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既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古代官吏。他曾任滁州（今安徽滁縣）太守、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令等地方官，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歐陽修為政“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宋史·歐陽修傳》），而是注重從百姓實際考慮，順應百姓的願望和要求，寬簡施治，因此深受世人稱讚。 歐陽修先後治理過數郡，從不顯露政績，不追求個人聲譽，對待百姓寬鬆簡約，而不隨意騷擾干涉百姓的正常生活，所以他所到過的地方百姓都非常隨便自然，沒有任何拘束不安的感覺。
在為政治國上，我國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寬”“猛”兩種方法，並有許多人給以論述。孔子說過：“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可見，寬猛二法的選擇並不是絕對的，而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宜寬則寬，宜猛則猛。歐陽修所處的北宋社會，正是承平安定時期，百姓都希望能夠生活穩定，安居樂業，實行寬簡政治，確是順乎民意，識時務之舉。在對寬簡的具體理解上，歐陽修認為要寬而不縱容，簡而不粗略，並不局限於教條化的認識，表現出深刻辯證的思想。這些都充分說明了歐陽修善從實際出發、講求實際的為政作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宋史·歐陽修傳》
- 評價：不見治跡，不求聲譽
- 朝代：北宋
- 人物：歐陽修
作品原文,白話譯文,歐陽修簡介,
作品原文
歐陽修傳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余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鹹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
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修，詔特除之。
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饋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
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為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系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 弼悟而止。
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顓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唯指以為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顓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發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為修奏，乞澄汰內侍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
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
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乾請，輒面諭可否，雖台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三夫人為後。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為御史，眾目為奸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譴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
