靜、當機立斷的具體神情刻畫出來。在破合肥之圍的戰役中，更顯示出張遼的大將風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沖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鹹服。”

不足之處

《三國志》雖然高於其他各史，但相對前四史的其他三史而言，是有明顯不足的，其中許多問題，都曾受到後人的責難和批評。《晉書·陳壽傳》記載了這樣兩件事：一是說陳壽要丁儀、丁廩的兒子給他一千斛米，如果照辦，可考慮為他們的父親作一好的傳，但丁沒有給，陳壽也就沒有為丁儀、丁虞立傳。二是陳壽的父親是馬謖的參軍，街亭失守後，諸葛亮殺了馬謖，陳壽的父親也被剃髮受罰。加上諸葛亮的侄子諸葛瞻一向看不起陳壽，陳壽因此銜恨。所以說諸葛亮將略非所長，沒有應敵之才；說諸葛瞻只是工於書畫而已，“美聲流譽，有過其實”。對這兩件事，前人多有辯駁，其中王鳴盛、趙翼、潘眉為陳壽辨護尤力。但無風不起浪，陳壽所記的人或事，許多與自己相關，《三國志》中有諸多人盡皆知的曲筆同護，陳壽因個人的恩怨好惡，作不公正的褒貶是完全可能的。 陳壽撰著《三國志》，雖說“事多審正”，下筆不苟，但由於他身仕晉朝，所以於魏、晉鼎革之際，不得不多有回護。又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情形完全相同，要為晉回護，就不得不先為魏回護。因而在《三國志》尤其是《魏志》中，陳壽常常使用回護的書法。如漢獻帝被迫禪位於曹丕這件事，《魏志·文帝紀》是這樣記載的：“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似乎漢帝的讓位完全是出於主動，沒有任何脅迫的形跡。又如魏少帝高貴鄉公曹髦欲誅司馬昭，反被昭黨成濟所殺，出自陳壽筆下，也就成了是曹髦想謀害太后，以至於“自陷大禍”，而且是罪惡昭彰，死有餘辜。再則這件事完全是成濟等人的“乾國亂紀”，與司馬昭毫無干係。此外，敘魏與蜀爭戰，也是諱敗夸勝。

《三國志》對史事“多有回護”也是客觀事實。《三國志》重教化，時人稱其“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晉書·陳壽傳》正因此，書中用了不少隱諱的筆法來偏袒統治者。如漢獻帝被迫禪位於曹丕，《魏志·文帝紀》卻說：“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辭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這似乎在告訴人們，是漢獻帝主動將皇帝的位置讓給曹丕的。又如魏齊王芳被廢，事實上是司馬師的主意，《齊王芳紀》對此不予記載，而只說是太后下令，以齊王芳無道不孝而被廢。又如高貴鄉公曹髦被司馬昭所殺，《三國志·少帝紀》只記“五月已醜，高貴鄉公卒，年二十。”字裡行間，絕對看不出高貴鄉公被殺的跡象。倒是該《紀》記載了太后之令，說是高貴鄉公悖逆不道，死後以庶人之禮埋葬。又如對司馬氏政敵曹爽、何晏等人，《魏志》對他們極盡醜化之能事，而且何晏作為一代學者，《三國志》竟然沒有給他立傳。相反，像劉放、孫資之流，本是奸邪之人，僅僅因為他們有功於司馬氏，為司馬氏親信，《三國志》不但為他們作了合傳，而且給予了不實的讚譽。

後世影響

史學影響

《三國志》自撰出後，受到歷代研習者的讚譽。陳壽之世，當時諸家敘三國史事之書，自《三國志》行世而漸至湮沒無聞。

《三國志》為魏、蜀、吳三國各寫一書，這在紀傳體史書中可說是一種創新。陳壽以“三國”為書名，即表現了三國鼎立的歷史事實。同時，全書採用三國並敘的方法。各書雖“紀”“傳”名目有異，但蜀、吳諸主“傳”皆與“紀”基本相同，而這種編纂體例頗能反映三國歷史的實況。陳壽三國並書的先例一開，對後世影響甚大，唐初李延壽撰《北史》《南史》就是仿照其體例而稍加變革，元修遼、宋、金三史，亦是仿陳、李之意而定其體例。

