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少將、中共中央原副主席):人物生平,早年經歷,土地革命時

李德生（1916年4月—2011年5月8日），河南省新縣人。1930年2月參加革命工作。1931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李德生將軍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一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

2011年5月8日15時20分，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領導人李德生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6歲。

基本介紹

中文名：李德生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出生地：河南省新縣
出生日期：1916年4月
逝世日期：2011年5月8日
職業：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
畢業院校：南京高等軍事學院
信仰：共產主義
主要成就：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少將
三級八一勳章
二級獨立自由勳章
一級解放勳章
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1988年）
代表作品：《李德生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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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16年4月，李德生出生於河南省新縣陳店鄉李家窪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1928年6月，中國工農紅軍解放了河南省新縣。李德生當上了童子團團長，積極參加站崗放哨、送信、帶路等活動。

1930年2月，李德生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1931年2月，李德生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2年2月，李德生轉為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時期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李德生先後在鄂豫皖、川陝革命根據地紅一軍、紅四軍任戰士、通信員、傳令兵、班長、連政治指導員、交通隊黨支部書記，參加了黃安、商（城）潢（川）、蘇家埠、潢（川）光（山）、嘉陵江等戰役戰鬥，以及紅四方面軍西征。在創建和保衛川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他不怕犧牲，英勇戰鬥，在川陝革命根據地反“圍攻”的八廟埡戰鬥中，左胸被子彈打穿，因傷及神經，從此左手留下殘疾。他利用養傷時間，閱讀了《紅色戰士必讀》、《列寧學校讀本》、《幹部必讀》等書籍，思想和文化水平得到明顯提高。

1933年8月，李德生被推舉為代表出席了川陝省第二屆工農兵代表大會。

1935年6月，因遭到誣陷，李德生被撤銷黨支部書記和班長職務、開除黨籍，但他仍然堅定聽黨話跟黨走的信念，參加了長征，三過雪山草地，參加了包座、綏（靖）崇（化）丹（巴）懋（功）戰役和百丈戰鬥。

1936年12月，紅四方面軍到達陝北後，李德生重新入黨。

1946年，晉冀魯豫軍區第3縱隊黨委決定，撤銷張國燾錯誤路線時期對李德生的處分，恢復黨籍，黨齡從1932年算起。

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時期，李德生歷任八路軍第129師285旅769團排長、連長、副營長、營長和太行軍區第二軍分區30團團長。先後參加了夜襲陽明堡機場、響堂鋪、百團大戰等著名戰役戰鬥和粉碎日軍大規模“掃蕩”的數百次戰役戰鬥，曾以1個營的兵力打垮日軍的1個大隊，受到上級的嘉獎。他還參加了創建和鞏固太行、冀南、冀西抗日根據地的鬥爭。1942年5月，日軍糾集2.5萬餘人對太行根據地北部地區進行“掃蕩”，李德生臨危受命，沉著指揮，面對數十倍於己的敵人，帶領全營搶占有利地形，粉碎了敵人一次次瘋狂進攻，成功掩護八路軍總部和後方機關勝利突圍。1945年1月，擔任團長的李德生主動請纓攻打日軍馬坊據點。他精心策劃，周密組織，親自化裝成農民深入日軍據點偵察，隨後帶領82名突擊隊員一舉端掉該據點，全殲守敵。為此，延安《解放日報》頭版發表了題為《長期偵察和堅決突擊，太行我軍收復馬坊》的訊息，並配發社論稱這一仗是典型的殲滅戰。

解放戰爭時期

解放戰爭時期，李德生同志於1945年5月任太行縱隊第4支隊769團（後改編為晉冀魯豫軍區第3縱隊7旅19團）團長，率部參加了上黨、邯鄲戰役。1946年12月後，任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6縱隊17旅旅長，率部參加了隴海、定陶、滑縣、豫北、魯西南等戰役，以及千里躍進大別山重建革命根據地的艱苦鬥爭。在襄樊戰役中，他靠前指揮，巧用奇兵，“刀劈三關”，奪取了琵琶山、真武山、鐵佛寺三道關口，一舉破城。後參加淮海戰役，率部連續9天急行軍，協同其他部隊形成了對黃維兵團的合圍，並擔任主攻，激戰兩天一夜，攻占了雙堆集東側敵核心陣地，為全殲黃維兵團和奪取淮海戰役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1949年2月，他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第12軍35師師長，4月率部勝利攻占了敵長江防線鐵板洲陣地，奪取了渡江跳板。隨後參加了渡江作戰、千里追擊和進軍大西南，參與組織指揮了西南剿匪，完成組建地方武裝、保護民眾生產等任務，為西南地區人民政權的鞏固和地方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

