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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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亭
醉翁亭，坐落在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是安徽省著名古蹟之一，宋代大散文家歐陽修寫的傳世之作《醉翁亭記》寫的就是此亭。醉翁亭小巧獨特，具有江南亭台特色。它緊靠峻峭的山壁，飛檐凌空挑出。數百年來雖屢次遭劫，又屢次復建，終不為人所忘。解放後，人民政府將醉翁亭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多次整修。
歐陽修與醉翁亭
我們的滁州之行，完全是為了憑弔歐陽修的醉翁亭。歐公在《醉翁亭記》中開門見山，直抒胸臆：“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把我們一個個弄得神魂顛倒；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的高論，更使我們對醉翁亭的仰慕不斷升溫。
滁州位於安徽省東部，東距六朝古都南京48公里，西去省會合肥130公里，因其與城西南的琅琊山諸峰相連，城山一體，蔚然而深秀，是安徽省五大風景區之一。琅琊山古稱摩陀嶺，相傳西晉時琅琊王司馬佩率兵伐吳駐蹕於此，故後人改名為“琅琊山”。琅琊山山不甚高，但清幽秀美，四季皆景。山中溝壑幽深，林木蔥鬱，花草遍野，鳥鳴不絕，琅琊榆亭亭如蓋，醉翁榆全國特有，琅琊溪、玻璃沼、曲水流觴溪流淙淙；讓泉、濯纓泉、紫薇泉等山泉泉泉甘冽，歸雲洞、雪鴻洞、重熙洞、桃源洞等岩洞洞洞神奇。更有唐建琅琊寺、宋建醉翁亭和豐樂亭等古建築群，以及唐、宋以來摩崖碑刻幾百處，其中唐代吳道子繪《觀自在（即觀音）菩薩》石雕像和宋代蘇東坡書《醉翁亭記》、《豐樂亭記》碑刻，被人們視為稀世珍寶。古人稱之為兼有名山、名寺、名亭、名泉、名文、名碑、名洞、名林的“皖東八名勝境”，蔚然深秀的琅琊山歷來享有“蓬萊之後無別山”之美譽。
琅琊山景色淡雅俊秀，文化淵源久遠。據史書記載，琅琊名勝，自唐刺史李幼卿始開於大曆年間。他在南山“鑿石引泉，釃其流以為溪”，名為琅琊溪。在溪岸“建上下坊，作禪堂、琴台”。繼李幼卿之後，唐、宋著名文士如韋應物、獨孤及、李紳、李德裕、歐陽修、辛棄疾等，相繼出守滁州，修築城池樓館，開發山川名勝，傳下眾多名篇佳句。尤其是宋代歐陽修謫知滁州期間，修建了醉翁亭、豐樂亭，寫下了《醉翁亭記》、《豐樂亭記》等膾炙人口的名篇，“滁之山水得歐公之文而愈光”。文以山麗，山以文傳，琅琊山聲名日隆，文人墨客、達官顯貴，紛紛前來探幽訪古，題詩刻石，王安石、曾鞏、宋濂、文徵明、李夢陽、王世貞等著名詩人、文學家也都在此留下了足跡，唐、宋以來的摩崖、碑刻約有數百處之多。歷代書法名家書寫的《醉翁亭記》“真、草、隸、篆”碑刻與山中古道、古亭、古建築相得益彰。琅琊山的美妙，在於她悠然於喧囂之外；琅琊山的雅致，在於她融合自然山水與建築為一體的深幽意境，令人意趣盎然，流連忘返。(孫明皋)
歐陽修與醉翁亭
醉翁亭初建時只有一座亭子，直到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全椒觀察使薛時雨主持重修，才使醉翁亭恢復了原樣。醉翁亭因歐陽修及其《醉翁亭記》而聞名遐邇，數百年來雖然歷遭變劫，但終不為人所忘，正如醉翁亭中一副對聯所言：“翁去八百載，醉鄉猶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醉翁亭一帶的建築，布局緊湊別致，亭台小巧獨特，具有江南園林特色。醉翁亭，已不再是一座孤單的涼亭。總面積雖不到1000平方米，四面環山的亭園卻內有九院七亭：醉翁亭、寶宋齋、馮公祠、古梅亭、影香亭、意在亭、怡亭、覽余台，風格各異，互不雷同，人稱“醉翁九景”。醉翁亭依山傍水，幽雅而寧靜。這裡古樹婆娑，亭台錯落，青山如畫，碧水潺流，環境十分優美。整個布局嚴謹小巧，曲折幽深，富有詩情畫意。亭中新塑的歐陽修立像，神態安詳。亭旁有一巨石，上刻圓底篆體“醉翁亭”三字。離亭不遠，有泉水從地下溢出，泉眼旁用石塊砌成方池，水入池中，然後匯入山溪。水池三尺見方，池深二尺左右。池上有清康熙四十年知州王賜魁立的“讓泉”二字碑刻。讓泉水溫度終年變化不大，保持在十七八攝氏度。泉水“甘如醍醐，瑩如玻璃”，所以又被稱為“玻璃泉”。
