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昇平

袁昇平（1912-2003），江西省吉安縣人，中將軍銜，是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九屆中央委員，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袁昇平
• 別名：袁興旺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江西省廬陵縣（今吉安）
• 出生日期：1912年
• 逝世日期：2003年8月27日
• 職業：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
• 信仰：中國共產黨
• 主要成就：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等

人物簡介

袁昇平（1912-2003），原名袁興旺，江西省廬陵縣（今吉安市青原區）富田鎮騖湖村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一九三○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游擊隊班長，贛南獨立團排長、連長，紅軍衛生學校政治教員、政治指導員，紅一軍團第一師十三團總支部書記，一團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獨立團副營長，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一、二、三團政治委員，第一支隊政治委員，陝甘寧晉綏聯防教導第二旅政治部主任、旅副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遼西、遼吉、遼北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七縱隊政治部主任，第十二縱隊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四十軍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政治委員，志願軍幹部部副部長，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濟南軍區第二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第二政治委員，北京軍區政治委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九屆中央委員。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955年標準照

人物生平

解放前

1912年12月，袁昇平生於江西省廬陵縣（今吉安市青原區）富田鎮鶩湖村。

袁昇平(左二)

1929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0年冬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9年8月參加革命工作，相當於國中文化。

1929年10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1929年至1931年，任本地游擊隊戰士、副班長、班長，在紅軍大學二分校學習。

1931年至1936年任東團縣警衛營一連連長兼政治委員，紅軍贛南獨立團連長、獨立六師特務連連長兼政治指導員，紅軍總醫院政治部組織幹事，紅軍衛生學校政治指導員、黨總支部書記，紅軍總衛生部運輸大隊指導員，軍委三縱隊政治處技術書記，陝北吳起鎮無線電隊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

1936年至 1937年任紅一軍團直屬隊黨總支部書記、一師十三團黨總支部書記、一師一團政治委員。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至1941年任獨立團一營副營長，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一、二、三團政治委員、第一支隊政治委員。

1941年至1943年先後在延安軍政學院、延安軍事學院、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3年至1946年任綏德中央處理委員會工作員，八路軍教導第二旅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赴東北，先後任東北民主聯軍遼吉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第7縱隊政治部主任、第12縱隊政治委員，參加了四平保衛戰，1947年夏、秋、冬季攻勢作戰和遼瀋、平津戰役。

1946年至1948年任遼西省、遼北省、遼吉省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七縱隊、東北野戰軍第七縱隊政治部主任兼遼吉省軍區政治部主任。

1948年至1949年任東北野戰軍第十二縱隊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九軍政治委員。

解放後

1949年至1952年任陸軍第四十軍政治委員。

袁昇平接見部隊文藝戰士

1949年7月起任第四野戰軍第40軍政治委員，參加了衡寶、廣西、海南島戰役。

1950年10月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40軍政治委員，志願軍幹部部副部長，率部參加了抗美援朝第一至第五次戰役。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勳章兩枚。

回國後，從1954年4月起任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濟南軍區第二政治委員，軍事科學院第二政治委員。

1952年至1954年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四十軍政治委員，志願軍幹部部副部長。

1954年至1958年任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8年11月至1960年12月任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軍區黨委常委，其間：1959年3月至1960年3月任軍區黨委副書記。

1960年12月至1978年12月任濟南軍區第二政治委員，歷任軍區黨委常委、第三書記、第二書記。

1961年6月至1967年2月任中共山東省委常委。

袁昇平同志遺像

1969年4月至1973年8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

1969年6月至1971年4月任山東省革委會副主任、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

1971年4月至10月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二書記。

1978年12月至1980年1月任軍事科學院第二政治委員、黨委第三書記（1979年1月起）。

1980年1月至1982年10月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二書記（1980年4月起）。

1980～1982年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1982、1987年被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55年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第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任中央軍委委員（任職至1973年8月），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繼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3年8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逝世

新華社北京2003年9月9日電　北京軍區原政治委員袁昇平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3年8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乾、劉淇、劉雲山、張立昌、張德江、周永康、俞正聲、曹剛川、喬石、李瑞環、劉華清、薄一波、宋任窮、徐才厚、李鐵映、華建敏、阿沛·阿旺晉美、羅豪才和李德生、肖克、廖漢生、楊成武、呂正操、馬文瑞、劉復之、楊白冰、遲浩田、張萬年、姜春雲、張震、鄒家華、吳階平、洪學智、任建新、孫孚凌、朱光亞、王文元等，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對袁昇平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對其家屬表示慰問。

