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作者簡介,基本資料,文學造詣,生平概述,主要成就,主要成就,文學成就,其他成就,歷史地位,後世評文,
簡介
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因大河於古道。夫動大眾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眾，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群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
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為盜，況於兩路聚大眾、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
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逾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為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
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己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
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
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
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盪，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眾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況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反對堵口回河疏 - 注 選自《宋史·河渠志》，題目為編者所加。作者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江西吉水縣人，北宋文學家、史學家。曾任樞密副使，與宋祁合修《新唐書》，又自撰《新五代史》。卒謚文忠，有《歐陽文忠集》。
作者簡介
基本資料
文學造詣
歐陽修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有《歐陽文忠公文集》。詩歌《踏莎行》。並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記》。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詞集名。北宋歐陽修作。三卷。南宋羅泌編次。收入《歐陽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單行本。明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本改題《六一詞》，僅一卷，據前本而有所刪節。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編》六卷，多有《近體樂府》未收之詞。公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代表作有《醉翁亭記》
歐陽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績斐然。除文學外，經學研究《詩》、《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說，有獨到見解；金石學為開闢之功，編輯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銘文碑刻上千，並撰寫成《集古錄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簡稱《集古錄》，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學著作；史學成就尤偉，除了參加修定《新唐書》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記》(《新五代史》)，總結五代的歷史經驗，意在引為鑑戒。
生平概述
歐陽修四歲喪父，隨叔父在現湖北隨州長大，幼年家貧無資，母親鄭氏以荻畫地，教以識字。歐陽修自幼酷愛讀書，常從城南李家借書抄讀，他天資聰穎，又刻苦勤奮，往往書不待抄完，已能成誦；少年習作詩賦文章，文筆老練，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興的希望，曾對歐陽修的母親說：“嫂無以家貧子幼為念，此奇兒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門，他日必名重當世。”十歲時，歐陽修從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愛其文，手不釋卷，這為日後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播下了種子。
仁宗天聖八年（1030）中進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陽）留守推官，與梅堯臣、尹洙結為至交，互相切磋詩文。景祐元年(1034年)，召試學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館閣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評時政，被貶饒州。歐陽修為他辯護，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康定元年(1040年)，歐陽修被召回京，復任館閣校勘，編修崇文總目，後知諫院。慶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誥。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提出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五年，范、韓、富等相繼被貶，歐陽修上書分辯，因被貶為滁州（今安徽滁縣）太守。後又改知揚州、潁州（今
安徽阜陽）、應天府（今河南商丘）。
主要成就
歐陽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對當時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的嚴重危機，有較清醒的認識。主張除積弊、行寬簡、務農節用，與范仲淹等共謀革新。晚年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思想漸趨保守，對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譏評；但比較實事求是，和司馬光等人的態度是不盡相同的。
他在文學觀點上師承韓愈，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容，為本質，以“文”為形式，為工具。特別重視道統的修養，提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學者當師經”，師經才能用“道”來充實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韓愈的某些偏頗。在對“道”的解釋上，他把現實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體內容。他認為學道而不能至，是因為“棄百事不關於心”（《答吳充秀才書》）。他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 （《與張秀才第二書》）。在對待“道”與“文”的關係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為“文”固然要服從於“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並且列舉了許多例子說明“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世”。所謂“事信言文”，就是內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這是歐陽修對創作的基本論點。
