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餘杭（今杭州）。後代通過浙東運河延伸至會稽（今紹興）、寧波。
從先秦時期到南北朝，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開鑿了大量運河，其分布地區幾乎遍及大半箇中國。西到關中，南達廣東，北到華北大平原，都有人工運河。這些人工運河與天然河流連線起來可以由河道通達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例如從現在的北京不遠的通縣起，即可乘船順潞水由泉州渠到溝河口入海，經過一段短短的海程，再進入泒河，經過平虜渠，入漳水，經過利漕渠和白溝而入黃河，進入汴渠上游，沿蒗盪渠而下，由潁水入汝水，再由汝水的支流舞水入泚水，入淯水，入漢水，入楊口渠，入長江，入洞庭湖，入湘水，入灕水，入西江，沿西江可達番禺城；或由江陵溯長江達巴蜀，以通西南。這四通八達的水道為後世開隋唐大運河奠定了基礎。大業元年至六年（605年至610年），隋煬帝動用百萬百姓，疏浚之前眾多王朝開鑿留下的河道，修了隋唐大運河。
隋唐大運河跨越地球10多個緯度，縱貫在中國最富饒的華北平原和東南沿海地區，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8個省、直轄市，是中國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在中國的歷史上產生過巨大的作用，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的水利建築工程。
2014年6月22日，包括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浙東運河在內的三大部分十段河道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成為中國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
基本介紹
背景,文化交流,軍事需求,修建基礎,歷史,早期開鑿,魏晉時期,隋唐時期,逐漸廢棄,文化遺產,組成,通濟渠（汴渠）,邗溝（山陽瀆）,永濟渠,江南運河,作用與意義,遺蹟考古,
背景
文化交流
黃河是中華民族發展的搖籃，黃河流域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它的中下游中原地區是古代經濟、文化、科學最發達、最昌明的區域，也是人口最稠密，政治思想最為活躍的所在。黃河自西向東的流向，便於東西橫向聯繫，而不便於南北縱向的聯繫，縱向經濟文化交流受到很大影響，黃河以北不乏富饒之地，黃河以南的東南沿海更是物產豐富之地，但長期得不到開發，這種地理上的缺陷，造成了中國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我們的祖先明智地覺察到這個問題，從而產生開鑿南北縱向的人工河的願望。
軍事需求
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封建統治者為鞏固政權，戰事頻繁，征伐不斷，為保證軍事行動所需之大量糧草的運輸，在水運上占有主導地位的年代，溝通南北水運，開鑿運河無疑對軍事行動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可見，大運河的開鑿，主要是為了當政者便於鞏固和發展自己的政權，而軍事行動和經濟開拓則是最直接的目的。同時，也有著追隨帝都的屬性。
修建基礎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築人工運河、灌溉農田和進行運輸的歷史。據記載，春秋時期，吳王夫差為了進攻齊國，運兵運糧，徵調大批民夫，在長江與淮河之間開鑿一條運河，叫做“邗溝”。這就是後來大運河在江蘇境內的一段。兩漢至南北朝時期，相繼修建了眾多運河河道。隨著南北政治、經濟和文化日益發展，修鑿的局部運河，已經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尤其江南地區在全國經濟生活中越來越占重要地位，溝通南北水道已經成為社會經濟交流的迫切需要。從先秦時期到南北朝時期的眾多王朝開鑿了大量運河河道，其分布地區幾乎遍及大半箇中國。西到河南，南達廣東，北到華北大平原，都有人工運河。這些人工運河與天然河流連線起來可以由河道通達中國的大部分地區。這四通八達的水道為後世開隋唐大運河奠定了基礎。
隋唐大運河掠影
隋唐大運河掠影隋的開河，只是將若干自然河或舊溝連城一氣。隋朝大運河的開通是在地方性運河的基礎上形成的，沒有地方性運河的開鑿，要想開隋朝大運河是缺乏基礎的。分裂時期，地方政權為大都開鑿了一些地方性運河，這些運河，從客觀上講為隋開大運河做了準備。
