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劉仲容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南益陽
- 出生日期：1903年
- 逝世日期：1980年
- 職業：政治活動家
- 畢業院校：莫斯科中山大學
主要經歷,主要貢獻,六次會見,三次密談,第一次密談,第二次密談,第三次密談,
主要經歷
少承父教，追求進步
劉仲容，1903年出生於湖南益陽（今桃江）縣，少承父教，立志乾一番事業。1923年劉仲容加入中國國民黨，參加籌組湖南省國民黨臨時黨部。1925年初他到達廣州，任黃埔軍校國民黨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是年冬，由其父的朋友、國民革命軍第2軍胡景翼及其部下鄭思成旅長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政治（此間，劉仲容與馮玉祥部騎兵師師長趙守鈺之女趙祥錠結婚，夫妻同赴蘇聯）。1927年，蔣介石破壞統一戰線以後，逮捕了一批蘇聯顧問及領事官員等。蘇聯政府為了報復，也將中國政府派遣的、特別是跟中國政府有關的留學生逮捕了一批，以待交換。當時因為劉仲容父親是政府官員，所以劉仲容也在被捕之列。1929年，他被蘇聯政府判處押解出境，放回中國。這年冬天，他經海參崴乘船回到上海。
劉仲容(照片2)
劉仲容(照片2)回國後，劉仲容被分配到軍事訓練總監部做翻譯工作。因對蔣介石的反共政策不滿，劉仲容力辭不就。當時正值桂系反蔣，恰好他的留蘇同學王公度當時任李宗仁的秘書，向劉仲容表示歡迎他去廣西，一同進行反蔣工作，劉仲容表示同意，但因故未能成行。
不久，馮玉祥反蔣，蔣馮軍隊處於對峙之中。劉仲容即投奔正在馮部的岳父趙守鈺，擬為其反蔣效力。不料，馮玉祥很快失敗退晉，劉仲容便隨趙守鈺閒居北京。1930年，馮玉祥、閻錫山、汪精衛聯合反蔣，劉仲容隨趙守鈺再次參與，趙守鈺任洛陽豫西警備總司令，劉仲容在其部下任宣傳處處長。不久，馮玉祥等再次失敗，劉仲容又隨趙守鈺到上海，在一家公司當襄理。很快，這家專門經銷國貨、與日貨對抗的公司關門了。趙守鈺應楊虎城之邀出任陝西建設廳廳長，劉仲容又隨之前往。
1933年秋，劉仲容來到上海，正式開始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
身在桂系，心向中共
最初，劉仲容住在一個外國人家裡，以尋找工作的名義，廣泛聯繫上海各方面人士，並經常往來於上海和南京之間，收集各種情報。此間，他與謝甫生（新中國成立後曾任駐蒙古大使）、劉秉琳（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山東省副省長）等共產黨員建立聯繫。後來，劉仲華一度脫黨，並滯留香港，主要與劉仲華單線聯繫的劉仲容只好另謀出路。劉仲容在桂系立足後，也把劉仲華介紹到李宗仁屬下工作，並成為李宗仁的左右。
在上海工作期間，劉仲容結識了桂系駐上海代表黃建平、陳劭先。1935年8月，中共發表《八一宣言》，呼籲國民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此後，劉仲容經由黃、陳及王公度的介紹，來到廣西謁見李宗仁。當時桂系正在與廣東陳濟棠聯合醞釀反蔣，劉仲容向李宗仁進言不要單純反蔣，而要聯合抗日。劉仲容的意見深受李宗仁的讚賞，隨即派劉仲容到上海、華北、西北等地了解各方面情況，並取得聯繫。
1935年冬，劉仲容來到天津，在他父親家中見到共產黨員謝甫生、南漢宸、王世英。劉仲容向他們介紹了李宗仁願意聯合抗日的意向及兩廣情況。隨後，劉仲容到西安，見到了楊虎城將軍。次年春，他返回南方，向李宗仁匯報三點：一是與中共有了初步接觸，中共方面對廣西方面的抗日主張表示支持；二是東北軍和西北軍都不願意為蔣介石打內戰；三是楊虎城認為共產黨北上抗日是不可阻擋的，西北軍願意與李宗仁保持聯繫。1936年早些時候，李宗仁決定6月1日以抗日反蔣名義出兵，並決定派劉仲容赴西北要求張學良、楊虎城共同採取行動。途經上海時，恰好張學良在上海。劉仲容見到了張的秘書栗又文，栗轉達張的意見，要劉赴西安等張回西安再說。張隨即又派其參謀解各川（即解方）赴廣西了解出兵情況。劉仲容到西安後，因為局勢變得十分複雜，張、楊都沒有同他見面，但表示廣西只要抗日，肯定有機會合作，要劉速回廣西向李宗仁致意。不久，蔣桂達成交易，以和解收場。
1936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到張學良密電，請廣西派代表去西安商談要事。李宗仁隨即派劉仲容前往西安。此間，蔣介石強令張學良、楊虎城“剿共”，並親赴西安督戰。因而，張、楊正在醞釀發動西安事變。12月12日，天剛蒙蒙亮，當時在楊虎城將軍處工作的王炳南興沖沖地來到劉仲容的住處通報了事變發生的情況，並要他立即去見張、楊。
張學良告訴劉仲容，這次事變的目的是要求蔣抗日救國，並且他們已電請毛澤東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國是。張請劉仲容立即電請李宗仁、白崇禧給予支持。
劉仲容立即向李宗仁報告了西安事態，並很快收到李的復電，李宗仁要求劉仲容多方了解情況，密切注意事態發展，隨時電告。
西安事變後，日本外相發表談話，要南京政府進攻張、楊，並提出日本願予軍事援助。南京政府則下令討伐張學良，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並採取了一定的軍事行動，全國局勢驟然緊張起來。在此關鍵時刻，12月16日，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乘專機抵達西安。中共代表團帶來的一批年輕工作人員，一到西安就深入各個階層，走街穿巷，調查研究，同時宣傳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共產黨這種走民眾路線的工作作風，給劉仲容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共代表團到西安以後，劉仲容首先見到了葉劍英。葉向他介紹了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要他轉達李、白。接著，周恩來也找劉仲容去談話，給他闡述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重大意義。周恩來還說：李、白一向主張抗日，我們十分欽佩，一切抗日救國的力量都應當團結起來，抗日一定能夠實現，一定能夠勝利。這是劉仲容第一次見到周恩來，也是他們之間友誼的開始。劉仲容把中共代表團的看法電告廣西，李、白不久聯名致電周恩來，同意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西安報紙當時都以大字標題，對此作了報導。由於中共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變終於和平解決。後來李、白為配合抗日，決定將廣西省會從南寧遷到桂林，不久又相繼到南京任職，廣西部隊開赴抗日前線。
