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1909～1988），陝西乾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赴日本留學。1931年轉去德國，在德期間先後任德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書記，國際反帝大同盟東方部主任，旅歐華僑反帝同盟主席。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參加重慶談判工作，擔任毛澤東主席的秘書。隨後任中共駐南京代表團外事委員會副書記兼中共代表團發言人，協助周恩來進行擴大中共影響的國際宣傳。
1947年春隨代表團撤到華北解放區，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副組長，參與對外政策的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政務院外交部辦公廳主任、部長助理，協助周恩來總理籌組外交部機關，開展外事工作。1955年任中國駐波蘭大使，兼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參加了長達九年的中美會談。1964年回國，任國務院外交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誣陷迫害。1975年重新工作，出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中共黨組書記，後任顧問。曾被選為中共第十二大代表，第一、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1988年1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炳南
- 國籍：漢族
- 民族：中國
- 出生地： 陝西乾縣
- 出生日期：1909
- 逝世日期：1988年12月22日
- 職業：外交
- 信仰：共產主義
- 入團時間：1925年
- 入黨時間：1926年
人物生平,人物軼事,
人物生平
王炳南(1909年-1988年) ， 陝西乾縣人。讀中學時參加學生愛國運動，思想追求進步。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乾縣、淳化等地從事建團、建黨活動。1929年赴日本留學。1931年轉去德國，在德期間先後任德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書記，國際反帝大同盟東方部主任，旅歐華僑反帝同盟主席。1935年任中共旅德支部負責人。他創辦並主編《明星》雜誌，積極宣傳反蔣抗日的政治主張，參與領導旅歐華僑中的抗日救亡活動，從事國際聯絡工作。 1936年春，被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回國內，到西安做爭取西北軍楊虎城部第十七路軍聯合抗日的統戰工作。由於他的深入細緻的宣傳勸說，對楊虎城將軍決心聯共抗日起到積極作用。他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過程中，協助周恩來等做了許多有益工作。同年底任西北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參與領導西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國際宣傳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各界救國會常務委員。
王炳南在中美會談
王炳南在中美會談抗日戰爭時期，先後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國際宣傳組負責人、南方局外事組組長、中共中央南方局候補委員等職。他長期在重慶等地從事抗日救國的國際宣傳，同時進行與各國友好人士的聯絡工作，擴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在國際上的影響。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參加重慶談判工作，擔任毛澤東主席的秘書。隨後任中共駐南京代表團外事委員會副書記兼中共代表團發言人，協助周恩來進行擴大中共影響的國際宣傳。1947年春隨代表團撤到華北解放區，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副組長，參與對外政策的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政務院外交部辦公廳主任、部長助理，協助周恩來總理籌組外交部機關，開展外事工作。