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夏商周時期
周以前漢語的具體形式已無可考,據傳當時的標準語是周朝時期標準語的前身。周期的漢語標準語,一般認為就是《詩經》的語言,即洛陽雅言。雅言主要流行於黃河流域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周代文字學的是商朝
殷商文字。而殷人又是向夏人學習的。古代的雅言(中國最早的古代通用語,相當於今天的國語)就是夏言。相傳夏朝建都在河南
洛陽及周邊地區,商朝建都地點也在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所以中國歷代雅言標準音的基礎應當就是在洛陽一帶,據推測古代的國語是以古河洛語(今洛陽話)為標準音。
上古時代五帝時期和後來的夏、商朝時期,黃河中下游平原的中原地區是華夏先民的主要活動中心地區。漢族的本來名字是
華夏民族。華夏這個字具有很深奧的意思:華就是衣冠之美;夏就是禮儀之盛。雅言,就是
夏言(夏朝官方語言)。
洛陽雅言,古稱河洛語,河洛話,今稱洛陽話,是中國最早的通用語言,其音係為華夏傳統的上古音系。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定都
洛邑(今河南
洛陽)建立
東周,自此,洛邑的語言就漸漸成為了整個東周時期雅言的基礎。春秋時期,孔子講學,他的
三千弟子來自四面八方,據傳,孔子正是用洛陽雅言來講學的。《
論語·述而第七》中說:“子所雅言,《詩》、《書》、
執禮,皆雅言也。”
漢朝兩朝
漢朝的國語為“洛語”,洛語是為承襲夏、商、周三個朝代的雅言。漢朝的標準語洛語稱“正音”、“雅言”,也稱“通語”。
魏晉南北朝時期
東漢之後,曹魏、西晉、北魏等朝代相繼建都於洛陽,承繼漢代音韻,以洛陽雅言為國語。東晉遷都建康後,洛語與吳語結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稱吳音、南京話,被南朝沿襲。
隋唐時期
隋朝統一中國後編《
切韻》,以洛陽雅音和金陵雅音為基礎。唐承隋制,隋唐兩朝國語均為洛陽“漢音”,隋唐定都洛陽,此時中原雅音在與各民族交融後有所演變。
宋朝時期
宋朝的國語稱“正音”、“雅音”。宋朝在《唐韻》的基礎上,制定《
廣韻》。
而北宋之後,宋室南遷杭州,南宋時代的
劉淵又基於《廣韻》著作《
平水韻》。
元明清時期
元朝統治者法定蒙古語為國語,後以蒙漢結合的元大都語音(今北京話)為標準音。
明朝以中原雅音為正音。明代以前中原地區經戰爭等因素,雅音影響至明朝前期都城的南京,官話遂以南京音為基礎,南京話為當時漢語標準語。永樂年間遷都北京,從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約40萬占北京城人口一半,南京音成為當時北京音的基礎,而南京話則通行於整個明朝,北京官話相對通行範圍較小,地位較低。
清朝早期,南京官話仍為官方主流標準語。清雍正八年,清設正音館,推廣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北京官話。而北京話是在元朝時舊北平話與南京官話相融的基礎上,融入滿族語音的一些要素而成。清代中後期,北京官話逐漸取代南京官話。1909年,清朝設立“國語編審委員會”,即清末國語。
文獻記載
《論語· 述而第七》:“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辭海·雅言》:“雅言,古時稱‘共同語’,同‘方言’對稱。”
《正文》:“雅言,正言也。”
《孔子詩論》:“大雅”、“小雅”作“大夏”、“小夏”。
《墨子》:引“大雅”作“大夏”。
《荀子·榮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
各代文獻
隋代
《切韻》是前代韻書的繼承和總結,又是後世傳統韻書演變的基礎,是韻書史上劃時代的著作。現今可以看到的只是敦煌出土的唐人抄本《切韻》原書(傳寫本)的片斷和一些增訂本(見《切韻》音)。
唐代
《
唐韻》 這是《切韻》的一個增修本。唐代孫勉作,時間約在
唐玄宗開元二十年(732年)之後。因為它定名為《唐韻》,曾獻給朝廷,所以雖是私人著述,卻帶有官書性質,比起較它早出的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還更著名。
宋代
《
大宋重修廣韻》是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
陳彭年等人奉詔根據前代
韻書修訂成的一部韻書。它是中國古代第一部
官修的韻書。由於《廣韻》繼承了《切韻》、《唐韻》的音系,是漢魏以來集大成的韻書,所以對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
