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本名：何休
- 別稱：何子、學海
- 字號：邵公
- 所處時代：東漢
- 民族族群：漢人
- 出生地：任城（鄰近曲阜）
- 主要作品：《春秋公羊解詁》
- 祖籍：任城樊（今山東兗州西南）
人物生平,學術成就,個人著作,個人思想,史書記載,
人物生平
（西元129-182）字邵公，東漢任城樊人（鄰近曲阜）。父何豹，曾任九卿之中的少府，何休依據漢代官員子弟可蔭任為中低層官吏的制度開始任官。
何休廢官居家期間，“罩思不規門”，撰寫《春秋公羊解詁》，這部著作一直流傳至今，完整地保留於《十三經註疏》之中。
何休是漢初胡毋生、董仲舒以後最大的《公羊》學者。東漢一代，古文學興盛起來，學習《左氏春秋》成了熱點。《公羊》學面臨日趨衰微的嚴峻形勢，不斷遭到古文學家的批評。同時，治《公羊》的學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如只貴文章而不重義理，偏重讖緯之學等，“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反者，其勢是以講誦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這些“俗儒”研習《公羊》，“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這就為反對《公羊》學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
至東漢末年，“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的呼聲甚囂塵上，何休感嘆不已：“余竊悲之久矣！”因此，決心繼承漢初以來《公羊》學的事業，化了十七年心血，撰成《公羊解詁》，“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括使就繩墨焉”(《公羊解詁咱敘)。《公羊解詁》作為兩漢《公羊》學之集大成著作，博採眾家精華。何休自序雲遵照胡毋生的“條例”，說明他遠襲漢初第一代經師的學說。
他還鑽研過《春秋》學大師董仲舒的學說，“何注，多本於《春秋繁露》”(陳澧《東塾讀書記》)。此外，還兼取《嚴氏春秋》和《顏氏春秋》，以及東漢今文學博士李育和博士羊招的學說。何休在總匯前輩《公羊》學基礎上，進一步“自設條例”(孔廣森《公羊通義》)。
所謂“條例”，就是根據孔子“寓入”經典中的“微言大義”，加以暢通；從而提出一系列待人處事的行為準則。“條例”大約有三類：
一是承襲先師的條例；
二是串解暢通經文之後提出的條例；
三是何休自設的條例。
通過這些“條例”，使《公羊傳》成為一部更有系統的今文學經典，反映了何休企圖重振《公羊》學昔日盛況的努力。
何休又是繼董仲舒之後借解詁《公羊傳》發揮政治思想的人。他在《公羊解詁》自序中，強調“治世之要務”，力圖挽救東漢末年衰敗的政局。通過《解詁》，揭露桓、靈之際君權旁落的景況，斥責宦官專政的腐敗與暴虐，主張選賢與能及輕搖薄賦，反對豪強兼併土地與搜刮民財等等。
何休長於天文歷算，與老師羊弼，根據公羊學博士李育的學說，駁難《左傳》和《穀梁傳》。作《公羊墨守》14卷，申說公羊家的春秋說，如墨翟守城不能攻破；《左氏膏肓》10卷，指出《左氏春秋》問題很多，如人已病入膏肓，不可救治；《穀梁廢疾》3卷，指出《穀梁春秋》也有問題,如人得了癱瘓廢疾,難於復起。
人們稱這三部書為“三闕”，言其理論幽微,難於通曉,如三座宮闕高不可攀，以後鄭玄作《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以相駁難。京師稱鄭玄為“經神”，稱何休為“學海”，十分推重。
何休的著作大都散佚，只有《春秋公羊傳解詁》至今保存。何休在該書《序》里說:“往者略依胡母生(西漢經師)《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宣公十五年“初稅畝”下,何休提倡井田;對公羊家的“春秋三世”說，也作了新的闡釋和發揮，提出“衰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歷史進化思想。
在《文謚例》里，何休闡述了“三科九旨”。新周，故宋，王魯，是一科三旨，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是二科六旨，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從三科九旨推演，又有許多義旨。表明《春秋公羊傳解詁》是公羊學從西漢到東漢的總結和發揮，由於這部書保存了公羊家的許多條例、義旨，後世公羊學者奉為經典。
學術成就
何休作為一個學識淵博的今文經學家，他治學的態度嚴謹、認真。他仿效古文經學的註解法著《春秋公羊解詁》，與那些引章斷句的博士文有很大的差別，這就是嚴整縝密，系統性強。他所注經書，雖也不能挽救今文經學的崩潰，但影響卻頗大，以至成為今文經學方面的領袖人物。
今文經學是有其思想淵源和歷史淵源的。
漢朝立國以後，自從漢武帝時代的董仲舒創立陰陽五行化的《公羊》學以後，所有的今文經學都朝著這個方面發展，也都陰陽五行化了。當時的發展方向表現在兩個方面：繁瑣與迷信。
所謂繁瑣，指今文經學家抓不住要領，去支離蔓衍地解說經文，一部經的經說，解釋起來，動輒數十萬言甚至多至百餘萬字，併名之曰“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把浮辭繁多、蔓衍無際當作學問，並津津樂道。
所謂迷信，指孔子不談神怪，所以，迷信成分在原來的儒家著作中不占主導地位，儒學中還很少神秘主義的東西，而自從董仲舒用陰陽五行學說附會經義，蔓加解釋，提出“天人感應”的學說後，今文經學家便增加了迷信成份，另外選擇了一個談神說怪的孔子，把妖言妄語說成是孔子所謂書中固有的，稱為“緯書”或“秘經”，總稱“讖緯”，並將此看作“內學”，董仲舒《春秋繁露》里就載有求雨的辦法。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相對，而且是官學，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所重視。許慎、賈逵等人，在當時都是有名的古文經學大師。班固的學生馬融注《孝經》、《論語》、《周易》、《三禮》、《尚書》，賈逵本人注《左傳》，使古文經學達到了完全成熟的程度。馬融的徒眾在當時達千餘人，象鄭玄、盧植等，都是他的學生，因而使當時的古文經學壓倒了今文經學。
當時的鄭玄，就是古文經學的大師。何休與鄭玄恰好同時。當時，何休是今文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是古文經學的集大成者。二人如同二水分流，各不相讓，各有千秋，各揚所長。何休的今文經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展成長起來的。因此，何休在今文經學方面的功績是巨大的。