籌建遼瀋戰役紀念館

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聯合下發了（廳字【1985】139號）《關於修建遼瀋戰役紀念館的批覆》，同意在錦州修建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

遼瀋戰役紀念館

1986年4月8日，中共中央組織部、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關於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通知》（組任字【1986】36號）,任命曾任東北野戰軍第十二縱隊政治委員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袁昇平為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委員，直接參與領導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的建設工作。袁昇平同志先後參加了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召開的全部四次會議，參與審定了建築設計方案、陳列大綱細目、陳列藝術設計方案和《攻克錦州》全景畫創作樣稿，協助解決了資金不足等建館工作中的各種重大難題，為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的順利落成做出了重要貢獻。 1986年7月10日，袁昇平同志參加了在遼瀋戰役烈士陵園舉行的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建設奠基典禮。

出席建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全體人員合影

出席建館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委員視察工地

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時28分，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落成典禮隆重舉行。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袁昇平同志出席了典禮儀式。

人物故事

揚眉吐氣的一次正義戰爭

在抗美援朝政治中，袁昇平任志願軍第40軍政委。40軍是首批入朝鮮部隊，以打響抗美援朝第一槍而聞名。40軍先後參加了一至五次戰役，參加較大的戰鬥382次，以劣勢裝備殲敵4萬多人，直到1953年7月朝鮮停戰後，才班師回國。

1950年10月19日首批如朝時，40軍剛打完海南島是唯一沒有休整就直接參加抗美援朝的部隊。裝備基本上還是小米加步槍，入朝後，小米被炒麵所取代，蘇式步槍和繳獲的美式卡賓槍去了“三八槍”，與美軍的裝備仍有天壤之別。10月25日，40軍在朝鮮溫井地區與韓軍遭遇，當20多名敵人撲向360團3連3班陣地時，3班長石寶山抱起兩根爆破筒，高喊著“為了祖國守住陣地”的口號，撲向敵群，與敵人同歸餘盡，他是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地以個英勇獻身的英雄。談起抗美援朝，袁昇平不無感慨地說：“我打了一輩子仗，這是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的一次正義戰爭。”

硬骨頭

“我們軍1950年10月19日首批入朝。當時部隊剛打完海南島，是唯一沒有休整就直接參加抗美援朝的部隊。裝備基本上還是小米加步槍，炮多了一些。入朝後，小米被炒麵所取代，蘇式步槍和繳獲的美式卡賓槍取代了‘三八槍’，與‘聯合國軍’的裝備仍有著天壤之別，但我們無所畏懼。10月25日，我們軍在朝鮮溫井地區與韓軍遭遇，指戰員們以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氣概，奮勇殺敵。“我們軍不僅打了韓軍，也與美軍‘王牌’騎兵第1師、陸戰第1師和英軍27旅、法國營、加拿大25旅、土耳其旅等多國部隊交過戰，結果都以敵人的慘敗而告終。在第二次戰役中，我們軍119師斃、傷、俘美軍1200餘人，其中357團6連1排在排長李玉延的帶領下，俘虜美軍200多人，創造了志願軍一個排俘虜美軍的最高紀錄。在廣德里戰鬥中，358團2連3班在班長毛國臣帶領下，擊退英軍兩個連的瘋狂進攻，消滅英軍100多人。事實說明，世界頭號強國美國沒什麼了不起！以多國部隊組成的‘聯合國軍’也沒什麼了不起！”“‘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狂妄地叫喊要在11月23日‘感恩節’前‘飲馬鴨綠江’，結束韓戰。結果呢？不是麥克阿瑟‘飲馬鴨綠江’，而是我們軍和兄弟部隊率先收復平壤，打過‘三八線’，占領漢城，最後把戰線穩定在‘三八線’。”“一個民族骨頭不硬不行。骨頭不硬，就受列強欺辱；骨頭不硬，在國際上就沒有地位；骨頭不硬，就難以振興中華！”