《廣韻》共5卷,計206韻,包括
平聲57韻(上平聲28韻,下平聲29韻),
上聲55韻,
去聲60韻,
入聲34韻。每一個
聲調中的每一個韻部和其他聲調中相應的韻部,有一定的搭配關係。入聲韻只和有鼻音韻尾的
陽聲韻相配,不和陰聲韻相配。這樣,原則上每一個陽聲韻部都有
平上去入四聲相配。每一個陰聲韻部都有平上去三聲相配。音系是比較清楚的。
《集韻》分韻的數目和《廣韻》全同。只是
韻目用字,部分韻目的次序和韻目下面所注的同用、獨用的規定稍有不同。 唐代初年,
許敬宗等人曾經奏請批准把《切韻》里的窄韻和音近的鄰韻合併使用。宋
景佑初年,
賈昌朝也奏請“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通用之”。(《玉海》)
《禮部韻略》和《集韻》都是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由
丁度等人奉命編寫的。《集韻》成書稍晚兩年,《禮部韻略》在景佑四年當年就完成了。這部書是
宋真宗景德《韻略》的修訂本。由於它在收字和字的注釋方面注意舉子們應試常用的,較《廣韻》、《集韻》都簡略,所以稱為《韻略》。
元代
1998年,韓國發現了元代古本《老乞大》,裡邊的明以前“胡同”的寫法,是漢語“
胡洞”。該書都是地道的元代中原口語,證實元人用漢語說話,元人語是漢語,對研究元代漢語和社會具有重要價值。
進入中原的北方
遊牧民族,除了蒙古元(也有一部分),都普遍換用了的漢語,這種
阿爾泰化的“北語”歷史上稱之為“
漢兒言語”。明清“官話”是專指以
南京話為代表的江淮語,並不用來稱呼北方“漢兒言語”。《老乞大》中還記有“過的義州,漢兒田地里來,都是漢兒言語”。
《
中原音韻》是元代反映方言即說話音的,真實記載了蒙元式漢語的影響,最明顯的是沒有了
入聲。《中原音韻》是元代
泰定元年(1324年)
周德清作,用來指導作曲用韻,調
平仄聲律,由元代許多著名戲曲中押韻的字編成。
明代
明朝初頒布《
洪武正韻》。《洪武正韻》的歸併舊韻,不同於
劉淵等人只是把整個的韻部合併在一起,而是要把每一個字都重新歸類。這種方法與編《中原音韻》一樣;但何字歸何韻,卻與《中原音韻》又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洪武正韻》既以中原
雅音為根據,對舊韻的
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變。
《
中原音韻》是反映方言即說話音的,《洪武正韻》是反映官話即
讀書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異。《洪武正韻》恢復了
入聲,不採取周德清
入派三聲的作法。在明代屢次翻刻,影響很大。元朝的“漢兒言語”,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絕跡。
清代
明朝末年,義大利的傳教士
利馬竇記錄了當時的北京話。當時的北京話有大量
入聲字,沒有zh、ch、sh等
翹舌音,這說明當時的北京話不是如今的北京話或者國語。
滿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將保持“國語騎射”作為維護統治的一項基本國策,要求滿人說
滿語寫滿文,並在
北京城內設立學校,意在推廣滿語滿文。但由於滿語是一種北方民族的語言,滿人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滿族短暫的歷史文化局限了滿語的成熟水平,至入關時滿語仍舊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它的發音和語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辭彙量更是少。滿人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卻不得不面對要使用語言的生活政治現實。
北京的很多東西,小到一種普通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大到宏偉建築和旖旎風景,用滿語都無法表達。滿語也難以滿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滿人和漢人之間是這樣,在滿人跟滿人之間也同樣無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東西表達清楚,至於象漢人的建築工程用語、藝術語言、醫學及其它科技用語等高級語言使用則更加無法表達,當時的形勢是滿語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的危機。