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阱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
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
白話譯文逐句全譯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時即死了父親，母親鄭氏一直守節未嫁，在家親自教歐陽修讀書學習，因家裡貧窮，以至於只能以蘆荻作筆，在地上學習寫字。幼年時，歐陽修就聰敏過人，讀書過目不忘。等到成年時，更是超群出眾，卓有聲譽。宋朝立國已有百餘年，而文章體裁仍然承襲五代之陳規遺風，行文措辭刻意雕琢，追求對偶，以至於文風污濁不振，士人大多因循守舊，所作文章見識淺薄，格調不高。蘇舜元、蘇舜欽、柳開、穆修等人都曾想創作古文並藉此大力提倡，以改變當時的文風，但因筆力不足而未能如願。歐陽修隨叔父歐陽曄任職於隨州時，在當地一大姓李氏家的廢書筐中發現了唐代韓愈的遺稿《昌黎先生文集》，讀後十分仰慕。於是用心尋求其中的精義，以至於廢寢忘食，決心要追趕他，和他並駕齊驅。
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正月，晏殊主持禮部考試，歐陽修列為第一名。三月，崇文殿御試中甲科第十四名，榮選為甲科進士，並被任命為西京推官。此時歐陽修開始結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議論時事，二人互為師友，又結交梅堯臣，吟詩作歌，相互唱和，從此以文章名揚天下。以後歐陽修回京返朝，升為館閣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陳時弊而被貶謫，在朝官員大多上章為他解救，只有左司諫高若訥認為應當黜除。對此歐陽修寫信對高若訥進行譴責，說他簡直不知道人間還有羞恥一事。高若訥將歐陽修的信交給皇帝，以致歐陽修被貶出為夷陵縣令，不久又遷任乾德縣令、武成節度判官。范仲淹任為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後，聘請歐陽修為書記官。歐陽修笑而謝絕說“：我昔日的舉措豈是為了一己之利？我們雖然同時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時升遷。”過了很久，歐陽修復任為館閣校勘，以後又改任為集賢校理。慶曆三年(1043)，兼掌諫院。當時仁宗對在朝大臣進行人事更動，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都參與執政，增加諫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歐陽修最先入選。歐陽修每次進見皇上，仁宗都詢問他以治國執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其時國家政事之許多方面都在從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勢焰昌熾，大肆攻訐。歐陽修擔心從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難以獲勝，便也多次分別就有關問題向仁宗上書進言。
當初范仲淹之被貶去饒州，歐陽修與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視他們為“黨人”。從此，朋黨的議論便產生了，歐陽修於是作《朋黨論》一文以進呈仁宗。在文中他議論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結為朋黨，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結為朋黨，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以為小人是沒有朋黨的，只有君子才有。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祿，所貪求的是金錢財物，當他們的利害關係相同時，就暫時互相援引，結為私黨，這是偽朋黨；當他們見到利益時，就會爭先搶奪，或者利益搶完後就互相傷害，即使是血肉兄弟，親朋好友，也不能共存，所以說小人沒有朋黨。君子則不然，他們所恪守的是道義，所奉得的是忠信，所愛惜的是名譽節操。將這些道德用於修身則能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將這些道德品質用於效力國家，則會大家攜手同心，互相扶持，始終如一，所以說只有君子才有朋黨。商紂王有臣子億萬之多，卻也有億萬顆心，真可謂無朋黨了，但商紂王卻因此而滅亡了。周武王有臣子三千，卻是一條心，真可謂一個大朋黨，而周武王得以藉此興旺起來。這就是君子之朋黨不厭多的緣故啊。所以作為一國之君，應當摒退小人的偽朋黨，而多多提攜君子的真朋黨，這樣，天下就可以達到大治了。”