1951年3月，李德生同志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歷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12軍35師師長、副軍長、第一副軍長兼參謀長，先後率部參加了第五次戰役、金城以南地區防禦作戰和上甘嶺戰役。在金城以南地區防禦作戰中，他認真貫徹毛澤東同志“積極防禦”、“零敲牛皮糖”的作戰指導思想，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在改良坑道、鞏固防禦陣地的同時主動出擊，率第35師先後與敵人進行大小戰鬥421次，殲敵1．9萬餘人，改善了我軍的防禦態勢。在上甘嶺戰役第二階段，他奉命統一指揮在前線作戰的第12軍、15軍所屬部隊，機智靈活，浴血奮戰，反覆爭奪，擊退敵人數百次猛烈進攻，贏得了上甘嶺戰役的最後勝利。

從朝鮮戰場回國後，1954年4月，李德生同志任陸軍第12軍軍長。他積極探索部隊建設的特點和規律，堅持以鞏固提高部隊戰鬥力為中心，科學統籌部隊各項建設和工作，狠抓思想教育、軍事訓練和科學文化知識學習，有力促進了部隊全面建設。他認真貫徹“以我為主”的訓練方針，注重發現、培養、推廣、運用先進典型，創造了“郭興福教學法”，得到毛澤東、葉劍英等領導同志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並迅速在全軍推廣，由此掀起了大練兵、大比武高潮。在抓好部隊建設的同時，他大力組織發展農副業生產，並建立連隊和機關與駐地農村掛鈎聯繫制度，幫助蘇北地區發展生產、改變落後面貌。

1957年至1960年，李德生進入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深造。

“文化大革命”中，李德生同志奉周恩來同志之命率部赴安徽省執行任務，1968年4月至1973年，歷任安徽省軍區司令員、省革委會主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等職務，他在制止武鬥、維護工農業生產秩序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穩定了安徽局勢。其間，1969年4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任中央軍委委員，7月起參加中央政治局、國務院業務組、中央軍委辦事組工作。在協助周恩來同志分管水利部和國家體委工作期間，參與了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籌建和邀請美國桌球隊訪華等重要工作。同時，分管軍隊政治工作。1970年4月至1973年12月，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1971年1月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在毛澤東、周恩來同志領導下，參與處置“九一三”事件，為穩定北京局勢、保衛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九一三”事件後，他參加軍委辦公會議，根據中央指示，組織查獲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的重要罪證，並協助葉劍英同志承擔了軍隊“批林整風”中的大量日常工作。他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在周恩來、葉劍英同志的直接領導和支持下，排除重重阻力，落實幹部政策。在北京軍區工作期間，他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方針，開展調整兵力部署、搞好要地設防、加強部隊訓練等工作，並結合實際，加強“三打三反”訓練，組織指導諸兵種協同作戰演習和研究性戰術演習。1973年8月，在黨的十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他堅決支持周恩來、葉劍英同志的工作，堅持原則，不受江青等人的拉攏利誘。後因受“四人幫”迫害，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職務。1980年8月，經中共中央批准，為李德生同志平反，恢復名譽。

1973年12月至1985年6月，李德生同志任瀋陽軍區司令員。他帶領軍區黨委一班人深入調查研究，形成了一套適合特定歷史條件下東北地區的作戰和設防原則，促進了東北戰略區建設。他堅持把教育訓練擺在戰略位置，狠抓部隊軍事訓練和作風培養，有效提高了部隊戰鬥力。他提出了組建合成軍和在東北西部地區組建守備區的重大建議，得到鄧小平同志的肯定，並付諸實踐。他領導組建了我國第一個陸軍預備役步兵師，組建了全軍第一個雷射模擬對抗營。他十分重視加強軍政軍民團結，積極參加和支持地方經濟建設，協助地方搶險救災，同東北三省幹部民眾結下了深厚情誼。他關心基層部隊特別是邊防部隊建設，走遍了東北的山山水水和軍營哨所，為鞏固東北邊防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在擔任中央地方病防治領導小組組長期間，走遍了全國各主要疫區，為消除疫情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5年11月，李德生同志調到新組建的國防大學任政治委員、黨委書記。他與校長張震同志一道，團結帶領校黨委一班人和全校教職員工，堅決貫徹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決策指示，積極推行以教學科研為中心的全面建設和改革，為探索我軍高級幹部培訓的新路子，為國防大學的建設發展做了大量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他堅持把政治建設擺在第一位，帶頭抓好理論學習和思想政治教育，大力發揚我軍優良傳統，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保證全校人員高度穩定和集中統一，經受了改革開放和軍隊精簡整編的考驗。他堅決貫徹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面向”的教育方針，積極適應綜合性、研究性、開放性的辦學特點，組織改革教學內容、方法、機制，加強和改進學科建設和教材建設，大力推進了教學條件和教學手段的現代化建設。他重視教研人員和幹部隊伍建設，大力培養、選拔和使用優秀幹部，使學校教研隊伍和幹部隊伍的素質有了較大提高。他注重加強學校黨委、基層黨支部建設，重視抓好領導幹部管理教育工作，有效地提高了學校各級黨組織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鬥力。他尊師重教，關心愛護部屬，經常深入教研室、學員隊和基層單位蹲點，與廣大幹部、戰士和學員談心交心，積極協調解決學校建設中遇到的許多實際問題，改善辦學條件，為教職員工解決了後顧之憂。