他的主張得到了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的熱烈贊同。後來，知貢舉（主管考試進士）時，又鼓勵考生寫作質樸曉暢的古文，凡內容空洞，華而不實，或以奇詭取勝之作，概在摒黜之列。與此同時，他又提拔、培養了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一代新進作家。這樣，他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主要成就
構築了套用文理論的大體框架。如上所述，他認為套用文的性質是實用的。他讚揚蘇洵的套用文章“實有用之言”(《薦布衣蘇洵狀》)，黃校書策論“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與黃校書論文章書》)。歐陽修關於套用文的實用性質是很明確的。他認為套用文的特點有三。一是真實。歐陽修認為寫史要“立傳紀實”(《進新修唐書表》)。所謂“紀實”，就是應像《春秋》一樣褒貶善惡，“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春秋論中》)，“書事能不沒其實”(《唐於魯神道碑》)。他還認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論慎出詔令札子》)，用當今的語言來表述，就是要與實際相符。歐陽修主張套用文真實，一是為了套用，二是為了傳於後世。二是簡潔質樸。“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正史類》)，讚揚孔宙碑文簡質(《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詔書應“復古樸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論李淑奸邪札子》)，銘應“言簡而著”(《內殿崇班薛君基表》)，“師魯之《志》，用意特深而語簡”(《論<尹師魯墓誌>》)，“文書甚簡”(《乞洪州第七狀》)，簡潔質樸是歐陽修文章批評的標準之一。三是得體。他讚揚劉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志銘》)，“體”指內容而言，歐陽修謂之“大體”。“公於制誥，尤得其體”(《謝公絳墓志銘》)，他讚揚謝希深的制誥尤得西漢制誥之體，“體”指文體。“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曲，為體不同”(《崇文總目敘釋·正史類》)，“體”指語體。歐陽修主張套用文應合大體、文體、語體，其理論已相當精深。
歐陽修對公文的貢獻很大。他寫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論也很系統。公文內容“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讀”，採用“四六”的語言形式(《內制集序》)，開蘇軾改革駢文之先河。他自責其公文有“無以發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牽常格”的毛病，主張內容要完整出新，有條有理；形式既要規範，又要創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為三類：“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與陳員外書》)他認為符、檄是下行文，狀為上行文，移、牒為平行文；並明確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歐陽修雖未明確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為劉熙載按行文方向分類打下了基礎。（摘自《套用寫作》月刊1997年第2期《歐陽修套用文論》）
文學成就
歐陽修一生寫了500餘篇散文，各體兼備，有政論文、史論文、記事文、抒情文和筆記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內容充實，氣勢旺盛，深入淺出，精煉流暢，敘事說理，娓娓動聽，抒情寫景，引人入勝，寓奇於平，一新文壇面目。他的許多政論作品，如《本論》、《原弊》、《上高司諫書》、《朋黨論》、《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張，緊密聯繫當時政治鬥爭，指摘時弊，思想尖銳，語言明快，表現了一種匡時救世的懷抱。他還寫了不少抒情、敘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搖曳多姿。他的《釋秘演詩集序》、《祭石曼卿文》、《蘇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懷往事，情深意摯，極為動人；他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諸作，徐徐寫來，委婉曲折，言辭優美，風格清新。總之，不論是諷世刺政，還是悼亡憶舊，乃至登臨遊覽之作，無不充分體現出他那種從容寬厚、真率自然的藝術個性。
歐陽修還開了宋代筆記文創作的先聲。他的筆記文，有《歸田錄》、《筆說》、《試筆》等。文章不拘一格，寫得生動活潑，富有情趣，並常能描摹細節，刻畫人物。其中，《歸田錄》記述了朝廷遺事、職官制度、社會風習和士大夫的趣事軼聞，介紹自己的寫作經驗，都很有價值。
歐陽修在詩歌創作方面也卓有成就。 他的詩在藝術上主要受韓愈影響。《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韓愈想像奇特的詩風；其它一部分詩作沉鬱頓挫，筆墨淋漓，將敘事、議論、抒情結為一體，風格接近杜甫，如《重讀〈徂徠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變幻，氣勢豪放，卻近於李白，如《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但多數作品，主要學習韓愈“以文為詩”，即議論化、散文化的特點。雖然他以自然流暢的詩歌語言，避免了韓愈的險怪艱澀之弊，但仍有一些詩說理過多，缺乏生動的形象。有的古體詩因此顯得詩味不濃，但部分近體詩卻比興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雋永。在內容上，他的詩有一部分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會的黑暗，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例如，在《答楊子靜祈雨長句》中，描寫了“軍國賦斂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虛空”的社會現實；在 《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飲官酒誠可樂”，而百姓“釜無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現象。不過，他寫這些詩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贈廣其說，為我持之告采詩”，為的是規勸統治階級修明政治，維護封建秩序。他還在詩中議論時事，抨擊腐敗政治，如《奉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現了詩人對婦女命運的同情，對昏庸誤國的統治者的譴責。