歐陽修論事切直了當，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敵一樣，唯獨仁宗勉勵他敢於說話，當面賜給他五品官的服飾。對侍臣說“：像歐陽修這樣的人，到哪裡去找啊？”做同修起居注後，進任知制誥。按慣例，對這個官職必須先考試而後才能任命，仁宗了解歐陽修，詔令特意授予他。
他奉命出使河東。從對西部用兵以來，主謀劃的人打算放棄麟州，以減少運送軍糧。歐陽修說“：麟州是個天然險要之地，不可以放棄，如果放棄它，那就使黃河以東的郡縣受到震動，百姓都不能安居了。不如從那裡分出一部分兵力，駐紮黃河附近的各堡寨中，這樣，遇到情勢急迫就能接受援助，而在平時可以節省物資的運輸，這在策略上是有利的。”因此麟州得以保存下來。歐陽修又進言道“：忻縣、代縣、岢嵐縣禁地很多，田野荒蕪，希望讓農民去耕種這些田地，不然，將被敵人侵占。”朝廷將這個意見發交給有關的官員討論，過了很久才同意實行，每年收穫粟谷數百萬斛。凡是河東地區，賦稅征派過重百姓負擔不了的，他奏請朝廷作了減免，這樣的事情有十幾件。
出使河東回京以後，適逢保州發生了兵變，因此又任命他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在告別皇上時，仁宗對他說“：到那裡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說什麼，就隨時講吧。”歐陽修回答說：“我做諫官時可以直接論事，現在論事就超過我職務的範圍了，是有罪的。”仁宗說“：只管說好了，不要區別在朝還是在地方。”叛亂被平定以後，大將李昭亮和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歐陽修因此將馮博文逮捕下獄，李昭亮於是恐懼起來，立刻放回所納婦女。兵變發生的當初，對搞叛亂的人以不殺頭來招撫，但他們歸順後又都被殺了，對被迫參加的二千人，分別交給各郡去管。這時富弼做宣撫使，他恐怕這些人以後另生變故，準備下令在同一天殺死他們，他與歐陽修在內黃會見，夜半時，屏退左右的人，告訴了他這個打算。歐陽修聽後說“：禍莫大於殺死已經投降的人，何況他們是脅從者，能夠再殺嗎？你的主意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倘若有一個郡不願服從，又造成事件，那問題就不小了。”富弼聽後豁然醒悟，立即停止了錯誤的決定。
正當這個時候，杜衍等人因被誣陷私結朋黨而相繼罷去，歐陽修慨然上疏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曉他們有治國的賢能，而沒有聽過他們有什麼應當被罷免的罪行。自古以來，小人讒害忠良的賢臣，其藉口並不深奧。要大批地陷害賢良的人，只不過指責為朋黨就夠了；要想動搖大臣，必須誣衊他們專權。這是什麼原因呢？排擠掉一位賢人，而大多數賢人還在朝中，這還沒有達到小人排斥異己的目的；如果要把他們都除掉，而賢人又少有過失，難以一一去搜求他們的瑕疵，唯有指責他們為朋黨，則可以一下子把他們都趕下台。至於朝中重臣，已被君主知遇而蒙受寵信，則難以用其他的事由動搖他，只有專權是君主所最忌諱的，必須用這種說法，才可以打倒他。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惡者之大忌；謀臣置而不用，乃是敵人的福份啊。現在這四個人一旦被罷除，而讓在朝奸邪之徒彈冠相慶，四鄰蠻夷之敵振臂喝彩，臣下我真為朝廷感到惋惜呀。”從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歐陽修，並借歐陽修喪父的外甥女張氏犯罪下獄之事羅織他的罪狀，致使他降職為知制誥、滁州知州。到任二年又徙遷揚州、潁州。恢復龍圖閣直學士官職，兼南京留守司事，因其母親去世歸還家中。為母親服喪期滿，奉召擔任流內銓，當時在外地長達十一年。皇上見他頭髮都白了，對他非常關心，撫慰有加。小人皆恐懼歐陽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偽造他的奏章，請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謀利的人。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們聯合起來陷害歐陽修，出歐陽修為同州知州，皇上聽取了吳充的意見後才取消了這一道命令。升遷翰林學士，讓他修撰《唐書》。奉命出使契丹，契丹王命四個顯貴臣子主持宴會，說：“這樣做不是常例，是因為你特別有名氣才如此的。”