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三國志》不僅記錄了三國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有影響，以及在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上有貢獻的人物，而且還記載了國內少數民族以及鄰國的歷史，《魏書·倭人傳》就是日本古代歷史的重要史料。

作為集三國時期各國大事為一體的正史之一，《三國志》繼承並發展了《史記》《漢書》的民族書寫傳統，為少數民族獨立作傳。除《烏丸鮮卑東夷傳》這一少數民族專傳外，《三國志》其他傳記中也有多處涉及少數民族內容，全書總體呈現出詳略有序、彼此呼應的民族書寫格局。可以說，《三國志》補充了漢末魏初至晉武帝時期少數民族與漢族的交流互動內容，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習俗等方面記錄了少數民族當時的生存狀況與發展過程，是研究三國時期少數民族歷史的重要正史文獻，亦可從中體察出陳壽民族思想既有華夷之辨意識又有華夷一體傾向的雙重性。

文學影響

《三國志》書成之後，對後世影響深遠。南朝宋劉義慶的 《世說新語》中曾輯錄一些三國人物的奇聞。從李商隱的詩句“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驕兒詩》）看，晚唐時期三國故事已深入民間。宋朝的平話、皮影戲、傀儡戲等也有三國故事的說唱表演。相傳元朝雜劇中的三國故事戲，竟多達五十種。以後元、明之際的羅貫中，在民眾創作的基礎上，參照歷史資料，根據他自己的生活體驗，寫成《三國演義》。由此可見《三國志》長期來對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創作的巨大影響。

作品評價

西晉尚書郎范頵：“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

北魏崔浩：“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庭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自班（固）、史（遷）以來，無及壽者”。

南朝人劉勰《文心雕龍·史傳》：“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

《三國志》

南宋葉適：“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倡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回也”。

清朝潘眉《三國志考證》：“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奸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於陳思王，冀搖冢嗣，啟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晉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

清代趙翼《廿二史札記》：《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

清代史學家錢大昕《潛研堂集·三國志辨疑序》：“予性喜史學，司、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於范（嘩）、歐陽（修）”。

現代歷史學家白壽彝《中國史學史教本》：“《三國志》外表上有類於傳記彙編，實際上卻自有一個密針縫製的局度”。

版本信息

裴松之注

由於《三國志》的撰著，所憑藉的史料不充足，因而記事頗為疏略，特別是其中的《蜀志》，內容更顯得過於單薄。儘管陳壽費盡心力，連零篇殘文也予以注意，但在書中仍不時反映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窘。所以事隔一百多年之後，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命裴松之為之作注。針對陳壽之書“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的缺憾，裴注與以往重在訓釋文義的史注不同，而著力於史實的增補。從元嘉三年（公元四二六年）起，為了完成皇帝的託付，裴氏“上搜舊聞，傍摭遺逸”，務在周悉，終於在元嘉六年七月，完成了《三國志》注的工作。

裴氏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曾將自己超過於正文三倍的注文歸納為四類，“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漏顯然，言不成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其後，四庫館臣又將裴注的內容綜約為六端，所謂“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參諸書之說，以核偽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不過是對裴氏自述的重新分合。也就是說，裴注的主要工作，是補充原書記載的缺漏和簡略，對於各種不同的說法，則兼收並蓄，以備異聞。同時，對原文中明顯的錯誤，也根據其它材料予以訂正，並問或對陳壽的記載和所援據的其它資料的得失長短作出評議。