1955年任中國駐波蘭大使，兼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參加了長達九年的中美會談。1964年回國，任國務院外交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誣陷迫害。1975年重新工作，出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中共黨組書記，後任顧問。曾被選為中共第十二大代表，第一、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1988年1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王炳南從1925年入團、次年入黨開始，為祖國、為人民在統戰和外交工作中奮鬥了一生。他生平的職務並不太高，但他的才華、智慧以及他的貢獻遠遠超過常人。
1936年，王炳南奉中央之命，到楊虎城將軍部從事統戰工作，為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震撼中外的西安事變中，王作為楊虎城、張學良的牽線人，穿梭於楊、張和周恩來之間，為這場“以突發的姿態出現，以意想不到的結果收場”的事變，出謀劃策、溝通內外。
之後，王炳南以楊虎城的代理人、宋子文的水利專員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員、周恩來的上校秘書、重慶談判時毛澤東的秘書等頭銜，活躍在上海、武漢、重慶、南京等蔣管區和國民黨元老、國民黨上層以及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愛國人士之間。他是中國共產黨統戰工作的開拓人，是周恩來與各民主黨派密切合作的聯絡人，他還是毛澤東和蔣介石會談的見證人。
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王炳南身為毛澤東的秘書，第一個聆聽了毛主席“另起爐灶”的戰略思想。當時，周恩來說：炳南不僅是我的右手，也還是我的耳朵和嘴巴。之後王以周恩來的副手、中共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進行了長期的周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王炳南在總理兼外長周恩來領導下，及時、敏銳地貫徹“另起爐灶”方針，準時發出001號對外公函，以告知天下：新中國不承認舊中國的對外關係，並表示願在尊重領土主權完整的原則基礎上，和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係。1954年，王炳南作為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和美國代表就雙邊問題進行正式會晤和大使級會談，達9年之久。9年的會談，王請回了錢學森；達成了一個“中美承認在中美兩國願意回國者的返回權利”的協定；在台灣問題上，王炳南堅持原則立場，寸步不讓。為捍衛神聖的主權原則，他圓滿地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外交使命。借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的評語說：王炳南在中美會談中“不受奸詐，不圖近利，是泱泱大國風度”。
王炳南和周恩來
王炳南和周恩來“文革”之後，王炳南出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這對王來說，是重操舊業，駕輕就熟。王上任後，面對七十年代的新形勢，對開展民間外交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他認為民間外交具有廣泛深入、靈活多樣的特點，它與政府外交相輔相成；民間外交可以推動國家關係的發展，而國家關係的發展又可以為民間交往開闢廣闊的領域和創造更有利的條件；民間友誼應該代代相傳。為此，王炳南力主走出去，積極開展民間外交，並獲得了很大成功。許多友協的同事說：王炳南把我國的民間外交又推上了一個高峰。
王炳南的品德和為人也給他的朋友和晚輩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王炳南樸實謙和，嫉惡如仇又古道熱腸，待人誠懇，沒有架子。無論是對外還是對內，無論是在談判桌上，還是在和朋友促膝交談，他都是娓娓而談，情意懇切，因而，他的朋友很多；他是個樂觀派，無論處在順境，還是處在逆境，他一貫從容不迫，信心十足；他剛直不阿，愛憎分明，從不隨聲應和，東倒西歪；他廉潔奉公，不搞特殊化，對自己如此，對子女的要求也是如此。他把個人的一生奉獻給了祖國和人民，他在遺囑中寫道：“回首平生無憾事，只恨許多有益的工作還沒有做完。只要同志們想起我時，說一聲：‘是個好同志’也就滿足了。”
人物軼事
組建新中國外交部