1990年4月，李德生同志從領導崗位退居二線，雖然年事已高，但仍十分關心黨、國家和軍隊的建設事業。他和其他老同志共同創辦了旨在“宣傳愛國精神、組織愛國工程、弘揚中華文化、促進祖國統一”的全國性社團組織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並擔任會長，還兼任中國滑冰協會、中國武術協會名譽主席。他積極參加中共黨史、軍史研究工作，主編了《從郭興福教學法到科技大練兵》，撰寫了《李德生回憶錄》和《軍事思考錄》等著作，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2011年5月8日15時20分，李德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李德生同志是中共第九屆、十屆、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兩次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委員，在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中共十三大上分別增選、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

榮譽表彰

1955年李德生被授予少將軍銜，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三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在襄樊戰役中，李德生部十七旅在其指揮下英勇作戰，活捉敵綏靖區中將司令官康澤，被中共中央記大功一次。

1952年11月，李德生出任上甘嶺戰役前線總指揮，參加指揮了著名的上甘嶺戰役，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

人物生活

家庭概況

李德生的夫人是曹雲蓮。1938年曹雲蓮13歲時就參加了八路軍，1944年8月與李德生結婚。育有子女：李和平、李南征、李遠征、李雅雅、李曉滬和李優優。長子是李和平，和父親一樣，也是軍人出身，打過仗，負過傷。二兒子李南征。

1974年3月，當時李南征在二炮某基地任副連長，江青“放火燒荒”之後，經王洪文批准，將李南征從外地秘密押解北京，關在一間三面不透風的小屋子裡，嚴密看守。在被放出之前，母親曹雲蓮才獲準帶最小的女兒優優去看了一次哥哥李南征。見面之前，曹雲蓮一再叮囑女兒“看見你二哥，千萬不要哭。”當曹雲蓮看到身體消瘦，鬍子拉茬的兒子時，心裡一陣酸楚，但她卻把眼淚流進了心裡。優優也很聽母親的話，從始至終沒有掉一滴眼淚。四個女兒當中，只有小女兒李優優不是學醫的，她畢業於北京語言學院法語專業。“文革”後，第一次招考公費留學生，她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公派留學生，在法國留學三年，學習法國文學。

人物評價

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李德生同志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對共產主義事業充滿信心，把畢生精力獻給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社會主義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及改革開放事業。他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決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具有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和領導藝術。他身經百戰，出生入死，身先士卒，智勇雙全。他軍政兼優，具有豐富的治軍治校經驗，注重調查研究，善於總結經驗，改革創新，為新時期軍隊戰備訓練、政治工作和國防教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作風深入，求真務實，密切聯繫民眾，善於發揚民主，集思廣益，注重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他一生光明磊落，襟懷坦蕩，榮辱不驚，以大局為重，從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他一身正氣，廉潔奉公，公道正派，艱苦樸素，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嚴格要求，在黨、國家和軍隊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贏得了廣大官兵和人民民眾的崇敬與愛戴。
李德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為黨和人民無私奉獻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們黨、國家和軍隊的重大損失。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光輝人格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懷念。他為黨和人民事業建立的卓越功績將永載史冊！（人民網評）

政治生涯

調到中央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25位成員裡面，八屆中央政治局成員30人中，只有12人繼續當選。而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成員，幾乎全部包括在內。

然而，作為解放軍一位軍長，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李德生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不久，7月下旬，李德生被調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成為中央政治局、國務院業務組、軍委辦事組的成員，同時，仍兼任安徽省委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後來又被任命為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的變動，非常引人注目。李德生到中央工作，是毛澤東提名的。那么，毛澤東為什麼調李德生到中央工作？毛澤東又是怎樣考察李德生的？1967年7月14日至9月23日，毛澤東到華北、中南、華東視察，在兩個多月時間裡，他就“文化大革命”發表了許多看法，儘管他沒有改變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儘管他對事態的整體發展仍然充滿信心，但是他確實對出現的問題，提出了措施，做“引導”工作，實際上是在糾正某些“左”的具體錯誤。

