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兒言語,指的是元代後期在蒙古語(及諸色目人語)影響下而形成的流行於大都等北方地區的漢語變體,它是元代蒙古語和北方漢語語言接觸的結果,有著明顯的蒙古語的干擾特徵。使用者是漢人和被漢化的女真、契丹等族人,是受到了蒙古語的影響甚至是接受了蒙古語的滲透下的產物。反映“漢兒言語”的口語材料主要有古本《老乞大》、《朴通事》等。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遵中原古制,建立了“大元”帝國,直至1368年朱元璋稱帝,大元帝國結束,共歷時近100年。語言是隨著操這種語言的人群里流動的,忽必烈入主中原後,一方面加強統治,推廣蒙古語,一面有意識地採用中原的經濟、文化、政治制度,以更好地管理漢民和整個國家。
在元代,蒙古語是“權勢語言",漢語是“優勢語言",優勢語言和權勢語言的互動甚至爭奪較量,加劇了蒙古語和漢語的語言接觸,是漢語北方官話形成的重要階段,也是北方阿爾泰語和漢語發生大規模語言接觸的鼎盛時期。而蒙古語屬於典型的黏著語,特點是形態發達,各種語法意義通過黏著在詞語後的形態成分表達。在元代特殊社會文化背景下,漢兒言語形成了。元代蒙古語和漢語的語言接觸在北方形成兩種語言產物,即“蒙式漢語”和“漢兒言語”,因兩種產物都含有蒙古語成分,人們常混淆二者,誤將它們看成同種語言變體而忽略其性質不同。它們的不同點體現在使用者的母語底層的影響上,表現在蒙古語成分的多寡上。“蒙式漢語"傾向於被認為是皮欽語,處於語言接觸的早期階段,不被作為母語習得,蒙古語成分多。“漢兒言語"是一種克里奧爾化的接觸語言,它作為母語被融合後的北方漢人習得,蒙古語成分較少。元代“蒙式漢語”是元代蒙古人所說的一種漢語民族變體,它的辭彙主要來自北方漢語,語法則主要來自蒙古語,這種變體是將蒙古語翻譯成漢語(主要是直譯)的過程中產生的,比如將旨書直譯成漢語,或者通過通事的翻譯用於和漢族人交際的場合等。因此,它的蒙古語底層成分是非常明顯的。這種“蒙式漢語”材料集中地反映在元代白話碑文、《元典章》、《通制條格》等元代直譯體漢語中。這些直譯體文字不是只停留在書面上,而是有著現實的口語基礎,反映了元代蒙古人所說的“洋涇浜漢語”。
有一定的不穩定性。SOV型判斷句 ,套用蒙古語句法,句末“有”對應的是蒙古語特殊動詞a-或bü,表示判斷和存在。“這帖木兒,成都廉訪司管人有”,(元典章 刑部九 路官侵使課鈔)“那達魯花赤是什麼人有”,(元典章 刑部四 依勢抹死縣尹)。SVO型漢語判斷句式,“窩藏的是何名字人”(元典章 刑部三 禁斷賊人作耗)。蒙漢混合式,S+Prep.+O+Prop.+V,賓語前後同時使用蒙古語“根底”和漢語“將”同時作為賓格標記,“卻將他胡家的親子胡總管根底殺了有”,(元典章 刑部三 胡參政殺弟)。
蒙古語分單複數形式,因此在複數結尾須加上“-mei”,如蒙語“čerig-üd”(意為軍人)便是“jun(軍)mei”。
句末“有”作為動詞的時體標記,表示現在、將來、過去的的時的意義及輔助表示完成、進行等體的意義。
須符合蒙語語序。如“我的語言”演變成“yanyu wode”,甚至有時乾脆放棄代詞。
隨著元朝儒化程度的加深,元代“蒙式漢語”為“漢兒言語”取代。蒙元後期,面對紛亂的社會環境,為了加強統治,維護民族的團結和穩定,蒙元統治者定“漢兒言語”為“天下通語”。
1368年明朝建立後,《洪武正韻》刊行,規範了漢語標準語,漢兒言語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