王炳南1908年生於陝西省乾縣，1925年在中學讀書時加入共青團，1926年加入共產黨，從此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參加革命後不久，就從事黨的統戰工作和外事工作，並長期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是周恩來在外事方面的得力助手。1947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個直屬的外事機構——中共中央外事組在山西臨縣成立，葉劍英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1948年4月外事組隨中央機關遷至河北省西柏坡，周恩來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王炳南
王炳南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向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周恩來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中央決定王稼祥、李克農、章漢夫為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為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組建外交部的具體任務便落在王炳南的身上，王炳南時年41歲。他面臨繁重的任務，一方面要選定辦公地點、建立機構、配備幹部、建立內部規章制度和工作秩序；一方面執行對外政策、爭取國際承認、建立國際聯繫。10月9日，王炳南經李克農向周總理上報了外交部機構設定和人員的配備草案。草案設辦公廳、六個地區業務司、兩個專門委員會，推薦人才包括伍修權、喬冠華、宦鄉、柯柏年、夏衍、閻寶航、董越千、賴亞力、龔澎等。這個方案經政務院第11次會議通過。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召開了成立大會，王炳南主持，周恩來、李克農發表了具有指導意義的講話。王炳南致開幕詞：今天是本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10月1日外交部成立，10月5日部分單位即開始辦公。在機構、人員兩不健全的情形下，我們進行了一些工作，對外方面：（1）辦理了毛主席文告和周部長公函送達各國，與9國建立了外交關係；（2）辦理了蘇聯大使羅申遞交國書；（3）準備並歡送王稼祥大使赴任；（4）由周部長出面宴請了法捷耶夫代表團；（5）歡送丁玲率領的代表團赴蘇參觀；（6）舉辦慶祝十月革命節酒會。對內工作：（1）草擬了本部組織條例草案；（2）配備了各級工作人員；（3）分配了臨時辦公地點和宿舍；（4）初步建立供給與待遇制度；（5）與政務院建立聯繫，並建立了匯報制度。外交部建部工作，到最後，基本上已經順利完成任務。有了辦公地址，有了組織條例，有了工作幹部，這些條件與其他部門比較起來是很難得的。我們相信，今後在周、李兩位部長直接領導下，定能順利完成任務。
從這個不滿400字的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外交部建部之初內外工作的繁重，也隱約可見王炳南之才幹。
外交部的組建是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全部上下通力進行的，並非王炳南一人業績，但說他起了重要作用、立下了汗馬功勞也不為過。建部後幾年的工作實踐再次證明，王炳南在為國出力方面有很大潛力。1954年王炳南被晉升為外交部部長助理，仍兼辦公廳主任。
同美國談判的九年
1954年在蘇聯倡議推動下在日內瓦舉行有中國參加的五大國外長會議，討論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這是新中國出席的第一個國際會議。中央領導十分重視，任命周恩來為首席代表，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王炳南任代表團秘書長。
會議期間，美國通過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英國向中方表示，希望解決美國在華被拘留人員問題。當時中國也有一批有成就的科學家和留學生被扣在美國，不得回國。周恩來認為應利用時機，開闢同美國直接接觸的渠道。經請示中央，指定王炳南為代表與美國代表就兩國僑民回國問題進行會晤。美方代表是代表團成員詹森。他是美國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曾參加過北平軍調處工作和朝鮮板門店談判，有和共產黨打交道的經驗。雙方可謂是棋逢對手。王炳南與詹森的會晤進行了四次，雙方各自闡述了自己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和要求。在第四次會晤中，中方提出：建議雙方起草一個公報，宣布住在一方的對方合法僑民和留學生將有返回祖國的完全自由；同時建議在相互平等的基礎上由第三國代表雙方僑民和留學生的利益。美國拒絕了中方建議，會晤未能達成協定。