平津戰役

1948年底，遼瀋戰役後，東北野戰軍遵令提前結束休整，從1948年11月23日起，先後分三路向關內進軍。12縱是最後一個梯隊。根據東北野戰軍總部的部署和要求，12縱除獨立13師留瀋陽執行警備任務外， 35、36兩個師於12月4日，34師和縱隊直屬部隊於12月5日從瀋陽附近出發，取捷徑，沿北寧路向關內開進。16日部隊進至高橋一帶時，為儘早對平、津之敵形成戰略包圍，防其東突經塘沽從海上逃跑，總部又電令各縱兼程急進。12縱遂加大行軍里程，迅速向戰區開赴。行程1500餘里，於1949年1月3日，36師進入津塘間新河地區。1月4日，34、35兩師和縱直機關到達天津西南楊柳青一帶。這次行軍出發前各部隊針對新補入的解放戰士較多和少數東北籍戰士存有鄉土觀念等情況，普遍進行了反蔣訴苦和入關作戰教育，並隆重舉行了出征誓師大會。由於教育和準備工作抓得較紮實，儘管行軍路程遠、時間長，但大家的情緒很高，勝利地完成了行軍任務。

12縱是1948年2月正式編成的，歷史雖短，但基礎較好。縱隊機關是由原東北松江軍區的機構抽組的；所屬各師是抗戰勝利後，由華中、山東的一些老部隊抽調的部分部隊及幹部、骨幹為基礎組建的。這些部隊組成後，參加了東北剿匪鬥爭，並配合主力部隊參加了三下江南、四保臨江、夏秋冬季攻勢的農安、德惠、四平攻堅戰，盤石、法庫追殲戰，中長路突襲戰和阻擊戰等作戰任務。縱隊成立後，又參加了遼瀋戰役中圍困長春和攻打鐵嶺、瀋陽等戰鬥。東北解放後，勝利形勢給部隊以極大鼓舞，人員裝備也得到了充分補充，全縱齊裝滿員，士氣空前旺盛。尤其是進關途中，每到一處，所在黨組織和人民民眾熱情迎送，大力支援，騰出房子讓部隊住，燒好開水給子弟兵喝，修好道路保障大軍順利通過，叮囑戰士奮勇殺敵，早日解放華北，這一切使指戰員深受教育和鼓舞。部隊還未到達作戰地域，就紛紛請戰，要求參加攻打天津的戰鬥。行軍路上，幾個師的領導就向總部首長拍發了請戰電，表達了指戰員要為解放華北作貢獻，借攻津之機鍛鍊部隊的強烈願望。縱隊領導的心情同部隊一樣，也盼望上級首長能把重擔交給自己挑。為此，12縱把想法向總部匯報後，12月31日，總部給12縱司令鐘偉、政委袁昇平、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熊伯濤、副參謀長王亢發來電報，準予12縱以兩個師參加攻打天津，以一個師部署津塘間，防塘沽之敵西援和天津之敵突圍。與此同時，也給請戰的幾個師領導發來復電。12縱隊的幾位領導和有關人員，立即研究部署，以34、35兩個師參加攻打天津，36師部署於新河附近，監視和堅決阻擊塘沽之敵增援天津。後來攻津總指揮劉亞樓考慮，我攻津時如北平之。敵乘機突圍，則塘沽之敵必然向西增援天津。北平之敵如不突圍，則塘沽之敵有兩種可能：一是固守不動，一是西移。如以三四個師向西出擊，我一個師很難堵住。如敵進至軍糧城甚至以西，則天津作戰將受影響。為確保天津攻城戰更加穩當，經報總部批准將35師由津南調至津塘間，作為縱隊預備隊，同36師共同保障天津側翼之安全。決心下定，12縱於1949年1月上旬在縱隊駐地大宋莊召開了黨委擴大會，各師的軍政主要領導同志都參加了。會上由司令員鐘偉傳達了上級意圖和縱隊的決心與部署。傳達後，確定參加攻津作戰的師領導興高采烈，而未能擔負此項任務的同志卻思想不通。35師的同志對改變參加攻津任務意見很大。尤其是36師師長沈啟賢，一聽打天津沒有他們師，急得坐立不安，衝著縱隊領導氣呼呼地問道：“為什麼不叫我們師參加？請首長考慮部隊指戰員的迫切願望，準予我們師參加攻津。”見此情景，12縱領導的心情很不平靜，一方面為他們這種不畏艱險、爭挑重擔的精神所感動，另一方面也覺得時間緊迫，不允許再爭下去。於是政委袁昇平打斷了大家的爭議，講了分配任務的一些考慮，特彆強調兩項作戰任務都很重要，同樣光榮，希望各師從戰役全局著想，認真執行縱隊的命令，堅決打好入關第一仗，圓滿完成攻津和打援兩項作戰任務。會議結束後，各師領導立即返回部隊，投入緊張的戰前準備工作中。