此時,面臨著如何統治漢人這個大難題的八旗貴族,又遇到了一個比漢人的抵抗更為頭痛的問題——語言危機。征服可以使用屠刀,統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為了鞏固統治滿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滿人迫切的需要一種能夠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語言,想在短時間內改良豐富滿語顯然不現實。
至此,學講漢語成了滿人的必要選擇,於是八旗貴族們開始他們
邯鄲學步的模仿歷程。小至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達,大至為了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滿人都迫切需要一種能很好地表達自己周圍生活的語言。因此,套用北京漢人的語言(包括辭彙和語音)成了必須的選擇,滿清這種虛心學習,絕對不是他們所鼓吹的推崇漢文化,實在是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無奈之舉,是一種“工作需要”,完全屬於
不得已而為之。
國語是從北京內城繞過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國滲透而形成滿清的“國語”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話並不是真正的“國語”——國語,雖然“外城
北京話”一直受“內城北京話”的影響並不斷演變,但是,正如北京的內城貴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兩個互不相容的兩個社群一樣,“外城北京話”和“內城北京話”是跟階級差別一致的互不相同的兩種語言。所謂的“北京話”一直是兩種:“外城話”和“內城話”,而各地方所稱謂的“北京話”實際是指“內城話(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實際是對中國其他方言沒有影響的小語種。
雍正年間,頒布“聖諭”,成立“
正音書院”,把《聖諭廣訓》作為教材,教授官話,凡是走讀書、考試、當官之路的讀書人都要懂得官話。
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話”
條載:“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兩省的鄉試要求考生必須掌握官話,有時學政還要親自面試學生官話,甚至一度規定,不會講說官話的
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實際
收效甚微,據清末探花
商衍鎏說:“初時甚為認真,無如地方官悉視為不急之務,日久皆就頹廢。至嘉慶、道光時,福建僅存
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廣東則更無聞矣。”(見《南海縣誌》)甚至到
辛亥革命後,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前兩廣
優級師範學堂)還鬧出這樣的笑話:“外省教習以不諳方言,教授不便解職去,自是本校各科教習,悉鄉先生矣。”於是福建、廣東兩地語言得以保留。
滿清統治者對文化思想控制異常嚴厲,康熙、乾隆之時代,我漢人猶有仇視滿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名為此三書(《
佩文韻府》也,《淵鑒類函》也,《康熙字典》也),以藉此銷磨我漢人革命復仇之銳志焉。一般學者多被迫從事與現實無關的古書整理和考證工作,所以,漢語語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這些學者也大都比較保守,所以在編輯用於正音的
漢語字典和漢語韻書時儘量保留古漢語成分。《康熙字典》就保留了
入聲系統和分
尖團音。
音韻特點
聽感
雅者,得體、
得度、得當是也。雅言聽感,跟鄉音相似,細聽起來
文縐縐的。
王安憶曾到河南聽取鄉音,言到,“這話好聽,是北音,可卻柔極了,字與字之間,有舒緩的拖腔,用字又那么斯文。”
古人對語音相當考究,雅言的特點有八音,尖團音,做詩詞有平仄,並最早使用切韻的方法記錄語音。
八音
八音是漢語的主要特徵,漢語的
聲調是全世界各種語言所比較特殊的。 雖然,韓國、日本的語言也都有漢語的辭彙,但是這些語言都沒有聲調。
八音取法於《
周易》八卦。八音分陰陽,而陰陽再分“