當時，毛澤東住在延安鳳凰山下的一間窯洞裡。劉仲容就是在這裡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孜孜不倦地向劉仲容談了有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以及抗戰的光明前景，並仔細地向劉仲容詢問了廣西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的情況。毛澤東對李宗仁的抗日主張表示讚賞，他說，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只要是抗日派，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我們隨時準備和國民黨內的愛國人士合作，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今後各種政治力量要聯合起來，共同督促蔣介石實現他在西安的諾言，發動抗日戰爭。只要包括廣西當局在內的各方面努力督促，事情就好辦了。毛澤東強調，經過“西安事變”，中國的局勢已發生重要變化，不要多久，全面抗日的局面就要實現。他希望李宗仁、白崇禧從現在起就要做好準備。
在談話中，毛澤東還關切地詢問了劉仲容個人的經歷和家庭的情況，勉勵他讀一點革命的書籍，並勸他不要急忙回去，可以在延安多看看、多聽聽。
在延安期間，毛澤東對劉仲容從政治上、生活上都關懷備至。毛澤東講課，劉仲容都去聽，地方上開會，也邀請他參加。
次日，劉仲容告別延安，踏上歸途，一切行程由伍修權安排。他們騎著馬跟紅軍部隊前進。大約走了一個星期，來到吉縣附近的黃河邊上。這天，劉仲容被通知有人請他吃飯，原來是張雲逸。一個月後，張雲逸作為毛澤東的代表來桂林會晤李宗仁。劉仲容接待了他，並派人對他進行秘密保護，安排他跟李宗仁見了面。
回到桂林以後，劉仲容立即向李宗仁匯報了西北之行的情況，轉達了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後來他又在桂系高級將領座談會上介紹了中共對形勢的看法，列舉了全國抗日必將實現的條件。有些桂系官員認為中共的看法有道理。之後，李宗仁又邀請幾個省的代表在桂林共商促蔣抗日事宜。
全面抗戰開始後，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感召下，李宗仁再度派劉仲容前往延安，作為廣西常駐延安的代表，同中共中央保持聯繫。這次，劉仲容在延安住了半年多，直到1938年2月李宗仁取得台兒莊戰役勝利之後召他回徐州。
白崇禧身邊11年
1938年2月劉仲容回到徐州後，李宗仁派他去河南潢川擔任第五戰區青年軍團的參議。8月，戰局惡化，李宗仁撤離徐州到武漢，劉仲容也去了武漢。
在武漢，劉仲容又見到了周恩來。那時，周恩來住在漢口長春街，他代表中共中央，一方面領導中共地下組織，另一方面廣泛接觸愛國民主人士。在八路軍辦事處，劉仲容還見到了李克農。李克農暗示他，最好能爭取到白崇禧處工作。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劉仲容才離開白崇禧。
1939年1月，劉仲容隨白崇禧到桂林，負責對外聯絡工作。除了有時同蘇聯顧問、蘇聯記者打打交道，接待民主人士等之外，別的並無太多事情要乾，這正好給了他許多“自由活動”的時間。
不久，李克農來到桂林，負責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的工作。八路軍辦事處設在北桂路，離劉仲容的辦公地點很近，兩人之間除因公有所接觸外，私下還有秘密往來。
1940年秋，蔣介石決定撤銷桂林行營，改為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把白調往重慶擔任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部長，桂林辦公廳主任由李濟深擔任。白崇禧到了重慶以後，他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繼續存在，雙方互有戒備。白崇禧最怕蔣介石派特務打進他家中，所以一到重慶就把公館裡的家務交給劉仲容負責。他把劉仲容視為心腹，同時，他知道劉仲容有共產黨朋友但並非共產黨，可以放心。對劉仲容來說，正好利用白崇禧的信任和軍訓部參議的身份，半公開半秘密地同共產黨保持聯繫，做些有利於抗戰的事。當時，周恩來、葉劍英等在重慶，劉仲容從白崇禧處獲得的重要情況，隨時都向他們直接反映。有時，也由王炳南轉達。
1941年“皖南事變”後，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劉仲容很想了解白崇禧內心究竟作何想法。白崇禧說：“老頭子（指蔣介石）要我這樣做，我有什麼辦法拒絕呀！”白崇禧還透露，李宗仁為了保存桂系的實力，也沒有把廣西部隊拿出來“討伐”新四軍。劉仲容將此情況立即報告周恩來，所以後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就“皖南事變”發表談話、要求懲辦“皖南事變”禍首的名單中並未有李宗仁、白崇禧。