裴注博採群說，包羅宏富。自清代以來，很多人都對裴注的引書作過統計，雖互有參差，但相去不遠。大略裴注引書，多達二百一十多種，除去與“史家無涉者”之後，尚有一百四十餘種。過去的學者評議裴注，貶抑的說它甘苦不分、繁蕪無斷；褒譽的說它綜核精嚴、博贍可觀。平情而論，裴注確乎有嗜奇愛博之病，乃至多鑿空語怪，但它網羅六朝舊籍，不僅宏富可觀，而且首尾完具。現在這些材料已十不存一，所以裴注在保存歷史資料方面，是大有功於後世的。

流傳

陳壽《三國志》自成書以來，經過了一千七百多年的流傳，產生了諸多版本，其發展脈絡還是比較清晰的。從最初的手稿到西晉內府的抄本，宋代以前，一直是以抄寫形式流傳的。現存兩晉及唐代寫本《三國志》殘卷六種， 分別收藏於中國大陸和日本。宋代以後始有刻本，則是《三國志》流傳的主要形式，並由此逐漸形成了《三國志》的版本體系。

《三國志》最早刊刻於北宋鹹平初年，由國子監進行，史稱“監本”。監本 有大、中、小字三個版本，通過監刻其他史籍和監本《三國志》的翻刻本可以得到佐證。但是，鹹平監刻《三國志》沒有流傳下來，流傳於世的只有南宋覆刻本和後世的翻刻本。

清代以來被認為是北宋“鹹平監本”《吳書》，實際上是北宋末南宋初國子 監覆刻鹹平監本的遞修本，最晚修補刷印於孝宗朝。但《吳書》仍可反映北宋監刻小字本的面貌，所以仍然彌足珍貴。源於北宋監本《三國志》的有南 宋紹興衢州刻本和南宋寧宗時的建陽刻本，是為南宋及其以後《三國志》流 傳的兩個版本系統。二本都源於北宋鹹平監本的中字本，但是，衢州本成為南宋監本，是為官刻，為明代以後包括南、北京國子監、清代武英殿刻本的 源頭，建刻本則是坊刻本，並成為元代大德刻《三國志》的底本。

元代《三國志》只有一刻，那就是大德十史本，由池州路儒學負責刊刻， 因此稱池州路儒學本。明代私刻《三國志》主要有萬曆吳氏西爽堂刻本，陳仁錫評、明天啟雲林積秀堂刻本，

崇禎十七年毛氏汲古閣刻本，其中毛氏汲古閣本流傳最廣，對《三國志》的流傳貢獻很大。

清代武英殿《三國志》乃以萬曆北監本為底本刻梓，成為清代乃至民國以後《三國志》版刻系統的主流。清代以來《三國志》版本較多，流傳很廣，但大都不出武英殿本之外，只有金陵書局本乃以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閣本為底本翻刻，也比較流行。

古藏

現代通行的三國志刻本有四種：

一、百衲本，據宋紹興、紹熙兩種刻本配合影印；

二、清武英殿刻本，據明北監本校刻（鉛印、石印各本都據武英殿本翻印）；

三、金陵活字本，據明南監馮夢禎本校印；

四、江南書局刻本，據毛氏汲古閣本校刻。

這四種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餘三種雖然在重刻時還不免增加了一些錯字，但都經過認真校勘，並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錯誤。

其他注本

歷代研究《三國志》及斐注的人很多，清人用力尤勤。杭世駿、侯康、趙一清、梁章桁等人都補註過《三國志》。近人盧弼撰《三國志集解》一書，為迄今最詳盡的注本，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排印本、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本。較好的是中華書局1959年初版、1982年再版的點校本。選本有《三國志選》，繆鉞選注，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是較權威的一個選本。

流通版本

整理類

點校本“二十四史”《三國志》（中華書局 1959年，繁體豎排，陳乃乾點校）

簡體字本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三國志》（同上 2000年，橫排）

鄒德金編《裴松之注三國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12）

楊耀坤、揭克倫校注《今注本二十四史·三國志》（巴蜀書社 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0年）