平上去入”四聲。就是“陽平”,“陽上”,“陽去”,“陽入”,“陰平”,“陰上”,“陰去”,“陰入”。
八音聽感大致如下:“
平聲平道莫低昂”即聲音響亮而
舒長;“
上聲高呼猛烈強”指上揚而
重濁;“
去聲分明哀遠道”是指聲音輕尖而尾長;“
入聲短促急收藏”指聲音極輕,並迅速收起。
尖團
尖音與團音在於發音是在舌尖,還是在舌面。舌根音g\k\h三音律化而成的所謂“團音”。
自從有漢字,就分“
尖團音”,“尖音字”和“團音字”在1932年以前的有史以來的中國字典上一直是涇渭分明、嚴格區分、絲毫不混,直音字典是這樣,切音字典也是這樣。自東漢用
反切注音以來,尖音屬於精系(
聲母為zi ci si),
團音屬於見系(聲母為ji qi xi),歷經一千八百年,歷朝歷代的法定字書都是這樣。
從尖音翻案詩序,可以明確分辨尖音和團音的區別:“酒本不讀九,箭也不讀劍,酒箭屬尖音①,九劍屬於團②。尖團音有別,聲母是關鍵;舌尖z c s ,齊攝拼為尖,舌面j q x,
音節皆為團。”
用兩個漢字合起來為一個漢字注音的方法,是中國傳統的注音方法。有時單稱反或切。
用作
反切的兩個字,前一個字叫反切上字,簡稱切上字或上字,後一個字叫反切下字,簡稱切下字或下字。被注音字叫被反
切字,簡稱被切字。反切的基本原則是上字與被切字的聲母相同,下字與被切字的
韻母(包括
介音)和聲調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讀音。例如,《廣韻》“冬,都宗切”,就是用都的
聲母、宗的韻母和
聲調為冬注音。
平仄
所謂平仄,是對漢字
聲調的分類,它把漢字的四和聲調分為
平聲和仄聲。
陰平和
陽平(即一、二聲)合為一類,叫作平聲;
上聲和
去聲分為一類(即三、四聲)合為一類,叫作仄聲。
歷史影響
周朝以後,各朝隨著
國都的遷移,雅言的
基礎方言也隨漸被擴散。歷代
漢族王朝,都不遺餘力的推廣雅言。雅言在唐宋時期建都中原地區的洛陽、開封后,發展到了最高峰,達到了一字一音,唐詩宋詞作品大量湧現,各周邊國家皆爭相學習。
雅言在唐宋時期,發展到了最高峰,達到了一字一音,唐詩宋詞作品大量湧現,各周邊國家皆爭相學習洛陽雅言。以洛陽話為標準音的國語歷時長達四千多年之久,朝鮮、韓國、越南、日本等中國周邊國家都受到深遠影響。
區域影響
雅言的科學性和古樸典雅,各國均主動學習雅言為榮。
韓國
朝鮮半島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是一個只有本民族語言卻無民族文字的國家。公元3世紀左右,漢字傳入朝鮮,後來又採用漢字的音和意來記錄朝鮮語,即“
吏讀文”。但由於封建社會等級觀念的影響。能夠學習和使用漢字的多是貴族階層,普通民眾很難接觸到。而且結合漢字創製的“吏讀文”有些也不適合朝鮮語的語音系統和語法結構,因而有時很難準確地標記朝鮮語言。因此當時人們非常希望能有一種既適合朝鮮語語音系統和語法結構、又容易學會的文字。從統治階級來看,為了便於老百姓貫徹自己的統治政策,也有必要發明一種易於人民掌握的
表音文字。就這樣在
朝鮮王朝第四代國王世宗的積極倡導下,由
鄭麟趾、
申叔舟、
崔恆、
成三問等一批優秀學者,在多年研究朝鮮語的
音韻和一些外國文字的基礎上,於1444年創製了由28個字母組成的朝鮮文字。這期間朝鮮學者曾幾十次前來中國明朝進行關於音律學的研究。1446年朝鮮正式公布了創製的朝鮮文字,稱為“
訓民正音”,意思是教百姓以正確字音。新文字發明後,世宗國王提倡在公文和個人書信中使用“訓民正音”,並責令用“訓民正音”創作《龍飛御天歌》。他還將“訓民正音”作為錄用官吏的
科舉考試的必考科目,並在錢幣上刻印了“訓民正音”。“訓民正音”的創製為朝鮮語書面語的發展以及
朝鮮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
朝鮮時代的帝王們深深地了解
語言環境的重要性,為了使朝鮮的漢學教員能夠學到純正、地道的漢語,曾多次向明朝申請派遣留學生。被明政府否定後,他們只好以其他方式“曲線留學”。一方面以使團成員的方式將漢學生徒混於其中,令其熟悉語言環境,掌握鮮活的語言;另一方面,又以民間的方式向遼東大量派遣留學人員。據《世宗實錄》卷六十二載:“以入學選揀子弟二十人,並令仍會司譯院,講習漢文漢語,每於使臣赴京,以從事官差送,從之。”(十五年十二月壬戌)又據《世宗實錄》載:“承文院吏文生徒,依講肄官例,遼東入送,傳習
漢音。”(卷八十七,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保證漢學教育的科學性,朝鮮
李朝特別設立了質正官制度,所謂“質正”就是請專家解難釋惑,審定修改。承擔質正官重任的多為朝鮮李朝資深的漢學專家,他們所質正的內容也極其豐富,既有韻書,也有吏文,還有教材等。“僉知承文院事李邊、吏曹正郎金何等,以質問直解國小如遼東?”