更多的是寫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麗，或平淡有味，多抒發詩人的生活感受。如《黃溪夜泊》中的“萬樹蒼煙三峽暗，滿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中的“雪消門外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 《畫眉鳥》“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等。總的來看，他的詩歌風格還是多樣的。 歐陽修不僅善於作詩，且時有新見，其最後一部作品《詩話》（由於詩話從專名演變為一種文體，後人為區別稱《六一詩話》），是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話。後人郭紹虞說：“詩話之稱，固始於歐陽修，即詩話之體，亦可謂創自歐陽氏矣”（《宋詩話考》）。歐陽修的詩話，改變了以前的論詩或重在呂評、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並蓄，細加抽繹，以隨便親切的閒談逸事的方式評敘詩歌，成為一種論詩的新形式。他在評論詩的時候，雖然不廢雕琢，但主張歸於自然。在《梅聖俞詩集序》中，他提出詩“窮者而後工”的論點，發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詩歌理論，為宋詩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對當時和後世的詩歌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歐陽修還在宋初的詞壇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創作了很多詞，內容大都與“花間”相近，主要內容仍是戀情相思、離情別緒、酣飲醉歌、惜春賞花之類，並善於以清新疏淡的筆觸寫景。《採桑子》十三首，描繪潁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寫得恬靜、澄澈，富有情韻，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畫。另一些詞的“杏花紅處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樓春》），“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浣溪沙》)，“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朝中措》）等，也都是寫景的佳句。由於作者對事物體察入微，看似隨意寫出，卻是無限傳神，沒有爐火純青的工夫，是不能達到這種藝術境界的。而他偏重抒情的詞，寫得婉曲纏綿，情深語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闋的最後兩句“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過春水春山，從思婦眼中寫征人，情意深遠，含蓄蘊藉，給人以新穎別致的感覺，感情亦非常深摯。他還有一些詞，雖然頹唐嘆老、牢騷不平，卻直抒胸臆，表現出襟懷豪逸和樂觀的一面。還有一些艷詞，雖寫男女約會，也樸實生動；當然，其中也不免有淺薄庸俗的作品。此外，歐陽修還打破了賦體的嚴格的格律形式，寫了一些文賦，他的著名的《秋聲賦》運用各種比喻，把無形的秋聲描摹得非常生動形象，使人仿佛可聞。這篇賦變唐代以來的“律體”為“散體”，對於賦的發展具有開拓意義，與蘇軾的《赤壁賦》先後媲美，千載傳誦。
其他成就
歐陽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績斐然。除文學外，經學研究《詩》、《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說，有獨到見解；金石學為開闢之功，編輯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銘文碑刻上千，並撰寫成《集古錄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簡稱《集古錄》，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學著作；史學成就尤偉，除了參加修定《新唐書》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記》(《新五代史》)，總結五代的歷史經驗，意在引為鑑戒。 歐陽修書法亦著稱於世，其書法受顏真卿影響較深。朱熹說：“歐陽公作字如其為人，外若優遊，中實剛勁”。
歷史地位
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導詩文革新運動，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義文風和詩風，取得了顯著成績。由於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創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於唐代的韓愈，“天下翕然師尊之”（蘇軾《居士集敘》）。他薦拔和指導了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散文家，對他們的散文創作發生過很大的影響。其中，蘇軾最出色地繼承和發展了他所開創的一代文風。北宋以及南宋後很多文人學者都很稱讚他的散文的平易風格。他的文風，還一直影響到元、明、清各代。
宋慶曆八年(1048年)，黃河決於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陽東北)，河水改道北流，經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靜軍等地，至乾寧軍合御河入海。當時因年荒民困，沒有立即堵口。皇祐三年(1051年)，北流於館陶郭固口決口，四年堵塞後流勢仍不暢，引起了北流和恢復故道東流的爭論。至和二年（1055年），歐陽修極力反對回河東流，連上兩疏陳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當時“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的嚴重形勢，認為在“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際，以“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餘里之長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許，而且會引起“流亡盜賊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據自己的觀察體會，首先從分析黃河淤積決溢規律出發，闡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說：“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接著他又分析了京東、橫隴河道的具體情況，指出：“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台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時，歐陽修還認為，河渠司李仲昌等議開的六塔河，寬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並斷言六塔河“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為也”。 歐陽修的奏疏未予採納，朝廷命加緊堵口，開六塔河。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決口塞而複決，回河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