1955年4月，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期間就台灣局勢發表聲明，表示“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這個聲明引起了巨大反響。那時美國也有同中國保持接觸的需要。他們通過英國向中國建議互派大使級代表在日內瓦舉行會談。當時中國把美國視為頭號敵人，中美會談影響鬥爭大局，是震動世界的事，誰來擔此重任？據說中央曾有幾個人選，最後還是選定王炳南。那時他已出任駐波蘭大使。美國代表仍是同王炳南打過交道的詹森。
在當時，中美互不承認、沒有外交關係，但又舉行大使級會談，這是外交史上的創舉。
會談於1955年8月1日在日內瓦開始舉行。中美雙方在第一次會談中輕鬆地商定了議程，一是雙方僑民遣返問題，二是有爭執的其他實際問題。按中方理解，第二項議程當然是美國占領台灣和阻撓中國解放台灣的問題。關於遣返僑民問題的會談反反覆覆進行了多次，談判是艱難的。為了使會談不在一個具體問題上無限期糾纏，以便進入實質性問題的會談，即第二項議程，中國在釋放在押美國人方面作了些讓步，終於在9月10日達成了協定。這是以後持續15年的中美會談達成的唯一協定，全文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人願意返回美利堅合眾國者（在美利堅合眾國的中國人願意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者）享有返回的權利，並宣布已經採取、且將繼續採取適當措施，使他們能夠儘速行使返回的權利。”
這是在雙方互不承認的情況下體現雙方共同意願“各說各的”奇特檔案，叫做“協定聲明”。17年後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雙方簽署的“上海公報”就是延續了這種做法。
其後，雙方進入第二項議程即實質性問題的討論。一開始就很麻煩，關於什麼是實質性問題，雙方意見分歧。後由中方主動，建議在第二項議程中雙方自由地交換意見，不必確定詳細議題和排列議題的次序，這樣就打破了僵局。自第20次會談開始，雙方代表在歷次會議上都是各自闡述自己政府的立場觀點和政策主張。王炳南發言自然是圍繞著中國人民最為關心的台灣問題，並一再提出解決問題的協定草案；美國則堅持霸占台灣，並要求中國對台灣放棄使用武力，雙方主張距離甚遠，會談無進展。1957年，在第73次會議上美方提出改由參贊代表參加以後的會談，想使會談降級，遭中方拒絕，會談從而中斷近一年。1958年，台海局勢一度緊張，經過雙方多次磋商，中美雙方在華沙恢復大使級別會談。大使級會談卻仍是不斷交鋒，一拖數載，期間雙方具體做法曾有變化，在實質性問題上美國政策不變，會談無進展。1964年4月，王炳南奉調回國，出任外交部副部長。至此，他和美國先後三任代表談了九年，總計120次。
出使波蘭直言諍諫
1955年王炳南被任命為駐波蘭大使。當時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對立，波蘭是社會主義陣營重要國家，也是新中國外交的重點。
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波蘭國內局勢動盪，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黨內對國內形勢、過去的政策、波蘇關係等重大問題發生分歧，決定於10月召開中央全會，改組政治局，準備推舉1948年因“右傾民族主義”被罷黜後被監禁的前領導人哥穆爾卡復出以穩定局勢。蘇共領導反對哥穆爾卡重新上台執政，進行干涉，準備用武力解決問題。在此緊要關頭，王炳南發動全館人員通過各種渠道了解有關情況，爭分奪秒地向國內報告反映。這對中央領導更全面了解情況，作出決策起了好的作用。中國領導人採取了正確的立場和政策，支持波黨新領導並勸阻蘇聯動武，並派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做工作，避免了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流血慘劇，維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1957年1月在波蘭議會大選前夕，周恩來率政府代表團訪問波蘭，支持波蘭統一工人黨並繼續調解波蘇關係。考慮到波黨內鬥爭的複雜性和哥穆爾卡的特殊情況，經王炳南安排，除與波蘭領導人正式會談外，還前往哥穆爾卡私宅進行了兩次單獨交談，這在周恩來外交實踐中是第一次，也是以後罕見的特殊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波蘭事件以後，中波兩黨兩國關係更加密切，團結友好達到高峰。