醉翁亭北有二賢堂，初建於北宋紹聖二年（公元1095年），系當地人士為紀念滁州前後兩任太守王禹偁和歐陽修所建。原堂已毀，現堂為建國後重建。堂內有二聯，一曰：“謫往黃岡執周易焚香默坐豈消遣乎，貶來滁上辟豐山酌酒述文非獨樂也”，二曰：“醒來欲少胸無累，醉後心閒夢亦清”對兩任太守皆因關心國事而貶謫滁州憤憤不平，又為兩位太守詩文教化與民同樂深表欽敬。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廬陵（江西吉安市）人，是我國北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和政治家。他出身貧寒，資性敏悟，勤奮苦學。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進士，曾任諫官，又任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要職，因參與范仲淹的“慶曆革新”而遭貶，當過滁州太守。在文學上歐陽修以韓愈為宗，力掃晚唐五代文學的奢靡之風，提掖了王安石、蘇軾等一大批精英。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和曾鞏），北宋就占了六家。且除歐陽修本人以外，其餘五家都出自歐門。歐陽修不僅成就非凡，而且人品高尚，早令我輩景仰不已。
醉翁亭西側有寶宋齋，建於明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是明人為保護蘇軾手書《醉翁亭記》而建。齋內有兩塊石碑，正反兩面鐫刻著蘇東坡所書《醉翁亭記》全文，《醉翁亭記》初刻於慶曆八年，因其字小刻淺難以久傳，又於元祐六年（1091年）由歐陽修門生、北宋大詩人蘇東坡改書大字重刻，文章與書法相當益彰，後人稱為“歐文蘇字，珠聯璧合”，視為宋代留下的稀世珍品，與琅琊寺中吳道子所畫的《觀自在（即觀音）菩薩》石雕像，同為難得的古代文化瑰寶。
寶宋齋南面是一個面積較大的庭院，院內有意在亭、古梅亭、影香亭、怡亭等亭台建築。泉水從牆外流入，曲折蜿蜒，如迴腸九轉。傳說當年歐陽修常在這裡與友人共飲，曾仿晉人作“曲水流觴”，為後世引為趣談。後人在“九曲流觴“處建意在亭，並仿歐陽修戲水飲酒作樂，亭似蘇州園林建築，十分古雅。古梅亭在醉翁亭院的北面，因亭前有一株古梅而得名，又稱賞梅亭。相傳此梅系歐陽修所手植，世稱“歐梅”。原梅早已枯死，此株為明人所補植。古梅高7米，離地面六七十厘米便開始分成四枝。四枝幹粗70多厘米，蒼顏多瘢。雖經幾百年風霜雨雪，仍然枝茁葉茂，清香不絕。這株古梅品種稀有，花期不搶臘梅之先，也不與春梅爭艷，獨伴杏花開放，故名曰“杏梅”。古梅北有古梅亭，南面有影香亭，建於一方池上，原名見梅亭，後來有人在壁上題了“寒流疏影”、“翠積清香”兩塊碑刻，遂改為今名。春天，“野芳發而幽香”；夏季，“佳木秀而繁蔭”；秋天，天高雲淡，“風霜高潔”；冬季賞溪中石景“水落石出”，四季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
歐陽修與豐樂亭
豐樂亭建於琅琊山風景名勝區豐山東北麓的幽谷中，是豐山風景最佳之處。距滁州城約1公里。這裡面對峰巒峽谷，傍倚澗水潺流，古木參天，山花遍地，風景十分佳麗。關於豐樂亭的興建，歐陽修在《與韓忠獻王書》中告訴友人：“偶得一泉於（滁）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換，構小亭於泉側。”而民間傳說卻略有不同：據說歐陽修在家中宴客，遣仆去醉翁亭前釀泉取水沏茶。不意仆在歸途中跌倒，水盡流失，遂就近在豐山取來泉水。可是歐陽修一嘗便知不是釀泉之水，僕從只好以實相告。歐陽修當即偕客去豐山，見這裡不但泉好，風景也美，於是在此疏泉築池，闢地建亭。泉名“豐樂泉”，亭名“豐樂亭”，取“歲物豐成”、“與民同樂”之意，歐陽修為此還寫下了《醉翁亭記》的姐妹篇——《豐樂亭記》，還以《豐樂亭遊春》一詩記載與民同樂之盛況：“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人不知春將老，來往亭前踏落花”。後來蘇東坡又把《豐樂亭記》全文書刻於亭中石碑上，供人閱讀和欣賞，一樣地留下了“歐文蘇字，珠聯璧合的稀世瑰寶。
豐樂亭亭前有山門，亭後有廳堂，還有九賢祠（又名危樓，內供與滁州有關的九位賢人畫像）、保豐堂等，四周築以圍牆。豐樂亭內有蘇東坡書刻的《豐樂亭記》石碑、吳道子畫的《觀自在（即觀音）菩薩》石雕像，保豐堂內有明滁州判官尹夢璧所作的《滁州十二景詩》碑刻，這些都是我國古代文化藝術的珍品。