北魏統一北方，孝文帝實行漢化改革以後，北方經濟有較大發展。《齊民要術》中所反映的生產技術是北方社會經濟恢復發展的具體表現。又《洛陽伽藍記·開善寺》說中原“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牛馬之衣”。孝文帝末年，已經是“府藏盈積”“公私豐贍”。北魏末年北方生產又有了很大的恢復和發展。北周勸課農桑，每當歲首，地方官要戒勵百姓，無論少長，要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如果是“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生之具”。這些辦法與北齊基本類似。北周也出現了經濟發展和國安民樂的現象。北朝時期的北方經濟不僅得到復甦，而且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從三國時期到南北朝時期，南方社會經濟得到了很快的發展。三國時期，江南經濟已經有了發展。左思的《吳都賦》說“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煮海為鹽，采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三國志》卷四十七《吳主權傳》注引《吳書》說吳國“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飢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陸機《辨亡論》也說吳國“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南朝時期，商業手工業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城市經濟日益繁盛。《南史》卷七十《郭祖深傳》說“今商旅轉繁，游食轉眾”。梁沈約也說：“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 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 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可見江南商業的繁榮和活躍。南朝建都建康，是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同時也是最大的商業城市。《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七《資產部七》紀山謙之《丹陽記》：“建康大市，孫權所立；建康東市，同時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場市，隆安中發樂營人，交易因成市也。”經過南朝時期的發展，建康的繁榮程度已經不亞於長安、洛陽。此外，荊州、京口、壽春、廣州等都是商業城市。總之，江南自三國到陳亡，近四百年間，經過南北勞動人民的辛勤開墾，農、林、工、商都有很大的發展，變為財貨富饒、經濟發達的地區。
歷史
早期開鑿
隋唐大運河示意圖夫差是春秋時期吳國的最後一位國王，他運河開挖起了開創作用。他是大運河“第一鍬”的開挖者。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互相攻伐兼併，戰爭連綿不斷，軍事運輸十分頻繁。夫差一心想北上伐齊，爭霸中原，當時，江、淮之間沒有水路可通，只有由江入海，這樣走，不但航程長，而且海上風狂浪急，易失戰機。為了安全和便利進軍，縮短軍需路線，夫差決定在蜀岡之上築邗城，在蜀岡腳下鑿邗溝，開通江淮之間的水道。對於築邗城、鑿邗溝的勞動場面，史書上用了四個字來形容，即“舉鍤如雲”，可見其聲勢浩大。
吳王夫差築邗城鑿邗溝，客觀上為當時中國東部地區南北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對後來揚州的建城，乃至經濟、文化、航運、交通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漢朝開鑿了漕渠，由長安引渭水入渠，沿南山山腳，一直通到黃河。班固的《西都賦》說槽渠“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漢朝王景治理汴渠，“十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東漢開鑿了陽渠，漕舟可由汴入河，由河溯陽渠入洛陽建春門以輸常滿倉。東漢順帝時期，陳敏修理邗溝，另開新道，由江都經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陽湖的風濤之險，給漕運帶來了很大的便利。漢朝還經常維護靈渠。
漢順帝永和五年（140年），會稽郡太守馬臻納山會平原三十六源之水，興建了鑑湖。鑑湖初創至晉代，山會地區主航線即為鑑湖，至晉後至唐，西線（山陰縣）的航線漸為西興運河所取代，而東線（會稽縣）鑑湖仍為主航線並延承至現代。
魏晉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開鑿了一些地方性運河，對後來隋朝隋唐大運河的開通起了積極作用。東漢末年，曹操先後開鑿了白溝、平虜渠、泉州渠、新河和漕渠等。白溝開鑿於東漢建安九年（204年），在淇水入黃河處下大枋木使成堰，遏淇水入春秋戰國時期的黃河古道以成渠，以淇水、盪水、洹水為上源，利用縱貫河北平原的清河故道至今青縣附近，注入滹沱河。平虜渠開鑿於建安十一年（206年），從今青縣東北引滹沱河水北入泒水。泉州渠也開鑿於建安十一年，南起泉州縣（今天津市武清西南），上承潞河，下入鮑丘水，還從溝河口向東鑿渠入濡水，稱為新河。利漕渠開鑿於建安十八年（213年），鑿渠引漳水，自今河北曲周南，東至今大名西北，注入白溝，藉以溝通鄴和四方的漕運，故名利漕渠。白溝、平虜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的開鑿，完成了貫通河北平原的運河網工程，便利了河北平原的水道運輸。