毛澤東在武漢“七二O”事件之後，於1967年7月21日乘飛機到上海。安徽武鬥形勢嚴重的時候，他同意調十二軍到安徽，但是他不可能預見到十二軍的工作將會取得什麼樣的成果。而十二軍從8月7日到安徽，30多天，就取得制止武鬥、收繳武器的明顯成績。40多天，促進了兩派的大聯合，9月20日，舉行兩派20萬人大遊行。接著，十二軍又舉辦造反派頭頭和省地市領導幹部萬人學習班，為實現大聯合、“三結合”創造了有利條件。十二軍在安徽的活動，通過十二軍的報告，新華社的內部參考，不斷送到中央。十二軍的報告，兩次被中央轉發。顯然，十二軍的許多做法，特別是制止武鬥、促進聯合、解放幹部、實現“三結合”，符合毛澤東講話中有關糾正“左”的具體錯誤的精神，它得到毛澤東的重視，是不言而喻的。

毛澤東選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也不是單從李德生在安徽“三支兩軍”工作的成績，不是單看文字報告就確定的。他從許多方面調查情況，多次當面考察。了解了李德生的歷史、年齡、身體、文化知識等許多方面，乃至從更多層面思考的。毛澤東後來親自對李德生講過，我不是只從南京軍區，而是從多方面了解你的。

周恩來親自給李德生打電話說：“毛主席、黨中央決定調你到北京來工作。”李德生身兼黨政軍數職，努力按照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三分之一”的要求去做。

1969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德生正在召開安徽省委常委會，研究抓生產問題。忽然，他接到周恩來親自打來的電話：“德生同志，毛主席、黨中央決定調你到北京來工作。”李德生感到很突然，便向周恩來說：“總理啊，我長期在軍隊，經驗不多，比較適合在下面工作，是否請中央再考慮一下，我仍在安徽工作。”周恩來在電話里答覆道：“這是中央決定了的。請你儘快到北京來，來之前給中央辦公廳打個電話，好安排飛機去接你。”李德生簡要地交代了一下工作，與各地市領導打了聲招呼，便於7月28日乘坐中央派來的飛機趕到北京。當天下午3時，他來到中南海懷仁堂等候周恩來接見。

周恩來親切地對李德生說：“德生同志，毛主席、黨中央決定讓你到中央來工作。現在想徵求一下你的意見，你主要是在軍委工作呢，還是主要在國務院工作？”

李德生考慮到這兩年自己在安徽抓經濟建設有些效果，就回答說：“我在部隊時間長了，願意乾地方上的事。”周恩來聽了微微一笑，說：“中央已經決定了，你除了參加政治局活動外，還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和軍委辦事組的活動，同時仍然兼著安徽省、安徽省軍區和十二軍的職務。”李德生剛到北京不久，毛澤東便要親自接見他。被毛澤東點名請去面對面談話，這對於李德生來說是生平第一次，興奮中不免有些緊張。可是，當他走進毛澤東居住的房間後，緊張的心情便不知不覺消失了。毛澤東的房間沒有什麼擺設，滿眼都是書，尤其是線裝的古書特別多，連睡覺的大床上也堆著書。毛澤東的隨和、簡單使人感到親切。特別是在談話時，毛澤東隨手拿起周恩來的老花鏡，往眼睛上試戴了一下，還遠近看看合適不合適。這個常人的舉動更讓李德生感到親切。

毛澤東對李德生說：“你是十二軍的，是南京軍區的。我了解你，不是通過南京軍區，而是通過其他同志了解的。他們都說你不錯。”

李德生在安徽平息武鬥、穩定局勢的一系列舉措，是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肯定的，他的才幹和品質自然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和賞識。應該說，毛澤東對李德生的了解和賞識是從他在安徽的表現開始的，而其中周恩來慧眼識英才的推薦更為重要。他們的談話很輕鬆，周恩來在一旁不時地插話補充。毛澤東問李德生：“看沒看過《紅樓夢》？”李德生不好意思地回答：“報告主席，我還沒有讀過。”毛澤東認真地說：“要讀《紅樓夢》，我看了五遍才解開。《天演論》和《通鑑紀事本末》也要看。”

李德生當時並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澤東叫他讀古書的用意。後來，他在實踐中逐漸明白，這是毛澤東想讓高級領導從歷史中學會借鑑，博古才能通今。