塘沽位於天津市東南40公里，是國民黨軍隊從海上南撤的唯一港口。根據軍委關於平津戰役第二階段“先打兩頭後取中間”的作戰方針，1948年12月23日，平津前線司令部奉軍委指示，曾決定以10個師的兵力，先殲滅塘沽守敵。後經調查，改為先打天津，後攻塘沽，在兵力部署上重新作了調整。

1月3日，我36師進抵塘沽地區，接替7縱2l師監視塘沽之敵的任務，沿海河至新河鎮一線布防。36師決定108團配屬107團三營和師山炮第一連，於新河東南擔任監視與阻擊塘沽之敵西援天津的任務；106團以一個營及兩個炮兵連配合師山炮營主力在北窯、胡家園一帶選擇有利陣地，隨時以火力支援108團作戰；106團和107團主力在河頭、頭道溝一帶為師的預備隊。此後，12縱隊預備隊35師在王奎先師長、栗在山政委率領下也由天津西南外圍開進到津塘之間，以104團位於海河南岸之新城鎮向大沽方向選擇有利地形，構築強固工事，並與9縱活動於大沽附近各團密切聯繫，抗敵西援；103、105兩個團緊靠36師集結於上、中、下八車地域待命，縱隊指揮所位於軍糧城東南之大宋莊。

來到塘沽外圍，我們進一步察看了地形，分析了對面的敵情，更加體會到軍委和總部首長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打開作戰地圖一看，在東起塘沽西至張家口，東西長達400公里、南北寬約12公里、面積約12萬平方公里的廣闊戰場上，我華北、東北兩大野戰軍百餘萬人，像撒下了天羅地網，把國民黨軍隊約60萬人馬除塘沽的5萬外，統統裝進了這個大口袋，然後把口袋裡的敵人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掉。這時候，平津戰役第一階段（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把敵人分割包圍乾張家口、新保全、北平、天津、塘沽等5個孤立據點之中的任務早己勝利完成。第二階段各個殲敵的任務也在順利發展，從12月22日至24日，張家口、新保全之敵已被我軍殲滅。下一個被殲對象就是天津之敵了。12縱（除34師）的主要任務就是緊緊卡住津塘之間的網袋口，既不讓袋子口外的敵人啃咬我們的網袋，也不讓網袋裡面的敵人鑽出來跑掉。同時，還要緊緊盯住網袋口外的敵人，不能輕易地讓他們全部從海上溜掉。幹部戰士明白了這個道理後，才深深領悟到自己肩膀上的擔子並不輕鬆。

12縱進駐塘沽地區後，掃清敵外圍據點的任務基本完成，只有新河車站還有敵人一個排，成為阻礙我軍行動的釘子。

在解放塘沽之前半個月的時間裡，36師構築了大量的防禦工事。為了搶時間，他們輪班作業，晝夜不停，終於戰勝了天寒地凍，各種防禦工事和交通壕很快構成體系。

同時，我師、團宣傳隊不斷地向塘沽的敵人開展政治攻勢，宣傳我軍的俘虜政策，勸他們放下武器，棄暗投明。這對瓦解敵軍的士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的敵哨兵看到當官的不在跟前，就悄悄地揮舞著軍帽向我方示意，還不斷有敵士兵偷偷跑過來向我投誠。

1月15日下午3時，我軍活捉陳長捷，全殲天津守敵13萬人的捷報傳到我們的陣地上，指戰員們歡喜若狂。追殲塘沽逃敵的命令下達了，這個光榮的任務落到了12縱肩上。

塘沽的敵人早就做了從海上撤逃的準備。平津戰役的戰幕拉開不久，蔣介石就命令他的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馬季壯率大小艦艇數十隻，開到了塘沽地區海域，歸17兵團司令侯鏡如指揮。侯鏡如看到形勢不妙，幾天前就悄悄地把眷屬和貴重物資搬上艦艇，並向各師分配了渡口，免得撤逃時互相爭船。天津一解放，蔣介石便電令塘沽殘敵從海上撤逃。