曹丕代漢建魏以後，遷都洛陽，曹魏對於運河的設施，主要是修通汴渠、開鑿賈侯渠、討虜渠和廣漕渠等項運河工程。曹操曾疏浚過汴渠上游到睢陽一段，稱為睢陽渠。正始二年（241年），曹魏又重新整理汴渠，這次是自上游到下游全程整修，使之可以通舟楫。杜預致書王濬，勸他在滅吳之後，率領水軍，自長江入淮水，又自淮水入汴渠，再由汴渠入黃河，溯黃河回到首都洛陽。
賈侯渠系魏賈逵所開。《三國志》卷十五記載：“（賈逵）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故道在今河南淮陽西北，後與其他水道“交錯畛陌”。黃初六年（225年），開通討虜渠，據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說，其故道在郾城縣東。廣槽渠系齊王正始二年（241年）所開鑿，通過陳、蔡之間，故道在蒗盪渠的下游，《三國志·卷二十八》記載：“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鄧）艾所建也。”
隋唐大運河
隋唐大運河孫權在南方開鑿運河，西連淮水，東接雲陽，號破岡瀆，這條運河是溝通今南京以東的水運網。
桓公瀆又稱桓公溝，為東晉桓溫時開鑿的。太和四年（369年），桓溫率兵北伐前燕，“軍次湖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巨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巨野澤即梁山泊，位於今巨野與梁山縣之間，這條運河被稱為桓公瀆，從巨野澤北出濟水，在今濟南長清縣西與河水相通，故桓溫能由濟水入黃河。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417年），劉裕又繼續疏浚桓公瀆。
楊口運河是杜預做荊州刺史時開鑿的。這條運河由楊水入漢水之處起，直達江陵，通入長江，更由江陵通到洞庭湖中。《晉書·卷三十四·杜預傳》記載：“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今洞庭湖），沅湘之會，表里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杜）預乃開楊口，起夏水（今漢水）達巴陵（今湖南嶽陽）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這條運河開鑿以後，使江陵在交通上的形勢更加重要。從江陵溯江而上，可到巴蜀；沿江而下，可達建業；還可以由洞庭湖溯湘水沿灕水到番禺。
隋唐時期
從先秦時期到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開鑿了大量運河，其分布地區幾乎遍及大半箇中國。西到關中，南達廣東，北到華北大平原，都有人工運河。這些人工運河與天然河流連線起來可以由河道通達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例如從現在的北京不遠的通縣起，即可乘船順潞水由泉州渠到溝河口入海，經過一段短短的海程，再進入泒河，由泒河經過平虜渠，而入漳水，又由漳水經過利漕渠和白溝而入黃河，又由黃河進入汴渠上游，沿蒗盪渠而下，由潁水入汝水，再由汝水的支流舞水入泚水，又泚水入淯水，由堉水入漢水，由漢水入楊口渠，由楊口渠道而入長江，由長江入洞庭湖，由洞庭湖入湘水，由湘水入灕水，由灕水入西江，沿西江可達番禺城；或由江陵溯長江達巴蜀，以通西南。這四通八達的水道為後世開隋唐大運河奠定了基礎。
隋的開河，只是將若干自然河或舊溝連城一氣。
隋唐大運河的開通是在地方性運河的基礎上形成的，沒有地方性運河的開鑿，要想開隋唐大運河是缺乏基礎的。分裂時期，地方政權為大都開鑿了一些地方性運河，這些運河，從客觀上講隋唐大運河做了準備。
隋文帝所開的廣通渠（又稱富民渠、永濟渠）實際上是對漢代槽渠的疏浚。開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利用漢朝開鑿留下的槽渠，命令宇文愷率水工開廣通渠（又稱富民渠、永濟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東，到潼關銜接黃河。開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令所開的山陽瀆，則是吳國邗溝故道。
隋煬帝修隋朝大運河分為四條：通濟渠、邗溝、永濟渠、江南運河。通濟渠是從板渚引黃河水，注入淮水。大業元年（605年）三月，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通濟渠分為三段：西段自東都洛陽西苑，引谷水、洛水，東循陽渠故道由洛水注入黃河；中段自洛口到板渚，是利用黃河的自然河流；東段起自板渚，引黃河水走汴渠故道，注入淮水。 通濟渠東段所經過的路線是引黃河水循汴水故道，入於泗水，注入淮河。朱偰在他所輯的《中國運河史料選輯》（17頁）寫道：“蘇軾《書傳》說道：‘自淮、泗入河，必道於汴……又足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蘇軾歷引《漢書》楚、漢（約）中分天下的鴻溝，漢末年曹操和袁紹相持的官渡，以及王濬伐吳杜預信中所提的‘‘逕取秣陵……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來證明秦、漢、魏、晉以來，早已由此水道，並非隋煬帝新開鑿的。’”