1960年後，中蘇分歧公開化，同蘇聯關係密切的東歐國家同中國的關係逐漸惡化，駐東歐國家的大使一方面要堅持反對領導集團的“修正主義”，同時又要做爭取工作，難度之大可以想像。在大氣候十分不利的條件下，中波兩國關係保持了相對正常，除黨的政策外，與王炳南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在波蘭時，王炳南每天的日程表都安排得滿滿的。上中下、左中右和社會各界都是他進行工作的對象。他政治上比較敏感，經常從看似平常的材料中看出背後的問題。1963年某日與波外貿部長接觸中，對方談了中波貿易中的問題，同時談到蘇聯東歐國家經互會內部意見不一致的一些情況。王炳南認為這個談話反映了波蘭的重要動向，在發回國內反映談話內容的電報末尾加了很長一段話，列舉了波蘭在國際共運意識形態爭論中值得注意的七件事，指出蘇聯與東歐國家矛盾有所發展，建議對波方要求予以適當迎合，認為這有助於使波蘭在中蘇鬥爭中採取較為中立的立場並影響其他東歐國家。國內採納了王炳南的建議。
王炳南勇於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他的一些建議事後證明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卻有“逆潮流而動”的風險。比如，1962年回國述職匯報波蘭形勢時，他談到：波蘭要求中蘇團結，蘇共22大後對我們友好；哥穆爾卡認為中共是大黨、是有經驗的黨，現波正繼續翻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我們南方的船隻北調，需繞台灣海峽，我們找波蘭幫助，用波蘭船旗，打了個電話就解決了，表現夠朋友。他越講越無顧忌，接著說：波蘭黨給我們黨中央寫信，我們黨覆信不講實質內容，要他們去看我們給蘇共的信，波蘭一政治局委員向我表示：波蘭黨是獨立的，即使我們錯了，也應給我們批評，不要只讓我們去看你們給別人的信。在當時國際共運意識形態鬥爭方興未艾，波蘭被認為同我們“有原則分歧”的情況下，王炳南稱許波蘭，對黨中央至少是中聯部提出批評意見，膽子可謂大矣！
歷經劫難見忠心
1964年王炳南自波蘭回國後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時年56歲。這時他既有國內工作的經驗，又有國外工作的鍛鍊，各方面更加成熟，原可以為黨和國家做更多的事情、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很快，他受到大字報“炮轟”，隨即被隔離檢查，失去了自由。根據“揭發”，他被扣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只要其中一兩項成立，他就會身敗名裂，甚至“死有餘辜”。面對如此大的壓力，他理智冷靜、從容坦然。當專案調查人員對他進行調查和在批鬥會上質問他假黨員問題時，他總是嚴肅地說“我是真的入了黨的”。字字千鈞，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這句話的內涵和分量，能夠體會他百感交集的心情。
經周恩來關注催詢，1975年王炳南終於被分配了工作。這意味著“解放”了。不過不是回到他很有感情的外交部，而是改作民間外交，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當時對外友協是外交部附屬的司局級單位，王炳南實際是被降級使用。而且此時，他已年過花甲。
即便如此，王炳南朝氣未衰，銳氣未減，到任後即抓緊對外展開工作，對內調整改革，在任12年使友協各方面工作在過去基礎上有了明顯發展和改進。
由於經歷了更多風雨，政治上更加成熟，他對國家興衰更加關注，多次給中央寫信或寫報告，陳述對國事及時弊之意見。檔案末尾均簽名王炳南，表示對信件和報告承擔責任。1984年7月12日，王炳南曾給總書記胡耀邦寫了一封信，信中匯報了在這些國家親眼看到的情況，著重提了兩點建議：（1）考慮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2）加強對東歐國家的工作。當時中蘇關係尚未鬆動和改善，黨內國內認為蘇聯社會制度不屬於社會主義的還大有人在。據說，在20世紀80年代初一次高層會議上，王炳南還就中美關係提出意見，認為不能與美國建立戰略關係，對針對蘇聯的“一條線”戰略提出異議。通過此例，已可看出王炳南度過“文化大革命”逆境之後眼界更開闊了。
王炳南於1988年12月22日與世長辭。他在遺囑里寫道：“回首平生無憾事，只恨許多有益的工作還沒有做完。只要同志們想起我時說一聲‘是個好同志’也就滿足了。”
遭誣陷