豐樂亭以北原有一條“西澗”，與豐樂亭一山之隔。唐代詩人韋應物在任滁州刺史時，曾為這裡優美的山水景色所吸引，吟詠了“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的膾炙人口的詩句。之後，人們依韋氏詩意在這裡建起了野渡橋、野渡庵、飛泉覽勝亭等建築。建國以後，政府為治理水患，開發水利，在西澗上建造了攔河大壩，形成了一個山間水庫，稱為“城西湖”，使許多景點沉沒湖底，但出現了另一種自然景象，四周青山環抱，中間碧水漣漪，山明水秀，魚躍鳥飛，風光無限，生機盎然。
醉翁系滄浪歐蘇共風流
亭以人名。陶然亭、愛晚亭建於清代，亭名分別出自白居易“與君一醉一陶然”和杜牧“停車坐愛楓林晚”詩句。愛晚亭還以毛澤東早年讀書處聞名當代。而最具歷史文化盛名的醉翁亭、滄浪亭則以宋代文學大家歐陽修、蘇舜欽之名傳譽千載。
醉翁亭、滄浪亭同建於慶曆六年，分別位於當時的淮南滁州和吳中蘇州。兩亭雖隔江相望，遙距數百里，卻緊密聯繫著歐、蘇二位文學巨擘的不朽友誼，並進而成為後人景仰和神往的勝跡。人們都知道，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在他的身邊，蘇舜欽以卓越的文才、詩才成為這場運動的急先鋒和中堅。蘇舜欽還是歐陽修一生中最推崇的二位詩人之一（另一位是梅堯臣）。
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失敗後，歐、蘇同受牽連。歐陽修被以莫須有的“張甥案”貶知滁州；蘇舜欽則被所謂“奏邸之獄”所陷，放廢為民，流寓蘇州。歐公居滁，是政治上的挫折，但他能坦然面對，怡然樂觀，為政之餘，陶醉於“環滁皆山”的秀美景色，常偕僚屬流連於琅琊山中，與州民同樂而成為歷史佳話。山僧智仙敬重仰慕歐公的學術文章和道德人品，特于山中建亭為他的游山助興。歐公以“醉翁”作為亭名，並由此創作出了千古名文《醉翁亭記》。當時他正值中年，“我時四十猶強力，自號醉翁聊戲客”，“四十猶未老，醉翁偶題篇”，從中可見他心境之一斑。而報國無門的蘇舜欽，索寞一人躑躅蘇州，他常出城閒遊。一天，他在郡學東側看到一片三面環水的空闊廢地，此處草木蓊鬱，有雜花修竹環繞，尚存園囿遺意。經訪舊老，知是前人池館，便毅然購下，重置水石，理水疊石，建樓閣亭台，以咀嚼自己的寂寞。他以《楚辭》“漁父”篇中“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句命名為滄浪亭，寓意自己與世浮沉，幽閒獨放的懷抱。
歐、蘇兩人政治上的不幸卻帶來了文學上的收穫。《醉翁亭記》、《滄浪亭記》均成為文學史上璀璨的不朽篇章。《醉翁亭記》以情寫景，不僅精彩地描繪了琅琊山中四時不同、朝暮變幻的景色，還以“樂”為文眼，抒寫出作者與賓從僚屬的游賞、吟詠、宴飲、弈射之樂，生動形象地展現出歐公仁民寬政的風範和瀟灑風神。全篇共用二十一個“也”，風格獨特，一唱三嘆，韻味無窮，歷來有絕唱之稱。蘇舜欽《滄浪亭記》卻是另一種情形：作者“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蘇舜欽善處逆境，生活恬淡自適，在虛僻、瑩淨的滄浪亭畔，他感受到脫去仕籍，並非個人的不幸。他在記文中寫道：“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詩人長於議論，這裡以激切的語言，直抒胸臆，體現出他對官場生活的鄙夷。
從歐、蘇兩人的文集中，還可獲知當時他們友好的交往。蘇軾記錄歐陽修在滁州建豐樂亭並與民眾往游其間的生動情形，“構亭於其間，四面開軒墉。名之豐樂者，此意實在農。”他還用“百人擁持大車載，城市觀走風濤翻”的詩句，描寫歐陽修用三頭牛拖著二輪大車運送菱溪大石穿城而過，萬人空巷爭相觀看的趣事。歐陽修也寫了題寄滄浪亭的詩：“子美（蘇舜欽字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字裡行間包含著對友人的無限關懷和不盡的思念，流露出摯友真情。
如今，滄浪亭有一幅楹聯：“清風明月本無價，遠水近山皆有情。”此聯為歐、蘇詩句的集句聯，詩意相諧，對仗工整，如出一人。這一組合正巧妙地把二位歷史名人的友誼永遠留在一個亭子中了，令人遐思，促人回味。（摘自《蘇州雜誌》）
陶然亭
地理位置
陶然亭公園位於北京市南二環陶然橋西北側。全園總面積59公頃，其中水面17公頃。1952年建園。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首都北京最早興建的一座現代園林。其地為燕京名勝，素有“都門勝地”之譽，年代久遠，史跡斑駁。名聞遐邇的陶然亭、慈悲庵就坐落在這裡。秀麗的園林風光，豐富的文化內涵，光輝的革命史跡，使它成為旅遊觀光勝地。