劉仲容與共產黨的關係一度被蔣介石的特務所覺察。1943年的一天，白崇禧從蔣介石的官邸開會回來問他：“這幾天你跑了些什麼地方？”劉仲容說：“中共辦事處，這是奉你的命令去的。”白崇禧說：“今天開會時，老頭子提到你，他說：聽說你身邊有個劉仲容，此人怎么樣，你審查過沒有？我告訴他，你是我從桂林帶來的，沒有發現你有什麼越軌行為，對你我是可以負完全責任的。”白崇禧一再叮囑劉不要給他惹麻煩，並且打發他去四川銅梁縣湯家口溫泉，以暫時躲避風頭。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進行談判。有一天，王炳南通知劉仲容：毛澤東召見。劉仲容十分興奮，趕忙跑到紅岩村。毛澤東要劉仲容談談對時局的看法。劉仲容說：“蔣介石談判是假的，他決不會停止內戰，他們都準備好了，等不到您回去就會發動進攻的。”毛澤東從容不迫地說：“這個我們不怕”，現在雖然抗戰已經勝利了，但是中國民主力量發展不快，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阻止反動派內戰的陰謀。毛澤東對爭取國民黨內部進步勢力的問題十分關心。他說，你們“小民革”幹得很好。並強調在目前的情況下，更應該鑽進臭殼子（指國民黨），不要怕別人說你們是國民黨，不要怕臭。毛澤東希望劉仲容為人民民主革命做出更多的貢獻，這無疑是對劉仲容的極大鼓舞。
這年5月，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到達南京，劉仲容曾幾次去梅園新村拜訪周恩來。周恩來對他說：要好好地“伺候”白崇禧，使白感到滿意，可不能因為生活上的小事同白搞壞關係，特別是不可在錢的問題上鬧出事情來。當時雖然國共和談尚未破裂，但蔣介石已開始向解放區發動進攻，南京的環境十分複雜，周恩來十分關心劉仲容的安全，叮囑他少去梅園新村，有時派王炳南去找他聯繫。
1947年3月間有些日子白崇禧不在南京，國民黨特務向蔣介石的侍從室打報告說，到雍園（白的住處）找劉仲容的人很多，其中可能有共產黨人。白崇禧回南京以後就派國防部副部長劉士毅去侍從室查明，結果並無實據。白崇禧對蔣介石特務居然搞到他的頭上十分惱火，要劉仲容查清他住處周圍的情況。結果發現，雍園四鄰有軍統頭子毛人鳳、勵志社頭子黃仁霖，靠近白的窗戶的一家小樓上住的是參謀本部一個搞情報的，此外還住了一家日本人，也是蔣介石僱傭的特務。白崇禧得知這一情況，簡直嚇一大跳。他對劉仲容說：“這幫人惹不起，你到上海住一段時間吧。”當時白的四個兒子和兩個女兒都在上海讀書，他要劉仲容去上海照顧他們。這樣，劉仲容就到了上海。
1948年3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第二次國民代表大會時，蔣桂之間的緊張關係已達到表面化的程度。在國大開會期間，白崇禧作了“剿共”軍事報告，然後一些代表集中火力抨擊在東北戰場慘遭失敗的陳誠。不久，陳誠就以養病為名先到上海後去台灣了。此間，李宗仁參加競選副總統成功，更加劇了蔣桂矛盾。
1948年夏天，白崇禧與陳誠鬧翻以後，國防部改組，由何應欽擔任部長，發表白崇禧為“華中剿總司令”。白不就職，帶著家眷去了上海。蔣介石不得不派黃紹竑、何應欽先後到上海勸駕。經過密談，白崇禧才答應去武漢就職。
7、8月間的一天，劉仲容在上海接到白崇禧從武漢發來的電報，要劉立即去見他。劉仲容到武漢時，白已去了信陽。劉仲容與白通了電話，白告訴他一位美國武官要到武漢找他，來時要立即陪同去信陽見白。然後，白崇禧與劉仲容又談了時局問題。白崇禧告訴劉仲容，美國政府十分關心中國的局勢，他們對蔣介石十分失望，希望能與李宗仁合作，希望白崇禧能發揮軍事才能，扭轉局勢。白崇禧要劉仲容去廣西，讓黃旭初等加緊訓練民團，再補充20個團。白還讓劉仲容去廣州找他小舅子（當時在廣州正和銀行當經理）為他籌款。劉仲容問他武器怎么辦，白崇禧說：“這個有辦法。”
劉仲容在廣州時，接到白崇禧的電報，要他去香港買幾支獵槍，還有其他日常用品。劉仲容感到奇怪：這么點事，還要專門跑香港一趟？莫非想要他到香港向中共方面人士摸摸底？到香港辦完採購以後，劉仲容通過侯外廬、許寶駒等“小民革”的人，找到了當時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潘漢年。劉仲容向潘漢年談了白崇禧的動向，以及白與蔣介石的矛盾和與美國勾結的情況等等。劉仲容說，在解放軍大兵壓境時，白崇禧似乎有利用中共力量對蔣介石施加壓力的意圖。3天后，劉仲容回到武漢向白崇禧復命。果然，白祟禧問他：“你在香港見到了什麼人沒有？”劉仲容告訴他見到了幾位民主人士和共產黨方面的朋友，並且還告訴白崇禧說：“共產黨認為形勢很好，打垮蔣介石沒有問題。”當時，淮海戰役已經開始，白崇禧也認識到這場戰爭已經毫無希望。但他對在上海的子女的安全很不放心，要劉仲容去上海包一架飛機把他們接到武漢。同時，要他找到中共方面的人，向他們表明和平談判的願望。
劉仲容從上海回武漢後，白崇禧問他找到中共人士沒有，是否願意和談？劉仲容說：“目前還不知道他們願不願意和，但據我所知，共產黨是講統一戰線的，只要你有決心，共產黨總不會把門關上的。”白崇禧表示要與李宗仁商量商量。12月份白崇禧到南京同李宗仁說，仗已經打不下去了，早和早有利；要打開和談局面，只有促請蔣介石暫避，共產黨是不會以蔣介石為談判對手的。李宗仁也有此看法。白崇禧回到武漢，導演了一出逼蔣下台的活劇。後來，因為毛澤東發表聲明，提出八項條件作為和談基礎，使蔣介石不得不於1月21日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
為和談奔走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任代理總統。李宗仁一上台就發表文告，表示願意以毛澤東提出的八條作為和談的基礎。為了試探中共對李宗仁態度的反映，白崇禧一方面派黃紹竑前往香港，想勸李濟深回來充當國共之間的調停人，一方面派劉仲容前往北方，同中共當局接洽和談問題。其實，劉仲容的北上是毛澤東親自點的名。當時，上海以民間名義組織的和平代表團在要從北平返回上海，毛澤東托他們給李宗仁帶幾句話：“南京要真正和談，我希望派一個比較恰當的人來，這個人姓劉，叫劉仲容。他不是共產黨員，是我們的朋友，又是你們的親信，他來比較合適。”章士釗把這些話轉達給了李宗仁，李宗仁又告訴了白崇禧。而此時白崇禧也正因為與中共接不上關係而無可奈何。就這樣，劉仲容被派往了北平。
1949年2月，劉仲容幾經周轉，通過“小民革”，找到中共上海地下黨人吳克堅，請吳將李、白派他北上的事轉告中共中央。過了一兩天，吳克堅通知劉仲容，他已收到中共中央的答覆，歡迎劉北上。吳克堅規劃了劉北上路線，給了他進入解放區的接頭暗號。
