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拉特法典：是簡稱1640年《喀爾喀—衛拉特法典》，有的也稱《蒙古·衛拉特法典》（此“蒙古”指喀爾喀，是狹義蒙古，條款是稱“蒙古和衛拉特”，衛拉特是成吉思汗時期歸附於蒙古而成為廣義蒙古族的，其中和碩特部首領家族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圖哈薩爾的後代）。
面對清朝征服漠南蒙古和沙俄侵略北方漫長地帶（衛拉特盟主固始汗曾帶領衛拉特與沙俄鬥爭過），1636年喀爾喀蒙古停止對衛拉特蒙古的戰爭，1640年9月，在塔爾巴哈台的和碩特部鄂齊爾圖汗的固有領地烏蘭伯勒奇爾，在喀爾喀札薩克圖汗素巴第的主持下，召開 了喀爾喀和衛拉特的汗、洪台吉、濟農、大台吉、章嘉呼圖克圖、堪布諾們汗和咱雅班第達及喀爾喀、衛拉特二十七位首領參加的聯 盟會議，制定了121條規則，被後人稱為法典。
制定這一法典的目的，在於鞏固封建主對勞動人民的統治，調整喀爾喀三部與衛拉特（厄魯特）四部之間的關係，建立共同抵禦外族勢力的同盟。所謂等級，是指以其經濟政治地位為基礎，由道德習慣及法律所確立的不同層級的社會集團，不同等級以及同一等級的不同等第，都分別享受不同權利、承擔不同義務。等級的劃分通常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確定，鮮明地呈現了衛拉特社會封建世俗等級和僧侶等級的狀況。
《法典》規定喇嘛教為蒙古各部信仰的宗教，對薩滿教作出種種限制。影響了蒙古族後來的文化。
形勢變化：順治三年(1646)，衛拉特各部首領二十二人聯名歸順清朝。後來喀爾喀也歸順清朝。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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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問題
2、稱《蒙古·衛拉特法典》的：此“蒙古”指喀爾喀，是狹義蒙古。法典第一條和第四條規定，大敵來犯之時，“蒙古和衛拉特互相通報”，“蒙古和衛拉特一致對敵”。（見民族出版社2000年《蒙古族通史》中卷“喀爾喀—衛拉特聯盟”章214頁）因此，有的人稱為《蒙古·衛拉特法典》。歷史背景是：本來的狹義蒙古族沒有衛拉特的，衛拉特是成吉思汗時期蒙古族北方的遊牧民族歸附於蒙古族的，歸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圖哈薩爾統轄，後來才屬於廣義蒙古族的，衛拉特里和碩特部首領家族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圖哈薩爾的後代，其中的鄂齊爾圖汗及其祖父作過衛拉特的盟主。——歷史上，民族是變化的，有的民族分為不同民族如羅斯族（東斯拉夫）分為俄羅斯族、烏克蘭族和白俄羅斯族，漢族如長江不斷匯入支流一樣是很多民族的匯合，水族又是漢族一個小群體後來分化成長為特殊人族的。
3、有的人簡稱為《衛拉特法典》，但這個名稱容易產生誤解，以為是衛拉特制定的。
時代背景
杜榮坤論文《論衛拉特法典》的說法：
17世紀中期，面對沙俄入侵的威脅和清軍統一漠南蒙古的形勢，漠西蒙古和喀爾喀蒙古的封建主意識到了維護封建統治，加強封建秩序，鞏固和加強部落的內部團結，一致對外的重要性。基於這種共同利益的認識，公元1640年（明思宗崇禎十三年、清太宗崇德五年）九月，在準噶爾部首領巴圖爾琿台吉的倡導和支持下，聯合喀爾喀蒙古札薩克圖汗，在塔爾巴哈台召開了厄魯特和喀爾喀的蒙古封建主會議，有各部44位蒙古封建主參加，制訂了《蒙古·衛拉特法典》，以此作為維繫內部統治、協調各部關係、加強封建統治、共同對外的基礎，從而大大加強了準噶爾部的實力地位和蒙古各部的團結，使漠西蒙古地區出現了安定和穩定的局面。當時在俄國伏爾加河流域駐牧的土爾扈特部首領和鄂爾勒克，也率其子書庫爾岱青等參加了這次會盟。