根據顧祖禹的考證，通濟渠源於《禹貢》的雍水，春秋時稱為鄴水，秦漢時又叫鴻溝，其後叫“蒗宕渠”（按即浪蕩渠），亦曰汴渠。《元和郡縣圖志》卷八《河南道四 陽武縣》記載：“汴渠，一名蒗宕渠，今名通濟渠”。隋煬帝所開的通濟渠就是利用汴渠（蒗宕渠）的河道來開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濟渠的主要渠身。
自西苑引谷、洛二水繞道今洛陽城南及城東，經偃師縣和鞏縣之洛口而入於黃河，此段河道是舊有的陽渠道。通濟渠的上段是疏浚東漢所開鑿的陽渠故道而通到黃河的，然後再沿黃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黃河水入汴渠而達於淮。
邗溝上接通濟渠，下接江南運河。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所開的邗溝，所利用的不是吳國邗溝，而是利用的東漢陳登所開鑿的邗溝直道。
大業四年（608年），隋煬帝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永濟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運河河道與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涉至汲縣一段，用沁水、清水（即衛河）疏浚而成；自汲縣至館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黃河古道白溝而成；在館陶與滄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漢代屯氏河和西漢大河故瀆而成；滄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獨流口則與漳水別而另闢新道，與漯水相接，經漯水到達涿郡。
大業六年（610年）隋煬帝下令開開江南運河。但江南運河的開鑿也不是始於隋朝的。江南的運河的開鑿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吳國開通了從今江蘇到長江的運河，從蘇州的北門起，向西北穿過漕湖，經太伯瀆與江南運河而上，再經陽湖北行，入古芙蓉湖，然後由利港入於長江，以達於揚州；秦朝開鑿丹徒曲阿，開鑿了從今鎮江至丹陽的運河。也就是《南齊書》卷十四《州郡志》所說的“丹徒水道入通吳、會”。丹徒水道正是江南運河所經路線。 江南運河在秦始皇時已經初具規模。西漢武帝時，在吳江南北沼澤地帶開河，南接杭嘉運河，基本上接通了蘇州至嘉興的運道；六朝建都南京，又修整、開鑿了運河和堰埭。東晉初年，因鎮江附近運河水淺，還修築了丁卯埭平水堰，以平衡水位。為避長江風濤之險，孫吳開鑿了破崗瀆。至蕭梁，破崗瀆廢，另“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瀆西流入江寧（今南京）秦淮。”陳時，又修破崗瀆。 隋代的江南運河，只是在六朝以來所開鑿的江南運河的基礎上加以疏浚而成的，並不是隋煬帝時才開始開鑿的。
隋朝末年，永濟渠引沁水會清水一段的渠道已經淤塞。
唐朝對隋唐大運河進行了艱苦不懈的疏浚、修整和開鑿。主要工程是：四疏汴渠，五浚山陽瀆（邗溝），三治江南運河，二鑿丹灞水道，三治褒斜道，疏浚嘉陵江故水道，治理靈渠，黃河汾水道（這裡所舉的疏浚整治次數只是個約數,實際上運河時通時塞,疏浚整治工作是經常進行的）。唐王朝對漕運水道的開鑿、疏浚和征斂是盡了極大的努力，通過長期的修鑿和治理，是漕運的幹流和支流都得以通行流暢，出現了興旺發達的漕運事業。
隋唐大運河
隋唐大運河汴渠又稱汴水、通濟渠，是連線黃河和淮河之間的中原渠道，由於該渠首連線黃河，河水所含泥沙量較大，最容易淤塞。 唐朝初年，每年初春就要“塞長茭，決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否則，堰口阻塞，黃河水不能引進入渠道，漕運就會中斷。開元二年（714年），唐朝疏浚汴渠的梁公堰，“公私深以為利”。開元十五年，堰口再次塞阻，“行舟不通”，唐玄宗命令疏決開就河口，“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衛三萬人，疏決開舊河口，旬日而畢。”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唐朝新開廣濟渠。
安史之亂後，汴渠的疏浚中斷了八年，致使“澤滅水，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濘，千里洄上，罔水舟行”，航行極其艱難，載重糧船更無法通行。唐朝劉晏仔細勘察河道，到處訪問民眾，調查研究，然後疏浚汴渠，恢復了汴渠的運輸能力。