主持嘉祐二年(1057)禮部進士的考試。當時士子崇尚作新奇怪僻的文章，號稱“太學體”，歐陽修對那些險怪奇澀的文字，堅決加以排斥，凡是像這樣的都不予錄取。錄取之事完結後，過去那些文字浮薄而又喜歡自我標榜的人等歐陽修一出現，就聚在他的馬前起鬨，巡街的士兵都無法制止；但是考場的文風，也從此大為改變了。
加領龍圖閣學士、任開封府知府，接續包拯的嚴厲治政之後，歐陽修採取簡易實際、順應常理的做法，不求赫赫的聲威，京城也得到良好的治理。過了十個月，改任群牧使。《新唐書》撰修完成後，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在翰林院八年，知無不言。黃河衝破商胡地區的堤岸造成了危害，北京留守賈昌朝打算開掘舊日的橫壟河道，使河水回頭向東流去。而李仲昌又提出不同看法，主張將河水導引入六塔河。主持計畫的人不知按哪個意見為妥，無所適從。對此歐陽修認為：“黃河的水嚴重渾濁，泥沙淤積是自然的事，下游既然淤積而造成阻滯，上游必然發生堤岸潰決。以近年來事實的檢驗，黃河決口不是經過努力不能堵塞的，故道不是經過努力不能復通的，只是這種局面不能保持長久罷了。開通橫壟故道的工程相當浩大而難以完成，即使完成了還會再一次決口。六塔河河床狹小，而以全部黃河灌注，那濱州、棣州、德州、博州必然受到侵害。據此，不如按河水流向，增設堅固的堤岸加以嚴防，疏通它的下游，直使河水流進海里，這樣做，就會帶來數十年的好處了。”宰相陳執中支持賈昌朝的意見，文彥博傾向李仲昌的意見，以致黃河沒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終於使河北造成了水災。
御史台和諫院上奏彈劾陳執中過於兇狠剛愎，而陳執中仍然拖延不下台。歐陽修上疏，以為“陛下拒納忠善之言，庇護愚蠢丞相，這樣有損於皇上的聖德”。不久，陳執中被罷免了。狄青擔任樞密使，很有威名，值皇上有病，有關狄青的謠言紛紛四起；歐陽修請求將狄青調到外地任職，以保終身，於是狄青被罷為陳州知州。歐陽修曾借發生水災的事上疏說“：陛下治國已三十四年，而還沒有立太子。過去漢文帝剛即位，就根據群臣的意見選立了太子，而在帝位很久，被稱為漢太宗。唐明宗不喜別人談立太子的事，又不肯早一點定奪，以致發生秦王之亂，國家被傾覆。陛下有什麼感到疑慮而久久不做出決定呢？”後來封立英宗，就是源於此時。
嘉祐五年(1060)，拜為樞密副使。次年，任參知政事。歐陽修在樞密院，與曾公亮一起考查全國的軍隊數量以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駐守軍隊的多少、地理方位的遠近，重新繪製軍事地圖與士兵名冊。凡是邊境長久缺少軍隊的，必須要檢查補齊。他在中書省，與韓琦一起同心輔理朝政。凡是有關軍隊、百姓、官吏以及國家財政利益這類關鍵資料，中書所應當了解的，他都匯集起來，列出總的條目，遇到事情就不需要再去詢問有關的官員。當時皇太子還沒有確定，他與韓琦等人協商立太子的事，有關的話都記錄在《韓琦傳》之中。宋英宗由於疾病的緣故沒有親自上朝處理政事，由皇太后臨朝聽政，因此，左右親近的人搬弄是非，幾乎使英宗和皇太后之間因嫌疑而產生仇怨。韓琦入朝奏事，太后哭著對他講了其中的緣故。韓琦以英宗生病為理由，進行調解，太后的成見仍然丟不開，歐陽修進言說：“太后事奉仁宗幾十年，仁德之名聞於天下。昔日太后在處理得寵的溫成皇后的事情上都能應付自如；現在母子之間，倒反而不能相容了嗎？”太后的意思稍稍緩和，歐陽修又說：“仁宗在位很久，仁德光輝照耀天下。所以駕崩之後，天下人都擁戴即位的皇上，沒有一個人敢有異議。現在太后是一個婦人，我們則只不過是五六個書生罷了，如果不按照仁宗的遺願辦，天下誰肯聽從呢？”太后沉默了，很久才打消了原來的意思。