日本
日本很早就對中國文化進行學習,有古漢音,唐宋音,吳音等語音。
漢音:隨著吳音之後,日本又盛行了一種所謂漢音的讀法。這些讀法主要是奈良末期、平安朝初期的
遣唐使或留學生,模仿9到10世紀的洛陽地區的發音而形成的。這些遣唐使認為他們所帶回來的發音才是真正的發音,所以為了和以前的發音區別,就把這時代的讀音叫做“漢音”。《日本書記》(
舍人親王,toneri- shinnou,とねりしんのう,720年、最古的敕撰,奉朝廷之命而撰寫的正史、以修飾詞很多的漢文書寫的)就是以漢音書寫的。
日語漢字的發音大部分都是以“漢音”念的。
唐宋音:唐宋音大約在中國的宋、元、明朝時,即相當於日本的鎌倉時代到室町時代的僧侶,商人,與中國交易,他們所帶回來的食物、器物等的讀音就叫做“唐宋音”。本來那時的音,都是當時中國宋朝,元朝的發音,應該稱為“宋元音”,但因為那之前的唐朝文明昌盛,所以即使那時已經是宋朝,元朝,日本人仍然稱之為“唐宋音”。具體的例子,如吃的東西“餛飩”叫做“udon,うどん”,金子叫做“kinsu,きんす”,
緞子叫做“ donsu,どんす”,椅子叫做“yisu,いす”,蒲團叫做“futon,ふとん”,暖簾叫做“ noren,のれん”。
吳音:吳音是日本最早的漢字音讀法。主要是日本奈良時代以前的遣隋使,也就是日本朝廷派遣留學中國南朝、隋朝的日本留學生或留學僧(和尚),他們所帶回日本的佛教經典或古籍的讀音。所以日本古典著作的《古事記》(
太安萬侶oono-yasumaru,おおのやすまろ,包括神話、傳說、歌謠等、以天皇為中心的,日本統一緣由之記載。712年,現存日本最古的史書)、《萬葉集》(日本最古詩集、20卷、4500首、759年)等都是以“吳音”去念的。這些讀音流傳到現代的主要有佛教經典或中醫術語裡的讀音。
常常有同胞談及日語和吳語,粵語,
閩語的相似之處。有時候,某些人還發出上海話廣東話福建話真像日語的感慨。其實,應該說日語像吳語,像粵語,像閩語。
方言島
歷史上的外族統治和戰爭移民運動,是形成方言島的直接原因。由於外族統治的原因,漢語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在全國範圍內形成大大小小的
方言島現象。其中有粵語、閩南話等最為著名。這些方言都是中原漢族南遷且處於較封閉的地理位置而保存下來的古代漢族官語。
結語
在眾多的語言山嶽之中,漢語無疑是最巍峨博大的一座。漢語的魅力源於
象形文字的結構特點。漢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以筆畫的縱橫交錯形成一定的形態結構,並具有象徵功能,能夠反映事物的存在、變化和人的思想情感。這是
拼音文字所不具備的。象徵是一種介於像和不像之間的矛盾狀態,象徵不同於繪畫,不服從透視的原則,但象徵又表達了事物的某些特徵,人的感觀通過對特徵的識別而達到了對事物本身的認知。這樣的象徵功能曾經被刻在甲骨上,被鑄在青銅器上,被寫在竹簡和宣紙上,直到當代顯示在電腦螢幕上。千百年來,漢字的形態、讀音和含義一直都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然而
萬變不離其宗,那是祖先發出的聲音,不是死去的標本,而是活著的生命。5000年來始終活著,它構成了源遠流長的博大精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