相關歷史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監理黑窯廠，他在慈悲庵西部構築了一座小亭，並取白居易詩“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句中的“陶然”二字為亭命名。這座小亭頗受文人墨客的青睞，被譽為“周侯藉卉之所，右軍修禊之地”，更被全國各地來京的文人視為必游之地。清代200餘年間，此亭享譽經久，長盛不衰，成為都中一勝。
名勝古蹟
園內林木蔥蘢，花草繁茂，樓閣參差，亭台掩映，景色宜人。湖心島上，有錦秋墩、燕頭山，與陶然亭成鼎足之勢。錦秋墩頂有錦秋亭，其地為花仙祠遺址。亭南山麓有“玫瑰山”，其地為原香冢、鸚鵡冢、賽金花墓遺址。亭北山麓靜謐的松林中，有著名的高君宇、石評梅墓。燕頭山頂有覽翠亭，與錦秋亭對景，亭西南山下建澄光亭，於此望湖觀山，最為相宜。亭北山下為常青軒。
1985年修建的華夏名亭園是陶然亭公園的“園中之園”。採用集中旅遊資源的方法，精選國內名亭仿建而成。有“醉翁亭”、“蘭亭”、“鵝池碑亭”、“少陵草堂碑亭”、“滄浪亭”、“獨醒亭”、“二泉亭”、“吹台”、“浸月亭”、“百坡亭”等十餘座。這些名亭都是以1：1的比例仿建而成，亭景結合，相得益彰。流連園內，有如歷巴山楚水之間，或游吳越錦繡之鄉的感覺，歷史文化內涵更加深邃。
今昔對比
亭，是我國一種極具民族特色的建築樣式。北京的名亭不少，如頤和園的知春亭，北海公園的五龍亭，景山公園的萬春亭，香山公園的閬風亭等，都廣為人知。但以亭命名的公園卻不多，最為著名的要數位於城南的陶然亭公園。
最早的陶然亭，其實無亭，而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在古剎慈悲庵西面修建的三間敞廳，供臨時休息之用。因取白居易詩“更待菊黃佳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之意，命名“陶然亭”。習慣上又依建亭人之姓，叫它江亭。這裡的“亭”，用古代“道路設舍，所以停集行人”的原義，“亭”與“停”同，是供行人歇息的房舍，並非作為園林景觀的“亭”。故有“江亭無亭”之說。
江亭位於紫禁城外的遠郊區，地勢低洼，積水成湖，蘆葦叢生，草木豐茂，空曠清悠，富于田園風味和山村野趣。清代的文人雅士，常在此把酒吟詩、流連山水。近代史上不少仁人志士，如林則徐、龔自珍、秋瑾、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都曾登臨此處，或憂時傷世、慷慨悲歌，或秘密聚會、共謀變法。“五四”運動前後，革命先驅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等曾在此從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北京地區早期的共產主義者高君宇烈士與他的女友、作家石評梅的墓地，至今仍坐落在湖心島上的蒼松翠柏之中，他倆的墓碑，如兩柄寶劍，指向蒼穹。早年，在這荒郊野地上，還有清末名妓賽金花的墓地，其旁不遠，又有醉郭之墓。醉郭名瑞，因不滿清朝和北洋軍閥時代的黑暗腐敗，佯狂裝瘋，謾罵當局，歌哭於市，在京城有一定影響。此外，還有鸚鵡冢、香冢……1924年，文學家俞平伯所寫的《陶然亭的雪》一文，詳細地追憶昔年跟朋友一道在雪天遊覽陶然亭的所見所聞所感。他們在“白蓑衣廣覆著的田野之間，望望這裡，望望那裡，”“竟不見有什麼亭子”，“只見拙鈍的幾間老屋”，不免“黯然寡色”。可見那時的陶然亭已是殘破不堪了。
新中國成立後狀況
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人民政府在整頓社會秩序和恢復發展經濟的同時，不忘改善人居環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52年即將陶然亭闢為公園，清除淤泥，遷除墳地，廣植花木，修建亭舍，使原來破舊的面貌煥然一新，為附近居民提供了一處休閒娛樂的場所。1954年周恩來總理和梁思成先生親臨選址，將原來中南海內乾隆時代的宮廷建築雲繪樓、清音閣遷來此處，與慈悲庵內的陶然亭比鄰而居、隔水相對，成為亮麗的風景。
上世紀五十年代，北京戲曲學校、北京舞蹈學校、中國戲曲學校，相繼在陶然亭公園附近建校。這幾所藝術學校的小伙子和姑娘們，一個個如龍似虎、如花似玉，經常在公園內喊嗓練功，優美的旋律和舞姿，迴蕩在湖光山色之間，為寂靜的園林平添幾多生機和活力。白淑湘、陳愛蓮、劉長瑜、李維康、張學津、李崇善……這些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藝術家，大概不會忘記在陶然亭畔走過的花季。六七十年代，在西湖邊的坡地上還有露天電影院，夏天的晚上，沐浴著習習涼風，花上幾分錢，就可以看到你中意的電影。《英雄兒女》、《青年魯班》、《錦上添花》、《甲午風雲》、《早春二月》……一部部題材各異、風格不同的影片，看得人心潮起伏，熱血沸騰，以致久久不願離開這塊空曠之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湖心亭上還不時舉辦水上音樂會，一些著名歌唱家和樂團輪流到此演出。如今，上述幾所藝校早已升格為學院，國家投資另選新址興建了漂亮的新校舍。原來放映露天電影的地方，也蓋起了壯觀的電影院，因觀眾稀少，又已改成了娛樂城。水上音樂會也如黃鶴，一去不復返了。
