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清華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從反對“大清華主義”到跟共產黨走,“流浪”的職業革命家,塵封在歷史中的美共中國局,回到上海的驚險一幕,群策群力譯“毛選”,
人物簡介
徐永煐，1902年6月6日出生，江西龍南人。1927年加入美國共產黨，1946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赴美國留學，先後入芝加哥大學、威斯康星大學、史丹福大學學習，曾任美共舊金山市委委員，美共中央中國局委員、書記。1946年回國。後任中央軍委外事組編譯處處長，天津市、上海市外事處副處長。1951年後，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外交部政策委員會負責人、美澳司司長，外交部顧問，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1968年9月9日上午8時不幸逝世，終年66歲。
清華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
1916年9月，14歲的少年徐永煐（原籍江西）從江蘇常州五中考入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清華是國內學子競逐的“熱門”：學生通過中等和高等科共8年的學習，即全部放洋留美。在時人眼裡，這是條獲取功名利祿的捷徑。清華1916級(即1916年畢業的年級)學生吳宓的父親對吳宓說的話很有代表性：“英文學好，易謀飯碗。洋行之買辦，大人物之翻譯，得錢皆不貲，且最好先入美國籍，使中國亡，則可保一家之安樂。” 徐永煐卻感到極端“苦悶”。考清華原本就是兄長的主意。對學校偏重英文的做法他也反感：“公民課”完全用美國教材，講愛國，愛的是美國。這本書他乾脆不買，並向老師質詢，“中國人為什麼要念美國公民書?”為排遣“苦悶”，他一頭鑽進圖書館，讀了大量書籍。受克魯泡特金、劉師復宣傳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入學後第二年的暑假，他約了來自江西的同班同學梅汝璈、黃育賢回江西“安家落戶”，準備實踐“耕讀主義”，通過邊勞動邊學習來教育農民。三人到了南昌，黃育賢先打退堂鼓，繼而，梅汝璈也被家人叫走，徐永煐獨自流落街頭。入學第四年，為擺脫兄長的“庸俗管教”，他索性不再向家裡要錢，“幸喜清華允許欠交膳費。我不買書，借朋友的念。衣服破了，亂拉朋友的穿上。零用費靠同學和暑假教書積一點”。徐永煐如此“另類”，與父親徐紹濱的早期思想啟蒙有重要關係。 徐紹濱(1842—1915)早年曾在太平軍里做過錄事(書記員)，後隨部受朝廷招安，當了名小吏。徐紹濱有八子六女。徐永煐是家裡第十二個孩子，在男孩里行七。徐氏家族的田產、房子、家具以及書籍、字畫等在兄弟間分割，連重四十多兩的藥用“馬寶”，也要用斧子劈成幾份分掉。兄長間為爭奪遺產而上演的鬧劇，讓徐永煐感受到了有錢人的冷酷，從此“連帶著鄙視私有財產，認貧窮為光榮”。
如火如荼的“五四運動”，激發了徐永煐的熱情，儘管他的“政治方向並不明確”。他在1959年回憶說：“‘五四’後一天，黃育賢、梅汝璈和我三人用紅筆(代替血書)寫了張東西貼在中等科牆上，內容已記不起來了。由於班級低，沒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這時期我們進城遊行多次，但都被阻在城外。”徐永煐對運動引發的罷課很感興趣：“我當時書也念不下去了，罷課很好，不罷，我也念不下去了。”不想念書的徐永煐還是把書念到了畢業。清華的學習不輕鬆，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與校歌中的“東西文化，薈萃一堂”並非僅是表面文字。對基礎差的學生來說，就像在苦海中掙扎。徐永煐所在的1924級(甲子級)入學時有一百多人，畢業時僅剩下他和施滉、冀朝鼎、梅汝璈、周培源、梁思永、黃自等七十餘人，許多人因學習跟不上而被淘汰。清華對學生的管理也嚴格，屢次遲到就會被開除。有些規定，如禁止學生在校園走路時吃零食和在宿舍讀小說，在今天看來，簡直是匪夷所思。