山陽瀆亦稱邗溝，自山陽起至揚子入於長江。由於陸地下沉和各種自然因素的影響，長江三角洲向外推移，使長江江面逐漸變窄和揚子以南長江之間的河渠最容易被泥沙隔斷。導致唐初揚子以南已不能行船，槽船不得不繞道瓜步（今江蘇儀征縣東），溯舊官河始能進入揚子斗門。不但迂迴，而且“多為風濤所損”。自唐玄宗開始，唐初五次修浚山陽瀆（邗溝）。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從今揚子橋到瓜洲鎮之間開鑿新河，《新唐書 志第三十一》《唐會要.卷八十七.漕運》記載刺史齊浣開鑿伊婁河二十五里，“渡揚子”，“無風水災，又減租腳錢”，“歲利百億”“歲收利百億。又立伊婁埭”。從此開始這段新河一直是長江北岸的重要運口，既保證了行船的安全，又節省了時間和運費。唐朝大詩人李白在《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賁》 中說唐朝齊浣“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
唐德宗時唐朝再次修浚山陽瀆，當時，揚州官渡填淤，漕輓湮塞，784年，唐朝揚州長史杜亞“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堤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啟道衢，徹壅通堙，人皆悅賴”，溝通了江北漕路。又於788年“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陂趨城隅以通漕，溉夾陂田”，並於渠口修“愛敬陂水門”以節水勢，改變了高郵湖附近“漕渠庳下，不能居水”的現象。
唐憲宗元和年間，李吉甫在高郵湖築平津堰，調節運河水位，還灌溉田數千傾，又免去百姓欠的租稅數百萬，還修築富人、固本二塘，不僅保證了山陽瀆水利的充足，還增灌溉萬頃之田。唐敬宗寶曆二年（826年），王播發現揚州的運河水淺，舟船滯阻難行，王播便奏請開鑿了一段19里長的運河，使舟船容易航行，這樣漕運便不再滯阻。
太極元年（712年），唐睿宗為了改善漕運，命魏景清引淮水至黃土岡，以直通揚州，稱為直河。
唐代宗永泰（765年-766年）年間和大曆（766年-779年）年間浚治練湖。因為運河自常州到丹陽之間，其中陵口以西至七里橋一段是江南運河水位最淺、航道又狹的地段，涸水季節只有四尺，只能通行小船。這段運河的水源古代靠練湖湖水，所以唐代宗時加以浚治，導湖入漕河。
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簡開鑿孟瀆，引長江水南注通槽，又開泰伯瀆，東連蠡湖，以濟漕運。隋文帝所開的廣通渠（又稱富民渠、永濟渠）、唐玄宗所開槽渠、唐文宗所開的興成渠，實際上都是對漢代槽渠的疏浚和重開，除渠首有變化外，渠線和尾閭基本上沒有多大變化。隋文帝利用漢朝開鑿留下的槽渠所看的廣通渠，其轉運之利並不長久，其在唐初已不便使用，故永豐倉的糧須用牛車運往長安。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唐朝陝州刺史兼水陸運使韋堅在渭水之南開鑿了一條與渭水平行的槽渠，這條槽渠西起禁苑（在長安宮城北）之西，引渭水東流，東至永豐倉附近與渭水匯合，又在長安望春樓下鑿廣運潭，以通漕舟。這樣，永豐倉和三門倉的物資都可以用船一直運往長安。關中運道大為改進，漕運物資，特別是糧食激劇增加。後來，這條渠道因受灞、滻二水盛夏暴漲的衝擊，唐代宗以後漸不通船。唐文宗太和（827年-835年）初年，唐朝鹹陽令韓遼又自鹹陽到潼關間，鑿興成渠300里，渠成後，關中運糧“無車挽之勞”。
唐朝對於永濟渠一線，也致力很多。貞觀十七年（643年），為增加永濟渠水源，唐朝在引淇水入渠處築石堰。由於滄州（清池縣）一帶地勢低洼，為防止永濟渠決口，先後於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開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在滄州西55里築“有永濟渠二”、縣南30里築“有永濟北堤”。另外，永徽（公元650年-655年）時，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帶）刺史李靈龜在魏州開永濟渠入於新市，開鑿出一條支渠，百姓利之。開元（公元713年-741年）時，魏州刺史盧暉也鑿出另一條永濟渠，名“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貴鄉）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此外，在經城（今河北威縣）的張甲河，南宮（今河北南宮）的通利渠，堂陽（今河北新河）的堂陽渠，昭慶（今河北隆平）的灃水渠，清池（今河北滄縣）的清池渠、無棣河和陽通河，無棣（今山東無棣縣）的無棣溝，平昌（今山東德平縣）的新河，河間（今河北河間）的長豐渠，漁陽（今河北薊州區）的平盧渠等，這些渠道直接間接都與永濟渠連貫，豐富了永濟渠的水源，有利於漕運事業。
唐朝不僅對南北大運河進行開鑿、疏浚和整理，還對灞水道、褒斜道、嘉陵江故道水道、靈渠和河汾水道也都進行過疏鑿和修浚的整治工程。
