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作品簡介,創作背景,作品鑑賞,後世影響,興盛原因,史學價值,流傳情況,
作品簡介
《穀梁傳》所記載的時間起於魯隱公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體裁與《公羊傳》相似。其作者相傳是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魯人穀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為口頭傳授，至西漢時才成書。晉人范寧撰《春秋穀梁傳集解》，唐朝楊士勛作《春秋穀梁傳疏》，清朝鐘文烝所撰《穀梁補註》為清代學者註解《穀梁傳》的較好注本。
穀梁傳
《穀梁傳》著重宣揚儒家思想，務禮義教化和宗法情誼，為緩和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穩定封建統治的長遠利益服務，因而也受到統治階級的極大重視。它是我們研究秦漢間及西漢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創作背景
《穀梁傳》是《穀梁春秋》《春秋穀梁傳》的簡稱，是為《春秋》作註解所著，為儒家經典之一。傳說孔子的弟子子夏將這部書的內容口頭傳給穀梁俶（亦名穀梁赤，字元始），穀梁赤將它寫成書記錄下來，但實際上這部書的口頭傳說雖然早已有了，但其成書時間是在西漢。
《穀梁傳》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用這種方式來註解《春秋》，它是研究儒家思想從戰國時期到漢朝演變的重要文獻。由於《春秋》言辭隱晦，表述過於簡約，給後人學習帶來諸多不便。為了更好地表現《春秋》經文的內容大義，很多學者為其著文詮釋，以補原書之不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代傳注《春秋》的有5傳。後來《鄒氏傳》11卷，《夾氏傳》11卷亡佚，只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流傳，被稱為“《春秋》三傳”。據後人考證，《穀梁傳》書中曾引用公羊子的話並加以辯駁，因此認為成書要較《公羊傳》為晚。
作品鑑賞
《穀梁傳》以各種有文字痕跡可尋的義例，所探尋出來的孔子自己的思想或所謂微言大義，只能看作是《穀梁傳》自己的思想，而不能強加給孔子，以作為孔子的思想。可以說穀梁子是《穀梁傳》的第一作者，《春秋穀梁傳》最初的底本的寫作年代當在戰國中期，在漢武帝之前的後代《穀梁傳》學者又有所補充。真正意義上的《春秋穀梁傳》當始於穀梁子。
《春秋穀梁傳》有不少內容說得很好的，比如：
隱公元年：《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
桓公五年：《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莊公十八年：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莊公三十一年：（一年春夏秋築三台）不正罷民三時（即疲），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與民爭利）
僖公五年：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
成公十八年：庚申，晉弒其君州蒲。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焉。（與《左傳》宣公四年“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可以比較。）
昭公二十九年：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除了語言簡潔外，其中包含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對於君主的批評，是非常強烈的。
後世影響
《春秋穀梁傳》是中國漢代經學派的經典之一。該書是研究戰國至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讀《穀梁傳》可以看《十三經註疏》本，漢代何休解詁，唐人徐彥疏的《春秋公羊傳註疏》，晉人范寧集解、唐人楊士勛疏的《穀梁傳註疏》（均為北京大學出版社標點本）。或清儒莊存與、劉逢祿、孔廣森、鐘文烝、侯康等人的相關研究。
漢代以後，《公羊》和《穀梁》關注的人不是很多，只是到了晚清，公羊學有過短暫的復甦。但在漢代，二傳可都是立為博士官的顯學，尤其是《公羊傳》，可是用來“《春秋》決獄”的利器，能夠流傳兩千年之久，其在思想上、語言上有不可抹煞的價值。尤其是是探討漢代的學術思想史，就更是不能不了解《穀梁傳》。
范寧所做《穀梁傳序》，寫得漂亮，文字也很美。比如講到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時，講到“一字之褒，寵逾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說得還是比較誇張的，畢竟春秋三傳彼此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宋襄公的評價，《公羊》和《穀梁》就截然相反。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與楚師戰於泓，說些什麼“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之類的話，最後大敗，受傷而亡身。（《左傳》）
《公羊傳》云：“已陳（列陣），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把這個腦袋不甚清楚的宋襄公大大誇獎了一番，甚至還和傳說中的賢君周文王相提並論。
《穀梁傳》二十三年與此不同：“茲父之不葬（意為宋襄公死不書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一句話，根本不配當國君，死了就死了。
范寧在《春秋穀梁傳序》中，還曾把三傳作比較，說出一番很高明的見解：“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有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興盛原因