在清華，體育與學業並重。學校規定每天下午4—5點，學生必須到操場或體育館健身。“強迫運動”使許多學生喜歡上了體育運動。徐永煐、冀朝鼎就師從清華武術教育家李劍秋學過三年拳術。水木清華的八年浸潤，對徐永煐革命思想的延續與健全人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0年初，徐永煐與施滉、冀朝鼎、周先庚、梅汝璈等建立了進步學生社團“唯真學會”。其宗旨是“本互助和奮鬥的精神，研究學術，改良社會，以求人類底真幸福”。1923年初，施滉、徐永煐、羅宗棠、章友江、冀朝鼎、梅汝璈、胡敦元和女師大附中學生羅靜宜，在“唯真學會”內部成立秘密核心組織——“超桃”，意喻成員間友誼、情操超過古人的“桃園結義”。較之“唯真”，“超桃”更強調團隊精神精神和嚴格的紀律，並以社會革命為己任，明確提出“政治救國”主張。“超桃”中一些人，在現代史和中共黨史上，留下輝煌篇章：施滉(1900—1933)：1930年從美回國後任中共中央翻譯、河北省委宣傳部長、省委書記。1933年因叛徒出賣，慘遭國民黨殺害；冀朝鼎(1902—1963)：1941年從美返國後，受黨指派，以外貿專才身份見信於孔祥熙，任職其麾下，為黨提供了許多極其重要的秘密情報。1944年6月，美總統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訪華，冀全程陪同。冀向華氏提供了大量國民黨政府包括蔣個人貪污腐敗情況。華氏回國後，公開強烈批評蔣介石政府的貪污腐敗，指出美國政府不應該幫助他們。美國政府開始把目光投向中共，派美軍觀察組赴延安。延安為此成立中央軍委外事組，由此揭開中共對美外交序幕；梅汝璈(1902—1973)：曾任民國政府大法官，“二戰”後任遠東軍事法庭中國法官，在東京主持審判日本戰犯。在他力主下，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七名首犯被送上絞架。
“超桃”八人除羅宗棠外，後都赴美留學。徐永煐、施滉、章友江、冀朝鼎、胡敦元、羅靜宜在1927—1928年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清華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
從反對“大清華主義”到跟共產黨走
20世紀20年代初，清華園裡瀰漫著濃厚的“大清華主義”氣氛。一些清華學子以有留美鍍金背景而自視甚高，目空一切；又因清華辦學經費來自“庚子賠款”，而“自慚形穢”。他們不了解國情，把美國的“經”生搬到中國，認為別人都不行，只有清華人才能安邦救國，並拉幫結派，排斥異己。
平心而論，清華學子少小離家到清華，八年共處後集體放洋赴美，相互間友誼與情感自然非同一般。他們也確有驕傲資本：清華人的素質與他們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由此產生的自大心態與狹隘觀念卻令徐永煐極看不慣。他從“天下為公”思想出發，本能地加以抵制。認為天下不應由一校來把持。為抵制“大清華主義”，建立“超桃”時，即吸收女師大附中學生羅靜宜參加。畢業後，又“留國”一年，以了解國情，學習國文，結交校外朋友。1924年5月，著名學者梁啓超在參加徐永煐所在1924級畢業宴會時，諄諄告誡清華學子：“不可忘中國為世界最不幸國家之一，美國為世界最僥倖國家之一，美國所得之學問不能囫圇吞棗而施之於中國”。有意思的是，幾十年後，當徐永煐回顧自己當年反對“大清華主義”時，對清華早期科學、工程與體育教育質量卻讚賞不已，隱約也透出幾分“清華氣”。解放初，他主持《毛澤東選集》英譯工作，物色的主要譯者金岳霖、錢鐘書都畢業於清華，在他看來，清華人英文確實好。