歐陽修平生與別人談論事情，從來都是盡其所言，沒有什麼隱瞞。待到他治理政事時士大夫有什麼請求，則當面說明行還是不行，即使是御史台和諫院的官員論事，他也必定問明是非，由此怨恨誹謗他的人越來越多。英宗想要崇奉生父濮王，於是詔令有關官員討論該當如何，都說應當稱濮王為皇伯，並改封大國的爵位。歐陽修援引《喪服記》的有關規定認為：“‘過繼給人當嗣子的人，也應該為自己的父母服喪。’減三年的喪服為一年的喪服，而不要更改親生父母的名份，因為服喪期限可以減少而親生父母的名份卻不能更改。如果將親生父親改稱皇伯，這樣做，考查以前歷朝各代，都是無典可依的。進封大國爵位，則又於禮不合。所以中書的意見與大家不一樣。”太后發出手諭，允許英宗稱親，尊稱濮王為皇，三個夫人為後。皇帝下詔謙讓。於是御史呂誨等人就此事詆毀歐陽修，爭論不已，都被貶逐。只有蔣之奇的意見符合歐陽修的意思，歐陽修舉薦他為御史，而大家都視他為奸邪之徒。蔣之奇為此事很擔憂，於是尋思怎樣使自己解脫。歐陽修的內弟薛宗孺因事銜恨歐陽修，因此製造男女關係方面的謠言侮辱他，以達到打倒他的目的。謠言展轉到了中丞彭思永那裡，彭思永告訴了蔣之奇，蔣之奇即上章彈劾歐陽修。宋神宗剛即位，想治歐陽修以重罪。於是就此事詢問曾任宮臣的孫思恭，孫思恭為歐陽修作了辯解開脫，歐陽修閉門不出，請皇上查究此事。宋神宗派人去詰問彭思永、蔣之奇此事的來龍去脈，結果他們理屈辭窮，無言以對，都被貶斥。歐陽修也極力請求斥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亳州知州。次年，遷為兵部尚書、青州知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推辭而不接受，徙任蔡州。
歐陽修以高風亮節嚴格要求自己，因多次遭到污衊，六十歲時，就接連上書請求告老退休，皇上則下詔書對他尊寵有加，不讓他辭官。及任職青州時，又因為請求停止發青苗錢，而遭到王安石的詆毀，所以乞求辭官更加迫切。熙寧五年(1072)，去世，追封為太子太師。
歐陽修當初在滁州時，別號醉翁，晚年改號為六一居士。他性格剛強，見義勇為，雖有弓弩陷坑在前，將一觸即發，而他也會奮不顧身。因而前後幾次被放逐流離，但志氣還是如常不衰。在貶職夷陵縣時，沒有什麼排遣，就取出舊日已辦的案卷反覆閱覽，結果發現案中是非顛倒、違法曲斷的錯誤比比皆是，於是他仰天長嘆說：“這么一個偏遠的小縣，尚且如此，全國就可想而知了。”從此以後，他遇事不敢疏忽不慎。當文人求見歐陽修時，他跟他們談話，從不涉及文章的事，只談論官吏治事的問題。他認為好的文章只在滋益自身的思想，而政事的好壞則關係到民眾的利益。凡他任職的幾個郡，不顯露治理事跡，不追求名聲榮譽，為政寬鬆簡易而不煩擾，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有人問他：“為政寬簡，而事情並不鬆弛失誤，這是什麼原因呢？”他說：“把放縱無度作為寬，把省略必要的東西作為簡，那就使政事敗壞，而且百姓也會受害。我所謂寬者，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簡者，是不做繁碎擾人的事罷了。”歐陽修幼年時失去父親，母親曾經對他說：“你父親做官的時候，常常在夜間點著蠟燭辦理官府公文，多次停下來嘆息。我問他什麼事情，他便說：‘是死刑案子，我想尋求保全犯人生命的可能，卻沒有找到。’我說‘：生路可以尋求嗎？’他說‘：去尋求生路而得不到，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沒有遺恨了。經常為死囚尋求生路，仍然還有失誤造成不該死的人被處死的，然而世間的官吏卻常為犯人尋找處死的理由呀。’他平日教導別人的子弟，經常用這些話，我都聽熟了呀。”歐陽修聽了這段話，終生照做不忘。
歐陽修的文章，才華橫溢，樸實流暢，不繁冗不省略恰到好處。在議論上，簡單而明了，實際而通情，善於聯繫事物分析不同問題，闡明深刻的道理，駁斥其錯誤，給人以很強的說服力。他的超然灑脫，文情奔放的風格，別人是無法趕上的，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提攜後進者，唯恐不及，得到他賞識、舉薦的人，大多成為天下的名士。曾鞏、王安石、蘇洵以及蘇洵的兒子蘇軾、蘇轍，原來都寂然無聲，不為人所知曉，歐陽修就廣為揄揚他們的聲名，認為他們將來一定會名聞於世。歐陽修對朋友非常忠實，朋友在世時就推薦幫助他們，朋友去世後就盡力保護周濟他們的家庭。
歐陽修喜愛古代文化並酷愛學習，凡是周代、漢朝以來的金石遺文、斷章殘篇，他都儘量收集記錄下來，仔細稽考研究它們的不同之處，在記載下來的金石文字後面，寫上自己的跋語，一一加以確鑿的考證，取名為《集古錄》。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唐書》的紀、志、表，又獨立寫成了《五代史記》，筆法嚴謹而文字簡練，大多繼承了《春秋》筆法。蘇軾為歐陽修文集作序說：“論說道理與韓愈相似，議論政事與陸贄相似，記敘事情與司馬遷相似，詩詞歌賦與李白相似。”有見識的人認為這番評論是很有見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