文化特色
陶然亭公園為了突出亭文化的特色，於1985年開始，在公園西南一角，占地十公頃，修建華夏名亭園。這座由北京市園林設計研究院設計的園中之園，本著“名亭求其真，環境寫其神，重在陶然之意，妙在薈萃人文”的宗旨，從全國各地選擇和仿建十餘座名亭，如位於湖南汨羅紀念詩人屈原的獨醒亭，浙江紹興紀念“書聖”王羲之的蘭亭碑亭和鵝池碑亭，四川成都紀念“詩聖”杜甫的少陵草堂碑亭，江蘇無錫紀念“茶神”陸羽的二泉亭，江西九江紀念詩人白居易的浸月亭，安徽滁州紀念文學家歐陽修的醉翁亭，四川眉山紀念文豪蘇軾的百坡亭，江蘇蘇州紀念詩人蘇舜欽的滄浪亭，以及由園林設計院設計的紀念“詩仙”李白的謫仙亭，等等，一座座造型各異的精美建築，或依山崖，或臨流水，或傍茂林，或倚修竹，峰迴路轉，錯落有致，各呈異彩，互為映帶，為整個園林，增添了無限風光。由古今書法名家題寫的匾額、楹聯以及《琵琶行》、《赤壁賦》、《醉翁亭記》等經典之作，鐫刻在相應的亭畔，向遊人訴說著一個個文物典故和佳話傳說，極大地提高了審美內涵和文化品位。加上原來遍布各個角落的瑞像亭、望瑞亭、錦秋亭、南屏晚眺亭、覽翠亭、風雨同舟亭等大小不同的、有名無名的亭子，約數十處之多，如朵朵奇葩，四處綻放，如顆顆珍珠，撒落滿園，這方寶地簡直稱得上展示亭文化的博物館和大觀園。漫步在華夏名亭園中，我忽發奇想：這些歷代先賢、詩聖詩仙，如今跨越時空、比鄰而居，在“菊黃佳釀熟”之際，聚會一堂，聯袂唱和，把酒吟詩，舉杯邀月，該是何等壯美的畫面，何等浪漫的情懷，何等令人心馳神往的境界啊！
現狀
這幾年來，隨著老齡人口的增多，陶然亭公園更滾動著銀髮浪潮。大批離退休老人盤旋於此，各找其樂，各得其所。你看，棋迷們圍在石桌旁，楚河漢界，殺得正猛；戲迷們聚集在柳蔭下，鑼鼓鏗鏘，絲竹悠揚，京戲、評戲，唱得正歡；湖心島上，爺爺奶奶們學著年輕的舞伴，翩翩起舞，仿佛減去了幾十歲；月季園邊，一群群、一隊隊歌唱愛好者，引吭高歌，隨著《敖包相會》、《紅莓花兒開》的旋律，重溫逝去的青春年華；而在幽靜的垂釣區，一個個垂釣者，氣定神閒，怡然自在，靜等魚兒上鉤；愛好武術的小伙子更在廣場上一展矯健的身手，……如今這座城市園林，真正成了老小鹹宜的休閒場所，普通百姓的歡樂海洋。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我在陶然亭旁邊工作和生活了幾十年，與它結下了不解之緣。退休之後，同老伴一起，每天必來此溜達一圈，健身強體，放飛心情，更對它充滿眷念和感激之情。我收藏有關它的歷史記憶，享受它帶給我的幸福時光，我為它的發展變化感到欣慰，更為它的美好明天深深祝福。(陳培仲)
愛晚亭
地理位置
愛晚亭位於嶽麓書院後青楓峽的小山上，八柱重檐，頂部覆蓋綠色琉璃瓦，攢尖寶頂，內柱為紅色木柱，外柱為花崗石方柱，天花彩繪藻井，蔚為壯觀。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山長羅典所建。原名“紅葉亭”，又名“愛楓亭”。後據唐代詩人杜牧《山行》而改名為愛晚亭，取“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之詩意。
亭內有一橫匾，上刻毛澤東手跡《沁園春·長沙》一詞，亭額上“愛晚亭”三字是1952年湖南大學重修愛晚亭時，毛澤東同志接受校長李達之請，親筆題寫的。亭中方石上刻有張南軒和錢南園游山的七律詩，稱“二南詩”。
亭前石柱刻對聯：“山徑晚紅舒，五百夭桃新種得；峽雲深翠滴，一雙馴鶴待籠來”。愛晚亭在我國亭台建築中，影響甚大，堪稱亭台之中的經典建築。
“愛晚”亭名誰人改？
長沙嶽麓山愛晚亭，馳名遐邇。此亭原名“紅葉”，又名“愛楓”。今名“愛晚”，其名是誰改的呢？一直為人們所關注。
長期以來有一種說法是：亭名“愛晚”是詩人袁枚改的。據說：袁枚訪羅典（時任嶽麓書院山長），羅輕其為人，不予接見。聽說袁枚認為亭名“紅葉”太俗，不若取“停車坐愛楓林晚”詩意改作“愛晚”，遂改。刊於1987年2月2日《華聲報》上趙海洲的《愛晚亭與袁枚的詩》一文，即本此說。
上述故事頗富傳奇，流傳甚廣。但實際上，這是“畢冠袁戴”，真正改名者應該是畢沅，而不是袁枚。
愛晚亭改名說