當徐永煐一行於1924年1月31日到達廣州時，國民黨剛於1924年1月20日在廣州召開“一大”，對黨內進行改組，大會決定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2月4日晚，徐永煐一行到亞洲酒店去拜訪國民黨北方代表李大釗等人，從晚7點一直聊到凌晨1點。李大釗向他們介紹了共產黨的主張，並相約回京後再詳談。1924年2月9日，徐永煐、施滉、何永吉經人介紹來到廣州大元帥府謁見孫中山。談了兩個多小時。在這位年近花甲的民國元勛面前，幾位年輕人從容不迫，不但發問，更有批評建言。而孫中山則侃侃而談，態度平易、真誠。交談中，施滉問孫中山，“國民黨實行的，是否俄國的主義”孫明確回答：“否，俄國是俄國，中國是中國。”施滉表達了對孫百年之後的擔心。孫回答說：“國民黨以前是靠一個人支持，現在改組以後，是要拿黨來活動，黨所以能活動，是因為有紀律來維持……我方才一篇話，處處論到俄國，是說他革命黨的組織，不是說他革命的主義。俄國的革命所以成功，因為他的黨有黨的意志，黨員都犧牲自己的自由，來承受黨的紀律。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缺乏這一層。這是國民黨現在所覺悟到，而開始來取法的，也就是十幾年來我奮鬥以求之的。”看來，孫的“以俄為師”，關注的僅是俄共黨內實行集權制的經驗。對此，徐永煐直言：“據先生起初所說，國民黨現在不注重一個人，注重組織和紀律……古人說得好，法不足以徒行，一定是要靠人的。現在徒說紀律，徒說組織，那么，叫曹錕、吳佩孚一班人來，便會變成北洋正統的紀律的組織。叫陳炯明、葉舉來，便會變成割據惠州的紀律的組織。所以，分子問題就是人的問題，仍是很重要的。不知道國民黨這次改組，顧慮到這層沒有。假如不曾，恐怕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徐永煐即使面對像孫中山這樣的領袖人物，也絕不盲目崇拜，而是通過獨立思考和分析，大膽提出自己的看法，這個特點貫穿其一生。後來的事實證明，孫中山學習俄國，建立高度集權黨的主張，在客觀上為蔣介石後來主張“以黨治國”，實行法西斯獨裁鋪平了道路。這點，國內學人已有文章論及。
儘管西南之行未獲具體結果，但通過與孫、李二人交談，徐永煐對國共兩黨的主張有所了解，對兩位領袖也作了比較：“我們對孫(中山)很欽佩，但和孫說話，覺得是隨隨便便，不如大釗同志那么沉著，有條理，清楚。”共產黨領導的一系列革命運動及在國共合作中的表現，更使徐永煐感到“共產黨比國民黨偉大。”1924年夏，徐永煐與施滉、冀朝鼎等應約來到北京李大釗寓所。此時他感情的天平已傾向共產黨，但資本主義國家間為各自利益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現實，又讓他對蘇俄“指揮”中共的做法心存疑慮，“‘國際間無道德’這句話印入我的腦筋太深了，蘇俄雖說是一個與以前國家意義不同的國家，然而終於不敢相信它”。見面後我們問他：“現在不是莫斯科在指揮我們嗎?中國為什麼要受蘇俄的指揮呢？大釗同志說：第三國際現在設在蘇聯，但也可以設在北京，要是設在北京，你們想想，能行嗎？軍閥不早已把它搞掉了，所以現在不行。現在設在蘇聯，我們參加，比較合適。等將來中國革命勝利了，設在北京，不也就一樣了嗎?所以，這不是誰指揮誰的問題。”李大釗一席話打消了徐永煐的疑慮，他決定跟共產黨走。
“流浪”的職業革命家
為適應革命需要，從1925年秋到1927年春，徐永煐先後在芝加哥大學、威斯康星大學、史丹福大學學習法律、經濟、歷史及哲學，像海綿一樣廣泛汲取各種知識，而不在意是否能拿到畢業證書，更放棄了作為富貴敲門磚的學位。他積極宣傳革命，在美期間先後“創辦”、“主編”、“主筆”、“主持”過《革命》、《國民日報》、《先鋒》、《共產》、《救國時報》、《華僑日報》等多家報紙。在他主持的“反帝大同盟”機關報《先鋒》周報上，揭露汪、蔣叛變革命真相，登載反映中國工農紅軍的“特訊”，號召華僑擁護中國工農革命。他不僅是革命宣傳者，還是革命組織者：1927年五六月間，美共中央中國局在舊金山成立，施滉任書記，徐永煐任四委員之一。1933年—1936年和1945年底—1946年10月，徐永煐曾兩度擔任美共中國局書記。1927年—1936年，他負責主持中國局領導下的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1931年“五一”，在紐約龐大的遊行隊伍中，就招展著“大同盟”鮮紅的中文橫幅。盟員們排著整齊的方隊，手持“反對干涉中國!”“擁護中國革命!”等口號的標語牌，高唱著《國際歌》、《工農兵聯合起來》等革命歌曲。街道兩旁的美國民眾對他們報以善意的微笑或熱烈的掌聲。“大同盟”的代表還在遊行中登台演講，號召大家起來反對美國政府干涉中國，擁護中國革命。1941年—1946年，徐永煐任太平洋國際學會總部研究員，在此期間，他團結美國左派學者專家與反共勢力做鬥爭。