何休作為一個大學問家，他精研古今諸經，前後花費了整整17年的功夫，以巨大的忍耐力和自信心寫成了《春秋公羊解詁》。在寫作這部著作時，他廢除了繁瑣和迷信為特點的章句之儒的俗學，仿古代《春秋》五十凡例，為公羊《春秋》制定了凡例。
在東漢時代，以鄭玄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家和以何休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家的派別之爭，似一種隱微的折光，今文經學反映出了統治階級內部一部分人在政治上的得勢，古文經學反映出一部分人企圖在政治上得勢。鬥爭的結果，古文經學推倒了今文經學，表現了不同政治勢力的彼此消長。當時在這一點上，何休是個失敗者。但從後世長遠影響來看，何休是成功的，董仲舒、何休的經學又被冠以董何之學，上承孔孟，下啟程朱，即先秦子學、漢唐經學、宋明理學一脈相承，是中國哲學、文化的主流，尤其影響了近代思想乃至政治。
個人著作
何休的著作，除了《春秋公羊解詁》外，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及《穀梁廢疾》，以《左氏》及《穀梁》2傳，影響到後世。原作已佚，有清人王謨的輯本。
何休另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廢疾》等。三書均佚，清人王謨的《漢魏遺書鈔》輯有各一卷。所謂“墨守”，言《公羊傳》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就像墨子守城一樣。所謂“膏盲”、“廢疾”，則喻《左氏傳》和《穀梁傳》之疾不可為也。對此，鄭玄曾與他有過辯難。何休還注訓過《孝經》、《論語》等，對漢代史事亦頗有研究，“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後漢書·儒林列傳》)。
個人思想
自漢朝以來，九州合一、四海一統。漢廷輕徭薄賦、剪除藩國、王霸雜用、權歸中央。政治局勢趨於平靜，則思想控制應運而生。春秋諸子百家，各執一詞，諸侯林立、擇適而從，故思想多元、百家爭鳴，然其於國家，亦有淆亂民心、扇竟異端之效。故漢至武帝，已臻郅治，必然消除眾說，定於一尊。董仲舒因時擇世，倡言一統，其登上歷史舞台，乃所謂時勢造英雄也。
漢武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生之學，非僅為通經致用，更有立身士林，廁於廟堂，貴顯身價、光耀本族之功效。故門派森嚴、家法林立，各執己見，以為奇貨。時人諺語曰：“黃金滿盈，不如遺子一經。”則此狀真實寫照。沿及東漢，昔日經生博士，頗有歷輩為官，盤根朝野，數世公台，享有盛名者。故儒生亦以朝局為己任，糾弊刺邪，諷諫不法。何休受辟陳蕃，得罪黨禍，錮弊之際，著書立說，流傳後世，乃所謂有感而發也。
漢家定儒術獨尊，董仲舒所倡實乃《春秋公羊傳》一支，之後綿延不絕、瓜蔓相尋，遂留變為今文經學派。其授受線索、清晰可循，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亦承繼此風，一脈相傳。董、何二人，皆我國經學史巨擘，其說流被後世、影響極廣。二者雖懸隔兩代、相差百年，但所發明、所闡述，既有因循，又有發覆，欲明經學，便須精研詳查，知二人之同異。
二者所同
發揚今文，所重公羊
經學之成經學，在於數代儒生前仆後繼，發揚闡述。而五經肇始，傳授各異，門派之鱉源此而生。董仲舒即春秋學之初傳者。《史記》載：“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其所傳，即春秋公羊傳。“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繆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公孫弘白衣而起，治學以至公卿，尚不及董仲舒精熟。而董仲舒興滅繼絕，休學著書，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春秋公羊學由此而生。
何休精研六經，尤好公羊，“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 《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廢疾》。”《公羊墨守》者，謂公羊傳如墨翟之善守，結構嚴整、固若金湯，外來攻擊難以撼動。而左傳猶病入膏肓，難以醫治，榖梁如廢疾已久，不可再用。其推崇公羊，可見一斑。其著作散佚已久，《四庫全書總目》僅存《春秋公羊解詁》，何休畢生治學心血，盡在此書。
其自序云：“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毌生《條例》，故遂隱括使就繩墨”彼時今文經學瀕於式微，古文經學臻於極盛。馬融、鄭玄、許慎等人相繼而起，大有取而代之、重整綱維之意。何休獨立支撐，完成此著，今文經學不至土崩瓦解，何休與今文之功可謂大矣。其與董仲舒，首尾呼應、前後相照。觀其二人，自可見今文經學由無到有、自盛而衰之發展軌跡。
倡言一統，維護漢廷
《春秋公羊傳》開篇則曰：“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據定公有王無正月，大一統也。”何休注大一統曰：“統者，始也，總系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公羊春秋，開宗明義，後世學人，奉為圭臬。董仲舒元光對策，三策知名，其所悉心籌劃、克盡全功者，唯在漢家正朔，不可撼動，故此於大一統，仲舒視之為萬世基石，堅不可摧，是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皆出於一統之需：“《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何休生當末世，朝政凌遲，外企閹宦，交替專權。正人君子不得列於朝堂，佞幸小人悉數竊據高位。故其借古諷今，冀復君臣之道以清明；借經言事，企書心中憤懣於筆端。是以其注公羊，極言君王之權，痛斥不臣僭妄。其注“文公即位”云：“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
通經致用，不為腐儒