說愛晚亭名是畢沅改的，是羅典的《次石琢堂學使留題書院詩韻二首即以送別》詩後有一條自註：“山中紅葉甚盛，山麓有亭，畢秋帆制軍名曰‘愛晚’紀以詩。”據現有資料，知袁枚訪問嶽麓山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紅葉亭的修建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晚於袁枚訪問時間八年，顯而易見，“愛晚”亭名不可能是袁枚所改。
那么，為什麼肯定說是畢沅改的呢？除了上述羅典詩的一條注以外，還因為，畢沅那時正任湖廣總督，常到嶽麓山愛晚亭一帶遊覽。特別是，畢與羅有多年的交誼。他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冬遊嶽麓山所寫的兩首長律中，對羅倍加稱頌，並有“舊魚重逢要夙願”、“精神強勝廿年前”之句。因此，揆諸情理，亭改“愛晚”者也應該是畢沅，而不是袁枚。
湖心亭
湖心亭在外西湖中心。清雍正《西湖志》卷九：“亭在全湖中心，舊有湖心寺，寺外三塔，明孝宗時，寺與塔俱毀。”聶心湯《縣誌》稱：湖心寺外三塔，其中塔、南塔並廢，乃即北塔基建亭，名湖心亭。復於舊寺基重建德生堂，以放生之所。據此，則舊湖心寺乃今放生池，而今之湖心亭，乃三塔中北塔之基地。”《湖山便覽》 卷三：明“萬曆四年按察僉事徐廷裸重建，額曰‘太虛一點’，司禮監孫隆疊石四周，廣其址，建喜清閣，但統稱曰‘湖心亭’。國朝重加葺治，左右翼以雕闌，上 為層樓……。”清乾隆二十七年乾隆帝御書“光澈中邊”額。抗日戰爭後，喜清閣舊址先後改建為財神殿和觀音大士殿。1980年在島上刻置“蟲（異體字,為繁體字“風”的中間部分）二”太湖石碑一塊，意指“風月無邊”。
湖心亭小於三潭印月，大於阮公墩，合稱“湖中三島”——湖心亭為“蓬萊”，三潭印月是“瀛洲”，阮公墩是“方丈”。其歷史非常悠久，是西湖三島中最早營建的島，“湖心平眺”在清代的時候被列為“錢塘十八景”之一。在宋、元時曾有湖心寺，後傾圮。明代有知府孫孟建振鷺亭，後改清喜閣，是湖心亭的前身。在湖心亭極目四眺，湖光皆收眼底，群山如列翠屏，在西湖十八景中稱為“湖心平眺”。清帝乾隆在亭上題過匾額“靜觀萬類”，以及楹聯“波涌湖光遠，山催水色深”。島南又有石碑，不倫不類地題著“蟲二”，據說也是乾隆御筆，這是將“風月”二字的外邊部分去掉，取“風月無邊”的意思，這種文字遊戲是文人痼疾，看來連帝王也不能免俗。值得一提的是胡來朝作《湖心亭柱銘》：“四季笙歌，尚有窮民悲月夜；六橋花柳，渾無隙地種桑麻”。這副銘文雖有些煞風景，但遊人讀了未必沒有好。”亭前有乾隆皇帝手書“蟲二”石碑，正好是繁體“風月”去掉周邊筆畫後所剩的字，寓意此處風月無邊之意。湖心平眺被列為清西湖十八景之一，環島皆水，環水皆山，置身湖心亭，確有身處“世外桃源”之感。
評析
文中人物雖不多，但形象各異。煮酒的童子默默無聲，顯然已深諳自己主人的性情與志趣，早就見怪不怪，甚至很可能已經受到了一些感染和薰陶。舟子則直人快語，過慣了凡夫俗子的現實生活，他整日的操心勞力可能就只是為了自己或者一家人的柴米油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沒有那份閒情逸緻，所以他對這些“怪異”的行為是百思不得其解。張岱與金陵客在生活態度和審美追求方面雖可謂志同道合，但在性格氣質方面卻有一些差異。金陵客賞雪，是二人結伴同行，而且還帶上了好酒，談詩論文的同時，“一樽還酹江雪”，何等灑脫快樂、曠達豪放！足見此二人胸襟開闊、心情開朗，與其說是來賞雪，不如說是來享受自然，享受生活，享受那種無拘無礙的君子之交。意外地見到“我”這個不速之客，他們是“大喜”、強邀，熱情爽朗，坦蕩真誠。他們對“我”一見如故，完全接納，是一種很容易與人溝通的性格類型。相形之下，張岱雖然表現出了一種值得稱道的風雅不俗的情懷，但也流露出了他的清高自傲、我行我素，缺少一點海納百川的胸懷。你看，別人盛情相邀，他卻“強飲三大白而別”，這個“而”字，表前後兩個動作的承接，酒一喝完，馬上作別，似有些敷衍之意。臨行才想起問人姓氏，並不久留，轉身而去。個性倒也鮮明，只可惜不易接近，令人費解——難道張岱是一個孤僻的人嗎？抑或是在他的眼中，金陵客不配成為他的知己深交？
只要多加了解，我們就會發現年少時的張岱其實是個十分喜愛熱鬧繁華的人，他原是一個大家子弟，一直過著富貴豪華的生活。他在他的《自為墓志銘》中這樣寫道：“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明亡以後，他才“避跡山居”。明亡之時，張岱“年至五十”，所謂“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陶庵夢憶》自序），痴人說夢，遂有《陶庵夢憶》，內中皆為憶舊之文，可謂對他過去繁華生活的片斷記錄，心緒是頗多感慨，但著眼處儘是人世的美好、故國鄉土的可愛，洋溢著人生情趣，抒寫著率真性靈。崇禎五年於湖心亭看雪的張岱三十又五，那時的他生活經歷、思想情感都已非常豐富。他知識廣博，著述浩繁，愛好享樂，又怎會是孤僻之人？