徐永煐等人在美國進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動，引起國民黨的注意。1929年七八月間，南京政府行政院連頒“訓令”，“嚴緝留美學生徐永煐等”，罪名是“在美組織美洲擁護中國工農革命大同盟(即“反帝大同盟”)，反對中央及國府”，實為“搗亂黨務反動分子”。同年8月24日，北平公安局轉發此令時，附國民黨中宣部函，稱：“其主持人徐永煐等，以國家派遣留學生而膽敢公然反動，實屬不法已極”。隨後，徐永煐、冀朝鼎等人的清華官費和回國川資也被教育部取消。行政院、公安局、中宣部、教育部“四方聯動”，共同對付徐永煐等留美學生，可見其影響之大。 在當時留美清華學生中，有些人是花花公子。與這些人相比，徐永煐的生活頗顯狼狽，有幾分像流浪漢。不過，徐永煐卻喜歡這種“流浪”職業革命家的生活，在他看來，這種生活不但有意義，而且豐富多彩，充滿刺激和挑戰。1928年夏，他因在唐人街參加美共援助中國赤色工會募捐被捕，並被判處短期拘禁。出獄後，面對美國警察和移民局的跟蹤、監視、毆打和逮捕。他又參加了糾察、示威和挨戶宣傳等一系列公開活動。為籌集辦報經費，徐永煐還出主意叫一對已訂婚的同學趕快結婚，然後他四處發信，通知在美同學、朋友、華僑來參加婚禮，以為可藉此弄到一筆可觀的份子錢。誰知來送禮的人只送些刀叉、果盤、鏡框、圍巾之類的東西。結果不但沒籌到錢，結婚宴會反而花去幾百美金。為便於宣傳組織僑工，徐永煐和僑工同睡地板，同娛樂，同開會，並用罐頭代替熱食（在美國罐頭比熱食便宜得多），以節約活動經費，這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導致了後來屢屢折磨他的胃潰瘍。當時的僑工多來自廣東潮汕地區的窮鄉僻壤，要跟他們打成一片，首先要學會他們的方言土語。潮州話聽起來難懂，學起來不易，但徐永煐通過刻苦學習，很快就基本掌握了。在中國局負責人里，徐永煐講的潮州話最地道。當時留學生每月80美元富富有餘。徐永煐等被取消清華官費後，過日子常捉襟見肘。為維持生活，徐永煐在街上賣過報，為行人擦過皮鞋，在餐廳當過招待。據周培源回憶：徐永煐、冀朝鼎被清華停發官費後，生活極其困難。一天兩人來到電影公司找工作。公司職員問他們會幹什麼，他們二人就擺開打拳的架勢，公司職員問，這是什麼?他們回答說，這是一種Chinese Boxing(中國舞蹈)。為了生活，徐永煐還“客串”過話劇。一天，徐永煐偶然去找一個搞話劇導演的美共朋友。當時他正在排一個名字叫《怒吼吧，中國!》的話劇，其中有個演員總是演不好，導演大發雷霆，當場把那個演員辭了，而讓徐永煐來演。1941年，燕京大學學生龔浦生到美國後，看過徐永煐演出的話劇，至今印象深刻。1943年初，徐永煐與赴美留學的燕京大學學生、中共黨員張淑義結婚。
塵封在歷史中的美共中國局
當時，各國共產黨作為支部，統一接受1919年成立的共產國際(第三國際)領導。美共在美國屬公開合法組織。徐永煐、施滉等在美中國黨員都參加了美共，以便在華僑和留學生中開展工作，促進中國的革命。為集中領導這項工作，1927年夏，在美共中央指導下，施滉和徐永煐、冀朝鼎等創建了美共中央委員會隸屬下的中央中國局，地點設在舊金山(1929年初，隨美共中央遷往紐約)。美共是公開的，中國局則是秘密的。中國局裡的中國黨員對外都不暴露黨員身份，每人都有自己的黨內用名，如徐永煐叫“化發”，施滉叫“動生”。首次代表大會選舉施滉為書記，徐永煐等四人為委員。後繼任美共中國局書記的有李道煊、張報、何植芬、徐永煐、余光生、唐明照等。1929年初，中國局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時，黨員已從十餘人增至33人。在黨員較多的舊金山、費城、紐約、芝加哥等地，還設有分局。1943年5月15日，第三國際解散。1944年5月，美共“十二大”宣布解散美共， 成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 美共中國局也停止了活動。1945年7月，隨著福斯特發動的反對白勞德鬥爭取得勝利，美國共產黨重新建立，美共中國局隨即恢復，徐永煐再次擔任美共中國局書記。