接受考察

我們只是看一下，在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以前，毛澤東兩次當面考察李德生的情況。第一次是1968年10月，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開幕式上。10月13日，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周恩來宣布會議議程、人員組成和編組、會議開法。當時宣布的會議議程是：九大代表產生的指導思想和方法，黨章草案，國際國內形勢，專案審查工作。周恩來宣布出席會議人員的編組名單。當他念到華東組列席的李德生時，毛澤東突然打斷周恩來的話，問道：“哪個叫李德生？”這是因為毛澤東雖然在多次文字報告中，熟悉了十二軍在安徽“三支兩軍”的情況，卻未見其人。

周恩來曾在向李德生交待十二軍到安徽執行“三支兩軍”任務時，見到過李德生，後來又見過幾次。他當即介紹說：“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省革委會主任、十二軍軍長。”他隨即向李德生招招手，說：“李德生同志，請你站起來一下。”

李德生從列席人員的位置站起來。

參加會議的人也有點奇怪，毛澤東為什麼對一位列席人員、一位軍長感興趣，不由得回過頭來看李德生是個什麼模樣。

毛澤東當著眾多與會人員，笑著說：“不認識你呀，你這個同志。”

毛澤東這樣親切地詢問到會同志，使人們想起戰爭年代上下級之間、同志之間的親密關係。毛澤東確實不認識李德生，而李德生當然認識毛澤東，並且從紅軍時期起，他多次在各種場合見過毛澤東。他對於毛澤東的點名，也感到有點意外。

“你是哪個地方的人啊？”毛澤東再次發問。“我是河南省新縣人。”李德生大聲回答。毛澤東接著問：“你今年多大歲數了？”李德生回答：“52歲。”

毛澤東轉向與會人員，他說：“我看安徽的事情辦得不錯。我們不是通報了他那個整蕪湖嗎，蕪湖整得不錯嘛!那個蕪湖問題可是複雜了。”

兩個月前，毛澤東親自確定轉發十二軍“整蕪湖”的報告，蕪湖制止武鬥的經驗，他是了解的。他還要直接聽聽李德生的看法。又問李德生：“你們是怎么搞的啊？”

人們掉轉目光，準備聽李德生介紹經驗。不料李德生只說了一句話：“就是大造輿論！”大家以為只是開場白，靜了一會，卻聽不見下文。這才明白李德生講完了，隔了片刻，引起一陣笑聲。

毛澤東也笑了。他肯定李德生的經驗，並且把這一話題引導到我黨我軍的歷史經驗：“是啊，就是要造輿論。我們共產黨人鬧革命，幾十年了，就是靠造輿論。不然的話，怎么能拉起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搞那么多隊伍。不做民眾工作，你沒有民眾，也就沒有軍隊，沒有黨，沒有無產階級政權。”

在宣布編組名單的時候，出現毛澤東同列席人員這樣大段對話，是很少有的事啊！

毛澤東同李德生的第二次談話，是在1969年4月，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

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李德生作為安徽省選出的代表，出席了會議。

1969年4月28日，九屆一中全會正式選舉，產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周恩來宣布選舉結果，在念到政治局候補委員李德生的名字時，毛澤東再次提出：“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周恩來示意李德生，李德生習慣地戴好軍帽，站起來敬了一個軍禮。周恩來笑著說：“德生同志，請你把軍帽摘下來吧。”

李德生摘下軍帽，露出一頭濃密烏黑的寸發，寬寬的額頭，微微謝頂。他端莊地面向主席台，十分精神。毛澤東看到這位參加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負過6次傷的老紅軍戰士，正值壯年，體魄魁梧，紅光滿面，風華正茂，當時年已76歲的毛澤東不禁再次問道：“你今年多大年紀了？”李德生答道：“我53歲了。”“啊，53歲，53歲！”比李德生年長23歲的毛澤東，接連重複幾遍。

黨的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之後，許世友回到南京，陳錫聯回到瀋陽，李德生回到安徽。

回到安徽後，李德生按原定部署，以更大的幹勁抓省里的經濟建設。

安排工作

周恩來向毛澤東談了對李德生的工作安排。李德生說：“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勝任這么多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毛澤東把手一揮說：“不要免，一個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周恩來在一旁也鼓勵道：“你大膽乾。毛主席教導我們‘實踐出真知’嘛！” 毛澤東笑了笑，最後說：“你是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三分之一時間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時間讀書學習，三分之一時間到下邊搞調查研究。”