那么，是他認為金陵客不配成為他的知己深交嗎？
應該也不是。這是一篇小品文，小品盛行於晚明，標示著明朝萬曆以後文學趣味的變遷，也是明代文學的一大特色。大抵言之，“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情懷與抱負，是小品文所極力要擺脫的。是以，小品文所留心與描寫的風景，是一個藝術與美感的世界。明代小品所代表的美感趣味，就是要擺脫古文以“政治”作為人生唯一追求指標的立場，而強調以“藝術”來經營生活的可能。即換一個角度看世界的態度，指出政治不是人唯一之寄託的美學要求。因此，“明月清風”式的生活就是明人崇尚的生活態度，而“人無癖不可交”、“只可與雅者言，難以為俗人道者哉”逐漸成為了明代士人的生活美學信仰。
儘管我們在讀張岱的《湖心亭看雪》之時，無一例外地會想起柳宗元的《江雪》，然而細心體會就能發覺，柳宗元所追求的“境”雖與張岱並無二致——天地之間如此純潔而寂靜，一塵不染，萬籟無聲，人鳥絕跡，但二者所傳達的“情”卻是方圓殊趣。置身“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世界，“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形象顯得過於孤獨，過於冷清，不帶一點人間煙火氣，恰恰是由於詩人借山水來寄託自己清高孤傲的情感，抒發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鬱悶苦惱，而張岱在大雪三日更定之時出行看雪，大概與古文人的“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是一個性質的。如果說柳宗元是因失意於政治才“寄情”于山水，那么張岱則是因“痴情”于山水而無意於政治。是故前者釣雪顯得孤寂悽苦，而後者賞雪倍覺灑脫愉悅。從這種意義上說，假如時空可以移植，讓張岱與柳宗元在湖心亭相遇，我們就有理由認為張岱是不會以柳宗元為知交的，因為他們骨子裡的志趣與追求是大相逕庭的。但是，從文中所敘來看，應該說金陵客那種清雅不俗的情懷與志趣已經和張岱達到了一種驚人的契合，若說張岱認為金陵客不配成為他的知己深交，實在沒有足夠的理由。
與金陵客偶遇對酌，作者的興致看來並不很高，筆者私下揣度，原因應當有三。概括而言，即“雅”、“狂”、“痴”三字。
一謂“雅”。“雅”者，免“俗”也。什麼叫“俗”？如美學家朱光潛所言：“這無非是像蛆鑽糞似地求溫飽，不能以‘無所為而為’的精神作高尚純潔的企求。”張岱是個文人，更是一名雅士，曾自言“奪利爭名，甘居人後”，然而“觀場遊戲”，卻無論如何都不肯“讓人先”的，甚至下棋賭博，都不懂得計較勝負，然而“啜茶嘗水”，卻“能辨澠、淄”。秉持這種性情志趣的人，總是不能為一般人所理解的，在人群中自然是落落寡合，對此，張岱倒也達觀：“自且不解，安望人解？”這種清雅不俗之人，天地之間能有幾個？故此，當他在“上下一白”的茫茫天地之間，與二位更早出行賞雪的雅客不期而遇之時，心中不禁暗自將他們引為知己，詢問之下方知他們原來也是客居於此，同在異鄉為異客，人生漂浮不定，萍水相逢，後會無期。可嘆知音難覓，一如鏡花水月，今日雖能偶得，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人生聚少散多，得而復失更加令人惆悵。如此想來，縱然有美酒助興，也難有熱烈的情緒。
二謂“狂”。張岱曾在其《金山夜戲》中自述少年“狂行”：崇禎二年中秋次日途經鎮江，日暮時分至北固山，因見“月光倒囊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噀天為白”，遂“大驚喜”，半夜划船至金山寺佛殿，“盛張燈火”而唱劇，“鑼鼓喧闐，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摋眼翳，翕然張口，呵欠與笑嚏俱至。徐定睛，視為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腳，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驚吵眾人，嚇煞寺僧，世人不敢為，而竟敢為之，不但為之，且著文述之，且這種“狂行”在其文中比比皆是。正是出於這種“狂”意，他才會特地選擇大雪三日之後、黎明破曉之時，而且在他憑自己的主觀臆斷“湖中人鳥聲俱絕”的情形下，才出門看雪的。此時的他可能有一種“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自負與自賞，萬萬沒有想到還會與人“狹路相逢”，並且不止一個，並且比自己來得更早，並且還不忘帶全了爐酒童子，還有那一派主人聲口的“湖中焉得更有此人”的感嘆，直攪得分辨不清誰才是看雪的正家了。這多少會讓張岱在意外的發現“吾道不孤”的欣慰之餘產生一點點挫折感和失落感，因而有些掃興。張岱的這種“狂”，在某種意義上凸顯了我國古代文人所謂的“清高”之氣，這種“清高”之氣，還須得我們拋卻今人世俗的眼光來欣賞方能諳此中三昧。