1949年3月初，劉仲容從漢口動身北上。臨行前，白崇禧告訴劉仲容他的意圖，大意是：李宗仁代總統後，已有了和平的氣氛，下一步要看中共方面的實際行動，希望早日談判，今後可以有一個“劃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軍隊不要渡過長江。他強調國民黨主力雖被殲滅，但還有強大的空軍和數十艘軍艦，強行過江會吃虧的；他們過了江，打亂了攤子，就不好談了。白崇禧要求劉見到毛澤東時一定要把這層意思講清楚。他又交一封致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告別時，白崇禧說：“你跟了我們十幾年，是我們辦外交的能手，相信你這次一定不辱使命。”
次日，劉仲容到達信陽。河南省主席張軫派人送他越過前線中空地段，到達遂平。有幾名解放軍對他進行檢查，當他講了接頭暗號之後，就順利進入了解放區。因為戰爭破壞，鐵路尚未全部修復，火車開開停停，直到3月28日才到達北平。
到達北平時，周恩來副主席派齊燕銘到前門車站迎接，並當天就接見了劉仲容。周恩來讓他先休息，並安排他住中南海豐澤園。晚上，周恩來派吉普車把劉仲容送到香山雙清別墅。毛澤東接見了他，聽取了劉仲容關於李宗仁、白崇禧的情況匯報，主要是關於李、白內心的真正想法。這次接見從晚上8點左右，直到凌晨3點。
當毛澤東問及南京方面動向時，劉仲容說：南京政府里有3種人，一是認識到國民黨失敗命運已經注定，只好求和罷戰，這是主和派；一種是主張“備戰謀和”，他們認為美國一定會出面干涉，只要贏得時間，準備再打，這是頑固派；還有一種人，既不敢得罪蔣介石，又不相信共產黨有和平誠意，動搖徘徊，這可說是苦悶派吧。
毛澤東聞言嚴正指出：“白先生要我們不要過江，這是辦不到的。”白崇禧以為解放軍參加渡江作戰的有60萬人，毛澤東糾正了白的估計，說：“不是60萬，而是100萬；另外還有100萬民兵，我們的民兵可不像國民黨的民兵，是有戰鬥力的。等我們過了江，江南的廣大人民是擁護我們的，那時候，共產黨的力量就更強大了，這是白先生估計不到的。”
當時桂系夏威的部隊的一部分軍隊在安慶被解放軍包圍，同時桂系的另一支部隊的一個團在武漢附近的下花園被陳賡的部隊繳了械。白崇禧要劉仲容向中共方面請求緩解，以示和平誠意。對此，毛澤東表示，可以放鬆安慶之圍，下花園繳到的武器也可以發還桂系部隊。毛要劉仲容通知白崇禧派出參謀人員，雙方在前線聯繫。
4月2日晚，毛澤東又召見劉仲容，要他回南京一趟，對李、白再做工作，爭取他們在此歷史重要時刻能為人民做點有益的事。毛澤東笑問：“你敢去嗎？我可以對你打保票，保證你平安回來。”毛澤東要劉仲容告訴李、白：一、關於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暫時不動，還是當他的代總統，照樣在南京發號施令；二、關於桂系部隊，只要不出擊，中共也不動它，等到將來再商量；至於蔣的嫡系部隊，也是這樣，如果他們不阻礙中共渡江，由李先生做主，可以暫時保留他們的番號，聽候協商處理；三、關於國家統一問題，國共雙方正式商談時，如果李宗仁出席，毛澤東也可以出席；如果李宗仁不願來，由何應欽或白崇禧當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則派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參加，來個對等。談判地點在北平，不能在南京。雙方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以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掛了；四、現在雙方已經開始和平談判，美國和蔣介石是不甘心的，他們一定會插手破壞，希望李先生和白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了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當。毛澤東還說，白崇禧很喜歡帶兵，他的廣西部隊只有十來萬人，數字不大，將來和談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國防軍時，我們可以請他繼續帶兵，請他指揮30萬軍隊，人盡其才，這對國家也有好處嘛。白先生要我們的軍隊不過江，這辦不到。我們過江以後，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長沙再看情況，還不行，還可以退到廣西嘛。我們來一個君子協定，只要他不出擊，我們三年不進廣西，好不好？毛澤東笑著說：“你看，我們是不是煞費苦心那？這樣做，並不是沒有力量打贏他們，是讓國家和人民少受損失。”
當時，周恩來也在座，毛澤東轉向他：“他們去南京的事，你給安排一下吧。”
第二天，周恩來帶劉仲容到北京飯店同幾位民主人士見了面，他們是半年前由香港到東北解放區，最近又由瀋陽到北平來的，其中大多是劉的熟人。久別重逢，十分高興。
4月5日午後，南京方面派的飛機飛抵北平，當天下午2時半，劉仲容同朱蘊山、李民欣、劉子毅4人搭乘這架專機回到南京。
當晚，劉仲容去傅厚崗單獨見了李宗仁，向李匯報了在北平接洽和談的情況，轉達了毛澤東、周恩來對李的期望。他還把從北平帶來的4月5日《人民日報》送給李，這天的《人民日報》刊登了社論《南京政府何處去？》。劉仲容告訴李，這篇文章表達了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指明了方向。李宗仁看了之後未作任何表示，只是叫秘書打電話給當時任行政院長的何應欽，請何來一趟，然後要劉仲容把北平之行的情況也向何應欽說一下。
何應欽一見劉仲容就說：“我知道你去北平了。有什麼訊息？見到文白、邵老了嗎？”劉仲容說：“沒有見面，我是德公派我去了解情況的，我剛回來，正向德公匯報。”何問：“據你看，共產黨有誠意嗎？見到毛澤東沒有？”劉說：“見到了。毛澤東說，國共兩家打了這些年仗，該歇歇手了，和總比打好。這並不是因為共產黨沒有力量，而是為了早日結束內戰，使國家和人民少受損失，這才願意通過談判政治解決。毛澤東還談到，解放軍一定要過江，誰也阻擋不住。毛歡迎德公和你到北平去直接商談，協商解決一切問題。”