普及類譯本

中文最早的翻譯本是1980年由中國台灣學者王靜芝等人譯的《白話三國志》。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大陸學者陸續推出了十幾種譯本。

1、王靜芝等譯《白話三國志》（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2月，僅翻譯了“陳志”，有注釋）

2、蘇淵雷主編《三國志今注今譯》（底本為中華書局標點本，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僅翻譯了“陳志”，有注釋）

3、田餘慶、吳樹平主編《三國志今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4、劉國輝等譯《三國志現代文版》（紅旗出版社，1992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5、曹文柱等主編《白話三國志》（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4年2月，翻譯了“陳志”和少量“裴注”，沒有注釋）

6、戴逸主編《三國志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7、杜經國譯《文白對照三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8、方北辰註譯《三國志註譯》（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僅翻譯了“陳志”，有注釋）

9、上海古籍出版社譯《白話三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注釋）

10、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三國志》分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僅翻譯了“陳志”，無注釋）。

11、梁滿倉、吳樹平等註譯《新譯三國志》（三民書局出版，2013年5月精裝，僅翻譯了“陳志”）

12、學者杜小龍譯《三國志裴松之注全文通譯》（團結出版社，2019年4月，全譯了“陳志”和“裴注”）

補充考證

在北宋以前，魏、蜀、吳三書是各自成書的。《舊唐書·經籍志》以《魏書》為正史，歸《蜀書》《吳書》入編年，分類極不科學，然其可證三書，當是時仍是互相獨立的三部。

北宋雕板刻書，始合三書為一種。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鹹平六年（1003）的國子監刻本。《三國志》沒有表和志，清代以來不少學者補撰，雖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書和裴注，但經過分類排比，眉目清醒，有關地理、職官的表志，尤為有用。這類補表補志絕大多數收在《二十五史補編》和《後漢書三國志補表三十種》。今臚列有關《三國志》的補表補志於下：

補志及其作者

作者	補表補志及介紹
萬斯同	《三國大事年表》
侯康	《補三國藝文志》
周嘉猷	《三國紀年表》
謝鐘英	《三國大事表》
張守常	《三國大事表補正》
萬斯同	《三國漢季方鎮年表》
萬斯同	《三國諸王世表》
萬斯同	《魏國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	《魏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	《魏方鎮年表》
萬斯同	《漢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	《吳將相大臣年表》
黃大華	《三國志三公宰輔年表》
周明泰	《三國志世系表》 據南宋本《世說新語》所附人名譜，補錄不見於陳壽書中者多人。
陶元珍	《三國志世系表補遺附訂》
洪飴孫	《三國職官表》 曹魏官制大異於漢，而兩晉南北朝的職官多淵源於此，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著出。此表合職官志與表為一，每官下列前後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見官職高下和遷轉。
吳增僅、楊守敬	《三國郡縣表附考證》 吳氏訂正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三國分列，按諸帝次序，依州郡縣列為表。楊氏補正。
謝鐘英	《三國疆域表》 列三國最後疆域所包括郡縣名，並注清末今地。
洪亮吉、謝鐘英	《補三國疆域志補註》 洪氏撰，謝氏補註，以三國最後疆域為斷。縣下注城鎮山川等及有關當地故實。
謝鐘英	《三國疆域志疑》
金兆豐	《校補三國疆域志》
姚振宗	《三國藝文志》
陶元珍	《三國食貨志》
清代楊晨	《三國會要》二十二卷，分十六門 引用正史為正文，裴注等書低格寫。此書與以後朱銘盤所編南朝宋、齊、梁等會要一樣，都不能提供新史料，但可作分類的索引利用。
馬麗	《〈三國志〉稱謂詞研究》
吳金華	《三國志校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作者簡介

陳壽（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西晉史學家。他與李密皆師事譙周，初仕蜀漢，歷任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等職，入晉之後任著作郎。西晉滅吳後，陳壽開始攥寫《三國志》，歷時十年方完成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