《蒙古·衛拉特法典》是當時形勢下蒙古族社會發展的產物。制定這一法典的目的，在於鞏固封建主對勞動人民的統治，調整厄魯特與喀爾喀各部之間的關係，建立共同抵禦外族勢力的同盟。
1636年，喀爾喀俄木布額爾德尼對衛拉特所施加的戰爭壓 力，不久以和平而告終。俄木布額爾德尼之所以接受和平，表示 不再進犯衛拉特，並不是偶然的。當時，以札薩克圖汗為首的喀 爾喀有見識的汗、台吉和黃教活動家們，早已注意到漠南蒙古地 區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另外，沙俄侵略的力量很大，衛拉特盟主固始汗曾帶領衛拉特與沙俄鬥爭】。於是，全力調解衛拉特和俄木布額爾德尼 之間所發生的爭端，使嗜爾喀衛拉特和平相處，乃至尋求喀爾喀 衛拉特攜手合作結成聯盟的途徑。
17世紀30年代，漠南蒙古各部完全處於清朝的統治之下。 1636年，清朝譴責喀爾喀馬哈撤麻詩車臣汗與明朝互市，警告 他應以“察哈爾為戒。若不與明朝絕市，將不與喀爾喀講和”。 1638年，喀爾喀札薩克圖汗素巴第率兵前來呼和浩特，準備與明朝交易。皇太極得知，發兵迎擊。札薩克圖汗退回了喀爾喀。 清朝遣使威脅札薩克圖汗，“速悔罪來歸順”氣漠南地區的巨大變化及清朝咄咄逼人的威勢，震動了七旗喀 爾喀地區。喀爾喀三部汗和濟農們開始考慮如何進一步加強內部 團結，彼此協調，以防來自清朝的軍事壓力。札薩克圖汗和黃教 活動家們認為，只憑喀爾喀三部本身的力量，不能保障喀爾喀的 安全。必須與衛拉特諸部攜手聯合，彼此承擔義務，共同維護喀 爾喀和衛拉特，的利益，才能有效地防禦來自清朝的壓力。這一倡 議，得到了準噶爾鄂齊爾圖車臣台吉和巴圖爾洪台吉的積極回響和支持。喀爾喀和衛拉特、濟農、台吉之間經過反覆的協商和醞 釀，決定召開聯盟會議。為了避開清朝的耳目，聯盟會議地點， 選擇了衛拉特鄂齊爾圖車臣固有的領地，塔爾巴哈台的烏蘭伯勒奇爾地方。
1640年9月，在喀爾喀札薩克圖汗素巴第的主持下，召開 了喀爾喀衛拉特汗、洪台吉、濟農、大台吉、章嘉呼圖克圖、堪 布諾們汗和咱雅班第達及喀爾喀、衛拉特二十七位首領參加的聯 盟會議。其中包括從遙遠的額濟勒河來的和鄂爾魯克和書庫爾岱 青，從青海趕來的和碩特圖魯拜琥顧實汗。與會者廣泛深入地討 論了清朝征服漠南蒙古後的喀爾喀、衛拉特內外形勢，彼此交換 和研究了今後可能面臨的威脅及應採取的措施。與會者認識到,只有喀爾喀衛拉特攜手聯合，緊密合作，才能有效地維護和保障 嘻爾喀衛拉特的共同利益和安全。並且，以法律來保證彼此承擔 的義務，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經過廣泛地協商和討論，制定了著 名的《喀爾喀衛拉特法典》。這是喀爾喀衛拉特聯盟精神的結晶, 也是喀爾嘻衛拉特希望成為統一體的具體嘗試。
《喀爾喀衛拉特法典> 的精神，在於鞏固各部封建秩序，加 強封建統治。同時，體現了各部妥善解決內部矛盾，消除彼此紛 爭，以求加強團結，共同對敵的意志和願望。《法典〉以立法形 式確定了喀爾喀衛拉特是互相聯合，彼此負責，統一行動，統一 意志的整體。他們將此精神，作為重要內容，列入《法典》的前 四條之中，堪稱《法典》的宗旨。
法典內容
《法典》極力保護封建領主所有制，明確規定土地、牧場歸領主占有和支配，嚴禁牧民離開所屬封建領主而自由遷徙，重懲逃亡和盜竊。《法典》清楚地規定“遊牧區之主或遊牧地的領主”及“王公禁獵區”。第6條規定：“接納逃人者科[其財產]的一半，並將人送回”；同時又對殺人者（指殺害逃亡者）加重處罰。第99條規定：“殺害被收容的從其他地方來的逃人者，罰九五；把逃亡人扭送王公處者，受到箭筒多少個即給馬多少匹的褒賞。捕獲企圖越境到[別的國家]的逃人者，除逃人外，可得他的其他財產之一半。”對於逃亡罪，噶爾丹洪台吉第一項補充敕令作了更明確的規定，即鄂托克（小領地）內部，無論是愛馬克（鄂托克下的經濟、行政單位，每個蒙古牧民都必須加入一個愛馬克，不得擅離）整體或個人，都不能變更其遊牧地，逃亡者應帶回其所屬愛馬克，若愛馬克長變更全愛馬克的遊牧地時，則被科以財產刑。《法典》對盜竊罪有許多具體規定。如第60條規定：“偷竊駱駝者，罰十五個九，騸馬及種馬者罰九九，母馬罰八九，母牛、二歲小馬及羊罰六九。”第67條規定：“捕獲迷路的牲畜而轉交給遠處之人者，則科同（盜竊）一樣的刑罰，轉交給近鄰者，則罰三九。”《法典》第38條規定對盜竊戰具者處以重罰，如“盜竊頭盔及鎧甲者罰十九，盜竊頭盔、胸甲、良弓及裝箭一支的箭筒者各罰三九……”噶爾丹洪台吉第一項補充敕令規定得更為明確：“犯竊之罪兩次被處罰後，第三次又犯相同之罪者，沒收其妻子、全部財產，且淪為奴隸。”