自此，李德生便身兼黨政軍數職，開始接觸各方面的工作，努力按照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三分之一”的要求去做。關於安徽的工作，李德生把全省重大工作向省委常委們作了交代和部署，要求省委的同志加強集體領導，大膽抓工作，重大問題要及時與他聯繫。接著，他又到一些地市檢查了工作，對同志們進行囑咐。

關於中央的工作，李德生採取邊學習，邊調研，邊工作的方法。活動順序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其次是國務院業務組，然後是軍委辦事組。

國務院業務組成立於1967年，是在國務院各部委無法正常工作的情況下成立的總理工作班子。一直到1975年四屆人大召開，選舉、任命了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和各部部長之後，才告結束。在近8年時間裡，國務院業務組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完成了履行國務院基本職能的歷史任務。

李德生在國務院業務組工作期間，參加討論過大到整個國民經濟建設計畫、重大建設項目，以及國務院機構的調整、精簡整編，小到一些具體事項的工作，並從中得到了不小的鍛鍊。

執行指示

毛澤東在審定中央軍委辦事組增選人員名單時，親筆加上了“還有李德生同志”。周恩來說：“我們派德生同志去空軍，他是隻身入虎穴，我們都為他捏了把汗，但結果還是我們勝利了。”

中央軍委辦事組是於1967年8月17日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決定成立的，是在“文革”的特殊情況下負責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辦事機構。1968年3月，“楊、余、傅事件”後，軍委辦事組改組，由黃永勝、吳法憲任正、副組長，成員有葉群、李作鵬、邱會作。此後，軍委辦事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軍委常委會，林彪一夥控制了軍委很大一部分權力。

毛澤東、周恩來等對林彪重兵在握很是擔憂，也很警惕，最後考慮用“摻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勢力的增長。可是這“沙子”的人選並不太好找：老帥們受冷落，都沒有出來工作；老將們受衝擊，摻進去也不合適，搞不好更要挨林彪的整。進軍委工作的人首先要不會和林彪一夥搞到一塊兒去，並且還要有一定的民眾基礎。開始醞釀增選人員名單時，林彪一夥並沒有提李德生的名字。毛澤東和周恩來經過反覆考慮，決定把李德生等幾個人當作候選人。最後，在審定名單時，毛澤東親筆加上了“還有李德生同志”。

1969年4月28日，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新的軍委辦事組成員名單。除原有人員外，新增加了李德生、劉賢權、李天佑、溫玉成、謝富治。李德生從來沒有在林彪的領導下工作過，所以軍委辦事組成員幾乎不和他交流情況：輕一點把他當外人，什麼話都不跟他說；重一點則把他當敵人，想法排擠、整治他。有時軍委開會，整場會議像沒李德生這個人似的。表決什麼問題，事先不徵求他的意見，事後不同他交換看法，李德生同意不同意橫豎是要通過的。人在這個環境裡會是什麼感受，可想而知，誰都會有壓抑感、陌生感和被排斥感。可是，李德生卻默默承受了這種冷漠和輕視。他心裡只想著一點：我是主席和總理派來工作的，我的行為只對中央負責，只對軍委負責，至於個人的失落委屈，不過是暫時的，就當它是過眼煙雲，不往心裡去，不往臉上掛。後來毛澤東問他情況時，他也不多說自己的困難。

當時，按政治局的意見，李德生分管軍隊政治工作。1970年，總政治部恢復職能後，李德生擔任了總政主任。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他表面上沉默寡言，但私下卻積極調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況。

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林彪叛黨逃跑的前一天，毛澤東提前結束了在南方的視察回到北京。在豐臺火車站，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和吳忠走上毛澤東的專列。這時，毛澤東已經對林彪叛黨行為有所估計。他在和李德生等人談話時，不時流露出這種擔憂。他告訴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分裂黨的行為。最後，毛澤東讓李德生調一個師來南口，乾什麼卻沒有說。

毛澤東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林彪攜妻帶子乘機叛逃。

飛機一飛，誰也不知道會去哪兒，後果怎樣。人民大會堂成了指揮中心。空軍是“重災區”，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就是林彪的死黨，不然林彪也不會有這樣便利的外逃機會。緊急關頭，周恩來最不放心的就是空軍。李德生受周恩來重託，在空軍招待所指揮，整整五天五夜沒有合眼。

事後，周恩來說：“當時情況不明，我們派德生同志去空軍，他是隻身入虎穴；我們都為他捏了把汗，但結果還是我們勝利了。”

“九一三”事件後，長期被林彪冷落、排擠的許多高級將領頭上的“大山”終於被搬開了，軍隊工作又有了新的局面，煥發出新的活力。受冷落多年的葉劍英被重新起用，主持軍委工作。李德生參加了清查林彪反黨集團的專案工作。