在美共中國局成立的二十多年裡，隨著形勢發展，工作重心不斷調整。徐永煐等與中國局同志付出大量心血，直接或間接地支持國內的革命鬥爭。此外，美共中國局還曾介入古巴和中美洲的革命運動。1928年12月，施滉被美共派往古巴，去幫助那裡的中國同志開展工作。中國局和拉美、加拿大及東南亞的中共黨人也有密切聯繫，並和歐洲的中國支部經常互相支援。
1928年初，徐永煐指導舊金山華僑青年工人及學生成立了“華工俱樂部”，“這是美國華僑中共產主義領導下工人與民眾組織的開始”。1928年春末，美共中國局派徐永煐到紐約，深入唐人街發展和組織旅美華僑，支持中國解放事業和維護僑胞自身權益，其中洗衣館工會和餐館工會等華僑社團是工作重點。當時紐約洗衣工約占紐約華僑的半數以上。還在舊金山時，徐永煐就開始和僑工交朋友。到紐約後，徐永煐把僑工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培養了一批僑工骨幹。
隨著與唐人街下層僑工接觸的深入，徐永煐發現美共中國局和“反帝大同盟”過於偏重動員僑工關心國內政治和世界革命，卻忽視了他們在現實中的疾苦，造成右翼勢力攻擊“反帝大同盟”是“極端激進分子”，且在華僑民眾中引起共鳴。如何把二者很好地結合起來，成為他深入思考的問題。1933年2月15日，“反帝大同盟”機關報《先鋒》周報載文，就“反帝大同盟”前段工作中存在的缺點，作了直言不諱的自我批評：“同盟的幹部，由於壓倒一切地關心抽象的觀念和理論，忽視了民眾所面臨的一些具體問題……事實上，如果我們忽視了他們的問題，如果我們連民眾的需要也不能理解，我們怎能期望民眾歸向我們呢?”在這一思想認識基礎上，唐人街左翼華僑運動出現了新的局面。1933年4月30日，在“反帝大同盟”領導下，紐約華僑洗衣館聯合會(簡稱“衣聯會”)成立。“衣聯會”做的頭一件事，就是派代表出席紐約市關於限制洗衣館營業法案的辯論會。經過辯論，市議會終於同意作出重大修正，取消針對華僑的歧視性條文。這一勝利大大提高了“衣聯會”的聲望，成立後一個多月，成員超過了2400人，被稱為“紐約唐人街歷史上第一個民主的民眾組織”。
抗日戰爭爆發後，徐永煐、唐明照指導以“衣聯會”為代表的左翼僑團又發起成立了紐約“全體華僑抗日救國會”，建立起廣泛的統一戰線。他們散發傳單、發動募捐、出資辦班培訓航空人員。毛澤東等中共領導在延安乘坐過的汽車及八路軍華北前線的幾輛救護車也是“衣聯會”捐贈的。據1943年到延安的美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在《紅色中國報導》中記載：“他(毛澤東)派了他的私人汽車來找我——一輛半噸重的齊佛萊送貨車，在側面的‘救護車’字樣的上面，漆著大的紅十字。在這下面，漆著‘紐約註冊的華人洗衣聯合會捐贈’等字樣”。在“反帝大同盟”配合下，美共也發動海員和碼頭工人抵制美國政府向日本運送廢鋼鐵和軍用物資。美共還和加拿大共產黨派遣白求恩率領醫療隊赴中國抗日前線。對這一系列支持，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曾致函美共，表示感謝。
徐永煐等人在美國，以自己的言行，影響了一批以鄒韜奮為代表的中國民主知識分子。1935年5月，著名報人鄒韜奮來到紐約，經人介紹，見到了時任中國局書記的徐永煐。鄒韜奮為躲避國民黨當局迫害，更為考察世界大勢，於1933年7月14日離滬出國。他先後考察了意、法、德、蘇、英等國，採集了許多素材，向國內讀者介紹。1935年5月11日，鄒韜奮從倫敦乘船赴美。徐永煐熱情地接待了這位年長他7歲的老表，提供訪問和參觀的意見，“直接間接地介紹了幾個工會和美國共產黨的朋友給他”。因這層關係，鄒韜奮得以走訪一些特殊去處，包括南方城鎮的黑人聚居區，還旁聽過美共地下支部的秘密會議。從美國南部回到紐約後，他再次找到徐永煐，談了自己思想發展的過程。1949年7月，徐永煐在《世界知識》撰文，記述了這次會面的情形：“韜奮最後沉著地對我說，他在國內的時候，只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只要求中華民族的解放與強盛。他在遊歷了蘇聯之後，覺得社會主義很好。到了英國，覺得資本主義有些不妥。到了美國北部紐約等城市參觀一些工廠學校，又覺得資本主義還是不錯。這時的結論是，只要中國人發奮，好好地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出路；不好好地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都沒有辦法。