《法典》規定，喇嘛教為蒙古各部共同信仰的宗教，嚴禁用言語和行動侮辱僧侶。為了使喇嘛教成為惟一的信仰，《法典》對薩滿教作出了種種的限制。《法典》命令取消翁袞（偶像），違反者科財產刑（第110條）。邀請薩滿教的男女巫師來家者，科邀請者以馬一匹的財產刑以及科來家的巫師馬一匹（第110條）。關於喇嘛教僧侶的來源，《法典》還規定：“十人中必有一人獻身於佛，但此人的親戚可用牲畜贖回獻身者，是王公則出牲畜五頭，是平民則出牲畜三頭。”（第9條）同時，《法典》還規定了僧侶的種種特權。如第19條規定，向喇嘛及班第（上層喇嘛的徒眾）徵用大車者，處以母牛一頭的財產刑，將獻佛之馬用於運輸賤役者，處以馬一匹的財產刑。第17條規定，以言詞及行動侮辱僧侶者，處以重的財產刑。第5條又規定，掠奪僧侶所屬愛馬克者，處以鎧甲百領、駝百隻、牛千頭之財產刑。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蒙古封建主極力提倡喇嘛教，並從法律上加以確認和保護，使喇嘛教成為合法的思想統治工具。
《法典》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封建領主享有各種特權。如第20條規定：“以（言詞）侮辱大王公者沒收其財產；侮辱中王公或其塔布囊者罰一九，毆打者罰五九；侮辱小王公或其塔布囊者罰五（牲畜），重打者罰三九，系輕打者罰二九。以言詞侮辱內侍官或收楞額者，罰馬羊各一頭，重打者罰一九，輕打者罰五。”而王公貴族、大小官吏可藉口執行公務，對牧民進行體罰，甚至打死人也不算犯罪。這充分說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
《法典》在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婚姻、繼承等）也有許多規定。當時社會中盛行一夫多妻制的族外婚及買賣婚姻，如《法典》第35條規定：“位高的王公同塔布囊之間的婚約，其聘禮為貴重（品）三十、馬一百五十匹、羊四百頭；小王公同塔布囊之間的婚約為貴重品十五、牛五十頭、羊百頭。”總之，根據社會地位不同，聘禮的數量也不同。昂貴的聘禮，使許多貧困戶承擔不起，所以又出現義務婚姻。如第37條規定：“四十戶中有四戶每年必使其兒子結婚，十人必為一人的婚姻給予援助……結婚之際不予幫助者科駝兩隻、馬五匹及羊十頭的財產刑。”
在當時的社會裡，男女是不平等的。這一點，《法典》有關財產繼承權的規定表現得最為明顯。如第34條規定：“父親應按照慣例分給兒子以遺產；父親貧困時，可從家畜五頭中取一點。”這就是說，只有男子才有財產繼承權，女子是沒有的。
《法典》對強姦婦女罪也有具體規定。如第69條規定，強姦婦女者應科以罰牲畜一九之刑，強姦處女罰二九；強姦女奴僕亦罰馬一匹。第73條規定，侮辱婦女的行為，即揪扯婦女頭髮或帽纓者，必處以罰牲畜一九的財產刑。第22條規定，侮辱或嘲弄善於騎馬的婦女者罰馬一匹。
1678年前後，噶爾丹統一衛拉特四部時頒布了補充《蒙古·衛拉特法典》的命令，包括第一號和第二號兩篇敕令，內容有賦稅、救濟、防盜、訴訟及審判程式等。遷至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部敦多布達什汗於公元1741—1761年間又對《蒙古·衛拉特法典》作了補充，制定了《敦多布達什補充法則》，又增加了宗教教規、社會治安、司法制度、文化教育、抵禦外敵侵略等方面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