唐中宗採納崔湜的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鑱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挽道”，“開大昌關，役徒數萬”，鑿石劈山，開鑿出了一條連線丹灞二水的挽道，江淮物資可通過此系統水道運往長安。後來這條挽道“為夏潦奔豗，數摧壓不通”。第二次開鑿在唐德宗貞元七年（791年），商州刺史李西華在崔湜開鑿的基礎上，增廣商山道，“又別開偏道。以避水潦。從商州西至藍田。東抵內鄉。七百餘里……修橋道……人不留滯。行者為便”。
褒斜道通達富饒資源的蜀漢地區，又可通過江漢與江淮地區相連線。唐朝曾經三治褒斜道。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開斜谷道水路，運米以至京師。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命万俟著開金商運道，通過褒斜道漕轉粟帛。唐宣宗大中年（847年-859年）中，興元節度使封敖、鄭涯等又加以修治，行人說通行方便。
嘉陵江故水道自古以來就是連線關中和巴蜀地區的通道。元和年間，唐朝山南節度使疏浚嘉陵江三百里，焚燒巨石，弄碎巨石，開通漕運來為成州的士兵運送給養。
唐朝多次治理靈渠。唐朝寶曆初年，李渤疏浚靈渠，“立斗門十八以通漕”，並且從此開始多次整修、疏浚靈渠（“自是累加修浚”），“鄣泄有宜，舟楫利焉”。唐朝李渤在靈渠所立的斗門是船閘的先導，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鹹通九年（868年），唐朝魚孟威再次修靈渠，“以石為鏵堤，亘四十里，植大木為斗門，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逐漸廢棄
隋唐大運河很容易湮塞，甚至湮塞的與岸平齊。唐、後周、北宋要經常開鑿、疏浚、整修，才能令隋唐大運河能繼續使用。到南宋，因缺乏及時的開鑿、疏浚，導致大運河因部分河道淤塞而衰落。
南宋時，通濟渠河道湮塞，至今已經無運河遺蹟可尋。原因有二：一、南宋時，北方淪陷，南宋統治者為了防金兵南下，破壞了運河上的各種設施，務使金船不能南下。紹熙五年（1194年），黃河在陽武決口，洪水南下，奪泗入淮，奪淮入海，金統治者聽任黃河泛濫，以貽禍南宋。於是淮水流域一帶，遂常鬧水災。淮河改由運河南流入長江。通濟渠逐漸淤塞為陸。 二 、元朝定都北京，開始開鑿京杭大運河，又開闢了海運，導致通濟渠逐漸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宿州志》說：通濟渠，（宋）“南渡後漸湮，元泰定初，黃河行故汴渠，仍於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汴水湮塞，埇橋亦廢”。 即國都改建北京與京杭大運河的開鑿，使通濟渠逐漸失修而湮廢。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初期漕運路線，是由江淮溯黃河向西北至封丘（開封北）縣中礫鎮，轉陸運180里至新鄉入衛河，水運經天津至今通縣，再陸運至大都。這條運輸路線不僅繞道過遠,且要水陸轉運。至元十九年（1282年）動工開挖濟州河，自今淮安引洸、汶、泗水為源，向北開河150里接濟水（相當於後來的大清河位置，1855年黃河奪大清河入海）。濟州河開通後，漕船可由江淮溯黃河、泗水和濟州河直達安山下濟水。汴渠的河身淤塞，河床高過地面。
從元朝開始，國都變遷到北京，國家政治中心轉移，元朝忽必烈下令開鑿了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開鑿了元朝京杭大運河，直通南北，運河從此由江蘇淮安經宿遷、徐州直上山東抵達北京。至此，誕生了現今意義上的京杭大運河。從濟水向北至天津的路線有二，一是由濟水入海，經渤海灣至天津；一是由東阿旱站（東平北）向北陸運200里至臨清入今衛河。沿前一路線,漕船常遭海濤風浪之險,沿後一路線每遇夏秋霖潦,糧車跋涉艱難。於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自濟州河向北經壽張，聊城至臨清開會通河，長250里，接通衛河。因為會通河位於海河和淮河之間的分水脊上，所以在會通河上修建了插板門船閘26座，並在淮安設水櫃，南北分流，以調節航運用水，控制運河水位。會通河建成後，漕船可由濟州河、會通河、衛河，再溯白河至通縣。至元二十八年至至元三十年（1291年至1293年），元朝從今通縣到大都開通惠河，建閘20座。從此，漕船可由通縣入通惠河，直達今北京城內的積水潭。至此，今天的大運河的路線走向才告初步形成。大運河建成後，元朝專設都漕司正、副二使，總管運河和漕運事宜。
世界文化遺產：中國大運河
世界文化遺產：中國大運河文化遺產
2014年6月22日，在卡達多哈進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布，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大運河是世界建造時間最早、使用最久、空間跨度最大的人工運河，是中華民族留給世界的寶貴遺產。
組成