可是，這次在美國南部看到了露骨的貧困、兇殘、壓迫以及黑人與白人共產主義者的艱苦工作，堅決奮鬥，他才深刻地體認到資本主義的本質……他因此覺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兩條路。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只有在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獲致。而且也必定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走去。談到這裡，韜奮和我討論了一下如何加入共產黨的問題。”這是一段珍貴史料，因為在鄒韜奮生前發表的文字中，從未直接提到過上述思想轉變的過程。
1941年初，即將回國的冀朝鼎推薦徐永煐接替自己，任太平洋國際學會總部研究員，直到1946年，國民黨壓迫太平洋國際學會將其解職。在此期間，徐永煐完成了長達數百頁的論文《陝甘寧邊區研究》(英文)。太平洋國際學會(又譯“太平洋關係研究所”)成立於1925年，屬國際性非官方學術組織，以交流有關太平洋地區的情報和研究為主旨，由國際書記處(總部)和各國理事會組成，總部初設夏威夷，後遷紐約。總書記愛德華·卡特是發起人之一。美國理事會是其最龐大、最活躍的分支，理事有曾任蔣介石顧問的歐文·拉鐵摩爾、學者費正清、記者斯諾和愛潑斯坦，以及社會活動家菲爾德和文森特、約翰·S·謝偉思等美國國務院官員。曾任中國理事的有胡適等知名人士。30年代末，特別是斯諾《紅星照耀中國》（中譯名《西行漫記》）出版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學會美國理事普遍同情和讚賞中共領導的紅軍、八路軍抗日。“二戰”時期，該學會直接為美政府機構服務，提供了許多關於資源、政府經濟和遠東問題的情報，對美國輿論和政府對華政策產生過極其重要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在美泛濫，太平洋國際學會成員普遍遭到迫害。連出身豪門，人稱“紅色百萬富翁”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理事菲爾德也被麥卡錫指控為“蘇聯間諜”，投入大牢。如今，幾十年過去，當年遍布全球，風雲一時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竟從人間“蒸發”，連《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也未收“太平洋國際學會”詞條，豈非怪哉!
徐永煐、施滉、冀朝鼎等中共黨人在美共中國局活動的傳奇經歷，國際共運史、美國史、美共史、中共黨史資料中均極少提及。其中有忽視的因素，也有難言之隱。
回到上海的驚險一幕
1946年夏，徐永煐接周恩來指示回國，回國工作是他多年的願望。1946年10月，徐永煐化名“徐大年”，與夫人張淑義攜未滿周歲的兒子徐慶東離開美國。此時，國內形勢急轉直下：1946年6月，蔣介石公然撕毀“停戰協定”，派軍隊大舉圍攻我中原解放區；10月11日，蔣軍占領張家口，氣焰空前囂張，妄圖一舉消滅共產黨。在這黑雲壓城的時候，徐永煐懷著正義必勝的信念，踏上了回國的歸程。
徐永煐一家先乘機抵香港。年底前後，中共駐滬辦事處(時稱“周公館”)傳周恩來指示，命徐永煐單身坐船赴上海。徐永煐抵滬下船後，未碰到“周公館”約好來接船的人。由於不熟悉國內地下工作程式，他竟提著皮箱直奔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公寓。侯是徐永煐的妹夫。當時侯因與中共駐渝、駐滬人員往來密切，引起國民黨注意，侯宅周圍有特務嚴密監視。侯奉命整日躲在家中，準備逃往香港，氣氛十分緊張。侯外廬40年後在《韌的追求》一文中，回憶了當時那驚險的一幕：“春天的一個下午，狄思威路(溧陽路)寓所的前門有人按電鈴(上海人的習慣，弄堂房子一概後門進出)。孩子們開門，見進來一個穿夾大衣，手拎皮箱，非常洋派的陌生人。打聽這裡有沒有一家姓侯的。孩子們很警惕，幾雙眼盯住他，就是不開口。他一再堅問，重初(侯外廬之子)說出自己的名字，永煐深情地告訴他們：我就是你們的舅舅啊……永煐是位職業革命家，但他始終擺脫不了書生氣。