在《春秋》三傳中，屬於今文的《公羊傳》和屬於古文的《左傳》，都曾長期受到人們的矚目和重視，與《公羊傳》同屬今文的《春秋穀梁傳》則少有問津，顯得門庭冷落。到漢武帝時獨尊儒術，《公羊傳》由此大興，而衛太子劉據喜讀《穀梁傳》。
劉據之孫劉詢即位後，聽聞祖父好《穀梁傳》，令名儒在殿中辯論，平均《公羊》《穀梁》異同，各自用經論處是非，群臣多贊同《穀梁》，而宣帝亦喜歡《穀梁傳》的解釋，設立穀梁《春秋》博士，由是《穀梁傳》大盛。西漢後期《穀梁》之學大盛，影響了當時社會政治的各個方面。同《公羊傳》相比較，《春秋穀梁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強調禮樂教化，尊王而不限王，力主仁德之治，恰恰適應了西漢後期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
尊王思想
《穀梁傳》強調尊王而不限王，例如莊公三年五月，葬周桓王，《穀梁傳》認為這是“舉天下而葬一人”。天子即王，而“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天下之民心都歸服於天子，所以他擁有無上權力，皇權不應受到限制。
《穀梁傳》處處維護周天子的利益，雖然春秋時周室已衰微，但《穀梁傳》認為還是應無條件地尊王，因為“朝服雖弊，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僖公八年）”；作為諸侯，必須向周天子進貢，謂“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桓公十五年）”。
《穀梁傳》強調君臣各有職分，各有行為準則，如謂“君不屍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襄公十九年）”，“死君難，臣道也（桓公十一年）”，否則，“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宣公十五年）”。
《穀梁傳》主張必須嚴格貴賤尊卑之別，說：“《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昭公四年）”。同時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為，說“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襄公二十九年）”。還說夫人的地位也不能超過國君，如謂“夫人之義，不逾君也，為賢者崇也（成公十五年）”。
可見，《穀梁傳》處處突出君主的絕對權威，但傳文中卻看不到任何限制君主的言辭。
禮樂教化，仁德之治
同《公羊傳》相比較，《穀梁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強調禮樂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這恰恰適應了西漢後期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漢武帝死後，隨著戰爭機制的解體和人民要求安居樂業的呼聲高漲，與《公羊》有密切關係的刑名法術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對和斥責。昭帝時，議鹽鐵而罷榷酤，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生產得到迅速恢復，社會矛盾趨於緩和。宣帝即位後，要求“稽古禮文”，實行禮樂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經成為社會各界的共同心態，成了大夫眾口一辭的呼聲和為政治民的準則。
在《穀梁傳》中，稱引古禮之處比比皆是，如《隱公元年》載：“禮，賵人之母則可，娼人之妾則不可。”《隱公二年》云：“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桓公三年》：“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春秋穀梁傳》屢屢高揚傳統禮儀，倡導禮樂教化，貶斥非禮行為。清代鐘文說：“《穀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夫貴禮賤兵，內夏外夷之旨。”
從重民的思想出發，《穀梁傳》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確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認為那些昏君暴主敗亡出奔，“民如釋重負”。對那些愛護百姓，在志民生的聖主明君，《春秋穀梁傳》認為《春秋》是予以褒美的。在《僖公三年》，它連連稱道魯禧公“有志乎民”，表明經文有讚揚之意。同時，《春秋穀梁傳》又認為對那些只顧個人享樂，百姓死活的君主，《春秋》是予以譏斥的。《春秋·成公十八年》：“築鹿囿。”《穀梁傳》說：“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就是說，魯成公築囿以為虞獵之地，是奪民利，是不正確的。
漢宣帝在《穀梁》學的興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宣帝喜歡讀《申子·君臣篇》，“頗修武帝故事”，曾拒絕王吉“述舊禮，明王制”的建議，反對太子劉奭專用德教儒術，認為“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因而後世常以武宣帝並稱。但另一方面，宣帝“由仄陋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注意採取措施撫恤百姓，濟貧救難，多次頒布假民公田、減免租稅、賑貸種食的詔令，要求地方官“謹牧養民而風德化”，並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獄，廢除了武帝時的許多嚴刑峻法。宣帝意識到禮樂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強傳統禮儀對社會的控制力量，使“海內興於禮讓”。漢宣帝非常重視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動向，重視作為統治思想的儒家學說，而這時的儒家學說，除了吸收董仲舒《公羊》學偏重刑名法術的理論，更多地繼承了先秦思孟學派偏重仁義王道的思想內容，其重要武器之一，就是《穀梁傳》。於是，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宣帝的支持下，《穀梁》學被立為官學，成為統治思想的主要部分。