當選副主席

在黨的十屆一中全會上，李德生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給李德生記了一筆賬：不支持她江青。

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並進行了“批林整風”之後召開的，本應是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極佳時機。但由於毛澤東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又加上江青一夥的干擾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大會不僅未能在糾正“左”傾錯誤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相反卻全面肯定、繼承了九大的錯誤方針，致使全局性的“左”傾錯誤得以延續。

在這次大會上，周恩來按毛澤東的意見專門提名李德生作為“老中青三結合”當中的“中”的代表進入大會主席團。李德生不負眾望，被選為大會主席團五位副主席之一。這是李德生成為黨的領導人的一個信號。十大結束時，李德生當選為中央委員。緊接著，在十屆一中全會上，李德生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副主席。至此，李德生以他獨特的經歷和特殊的功績走上了黨中央副主席的職位。這是李德生政治生涯的頂點。

李德生成為黨的領導人，這無形中又在江青一夥通往最高權力的道路上樹立了一道屏障。此前，江青一夥和林彪集團是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拆台。廬山會議上，江青對林彪設國家主席持反對態度，成了勝利的一派。林彪垮台後，江青手裡有了反對林彪的資本，從此便以功臣自居，向黨要權要職務。十大上，江青進入中央政治局，但只是委員而不是常委，她對此非常不滿。不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都進了中央政治局，張春橋當了政治局常委，王洪文還當上了黨中央副主席。

大會以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他們的政治野心開始膨脹，企圖全面篡黨奪權。

李德生對江青一夥一直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但自從他擔任總政治部主任後，有許多問題無法迴避江青。江青長期對八一電影製片廠不能占為己有而耿耿於懷。當她和李德生都成為政治局委員時，她便想藉機安插親信奪八一廠的權。但李德生並沒有聽從江青的“指示”，反而取消了八一廠的革命委員會，恢復了黨委負責制。這是總政黨委研究決定並獲得軍委副主席葉劍英支持的。江青氣壞了，她認為李德生不把她放在眼裡。另外，在拍攝“樣板戲”電影問題上，江青無中生有地說，八一廠拍“樣板戲”用淘汰的攝影機拍，膠捲質量也有問題，導演、攝影師故意拍壞，不保證質量等等，這是拆“樣板戲”的台，並暗中在這個問題上給李德生記了一筆賬：不支持她江青。

1973年10月，江青又開始新的活動。她在清華、北大發動了所謂的“反擊右傾回潮運動”，聲稱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掃“社會基層”，拉開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李德生不像一些人喜歡隨風倒，而是以是非曲直為自己的判斷標準。他覺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亂軍隊，軍隊首先是穩定，然後才是參與。總政領導班子集體作出決定，部隊的報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對於“批林批孔”的意義、動態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兩報一刊的提法。誰知通知剛發出，就有人匯報給江青，這不是在和她江青唱對台戲嗎！江青立即大嚷道：“軍隊不批孔批什麼？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對‘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賊船？和林彪是一條路上的人！你們要去批！” 江青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也非常不滿，認為葉帥不買她的賬，沒有把王洪文安排到軍委，反而建議重新啟用鄧小平。的確，十大之後，葉劍英鑒於“九一三”事件的教訓和江青一夥反黨亂軍的陰謀活動，多次向周恩來、毛澤東建議請鄧小平繼續參加軍委領導工作，並參加政治局工作。毛澤東表示可以考慮。江青到毛澤東那裡告黑狀，說部隊對“批林批孔”運動回響不及時，沒有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為此，毛澤東對葉劍英、李德生產生了不滿。毛澤東風趣地說：“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請你喝燒酒。”

辭去副主席

在1973年12月12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並說：“你們不改，我就要開會，到這裡來。”同時，他還提議各大軍區司令員相互對調，並讓葉劍英拿出具體意見。

關於鄧小平復出的問題，毛澤東說：“我和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參加工作，當軍委委員。”他指著葉劍英說：“你是贊成的，我代表你講話。”接著，他又補充說：“鄧小平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報告追認。”政治局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指示，並研究了貫徹實施的辦法。13日，葉劍英主持軍委辦公會議，並請周恩來參加。會議討論召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擴大會議和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準備工作，並提出實施方案。14日，周恩來、葉劍英和李德生到毛澤東處參加有部分政治局成員出席的會議。會上，毛澤東再次談到各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問題。他提議，這件事各省都要做工作，都要打招呼，要開歡迎會、見面會。最後，毛澤東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讓他當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15日，李德生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鄧小平任職等指示。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商定了來京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成員名單，並研究了大軍區司令員在地方一律不兼職問題。

