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西四牌樓
- 外文名：Xisi arch
- 地理位置：北京市西城區
- 俗稱：西四牌樓
- 拆除時間：1954年
- 對稱牌樓：東四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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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牌樓又名牌坊，多建於陵墓、廟宇、祠堂、路口和園林中。我國古代園林規劃、建設上講究格局和氣勢。牌樓是城市的裝飾物。據史書記載，明永樂年代建設北京城時，就在東四、西四、東單、西單、東、西長安街等處建有牌樓。這種布局使北京城更加雄偉壯觀。城市牌樓對老百姓來說，是行路辨別方向的標誌。西四牌樓處是東、西、南、北相同的十字路，每個路口各建一座四柱三樓式描金、油漆彩畫、木結構的牌樓，檐下有如意斗拱。據《京師坊巷志稿》記載，南、北路口的牌樓上都書“大市街”，東路口牌樓上書“行仁”，西路口牌樓上書“履義”。《京師坊巷志稿》此記載有誤，根據《日下舊聞考》中有關記載是：“崇文門北去里許為單牌樓，曰就日。又北為四牌樓，東曰履仁，西曰行義，南北曰大市街。”“宣武門北有單排樓曰瞻雲，又北二里有四牌樓，東曰行義，西曰履仁，南北曰大市街。”故西四牌樓南、北路口的牌樓上都書“大市街”，東路口牌樓上書“行義”，西路口牌樓上書“履仁”。
各方位介紹
西四牌樓北
地名叫西大市街，俗稱西四牌樓，是南北走向的街道及十字路口處。西四牌樓以北與新街口相接。但是，在民國以前，距北面牌樓不遠，就是現在西四五條東口外，有個奇特的地名叫“當街廟”。據清末民初人崇彝所著《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一書記載：“西四牌樓北，當年在甬中間有一廟宇，座南面向北，名當街廟。其址在石老娘胡同（1965年改西四北五條）東口，廟供額森牌位。據聞明英宗北狩，後為額森放還朝，感其義，為之立廟，故北面”。這段文字很簡短，對明史《土木堡之變》的扼要概括，可能有些人不清楚其根由，下面需要做個交待。
故事發生在明代正統十四年（1449年），北京以北長城外少數民族瓦刺部也先（額森）率軍卒向北京進犯，明朝軟弱無能的守軍，節節敗退，告急的文書報至京城。英宗在受寵太監王振的慫恿下，親自率大軍草率出征。明軍在宣化府附近的土木堡被圍。也先用假和談的詭計，瓦解明軍鬥志，乘機衝殺。無準備的明軍大亂，全軍覆滅，英宗被俘。歷史上就將它稱為“土木堡之變”。也先捉到英宗，利用北京城內空虛，朝中無主之機，打算用這個被俘的英宗皇帝做政治資本，要挾明朝，取得北京。但是，以大臣于謙為主的抵抗派，堅持保衛北京，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為監國，總管國事。不久，朱祁鈺在於謙等人的勸導請求下，受國太諭旨，即皇帝位，年號為景泰。從而告知也先“明朝喪君有君”，決心保衛北京，誓死拱衛明朝政權。在北京城下，于謙領導全城軍民打敗了也先，北京城得到保護。也先戰敗退走後，他看到這個英宗成了無用之物，留著不如將他放了好，放回去可以使英宗和弟弟景帝（朱祁鈺）爭奪皇位，造成明朝廷內部混亂，政局不穩。所以，才將他放回。明景泰八年（1457年），明英宗發動政變，廢了景帝，他又重新登上皇帝寶座，這就是明朝歷史上的“奪門之變”。