王炳南是位身經百戰的老外交家，他參與策動過“西安事變”，他穿梭和遊說於國共兩黨和中美兩國之間，發揮過別人無法取代的作用。同時，王還做過周恩來的助手，當過毛澤東的秘書，他有智有謀、膽大心細。但這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卻沒有辦法抵禦營壘內部突如其來的天禍。 1966年1月邢台地震後的一天上午，外交部長陳毅在黨委會後，對常委們說：我受總理委託，向各位轉達一件事。前些日子，王炳南同志和剛從美國回來的董國瑛有過幾次接觸，已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為此，總理親自提醒炳南注意，不要因小失大。有關部門又發現炳南和有國際間諜嫌疑的董國瑛有通信聯繫，並懷疑炳南向董國瑛提供外事情報或者是有暗語聯繫等等。該有關部門在謝富治、康生的親自過問下，將所掌握的上述新情況，又一次上報總理，並建議減小炳南的閱文範圍和停止其一些對外活動。總理對炳南兩次授人以柄，很生氣。為了弄清情況，為了嚴肅對待這類問題，總理同意謝、康的建議，責令炳南暫時停止某些外事活動，抽時間閉門思過，並就此事寫出檢查上報。
王炳南聽後，如同晴天遭遇霹雷。一向沉著、穩健、遇事不慌的他，對這種強加於人的打擊，也有些難以忍受。康生當年在上海也知道董竹君(董國瑛的母親)，也知道董家在戰爭年代裡，為我們做了一些事，今天憑什麼毫無根據地向中央說人家是特務、是國際間諜？王和董家接觸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那都是出自工作需要，不存在任何泄密問題。這些情況中央都是了解的，何罪之有？但考慮到陳總所宣布的決定，是知情人周恩來定下來的，必然有其緣由和道理，王就竭力平靜地向陳總說了一句話：“我和董家有接觸、有來往，這是事實，但沒有泄密。我服從總理的決定。我將作出檢查，把問題說清楚，請陳總和總理放心。”
王炳南萬萬沒想到在“文革”前，由於和董家有接觸，而遭誣陷，而董竹君隨即以“特嫌”罪名，被關押了5年。
董竹君的女兒董國瑛和王炳南交往是在抗戰勝利之後。當時，董國瑛還只是一個剛離開滬江大學、投身革命的青年黨員。
王炳南回南京後，向周恩來匯報了去上海出差任務的同時，順便談了一下董竹君女兒要求出國學電影專業的事情，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向周報告說：“從長遠看，我們也很需要電影專業人才。儘早培養和儲備人才，也應該是我們的當務之急。考慮到需要和統戰，我們應該給予一定的關照和幫助。如果她能去美國，這個忙也容易幫。”
關於董竹君女兒出國留學，周恩來同意王炳南的意見，具體事宜囑王去辦。他還說：如果她能順利前往美國，可讓她替我們帶幾封致意的信給美國朋友。
董國瑛按照王炳南的交待，到南京找到了吳茂蓀。她在吳的幫助下，很快就獲得了出國護照，並辦好了去美國的簽證等手續。王炳南得知董國瑛已辦好出國手續，曾親自向董表示祝賀。
1947年2月，董國瑛順利地離開祖國，飛往紐約。董手持王炳南交給她的介紹信，找到了中共黨組織負責人唐明照。經唐協助交涉，她考入了紐約市立大學電影技術學院。
1949年7月，董國瑛在紐約學業結束，由美國回到北京。董又在王炳南的幫助下，接上了組織關係。然後，王又請中央組織部梁華同志把董介紹到中央電影局去工作。
1954年王去瑞士出席日內瓦會議，1955年他又出使波蘭，一去就離開祖國10年。
1964年，王炳南由華沙回國。在一次全國政協開會的時候，王炳南和董竹君在會場上偶然相遇。兩人談起了這十多年的往事。
王炳南很高興能和董竹君相遇，但聽到董國瑛在生活上遇到困難，很為之震驚。會後，王即去董家拜訪，又去東單看過董國瑛。從此，王又恢復了與董家中斷了十多年的來往。
就是這樣幾次到董家訪友，卻被謝富治毫無根據地編造成是在從事間諜活動，還說董國瑛是國際間諜，王是定期向董家提供外交情報，並以涉嫌間諜案向總理辦公室作了報告。
周恩來對此事，不能置之不理。為此，一天夜裡，周恩來把王炳南叫到西花廳。
周恩來向王炳南說明情況並聽了王的解釋後，嚴厲地批評了王，最後囑咐王炳南，董國瑛那裡就不必來住了。
王炳南對周恩來的批評誠懇接受。王炳南中斷與董家母女的來往，給董家造成一定的疑惑。對此，王有些進退兩難。
他給董國瑛寫過一封簡單的解釋信，告其：“工作忙。無暇訪友，請諒解。”信發出之後，王雖沒收到回信，但也算了卻了一樁進退兩難的心思。
董國瑛這封信充滿了友情和親情，她身處震中地區，還在牽掛著遠離震區的朋友和母親。怎么覆信？王很為難。覆信就意味著恢復和董國瑛的聯繫，有背周恩來的忠告；不覆信，就意味著置之不理。這樣做，太殘酷，太無情。
王在一本《人民日報》雜誌中的一頁上，寫上一句報平安的話，“一切沒變，希望你平安回來”。這句話上無台頭，下無落款。然後王再托人將這本雜誌送到邢台。董國瑛看到這份雜誌，自然會理解是王的答覆。
王炳南自以為已經很巧妙地解決了這一困惑問題，但萬沒想到這本雜誌又給王帶來了很大的麻煩。王炳南托人送出的這份雜誌，沒經多久，又從邢台轉到謝富治手裡。
謝富治說這七個字是國際間諜常用的暗語和暗號，向周恩來作了書面報告。
周恩來很生氣，當天把陳毅找來，作了王炳南暫時停止對外活動的指示。
第二天，陳毅在外交部黨委常委會上談了上述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