強調宗法情誼
在力主禮治的同時，《穀梁傳》還強調宗法情誼，這可以利用來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特別是劉漢宗室內部的矛盾。這是《穀梁》學在漢代一度興盛的又一原因。《春秋公羊傳》雖有強調宗法倫常的內容，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進行毫不留情的鎮壓。《春秋穀梁傳》則不然。在解釋《春秋·昭公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時，《穀梁傳》認為，稱招為弟，不合王朝禮制，但《春秋》為顯其惡，特意如此，以說明招對骨肉之親的極端殘忍。這些內容，在宣帝之世有著某種現實意義。
西漢立國之初，發生一系列同室操戈的事件，《公羊》學和《公羊》派起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宗室內訌中深受其害的宣帝，即位後當然不能容忍《公羊》獨尊的現象延續下去。宣帝非常重視宗法情誼和血緣之親，意識到它對鞏固劉漢大統的重要作用。即位不久，他下詔說；“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武帝時行首匿相坐之法，雖父子、兄弟不得例外，致使“骨肉之思廢而刑罪多”。宣帝即位後下令予以廢除。宣帝還多次垂青於那些講究宗法．兄弟間禮讓為懷的臣下。丞相韋賢選定長子韋弘繼承自己的爵位，但韋弘卻因罪入獄。韋賢去世，族人，門生假託其命，立其次子韋玄成為繼承人。韋玄成“壞容貌，蒙恥辱”，假裝病狂，“欲讓爵辟兄”，拒不應召。有些官吏要求懲處韋玄成，玄成“不得以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又根拔其兄韋弘為東海太守。宣帝此種舉動，頗合《穀梁》之旨而與《公羊》相左。《穀梁》學的興盛已經水到渠成。
個人因素
《穀梁》學的興盛，除了它有利於當時的封建統治，適應了社會政治的需要以外，也有著很強的個人因素。晉代范寧在談到“石渠分爭之說”時指出。“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此論可備一說。漢宣帝喜《穀梁》，確是秉承了其祖父戾太子的遺愛。據《漢書·儒林傳》等，“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於是宣帝“善《穀梁》說”，將《穀梁》學者蔡千秋提拔為諫大夫給事中，“復求能為《穀梁》者”，還派劉向等十多人從江博士和周慶、丁姓習《穀梁》，“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隨後在甘露三年，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讓太子太傅蕭望之“平奏其議”，從中襄助，並親自“稱制臨決”，終使《穀梁》一派獲勝，周慶、丁姓皆為博士，取得了與《公羊》博士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為什麼宣帝去請教韋賢等魯人並聽從他們囿於鄉土之見的建議呢？一是因為以《穀梁》為代表的魯學守先王典章之遺，多聖人流風餘韻，二是因為宣帝祖父衛太子劉據也好《穀梁》，三是因為宣帝與魯人的關係特別密切。宣帝祖母史良娣，家本魯國。當初，年幼的宣帝倖免於巫蠱之禍，丙吉見他無所歸依，就把他送到史良娣的哥哥史恭那裡，由良娣的母親貞君撫養。丙吉也是魯國人，是宣帝的救命恩人，是向霍光建議讓宣帝即位的人。韋賢、夏侯勝都曾在宣帝即位時“與謀議”，出了大力。史高則是史恭的長子，因舊恩封侯得官。可見，宣帝喜《穀梁》，確與其好惡有關。宣帝善《穀梁》說，又選劉向等人向江公之子江博士及周慶、丁姓學習《春秋穀梁傳》。劉向等都是聰明好學、嫻於辭辯的年輕人，二十出頭即“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宣帝甚“奇其材”。相比之下，當時持《公羊》義的博士嚴彭祖等人則略遜一籌，未見有什麼口才。劉向等人出色的論辯才能，是《穀梁》學在石渠會議上取勝的一個因素。
史學價值
《穀梁傳》解釋《春秋》的用辭和文法，體現出一種準確、凝鍊的文風。例如，《穀梁傳》莊公七年，對經文“夏四月辛卯，昔，恆星不見”，有細緻的解釋，反映了中國史學史上的好傳統。在史實記載上，《穀梁傳》遠不及《左傳》豐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是反映春秋時期社會情況的寶貴史料。其他可與《左傳》相補充的史實還有不少，諸如：《穀梁傳》僖公二年記虞師晉師滅夏陽，僖公十九年記“梁伯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最後導致梁亡，等等。
《穀梁傳》對於史學發展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歷史思想方面產生的影響。《穀梁傳》主張“著以傳著，疑以傳疑”，指出史家應遵從忠實記載史實的原則，並能夠將這一原則貫徹到自己的著作之中。如譴責宋襄公拘守成說，“失民”，“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等等，體現了上述忠實於歷史的原則。
流傳情況
《穀梁傳》與《左氏傳》、《公羊傳》一樣，都是為解釋《春秋》而作的書。據《漢書·藝文志》，在漢以前，解釋《春秋》的有五家，除《左傳》《公羊》《穀梁》外，還有《鄒氏傳》和《夾氏傳》。到漢初，《鄒氏傳》因為沒有人把它傳下來，《夾氏傳》又沒有文字記載，這兩家就失傳了。而《公羊》與《穀梁》則用漢時流行的隸書記錄成書，稱為今文，立於學官，即在中央國立大學設立課程，專門備有博士加以傳授。
《穀梁傳》在戰國時一直是口耳相傳的。據唐朝人的說法，最初傳授《穀梁傳》的，是一個名叫穀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說是曾受經於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據後人考證，《春秋穀梁傳》中曾引“穀梁子曰”，竟然自己稱引自己；又引“尸子曰”，尸子是戰國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見唐人說法不一定可靠。書中還有引用公羊子的話並加以辯駁的情況，因此有人認為它成書要較《公羊傳》為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