英宗奪了政權重新做了皇帝後，無恥地將瓦刺部的也先當為恩人來感謝，命人在西四牌樓北側道路當中建了此廟。“當年車馬皆由廟之兩旁繞行”。民國初年，“修馬路時始拆卻”。但是，在民國六年（1917年）出版的《北京市地圖》上，該地還記為“當街廟”地名。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最新北平全市詳圖》上“當街廟”地名改稱“西四牌樓”了。新中國成立後，1965年，全市整頓胡同地名時稱“西四北大街”。
西四牌樓南
西大市街明代簡稱為“西市”。關於西市是明朝時的殺人刑場，有人撰文寫的較詳，本文不再贅述。但是明朝為什麼將刑場設於此處不設在別處？因為我國古代封建王朝處決犯人都在繁華的鬧市，以達到殺一儆百的目的。所以有“刑囚於市”和“棄市”之說。由此，說明西四牌樓在明代是個相當繁華，店鋪眾多，車馬行人如梭之處。
西四牌樓南側不遠處是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的師傅行秀死後葬身之地。行秀（1166—1246年）俗家姓蔡，河南洛陽人。十五歲時在邢州（今河北邢台）淨土寺出家。行秀是金、元時期的著名禪宗僧人。因他長期在萬松軒居住，所以世稱之為“萬松老人”。行秀的墓地建有墓塔，稱萬松老人塔，該塔是灰磚七級密檐式，玲瓏奇特，別具風格。塔北側的胡同就用此座塔而得名“磚塔胡同”。在明代成書的《帝京景物略》上也對萬松老人塔有所記載：“甘石橋北磚塔七級，高丈五尺，草縈其頂，人倚塔造屋，為酒食店”。從以上的記述我們知道，明代對該塔不夠重視，維修不夠，並且商人還建起店鋪，做上了買賣。在西四牌樓南，從明代至清光緒年間稱西大市街，清宣統時稱“丁字街”。因東為西安門大街，往西沒有街巷，形成“丁”字，故名。1965年，從西四十字路口往南，將丁字街、缸瓦市併入，改稱西四南大街。
西四牌樓東
西四牌樓東面的這條街很短，往東約三百多米就是皇城根。這條短街在明末清初，馬販子從長城的北口和西口趕來的馬匹在這條街上販賣，而形成馬市。因為東四牌樓也有馬市，故人稱這裡為西馬市大街。到了清道光年間，在這條西馬市大街的街南街北，一些山東籍商人開辦了約有二十幾家豬肉鋪。這些豬肉鋪都以整片生豬銷售。與他們交買賣的主要對象是各小豬肉槓和舉辦婚喪嫁娶、宴請客人造廚辦酒席及飯莊飯館等戶。北京在清末民初時，有兩個生意興隆的豬市，一個是東四牌樓豬市，另一個就是西四牌樓豬市。
提起東安市場人人皆知，但是在民國初年，西安市場也曾名噪一時。這個西安市場就在西馬市大街北側，一個叫“西安大院”處。北口在小糖房胡同。西安大院南北是狹長的小巷，中間是個寬闊的小廣場（現已建民房）。因此處離西安門很近故稱西安大院。市場裡有賣扒糕、豆汁、涼粉、灌腸、老豆腐、炸丸子、豆面糕、清油大餅、糖耳朵、油餅、鹵丸子、豌豆黃等風味小吃攤。有說相聲、唱大鼓、變戲法、摔跤、打把式、拉洋片等遊藝場地。當年有名架冬瓜、老倭瓜、焦德海和劉德智等藝人都曾在這裡賣過藝。相聲大師侯寶林也曾在西安市場說過相聲。侯寶林在《我的青少年時代》的回憶中說：“我跑遍了北京的街頭市場，西單商場、東安市場，我乾過；西安市場（就是現在的勝利電影院那兒）一進南門路東有個茶館叫欣蚨來，我乾過。”這裡除欣蚨來還有兩三個小茶館，有的請王傑魁、品正三、連闊如等評書藝人說評書，有的邀來名票友清唱京劇。這些票友除武戲限於場地不能上演外，其他一切唱工大小戲都可演出。有小段折子戲，釣金龜、擊鼓罵曹、五台山、轅門射戟等，而且還經常演出四郎探母、紅鬃烈馬等連本大戲。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平淪陷，西安市場停辦。