第二天，白崇禧從武漢到南京，劉仲容告訴他，當初受他交付的使命已經完成了，情況都摸清楚了。白崇禧聽完匯報後說：“他們一定要過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這還談什麼？”劉仲容又把毛澤東說將來請他帶兵的事說了，白說：“我個人去留並不重要，要緊的是中共若有和平誠意，就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不要過江。我們絕不能讓步，過江問題上中共不讓步，和談決裂不可避免。”白崇禧暴躁地說，“你馬上就和北平通話，把我的意思轉告他們，就這么辦！”
在這次談話中，劉仲容還告訴白，這次同來的朱蘊山和李民欣是代表民主黨派來奔走和平的。並勸白說：目前國民黨位處下風，共產黨是勝利者，在此情況下，進行和談本來是談何容易。現在有了開端，和平還有一線希望，千萬要把握這個機會。但白仍迷信他那最後一點本錢，幻想美國插手發動第三次大戰。
此間，劉仲容同李宗仁、白崇禧先後交談了幾次。李、白仍舊頑固堅持在中共不過江的條件下才能達成和平協定。劉仲容還從白崇禧的參謀人員那裡了解到，蔣介石曾從台灣用飛機運了二百萬兩黃金給白崇禧，企圖破壞和談。李宗仁則是對和談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態度，他的“智囊”甘介侯這時正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來往密切。
創辦北京外語學院
1949年6月，周恩來指示劉仲容創辦北京外語學校。從此，劉仲容一直在北京外語學校工作了31年，直到1980年3月去世為止。
北京外語學校的前身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解放戰爭時改名延安外國語學校，進京後與華北大學二部外語系合併，改名外語學校，校長是中共黨員浦化人，劉仲容任副校長。劉仲容上任後積極協助浦化人進行建校事宜，當時最大最難的問題是缺少教師。劉仲容利用自己多年來與知識界人士的交往，通過種種關係，從全國各地聘請了大批教授講師來校執教，如吳景榮、程鎮球等，很快就使師資隊伍得到充實。
1950年3月，浦化人調走，劉仲容繼任校長，他繼續大力擴大教師隊伍，許國璋、周珏良、張漢熙、李康等人多為在這時調入。由於劉仲容善於起用人才，所以外語學校教學質量很高，在新中國成立初的三年內，為新中國培養了大批外事幹部，並從1952年起開始接受外國留學生來校學習。到1953年學校已發展成為有英、德、法、西4個專業，師生近千人的新型高等外語學校。
外語學校新建時沒有校舍，寄居於華北革命大學內，1952年始在北京西郊魏公村西口征地籌建新校舍，劉仲容統籌規劃，嘔心瀝血，經過三年努力，始告落成，建成了今天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校園。1954年8月，學校改名為北京外國語學院，劉仲容任院長。1959年2月，與京俄語學院合併，劉仲容任副院長，1978年後改任顧問。
劉仲容工作認真嚴謹，為使學校逐步正規化，他主持建立了一整套規章制度。他十分重視調查研究，連細小的事情也不放過，比如為了解一個清潔工人一天能清掃多少場地面積，他自己掃了一天，然後確定全校清潔工人的數量。他召開各種小型座談會，傾聽民眾意見，在大小問題的處理上都能做到公正恰當。
1956年以後，學院實行黨委領導制度，劉仲容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尊重黨的領導，與黨員合作共事，始終以誠相待，同舟共濟，為黨和國家培養了大批外語人才。
1955年，中央決定爭取李宗仁回國，劉仲容為實現這一決定，配合有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6年5月，原任李宗仁秘書的程思遠秘密來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隨後，程思遠來到劉仲容家裡，兩人商討對策。程思遠五上北京，每次劉仲容都參與接待。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回到北京。劉仲容前往機場迎接，並奉命專職從事接待李宗仁的工作。平日，他總是上午去拜會李宗仁，與他交談，下午去向周總理匯報。
7月26日，毛澤東設午宴招待李宗仁。上午，毛澤東即在游泳池召見劉仲容，劉仲容一邊陪毛澤東遊泳，一邊回答毛澤東關於桂系及有關情況的詢問。隨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也分別以不同名義宴請了李宗仁，劉仲容都出席作陪。
8月中下旬，劉仲容一家陪同李宗仁、程思遠兩家到北戴河消夏。8月末到9月中旬，劉仲容又陪李宗仁到東北各地參觀訪問。傅作義、張治中等原國民黨的高級官員，也設宴招待李宗仁夫婦，毫無例外，劉仲容總是要出席作陪的。1966年初，劉仲容陪李宗仁夫婦到廣西、桂林、海南等地參觀遊覽，因李宗仁夫人郭德潔突然病重中斷遊覽回京，旋即郭德潔去世。“文革”開始後，劉仲容還可以去看望李宗仁。1968年6月，劉仲容被造反派隔離審查。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逝。李宗仁追悼會召開時，周恩來總理派人通知外語學院讓劉仲容參加，造反派竟說沒有車送。總理辦公室即派車接劉。在追悼會上，周恩來見到劉仲容，見他面容憔悴，問他怎么了，劉仲容說：住牛棚了。周總理顯得很生氣，但當時沒說什麼，過了3天，劉仲容的特偵組就撤銷了。劉仲容隨之被解放，來自周總理的關懷，也得益於他與李宗仁的緣分。
無私無畏的政治活動家
劉仲容個性耿直，能堅持真理，從不見風使舵，隨聲附和。1957年反右時他公開對人說：“哪有那么多的右派？”結果被外語學院定為“中右”，好在中央領導了解他，改為“中左”。
“文革”後期，“四人幫”倒行逆施批什麼“黨內大儒”，劉仲容在民革中央學習小組上不避風險，把對“四人幫”借批儒之名批總理的不滿講了出來，以至於後來民革中央負責學習小組的甘祠森怕他直言惹禍打電話通知他：身體不好就在家休息，不要參加學習了。