會後，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與政治局委員和北京、瀋陽、濟南、武漢等大軍區負責人談話。毛澤東徵求各位司令員對調動的意見。

李德生是北京軍區司令員，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所以毛澤東首先問到他。李德生態度很堅決：“服從中央的決定，對這次對調沒有意見。”

毛澤東滿意地點點頭，說：“有人一聽調動就火冒三丈，不願意離開老單位。軍人要記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一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

李德生開了個好頭，所以毛澤東再問到其他司令員時，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樣的：堅決服從中央的決定。

十屆二中全會上，李德生辭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職務。

離休生活

離休後的李德生仍時時關注著國家的政治、經濟改革和青少年的教育問題。中共中央發布《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後，他深感自己也應該為愛國主義教育盡一份力。

九十年代中期，德高望重的老將軍李德生親自掛帥，聯絡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及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以及一些專家學者建立了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

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建立以來，利用重大節慶、重要事件以及人們關注的熱點等時機，開展多種形式的愛國主義教育活動，採用人們喜聞樂見的方式啟發他們的愛國熱情，收到了極好的效果。他們更把工作重點放在廣大青少年身上，下大力氣舉辦各種有益活動，以日積月累、鍥而不捨的精神幫助廣大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

幾年來，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以“聯絡海內外愛國人士，愛國團結，宣傳愛國精神，組織愛國工程，宏揚中華文化，促進祖國統一”為宗旨，積極開展活動，在海內外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後世紀念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我黨我軍卓越的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軍委原委員，總政治部原主任，北京軍區原司令員，瀋陽軍區原司令員，國防大學原政治委員李德生同志，因病於2011年5月8日15時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李德生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後，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等同志，前往醫院看望或通過各種形式對李德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深切慰問。

14日上午，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莊嚴肅穆，哀樂低回。正廳上方懸掛著黑底白字的橫幅“沉痛悼念李德生同志”，橫幅下方是李德生同志的遺像。李德生同志的遺體安臥在鮮花翠柏叢中，身上覆蓋著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

10時許，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王樂泉、王兆國、王岐山、回良玉、劉淇、劉雲山、劉延東、李源潮、張德江、李瑞環、李嵐清、曾慶紅、吳官正、羅乾、何勇、令計畫、華建敏、陳至立、梁光烈、馬凱、陳奎元、錢運錄和遲浩田、張萬年、李鐵映、蔣正華、顧秀蓮、熱地、肖揚、楊汝岱、宋健、錢正英、李貴鮮、徐匡迪，中央軍委委員陳炳德、李繼耐、廖錫龍、常萬全、靖志遠、吳勝利、許其亮，以及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喬清晨等，在哀樂聲中緩步來到李德生同志的遺體前肅立默哀，向李德生同志的遺體三鞠躬，並與親屬一一握手，表示慰問。

中共中央辦公廳、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全國政協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解放軍四總部及駐京各大單位和武警部隊負責同志，以及李德生同志的生前友好和家鄉的代表也前往送別。

李德生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後，前往醫院看望或以各種形式向其親屬表示慰問的還有：王剛、汪洋、張高麗、俞正聲、徐才厚、薄熙來、李鵬、萬里、喬石、朱鎔基、宋平、尉健行、王滬寧、路甬祥、烏雲其木格、韓啟德、周鐵農、李建國、司馬義·鐵力瓦爾地、蔣樹聲、陳昌智、嚴雋琪、桑國衛、孟建柱、戴秉國、王勝俊、曹建明、廖暉、杜青林、帕巴拉·格列朗傑、馬萬祺、白立忱、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李兆焯、黃孟復、董建華、張梅穎、張榕明、孫家正、李金華、鄭萬通、鄧朴方、萬鋼、林文漪、厲無畏、羅富和、陳宗興、王志珍、何厚鏵和張勁夫、鄭天翔、劉復之、楊白冰、丁關根、田紀雲、姜春雲、錢其琛、吳儀、曹剛川、曾培炎、王漢斌、張震、倪志福、王丙乾、鄒家華、王光英、布赫、鐵木爾·達瓦買提、彭佩雲、周光召、曹志、司馬義·艾買提、何魯麗、丁石孫、成思危、許嘉璐、盛華仁、唐家璇、韓杼濱、賈春旺、葉選平、任建新、孫孚凌、萬國權、胡啟立、陳錦華、趙南起、毛致用、王文元、王忠禹、張思卿、丁光訓、羅豪才、張克輝、郝建秀、張懷西、李蒙、鄧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