新中國成立後，1965年西馬市大街改稱西四東大街。
西四牌樓西
建於明代的廣濟寺（現中國佛教會的會址）在西四牌樓迤西街北。
據《京師坊卷志稿》記載：“宏慈廣濟寺在廟（歷代帝王廟）東，臨大市街，舊為西劉村寺”。相傳這座寺建於金、元相交的年代，元末時被毀。後來有個叫普慧的高僧與其弟子圓洪在宦官廖屏幫助下，得其資助，於明成化二年（1466年）建成。廣濟寺雖然歷經滄桑，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但是依然保存完好，不僅殿宇整齊，而且寺中的舍利閣與其它殿房都藏有許多古今文物和大量佛教文獻。
據《京師坊卷志稿》記載：“宏慈廣濟寺在廟（歷代帝王廟）東，臨大市街，舊為西劉村寺”。相傳這座寺建於金、元相交的年代，元末時被毀。後來有個叫普慧的高僧與其弟子圓洪在宦官廖屏幫助下，得其資助，於明成化二年（1466年）建成。廣濟寺雖然歷經滄桑，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但是依然保存完好，不僅殿宇整齊，而且寺中的舍利閣與其它殿房都藏有許多古今文物和大量佛教文獻。
商業歷史
西四牌樓一帶的街道早在元代時已形成，但是由於元代記載大都城的史書《析津志》早已散失不全。所以，無法查證西四牌樓的確切情況。有的文章說，元代時西四牌樓就是繁華的商業街，那只是推測，沒有可靠的史料做佐證，它不象積水潭和鐘鼓樓一帶的歷史面貌，在《析津志輯佚》上有記載，而且在元人寫的《大都賦》上也有記述。因之，本文寫西四牌樓的有關商業歷史只能從明代寫。
西四牌樓這個地方成為一個買與賣的商業街並開始繁榮起來，應從明代起。到了清乾隆、嘉慶年間，北京的商業經濟十分興隆。據《定例彙編》記載：乾隆三十年，“京城為輦轂重地，商賈雲集”。西四牌樓在這個時期，馬市、羊市、缸瓦市、豬市等都已出現、形成。因為當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驢和馬。豬、羊是城市老百姓生活必需品，交易昌盛。這是西四牌樓一帶成為繁華商業街的第一個條件。西四牌樓南通西單牌樓、宣武門，北可達新街口，西至阜成門，交通方便，車馬行人眾多，促進西四牌樓一帶商業興旺，這是西四牌樓一帶買賣興隆的第二個條件。北京官民燒煤是由京西門頭溝一帶煤礦供應。明清時期的阜成門大街，到西四牌樓是運煤駱駝必經之路。因此，西四牌樓一帶的商業繁榮與運煤駱駝隊有關係，他們在西四牌樓一帶打尖（休息喝水吃飯），購買物品。這是西四牌樓一帶繁榮起來的第三個條件。
西四牌樓商業繁榮由店鋪反映出來，據不完全統計，清末民初時，主要店鋪有：恆聚、永聚、永德聚、廣聚和等爐房（熔鍊金銀的作坊），豐源長、源興成、仁永順、永源等米麵鋪，西廣豐油坊，萬魁乾果海味店，興隆館、新順號、天德館、萬隆號、泰源樓、東順局、廣來號、東永利、馬陳號、新泰號、東和泰、南永泰、四泰號、西興隆、聚興號等豬肉鋪，同和居飯館、砂鍋白肉館等飯館，阜升齋、普安齋等靴鞋鋪，義和、天吉等首飾樓，佩德永、德源齋、永記、永明齋等鐘錶店，韞古齋古玩鋪，開泰號、隆泰號、廣大欣、泰昌號等茶葉鋪，祥聚泰煙鋪，天一堂、老玉和堂、仁和堂、懷德堂等藥鋪，寶興香廠、東隆和、義成號等顏料鋪，長順染坊，麗豐祥、裕昌厚等綢緞莊，隆盛昌南貨莊，東升和鮮果局等知名度較高的店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