周恩來總理去世的時候，劉仲容去北京醫院參加遺體告別儀式。他不僅因為他個人幾十年來與周恩來之間的深厚友誼而痛悼這位偉人，更為周總理治喪工作的簡單而悲憤。當他聽說“四人幫”被隔離審查時特別興奮，喜悅的心情溢於言表。1978年4月，在民革中央的會議上，劉仲容提出建議給天安門事件平反，當時頗有些人為他捏一把汗，但大家都從內心裡佩服他的政治勇氣和膽識。
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劉仲容十分興奮。當時他曾接受記者採訪，談了他對祖國統一的希望，談了對台灣朋友的懷念。香港《大公報》發表了這一訊息後，《北美日報》發表了《劉仲容先生願為和平使者》的報導。事實上，他確曾策劃了一個赴台推動統一的方案，祖國統一的偉大事業使他仿佛已回到了熱血沸騰的青年時代。
劉仲容從1959年民革四大起即擔任民革中央常委，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做民革工作，他為團結一切愛國民主人士，為祖國統一，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說，他為民主革命，為建設新中國，為祖國統一貢獻了畢生的精力。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三屆委員，第五屆常委，民革第三屆中央委員，第五屆中央副主席。1980年3月27日，劉仲容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4月16日，在全國政協禮堂為他舉行追悼會，鄧小平、葉劍英、鄧穎超等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可以說是備極哀榮。
主要貢獻
劉仲容是著名的愛國民主戰士、傑出的政治活動家、民革卓越的領導人，曾任民革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
劉仲容在解放前就從事爭取和團結國民黨內愛國民主人士的工作，為新中國的創建貢獻了力量。新中國成立後，劉仲容創辦了北京外語學校，1954年學校改名為北京外國語學院，劉仲容任院長。劉仲容還為爭取李宗仁先生回國做了大量工作。 “西安事變”時，劉仲容在西安做了大量的有益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抗戰時期，他在武漢、桂林、重慶等地積極從事團結抗戰的民主活動，並參與發起“小民革”的成立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他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下，積極為和平奔走，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貢獻。
六次會見
擔任密使毛澤東兩次會見
劉仲容受命擔任密使是因為毛澤東兩次會見過他，並曾風趣地說：劉先生是桂系的親信，中共的朋友。
毛澤東與李宗仁
毛澤東與李宗仁劉仲容（1903～1980），長期擔任李宗仁幕僚，是桂系的智囊人物。國民黨軍閥混戰時期，他以桂系特使身份，秘密奔走於中共和各反蔣派系之間。西安事變起，劉仲容正在西安，與前來謀求和平解決事變的周恩來懇切長談，後應邀秘密訪問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風趣地說：“劉先生是桂系的親信，中共的朋友。”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第二次會晤了劉仲容，笑容可掬地說：“劉先生8年前來延安看我，8年後我到重慶看你，屬禮尚往來嘛！”
經由中共上海地下黨的聯絡，傳來了毛澤東的回音：歡迎劉先生北來晤商。劉仲容自武漢北上時，去向白崇禧辭行。白崇禧既含希望，又是預祝地說：“毛澤東與劉兄私交不錯，稱你為中共的朋友，想此行必有功而返。”“但願如此。”劉仲容點頭過後又搖頭，“目前的形勢是中共盡占上風，原則問題上很可能不會讓步。”白崇禧一臉嚴肅地說：“我們也有原則，就是劃江而治，這是與德鄰一致確定的國策，你也是知道的。見了毛澤東，一定要強調這個原則。”劉仲容問：“要是毛澤東不答應呢？”“答應不答應是他們的事，你必須堅持不讓。國軍雖然損失嚴重，但還有強大的海軍、空軍，你告訴毛澤東，陸海空立體防禦對付冒險橫渡長江的木船，勝敗之比是一百比零！”
毛澤東第三次會晤劉仲容
因戰火與交通不暢，劉仲容走走停停，直到3月下旬，方才到達北平，毛澤東對他的來訪頗為重視，既為摸底，又為交底，所以當天晚上就與之見面。毛澤東未談而先問：“李、白兩位選擇和談結束戰爭值得歡迎，但不知是真心實意，還是步蔣介石的後塵，利用談判備戰再打？”
劉仲容說：“蔣桂結怨久長且深，大有不共戴天之勢，李總統與白總司令既擔心蔣氏捲土重來，又怕與中共再戰損兵折將。為保住桂系一點血本，保住現有的地位，權衡再三，謀求停戰共處。”“劉先生說的‘共處’，是按我方所提的8項條款簽約共處，還是……”毛澤東彈彈菸灰，把問號給了對方。“南京方面希望獲得體面的和平，主張以長江為界，劃江而治，與中共和平共處。”劉仲容加重了語氣，“總之是，希望中共軍隊不要過江，對此，白總司令的表現尤為強烈。”“這是白崇禧的如意算盤”。毛澤東收斂笑容，“要我們不過江，這是不可能的囉。”
劉仲容還試圖說服毛澤東：“白總司令估計，你們能用於渡江的部隊不過60萬，長江自古號稱天險，加上陸海空立體防禦，就憑你們的木船過得了江嗎？”
“白崇禧的情報不準確，我軍能投入渡江的正規軍有百萬之眾，還有百萬民兵。”毛澤東充滿自信，“共產黨由星星之火達燎原之勢，關鍵在於得人心，因此我們節節勝利，從黑龍江勢如破竹南下，飲馬長江北岸。幾架飛機、幾艘兵艦想阻擋我們，還不是螳臂擋車？”
劉仲容放緩了口氣近似央求：“如今你們處在絕對上風，勝券在握，希望毛先生以寬大為懷，網開一面，給政府適當面子，於我回南京也好有個交代。”
毛澤東搖搖頭：“古語云各為其主，劉先生的用心可謂良苦，然恕難接受了。我們不行宋襄公的仁義之師，必須過江！”這是毛澤東第三次會晤劉仲容。
毛澤東第四次會見劉仲容
4月2日晚，毛澤東第四次會見劉仲容，告訴他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團已到北平，與周恩來等開始談判，為“劃江而治”各不相讓，陷入了僵局。所以想請他回南京去，勸李宗仁、白崇禧在此歷史轉折關頭順應時勢，勿再固執己見。