通濟渠（汴渠）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開鑿了鴻溝，又名蒗宕渠（即浪蕩渠），亦曰汴渠。漢魏時期又開鑿了陽渠、疏浚整修了汴渠。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徵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隋朝通濟渠是將汴渠、陽渠疏浚而成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濟渠的主要渠身。通濟渠自洛陽西苑引谷、洛二水繞道今洛陽城南及城東，經偃師縣和鞏縣之洛口而入於黃河，此段河道是舊有的陽渠道。通濟渠的上段是疏浚東漢所開鑿的陽渠故道而通到黃河的，然後再沿黃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黃河水入汴渠而達於淮。
隋唐大運河河南段
隋唐大運河河南段邗溝（山陽瀆）
春秋時期，吳王夫差下令開鑿了連通長江和淮河之間的運河。因途經邗城，故得名“邗溝”。吳邗溝自今揚州市東南邊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溝，引長江水北流，運河向北穿行於武廣湖（今武安湖）和陸陽湖（今洋湖）之間，東北入博芝湖，繼而入射陽湖，最後由射陽湖入今淮安東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
邗溝溝通了長江、淮河兩大河流，成為隋唐大運河最早修建的一段。東漢順帝時期，陳敏修理邗溝，另開新道，由江都經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陽湖的風濤之險，給漕運帶來了很大的便利。隋煬帝於大業元年（605年）徵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隋煬帝所開邗溝（山陽瀆），正是利用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邗溝疏浚而成的。
永濟渠
大業四年（608），隋煬帝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永濟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運河河道與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涉至汲縣一段，用沁水、清水（即衛河）疏浚而成；自汲縣至館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黃河古道白溝而成；在館陶與滄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漢代屯氏河和西漢大河故瀆而成；滄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獨流口則與漳水別而另闢新道，與漯水相接，經漯水到達涿郡。
江南運河
江南運河的開鑿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吳國開通了從今江蘇到長江的運河，從蘇州的北門起，向西北穿過漕湖，經太伯瀆與江南運河而上，再經陽湖北行，入古芙蓉湖，然後由利港入於長江，以達於揚州；秦朝開鑿丹徒曲阿，開鑿了從今鎮江至丹陽的運河。也就是《南齊書》卷十四《州郡志》所說的“丹徒水道入通吳、會”。丹徒水道正是江南運河所經路線。江南運河在秦始皇時已經初具規模。西漢武帝時，在吳江南北沼澤地帶開河，南接杭嘉運河，基本上接通了蘇州至嘉興的運道；六朝建都南京，又修整、開鑿了運河和堰埭。東晉初年，因鎮江附近運河水淺，還修築了丁卯埭平水堰，以平衡水位。為避長江風濤之險，孫吳開鑿了破崗瀆。至蕭梁，破崗瀆廢，另“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瀆西流入江寧（今南京）秦淮。”陳時，又修破崗瀆。隋代的江南運河，只是在六朝以來所開鑿的江南運河的基礎上加以疏浚而成的。大業六年（610年），隋煬帝下令開江南江南運河（即江南河），從京口（今江蘇鎮江）至餘杭（今浙江杭州），全長八百餘里，廣十餘丈。隋煬帝所開的江南運河是將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運河河道加以疏浚而成的。
隋唐大運河遺址文物
隋唐大運河遺址文物作用與意義
第一、加強了中國南北的溝通。在古代，水運通常是比陸路靠馬、牛車運輸方式便宜的。坐船過河甚至跨海，既快捷又能輜重，往往比走旱路要便宜。大運河把南北用水道連起來，組成水網，把幾大自然水系（長江、淮河、黃河、海河、錢塘江）變成一個大水系。
隋唐大運河博物館
隋唐大運河博物館第二、促進沿河城市的繁榮。唐、北宋的頻繁開鑿、疏浚、整修使大運河在較長的時期保持暢通，經過唐宋的長期發展，大運河沿線的城鎮藉助大運河的便利條件，發展的更加興旺。大運河促進了沿線城市揚州、杭州、西安、洛陽、開封的發展。
遺蹟考古
漢魏洛陽故城南宮：位於洛河北岸的今偃師龍虎灘附近，早在東漢以前就存在。初為成周城；秦封治於呂不韋，呂精心經營，雄偉壯觀；西漢劉邦經過洛陽時沿用；東漢時正式作為皇宮。是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五朝都會的核心。
隋唐大運河碼頭遺址