如張岱之行者，古人中並不鮮見。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是有才者的狂傲，劉禹錫的“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有德者的自許，唐人祖詠的《終南望餘雪》，是他在長安科舉應試所作，按規定應作成一首六韻十二句的五言排律，可他只寫下四句：“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問其原因，祖詠答曰：“意盡。”他這樣做，是冒了落第的危險，這種把人生前途低置於個人詩學思想之下的行為無疑是“狂”到了極致。蘇東坡在《記承天寺夜遊》一文中感嘆道：何處無好景致？只是我和張懷民這樣的人不可多得罷了！這大約也是略帶一些“狂”情的自視吧。
三謂“痴”。前面說到張岱“痴情”于山水而無意於政治，而山水之中，他又尤“痴”西湖。大雪鋪天蓋地，西湖萬籟俱寂，黎明破曉時分，尚要冒寒乘舟去湖心亭看雪，箇中“痴意”又有幾人能夠體會？
不論是作為曾經的世家公子，還是後來的隱居文人，張岱對於西湖的鐘情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除了在諸如《陶庵夢憶》之類的集子裡經常提到之外，他還有專門記錄掌故逸聞的《西湖夢尋》。從那些詩文中，我們可以略略體會張岱對於西湖的複雜情懷。譬如他在《西湖夢尋》的總記中曾將西湖和鑑湖、湘湖做了比較，且一概用女人來比喻，他說湘湖就像待字未嫁的處子，靦腆羞澀。鑑湖則是名門閨秀，雖然令人欽敬，卻不可以狎弄親近。西湖呢，“若西湖則為曲中名妓，聲色俱麗，然倚門獻笑，人人得而媟褻之矣。人人得而媟褻，故人人得而艷羨；人人得而艷羨，故人人得而輕慢。在春夏則熱鬧之至，秋冬則冷落矣；在花朝則喧鬨之至，月夕則星散矣；在晴明則萍聚之至，雨雪則寂寥矣。”西湖果然美麗，然則是風塵女子的美麗，縱使國色天香，也須逢場作戲，所以誰都可以親之近之，也就誰都可以輕之棄之，繁華的時候門庭若市，冷清的時候闃無一人。
在此書的《自序》中，他劈頭就說“餘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又說：“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故有，其夢也真。”足見他對於西湖的情懷，傾慕有加，憐愛有餘，難得卻又難捨，魂牽夢縈，幾欲生死相許。
由於這種深情而又傷感的心態，對西湖的欣賞，張岱以為，“雪巘古梅，何遜煙堤高柳；夜月空明，何遜朝花綽約；雨色涳濛，何遜晴光灩瀲。深情領略，是在解人。”西湖於他，不論冬春，不論日夜，不論晴雨，都是美的，而這種種的美，都是由於他的深情領略。所以他一直以為唯有自己才是西湖真正的知己，是他心中這位西子眼裡唯一的情人，“奈何呼不已，一往有深情”（《西湖》），唯有他最能深刻領會她的性情、她的韻味、她的美麗、她的哀怨、她的快樂、她的寂寥……所以，他才會總要等到遊客散盡之時，才縱舟西湖，“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伴著那“拍人”的“香氣”，進入那“甚愜”的“清夢”（《西湖七月半》）；所以，他才會唯願與西湖相約於無人的雪後清晨，與她獨處，和她對話，再無外人能夠介入他們心靈的默契與情感的溫馨。
我想，在這種心境之下，意外地遇見金陵客，他的興致是無論如何好不起來了的。
了解了這些背景，才可能理解他的特立獨行、他的寡言少語、他冒寒看雪的強烈的衝動、他偶遇外人的淡淡的落寞。在文中，我們看到了曠達與痴情共同釀成的純美的意境。雖有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但我們若錯將《湖心亭看雪》當作一篇山水遊記來欣賞，而對作者的心靈語言不予解讀，等閒視之，恐怕我們倒是唐突了名士和名士的佳作了。（文/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