他少小離家老大回，興奮得一心只想把闊別二十多年的祖國看個夠。他說，''''周公館’知道他要抵滬，但他準備先逛幾天再去報到。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出門去了。我分析，‘周公館’既然知道他來滬，必定關心他的行止。就請梁澤南同志轉告‘周公館’，永煐已經平安到達，住在我家。這天，他在外面逛了一整天，很晚還不回來。晚上九點，我們正著急，陳家康和王凝兩位開車來了，他們比我更焦急，在馬思南路辦事處等了他一天沒等到，才到我家來找。大家都擔心這位在國外公開的共產黨人，一踏上國土就被捕……等到十點多鐘，永煐大搖大擺地回來了，進門就大談其觀感。陳家康急著要他趕快到馬思南路機關去，他卻說：不急，不急，我還想出去逛兩天。後來，還是陳、王兩位連拉帶推，才算去了馬思南路。”徐永煐在美國以美共黨員身份公開活動，監視侯宅的國民黨特務卻為何沒對他下手?據侯外廬的小女兒侯均初(即侯外廬回憶中的“凡”）後來分析：當時前門的特務之所以沒有動手逮他，大概是一時沒搞清他的身份，被他那副“洋派”打扮唬住了。侯均初還記得陳家康當時曾對父親說：怎么能讓他出去呢?太大意了!你們應該死活把他攔住。父親回答：我們攔不住呀!
群策群力譯“毛選”
1950年2月，徐永煐由上海外事處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參事室。3月，因外交部組織聯合國代表團，徐永煐應召赴京。隨即“周恩來、李克農先後通知主持譯《毛澤東選集》，當即著手籌備。”5月，中共中央宣傳部英譯毛選委員會成立，徐永煐任主任。英譯“毛選”是一項嚴肅重大的政治任務，其領導者既要有長期革命鬥爭的實踐經驗，又要有豐富的學識和紮實的英語功底，這些，徐永煐都是具備的。
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隨著形勢發展的需要，為加強國際宣傳，中共中央南方局已開始著手組織毛澤東等領導人著作的翻譯。與俄、日等文種相比，英文翻譯是動手最早的。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南方局和美共中國局建立了更直接的聯繫。由於當時國內環境不理想，故準備拿到美國翻譯。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共參加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在董老指導下，徐永煐等參加了美共重建的工作，並主持建立了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據1941年受中共南方局之命到美的徐鳴回憶：當時“董必武曾交給永煐一批毛澤東著作，讓中國局組織翻譯審訂。開始永煐和唐明照翻了一部分，後來因為忙，永煐問我能不能另外找到合適的人。我提出浦壽昌，永煐同意，所以這件事就讓浦壽昌負責了。”每禮拜五晚飯後，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徐永煐、唐明照、徐鳴、楊剛(時為《大公報》記者) 、賴亞力（時為馮玉祥秘書）都要在徐永煐家召開會議，商談包括翻譯“毛選”在內的各項工作，一直到1946年10月徐永煐回國。1948年陳翰笙來到美國，帶來第二批“毛選”譯稿。此時，由於國內形勢好轉，大家都想早點回國，翻譯工作也受到影響，“毛選”譯稿後由浦壽昌帶回國內。
英譯毛選委員會成立後，陸續參加該委員會的委員既有金岳霖、錢鐘書、王佐良、鄭儒箴等名流學者，也有唐明照、浦壽昌、章漢夫、冀朝鼎等黨內幹部。前者多承擔翻譯，後者在工余審稿。辦公地點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秘書為鄒斯履。1951年7月，英譯委員會改名中宣部英譯室，至1953年底完成任務後撤銷。