隋唐大運河碼頭遺址現存故道：隋唐大運河自南宋偏安一隅定都江浙後，宋、金劃淮而治，運河久廢不用，逐漸埋入地下。現殘存有水運河故道在泗縣境內，西從唐河，東至水口魏，全長約28公里，汴河上口寬30～50米，深6～8米，坡度1 2，水深1.5～2米（枯水季節），新淤泥深度約1～2米。雖不通舟楫，也有灌溉之利。城西至唐河段因興修水利疏浚清理時統一標準：河口寬30米，深6米，坡比1 2，故造成河道口寬比原來少10米（中國通史記載：廣40步）。
洛陽天津橋：天津橋是隋唐大運河洛河洛陽段的重要附屬遺存，位於隋唐洛陽城皇城以南、應天門至定鼎門的連線上，是隋唐洛陽城中軸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城市格局的重要地標。天津橋前後延續600餘年，遺址位於今洛陽橋西約400米的河床內。
天津曉月：天津曉月亦為洛陽八景之一。天津橋初建於隋大業三年，原是一座浮橋，隋末被毀。唐玄宗時建造為石橋，又稱洛陽橋。北與皇城南門端門相應，南與定鼎門大街相接，橋上原有四角亭、欄桿、表柱，清雅幽靜的意境使“天津曉月”成為著名景觀。可惜自宋以後，戰火連綿，建築物大多被毀，天津橋亦未倖免。民國年間在附近建一碑亭，佇立於洛河中央，其西今又建兩座大橋。
堰洛通漕：2014年藉由古沉船發掘而擴展開的洛陽漕運水系考古勘探，發現橫亘漢魏洛陽城與偃師商城一線、位於夏代二里頭遺址正北的洛陽溝，興修時間竟然遠推至夏商時期——它是已知洛陽乃至國內最早為都城服務的大型水利工程，在世界上也很可能是最早的。此後至隋唐之間，興修水利工程和漕渠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特別是在漢代，洛陽的漕運“小氣候”已經相當發達，能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這次全面調查，除了洛陽溝的勘探，還摸清了谷水、洛水等河流與漕渠的走向，確定了漢魏時期千金堨、堰洛通漕等古代著名水利工程遺址的位置，也是很大的突破。2014年，考古人員在洛河以北首陽山一帶，勘探了一段約3公里長的洛陽溝，其在地下三四米深處，溝深十多米、寬七八十米，人工修築的痕跡明顯，南岸還有人工抬高的痕跡。南岸上有早於商代的三層人工堆積的花土，總厚1.55米。它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水往南溢，是應對邙山山洪的排洪溝。2014年，考古人員循著文獻中的線索，在如今洛河南堤南側的佃莊和河頭一線東側找到了堰洛通漕遺址，堤堰東西長530米左右，南北寬420米，堰西為引洛渠，堤北為排洪渠，洛河水大時可以往東泄洪。這一工程建成後，洛河故道因為缺水後來斷流，洛河與陽渠也合而為一。
清汴工程：北宋時期，洛陽為西京。宋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為解決汴河引黃河水所引起的淤積問題，進行了清汴工程。開渠50里，直接引伊洛河入汴河，不再與黃河相連。但這僅是一個歷史階段，伊洛河直接入黃河仍是歷史主流。
含嘉倉：位於洛河中下游的隋唐洛陽城，是唐朝時期國家大型皇家糧倉，是用作盛納京都以東州縣所交租米的皇家糧倉。含嘉倉雖然修建於隋朝，但是卻是從唐朝開始大規模存糧、開始成為國家的大型糧倉的。東西寬612米，南北長710米，總面積43萬平方米。1971年，國家有關部門開始對含嘉倉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現已在倉城內探出密集且有秩序的排列著287座地下糧窖。史載，唐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含嘉倉儲糧總量達到580萬石，是全國著名的大型官倉。含嘉倉城設有管理機構，且有駐軍守護倉城。1972年再次發掘時，發現在一座倉儲內，保存著大約50萬斤已炭化的小米，顆粒清晰可辯。
根據遺址中出土的銘磚顯示：糧入窖時，要將儲糧的時間、數量、品種、來源、倉窖位置及授領糧食的官員姓名，都要刻於銘磚上，放置於窖中。而銘磚所記大都是唐高宗、武則天和唐玄宗時期，有調露、天授、長壽和開元等帝號。儲存的糧食品種，有糙米、粟、小豆等。其來源，有越州、蘇州、徐州、楚州、潤州（鎮江），滁州、隋州（邢台）、冀州（河北冀縣）、德州、濮州（山東濮縣）、魏州（河北大名）等地。如此的地域範圍，如此的超大規模，可稱為中國古代最大的糧倉之一。而倉糧皆通過大運河運來，難怪大運河別稱“運糧河”。
隋唐大運河
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滎陽故城段：河南鄭州的一段隋唐大運河故道，即今索須河的一段，長18公里，橫貫鄭州北郊。因為位於滎陽故城（今鄭州市惠濟區古滎鎮）之東，被命名為“滎陽故城段”。在滎陽故城東4公里，大河路與豐碩街交叉口南堤灣村，是這段故道的東端起點。索須河自滎陽故城流過來，但自此以西，不是隋唐大運河故道，要尋訪大運河的來頭兒，就從這裡向北，經惠濟橋村，至邙山黃河名勝風景區黃河。這段運河早已淤塞，但因有一座著名的石橋——惠濟橋。
惠濟橋：現在這座惠濟橋建於元末明初。惠濟橋已完全從淤土中清理出來，是一座青石結構、三孔拱券石橋，東西走向，橋面平鋪著平整光滑的青石板，橋面的兩側有基槽和方形卯坑，昔日應當時安裝有望柱和欄板。橋面上，兩道深深的車轍溝槽十分醒目，那是數百年車輪碾壓出的印跡。
大運河（泗縣段）28公里故道是大運河僅存的故道，尤其是“十里長街”原始風貌保存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