劉仲容沉吟著道：“恐怕難有好的結果，昨天接到白總司令來電，稱中共硬要過江的話，打亂了攤子就不好談了。”
毛澤東莞爾一笑：“說到底，白崇禧是要保住他的軍隊與地盤。這樣吧，就請劉先生告訴他，和談成功建立國防軍時，我們請他繼續帶兵，把30萬軍隊交他指揮，比他現在帶的多得多，人稱他‘小諸葛’，人盡其才，於國有利嘛。再有，我們過江後他看著不順眼的話，可以退去長沙乃至廣西，不妨訂個君子協定，只要他不出擊，我們3年內不進他的地盤。”
對於毛澤東的表態，劉仲容著實感動：“毛先生如此寬容，名副其實大雅君子，我即日回寧，盡力勸說之。”
4月5日夜間，劉仲容飛返南京。白崇禧聽了劉仲容匯報後一臉慍色：“既然如此，仗非得打下去不可了。”
劉仲容仗為知己，直抒己見：“共軍勢不可擋，戰必敗，又停戰和平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古雲‘識時務者為俊傑’，總司令還是順應潮流為好，這於國家民族有利，也於總司令自身有利。”隨之講了毛澤東請他帶30萬國防軍的話。可白崇禧一點也聽不進：“我不在乎個人進退。你告訴毛澤東，劃江而治決無退步餘地，你還可告訴他，真的打起來，美國是不會袖手旁觀的。”
在以後幾天裡，劉仲容又與李、白多次交談，均毫無結果。
劉仲容仰天長嘆：“事難成矣！”也因此對李、白喪失了信心。
毛澤東第五次會見劉仲容
毛澤東對劉仲容說：“希望你留在北平，參加新中國的建立與建設大計。”
12日，劉仲容經由李宗仁同意，再去北平，臨行時李宗仁一再交代：“竭盡所能，使毛澤東放棄渡江的條件。”劉仲容一下飛機，就由王炳南接送去雙清別墅毛澤東處。見劉仲容神色黯然，毛澤東已料到了幾分：“劉先生此次回寧不盡人意吧？”“未能說服李總統與白總司令，請毛先生包涵。”劉仲容搖頭嘆息。毛澤東平靜地說：“兩家子的事，還須雙方情願嘛，你已盡到責任了。”“他們兩個還是堅持劃江而治。”毛澤東笑笑說：“這是一廂情願，不可能的，我們一定要渡江，且為時不遠，劉先生可以將我的話告訴他倆。還可告訴李宗仁，他如認為南京不安全，歡迎他飛到北平來，我們待以上賓之禮，對白崇禧同樣優待。”
劉仲容點點頭：“我馬上發去電報，由他們定奪。”“劉先生是我們的老朋友，我們也有一點要求，就是希望你留在北平，參加新中國的建立與建設大計。”“感謝毛先生的看重與挽留。”劉仲容停頓了一下又說，“容認真考慮。”“應當，應當，我們只是希望，決定權還在劉先生，來去自由，不必為難。”這是毛澤東第五次會見劉仲容。
就在這一天，國共雙方代表擬定了《國內和平協定草案》與《最後修正案》。然而，至4月20日，南京政府宣稱：中共所提之要求，政府已無考慮餘地。4月21日凌晨，解放軍打響渡江戰役，白崇禧的所謂立體江防被迅速摧毀，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逃往廣州。解放軍剩勇追窮寇，所向披靡，5月17日，白崇禧放棄武漢，撤往長沙。
毛澤東第六次會見劉仲容
毛澤東為感謝劉仲容爭取李宗仁回國所做的工作，要劉仲容作陪，與李宗仁共進午餐
5月21日，劉仲容拿著白崇禧命其南回的電報去見周恩來，周恩來熱情挽留他。
“古語雲鳥棲良木，臣擇明主，幾十年耳聞目睹，共產黨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周先生一再挽留，不勝感激，我決意留下，聽從驅策。”至此，國民黨桂系密使劉仲容迎來了政治生命中的又一個春天。
他受毛澤東之託，創辦北京外國語學院，出任北京外語學校副校長，積極協助進行建校事宜，並運用自己在知識界的影響，通過種種關係，從中國各地聘請大批教授、講師來校執教。1950年3月，任校長，為新中國培養了大批外語外事幹部和外國留學生。1954年8月，學校改為北京外國語學院，任院長。1959年2月，與北京俄語學院合併，建立新的北京外語學院，任副院長，一直到1978年改任顧問。1956年以後，學校實行黨委領導體制，劉仲容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尊重黨委領導，始終以誠相見，與黨員合作共事，在黨委領導下抓好學院工作。1957年起，劉仲容當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副主席。他為團結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和實現祖國統一，做了很多重要工作。毛澤東第六次會見劉仲容是他對爭取李宗仁回國，起了很大作用，毛澤東邀李宗仁進餐，亦要他出席作陪。他還是第三屆中國人大代表，第二、三屆中國政協委員，第五屆中國政協常委。1980年3月27日，劉仲容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
三次密談
第一次密談
1948年底至 1949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略性決戰，幾乎殲滅了蔣家王朝的全部力量。解放戰爭勝利的號角已經吹響，國民黨政權失敗的喪鐘則開始哀鳴。蔣介石明白自己已經日薄西山，在“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心境中，宣告“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任代總統。
由於當時國際局勢的影響，共產黨希望停止內戰，並且很早就向國民黨表明了此意。但是國民黨並未作積極反應，和談也一直沒能付諸實施。李宗仁當代總統以後，立即發表文告，願意在毛澤東 1949年 1月 14日時局聲明所提出的八項條件的基礎上進行和談。當時，毛澤東希望桂系的親信，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高級參議劉仲容來參加和談。李宗仁答應了。劉仲容也很高興，立即開始著手這個事情。
為什麼雙方都選擇了劉仲容來做這個“和平使者”呢？
劉仲容（1902—1980），湖南益陽人。他早年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以後，長期擔任李宗仁、白崇禧的高級參議。1936年西安事變中，他積極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曾經在武漢、桂林、重慶等地積極參加團結抗戰的愛國民主運動，並參與發起了成立中國民主政團聯盟。在這個期間，劉仲容和毛澤東雙方有過接觸，彼此的印象都非常好。