在英譯“毛選”過程中，徐永煐最倚重的人是金岳霖。金比徐年長6歲，1911年進清華學堂，後赴美留學。回國後創辦清華大學哲學系。在翻譯《實踐論》、《矛盾論》等哲學著作時，每遇大的疑難，往往請金岳霖最後定奪。“毛選”英譯，和徐永煐共事最久的是錢鐘書。錢小徐永煐8歲，時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徐永煐與錢鐘書相識於“毛選”英譯工作時期，兩人互相欣賞，切磋學問，成為莫逆之交。年逾九旬的楊絳先生後來回憶：在毛澤東一篇原稿里，有孫悟空鑽進牛魔王肚子的話，錢鐘書指出此話有誤：孫悟空鑽的是鐵扇公主的肚子。胡喬木為此調來各種版本的《西遊記》查證，果然如此。楊絳笑道：“錢鐘書這個人很狂，敢說毛主席錯了。”“毛選”英譯工作中的反覆修改給楊絳留下深刻印象。她說：“希臘荷馬史詩中的奧第修斯在外流浪十年，他的老婆是很美的人。人家追求她，她就以給公公織衣服來拖延。早上織，晚上拆。翻譯“毛選”就好像是織衣服。”的確，徐永煐等當年開始譯“毛選”時，“毛選”中文本剛剛著手編輯——《毛澤東選集》中文版的1—3卷，是在1951年—1953年期間，每年出一卷，與“毛選”英譯進度大體同步。中文原稿反覆改動給英文翻譯帶來的困難，是不言而喻的。
1960年春夏之交，“毛選”中文版第四卷出版。時值徐永煐大病初癒，掛外交部顧問銜半休，乃再次受命，於該年夏天出來主持“英譯”毛選第四卷工作。此次參加英譯工作的有程鎮球、鄭儒箴、楊承芳、陳龍、吳景榮、方鉅成、於寶榘、趙一鶴等。為譯稿潤色的有錢鐘書及外國友人馬尼婭與柯弗蘭等。以上人員集中在北京萬壽路十八所，用半年時間便完成了“毛選”第四卷英譯的初定稿。然而，徐永煐的身體又垮了。其後，中央指定章漢夫組織審改和定稿工作。章漢夫時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脫不開身，轉請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孟用潛主持審定。參加定稿的有：孟用潛、徐永煐、冀朝鼎、唐明照、錢鐘書、裘克安、程鎮球以及美國友人柯弗蘭·愛德樂、愛潑斯坦和李敦白，工作地點在東交民巷15號賓館。徐永煐因病只參加過幾次討論。1961年春夏之交，“毛選”第四卷(國內版)譯文全部完成，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發行。
英譯“毛選”第四卷告一段落，檢查發現已出版的英譯“毛選”1—3卷里有很多地方不確切，於是1961年又開始由孟用潛主持修訂前3卷譯稿，這一工作進行到1965年完成——此前不久，徐永煐因腦溢血後遺症，已半身癱瘓。這一時期翻譯和定稿主要人員有些變動，有些負責同志如冀朝鼎、唐明照等因為工作繁忙而不得不退出，有的人則出國了。新增加的定稿組成員有錢鐘書和吳文燾。此外，新華社外國專家夏庇若也開始參加定稿組的討論。1965年，英文《毛澤東選集》(國內版)1—3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選集》英譯本的翻譯出版，是五六十年代中國譯界一大盛事，其對世界產生的影響極其深遠。其間，徐永煐既是翻譯者，更是組織者，這種雙重身份需要他既善於發現翻譯人才，組織起一支精幹高效的翻譯隊伍，遇到問題又能夠拿出具體解決辦法，提出切實可行的指導意見。由於參加者均為中國譯界一流專家，在工作中認真負責，精誠合作，加之隊伍能夠保持相對穩定，並在時間上有一定的連續性，使譯本質量得到保證。除俄文本外，其他語種的“毛選”翻譯都參考了英文本。然而，這質量卻來之不易。為了使英譯文字達到準確、傳神，專家們嘔心瀝血。由於“毛選”英譯本的主要對象是歐美等西方國家的讀者，所以，在翻譯時譯者要儘量照顧到他們的閱讀習慣和民族心理。例如在“毛選”中，“走狗”這個詞出現率是非常高的，起初直譯作“跟著跑的狗”，但英共的人接受不了。他們認為，狗在西方是非常可愛的，你想，一個英姿勃勃的獵人，騎在駿馬上飛奔，兩條品種純正的獵犬跟著迅跑，那個形象是很美的。後經反覆斟酌，改譯成Lackey，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中世紀封建領主坐著挺漂亮的馬車出去時，站在馬車邊上，穿著豪華制服的那個奴才。周恩來曾說，他認識的中國人，英文最好的有“兩個半”：“半個”是宋慶齡，因為中文差些；“兩個”里一個是徐永煐，另一個有說陳翰笙，有說冀朝鼎的。
“毛選”英譯本的完成，凝聚了當時國內最高水平翻譯家的智慧型和心血。他們在翻譯過程中，積累起的許多寶貴經驗，至今對我們的翻譯工作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