為了不讓塘沽的敵人全部逃走，我108團配屬107團三營和師屬山炮營於16日3時向盤踞在材料廠的敵人發起了攻擊。

材料廠位於塘沽西端、塘沽鐵路南側、海河北岸。那裡構築有明碉、暗堡和其他各種防禦工事，它控制著出入塘沽唯一的交通要道。盤踞在這裡的敵人是獨95師185團一個加強營。左側是敵87軍222師664團。津塘公路兩側是獨95師283團。要完成追殲塘沽逃敵的任務，必須首先把材料廠的敵人消滅掉。108團命令擔任主攻任務的三營配屬團屬82式迫擊炮連，在北起津塘鐵路、南至海河北岸占領進攻出發地，向材料廠東南側實施主要突擊，首先殲滅材料廠地域的敵人，爾後繼續向城區發展進攻。三營受領任務後，以七連擔任主攻，八連助攻，九連為預備隊，並以營機槍連、團82迫擊炮連編成火力隊，集中力量直接支援七連戰鬥。戰鬥發起後，指戰員們憋了半個月的勁，一下子爆發了出來。爆破信號一響，爆破手在火力掩護下，像離弦的利箭，猛向敵人撲去。前面的倒下來，後面的緊跟上，對敵人的碉堡、圍牆實施了連續爆破。突擊隊乘著爆炸的煙霧，冒著敵人密集的火力往前猛衝。但接連三次爆破、三次突擊，均未成功，七連遭至0重大傷亡。為轉移敵人的火力，八連從七連的左翼向敵人反覆衝擊，偵察分隊則從七連的右翼實施佯攻，結果也未奏效。為及時總結經驗教訓，重新組織進攻，拂曉之前，部隊撤出戰鬥。

16日天亮後，縱隊司令員鐘偉和政委袁昇平在36師師長沈啟賢、108團團長余致泉的陪同下，來到三營陣地上，親自聽取三營營長蔣順學、副營長牛傳珍的戰鬥情況報告，現場觀察敵情、地形，了解到第一次攻擊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殲敵心切，生怕敵人跑掉，在夜間沒有選好攻擊道路，炮兵也未看清射擊目標的情況下，就倉促轉入進攻。接受這次教訓，我們要求繼續進攻時，一定要在進行認真的準備，選好，攻擊道路，組織好炮兵火力，切實摧毀敵人的碉堡和圍牆防禦工事之後，部隊再發起衝鋒，並組織輕重機槍壓制敵暗堡火力點。同時，還把縱隊炮兵團（除一營）配屬36師指揮，連同師屬山炮營，組成火力隊，抵近敵工事前沿300米處直接瞄準射擊，支援三營戰鬥。108團團長余致泉和副團長張長安，當即協助三營幹部重新分析敵情，勘察了地形，標定了炮兵射擊目標，選擇了新的突破口和進攻道路，研究了步炮協同等戰術問題。