現在這個關鍵時刻，只有與雙方都有著不錯關係的劉仲容來擔當這個“使者”最為合適了，因此劉仲容義不容辭地答應了。劉仲容費盡辛苦，幾經周折找到了中共上海地下組織，並通過它給中央發了和談的電報。中共中央立即復電歡迎劉仲容前去。毛澤東很重視這個事情，於 3月 21日起草了一份電報，發給中原局。電文如下：
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劉仲容 16日到漢口，與白崇禧大約需有幾天商量，約定20、21、22日到駐馬店，請你們迅即命令盧聲濤科長速往駐馬店迎候。劉仲容到時，立即派妥人陪同乘車經徐州、濟南、天津至北平市政府葉劍英市長處，愈快愈好，不要去石家莊。
劉仲容由湖北武漢出發，經河南信陽到達遂平，由遂平進入解放區。而後，他又經遂平過漯河到了鄭州。這時，鄭州接待站的負責人已接到北平電報，轉告劉仲容前往北平。因為毛澤東已率領中共中央機關由石家莊遷往了北平。劉仲容又往東折去濟南，由濟南換車北上，終於於 1949年 3月 28日到達了北平。
劉到時毛澤東正在批閱檔案，他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滿面笑容地伸出手，緊緊握住劉仲容的手，連聲說：“辛苦了！辛苦了！”
主席的熱情和問候瞬間消融了他長途顛簸的勞頓。他輕鬆地笑著說：“托主席的福，不辛苦。”
然後二人坐下，開始了交談。兩人在很多方面見解頗為一致，因此談話氣氛相當友好融洽，談話時間也一直從晚上 8時到第二天凌晨 3時。
毛澤東問劉仲容：“你說說看，你對南京方面有什麼看法？”
劉仲容說：“從歷史上看，蔣桂多次兵戎相見，宿怨甚深。現在兩家又翻了臉，彼此更加懷恨。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蔣介石不會對他們善罷甘休，因此他們一方面要防範蔣介石對他們下手，另一方面又怕共產黨吃掉桂系軍隊，惶惶不可終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採取了‘和談’，以謀取‘劃江而治’的局面。因此，白崇禧極力希望解放軍不要渡江。他還估計解放軍頂多只能抽出 60萬人渡江，認為國民黨憑著長江天險以海陸空軍固守，解放軍要渡江也沒那么容易。”
當劉仲容講到這裡時，毛澤東變得神色凝重起來，他指出：“白崇禧要我們不渡江，那是絕對辦不到的！還有，我們能用於渡江作戰的解放軍是100萬人，而不是 60萬，這點白崇禧可想錯了。而且，我們還有另外 100萬民兵，他們也不像國民黨的兵團，我們的民兵戰鬥力可大著呢！再者，等我們過了江，江南的廣大人民都會擁護我們，那我們的力量就更加強大了。白崇禧沒想到這個吧。”
毛澤東聽了劉仲容的話，點頭說：“我們可以放鬆解圍，下花園繳到的武器，也可以歸還。你告訴白崇禧，通知他派出人員，讓雙方的前線進行聯繫。”
劉仲容點頭。兩人又就很多別的問題交換了意見，毛澤東很讚賞劉仲容的機敏才智和勇氣，劉仲容也很佩服毛澤東的謀略和膽識，兼之二人都是湖南同鄉，因此很是投緣。在靜謐的夜裡，伴著淡淡的茶香，他們一直說話到凌晨三點。
國共和談終於邁出第一步。
第二次密談
第一次密談過去的 6天后，也就是 1942年的 4月 3日晚上，毛澤東又叫劉仲容去雙清別墅談話。這一次，周恩來也在座。
劉仲容同意，但似有躕躊之意。
毛澤東看出來了，笑著說：敢去嗎？“稍後他又立即保證說：”怎么樣，“我可以對你打包票，你一定會平安回來的。”
劉仲容說：“敢去敢去。只要有需要，去哪裡都沒問題。”
劉仲容聽得很仔細，並一一記下要點。毛澤東點了另一支煙，“我
接著說：知道白崇禧喜歡帶兵，他的桂系部隊不過 10萬人。將來和談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國防軍時，我們可以繼續請他帶兵，讓他指揮 30萬人。人盡其才，對國家也有好處嘛！”
毛澤東稍稍停頓一下，接著話鋒一轉說：“白崇禧要我們的軍隊不過江，這辦不到。我們的大軍過江以後，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長沙看情況；再不行的話他還可以退到廣西嘛。我們來一個君子協定，只要他不出擊，我們三年不進廣西。好不好？”
劉仲容說：“你的話我都記住了，一定轉達。”毛澤東又問劉仲容：“你看，我們是不是煞費苦心？之所以這樣做，不是我們沒有力量打敗他們，而是希望我們的人民少受點損失。”劉仲容十分真誠地說：“你這樣安排，很周到，對他們也仁至義盡了。”毛澤東很高興，他轉向周恩來說：“他們去南京的事，你給具體安排一下吧。”這次談話，使“和談”的具體內容、事項、地點都變得具體並且可操作起來。只要南京方面同意，真正的國共和談也就不遠了。
第三次密談
1949年 4月 12日，劉仲容乘飛機從南京再次到了北京。他一下飛機，來不及休息就驅車直奔雙清別墅，向毛澤東匯報這次南京之行的情況。毛澤東一見劉仲容，就笑容滿面地說：“我給你打過包票，現在不是平安回來了嗎？”劉仲容說：“承蒙你關照，我一路都很順利。”毛澤東問：“李宗仁、白崇禧的態度有沒有一些轉變？”
“你的話我原原本本都向他們說了。但是白崇禧頑固地堅持反對解放軍渡江，看來沒有什麼希望了。”劉仲容顯得有點無可奈何。“那么李宗仁呢？”毛澤東追問一句。“我看，李宗仁還有很大的爭取可能性。”劉仲容答。
儘管毛澤東和劉仲容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國民黨始終態度頑固，並拒絕在和平協定上籤字。從 4月 21日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獅開始過江，並一舉占領南京，解放了許多地區，加快了全國解放的步伐。
雖然國共和談暫時沒有成功，但為以後奠定了基礎。劉仲容在整個過程中南北奔波，以他對時局的清楚認識和分析立下了汗馬功勞，並且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成了他的摯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