同江青一夥的鬥爭

十年內亂期間，山東軍民迫害與反迫害的鬥爭不是偶然的，它是黨內篡權與反篡權鬥爭的必然反映，是階級鬥爭的必然反映。“四人幫”加上他們的顧問康生，5個人有4個半祖籍山東（江青、康生祖籍諸城，張春橋祖籍巨野，王洪文祖籍肥城，姚文元隨其老子姚蓬子長期混居青島），這夥人妄想把山東建成江家王朝的“祖籍後院”，作為“復興基地”，“突破山東，奪取華東，以至全國”。但是，他們把自己置於與黨與人民為敵的地位，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1976年10月，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鬥爭下，江青反革命集團垮台了，“女皇”的美夢破滅了，山東軍民迎來了勝利的曙光。但是鬥爭並未結束。跟隨江青一夥犯有嚴重錯誤的人，為了掩蓋自己的錯誤，壓民眾，保自己，阻撓廣大軍民對江青一夥罪行的徹底清算，阻撓對大量冤假錯案的平反昭雪。×××、×××同志在江青一夥製造的山東大冤案中欠了賬，但卻姿態不高，他們先後幾次到山東，不作檢討，還給投機鑽營的人定調子、出主意，說什麼大冤案是“毛主席健在，周總理主持的”，妄圖為江青一夥開脫罪責，為自己掩蓋錯誤製造藉口。山東軍民及時予以識破，繼續堅持鬥爭，一次又一次地向黨中央揭露和反映他們的問題。直到江青一夥垮台後的1977年9月中旬，在黨中央和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下，我才從囚禁中重見光明，立即投入了山東軍民的鬥爭行列，向黨中央揭露山東冤案的真象，問題才逐步得到解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79年2月6日，黨中央批覆了楊得志同志和我的申訴報告，指出：“關於對原山東省委、濟南軍區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在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犯有嚴重錯誤的結論是不恰當的，應予糾正。”關於撤銷袁昇平同志“十大代表的資格，是不對的。”決定撤銷1973年的35號檔案。2月24日，山東省委寫信給我和楊得志同志，談到：“過去對你們的問題的錯誤處理，山東省委是負有重要責任的。我們的主要錯誤是，貫徹中央（1973）4號檔案時，在地、師以上幹部會議上把你們二位同志作為在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犯有嚴重錯誤進行批評，是錯誤的。後來，‘四人幫’進一步插手整袁昇平同志，妄圖從袁昇平同志身上打開缺口，打倒楊得志同志，搞亂軍隊，搞垮軍區、省委和各級黨委，為王效禹翻案，讓‘四人幫’在山東的親信×××一夥上台掌權，搞篡權復辟。我們沒有識破‘四人幫’整袁昇平同志的陰謀，錯誤地在全省開展了‘揭袁批袁’，不但傷害了袁昇平同志，而且傷害了一大批部隊和地方的幹部、民眾，在全省引起了混亂，造成了嚴重後果。”

1979年8月24日，中央下達61號檔案，向全黨批發總政的複查報告，全面推翻江青一夥強加於我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平反恢復名譽。並指出：“由此而受到株連的同志和家屬子女的問題，一律平反，做好落實政策的善後工作。”至此，特大冤案才得到平反澄清，歷史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

真理是不可侮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我堅信，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各級黨組織的正確領導下，山東軍民在新長征的鬥爭中，在總結和發揚過去經驗的基礎上，一定會取得新的更大的勝利。

政治搏殺

十年動亂期間，我任濟南軍區第二政委、中共山東省委第二書記，與濟南軍區司令員、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楊得志共事時，經歷了一場同江青等人驚心動魄的鬥爭。

中共九大以後，山東省各項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對比之下，青島的形勢卻落後了，幹部民眾紛紛要求省委幫助解決青島問題。

省委決定，由楊得志和我率工作組調查解決青島問題。1972年11月，中央決定：請省委楊得志、袁昇平、白如冰、秦和珍4同志和青島去4名同志到京解決問題。

我們到北京後，會議名稱定為“山東青島匯報會議”。但內容不是匯報青島情況，而是揭發批判楊得志和我。會議完全由江青操縱，姚文元自稱“中央委派解決山東問題的組長”，壟斷會議。

他們重點抓住九屆二中全會山東7人聯名“表態信”問題，把責任全部推給楊得志和我。他們的“邏輯推理”是：華北組簡報是陳伯達點火；陳伯達的後台是林彪；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搞的是“未遂政變”。你們支持華北組簡報，就是支持陳伯達；支持陳伯達，就是支持林彪；支持林彪，就是支持“未遂政變”，就是“上了林彪賊船”。從而把我們打成“林彪死黨”。我們說，“表態信”是黨的會議上寫的，公開寫的，集體寫的，為保衛毛主席寫的，寫給毛主席的。而且九屆二中全會並沒有揪出林彪，事隔兩年多以後的今天，林彪出了問題，還以當時情況為罪證整我們，顯然不能成立。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對九屆二中全會的問題，早有明確結論：“少數人發難，欺騙蒙蔽二百多箇中央委員。”後來，他們又說：“表態信”沒有送給毛主席，送給了林彪。我們說，信是按組織系統上交的，我們同林彪沒有任何接觸。事後，中央特偵組查明，華東組幾封信落到林彪手裡，與我們無關。我們實事求是申辯，他們惱羞成怒，狠打我們的態度，說我們“不老實”。之後，他們又拋出一枚“重型炮彈”，駭人聽聞地說：林彪叛逃前的9月12日，毛主席路過濟南時，“楊得志擅離崗位，藉故不見毛主席”，“袁昇平帶著保衛部長攜槍進入車站，企圖謀害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