何休受禍黨錮，不得位列朝班，但其思想，須臾未離當世。其注“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謂“末不亦樂後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之知孔子為製作。”徐彥疏雲“孔子之道，既與堯、舜雅合，故得與堯、舜相對為首末，然則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己而制道術，預知有己而為君子而慕之，已亦預製《春秋》授劉帝，是孔子亦愛慕堯、舜之知君子而效之。”注“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更直書“待聖漢之王以為法。”足見其身在江湖，心憂天下。
漢承正朔，三統歸一
統者，漢儒以為施政之秩序，天明之所歸也。三統者，黑、白、赤，分別以象天、地、人。乃上古三代夏、商、周所承。董仲舒釋之為：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庸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親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作濩樂、制質禮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親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為黃帝，推神農以為九皇，作宮邑於豐，名相官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鄗，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汋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為一等。”
何休釋之為：“‘三年，春，王二月。’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15]又，“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醜之月為正，雞鳴為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法物萌，色尚赤。”徐彥疏“《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云“謂三王之正也。至動，冬日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生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是故三統三王，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是也。”
何休作品
何休作品徐彥疏解三統之說，認為周而復始，循環輪替。如陰陽五行、相生相剋。實則三統之別，在於得天命不同，天時、地利、人和之別。三者互為關切，各有通聯。所異唯在時歷、服色、輿馬、儀仗，故何休言“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故三者決非輪替可知。要之，董、何皆以商夏相代、湯武革命，非諸侯兵亂、弒主篡位。而為天命有異，時運歸之。絕不可與亂臣賊子同日而語。如此則知受於天、受於人根本之別在於斯。二人眼中：漢家天下，運數有自，興隆旺盛，不減上古。則重建正朔，三統歸一，自然之理。倘三統互為輪替，絕無關聯，言漢家承襲一統即可，又何來通三統之說？三統說肇建，根本目的為宣揚漢德大道，融合三世，上古聖王，難以匹敵。此通三統之真諦矣。
二者所異
綜述
董仲舒：天人感應說
董仲舒所謂天人之道，重在天與人之對應關係，認為人有作為，則天有感應。《易》所謂“天垂象、見吉凶”。斯之謂也。故其舉例曰：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飭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飾，窮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陵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之志，靈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為邱，以酒為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群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蒲社災。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製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奄弱，眾暴寡，富使貧，併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為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霣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畫晦，彗星見於東方，孛於大辰，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
董仲舒以為，災異之興，乃天怒，天怒必有人怨，天子有失德之處，朝政有不明之象。故其天人之“人”，首重天子。天子上承天命，下掌民情。其治天下之法統原出於天。故“天不變，道亦不變”，亦即指明天命不變，則天子之統緒不可變。然《書》云：“天命無親，惟德是輔。”若天子無道，天以災異示警，倘其怙惡不悛、我行我素，天命改弦，人世更張。故可明其所謂“道”，非指天子之統，而指天命之統。天子之統建諸天命有歸，此道萬古恆常，雖三代更替，無非“革命”而已，決非道變。所謂神道設教，蓋指此類。故其云：
“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大一統說：
其大一統之說，亦本於天道觀。漢初重視黃老，崇尚無為，以老子《道德經》為思想本源。《道德經》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認為一元之始，萬象之新。《春秋繁露》言：“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系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其思想本源，於此恐有借鑑之處。
又言：“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謂王者施政，以自身論，當正心為先，漸次以正萬民，如此方可政通人和。以天道論，天以一為嚆矢，萬物由此而生，故君王當秉承天意，符合天理，自始而起。始正則本正，本正則不離天道。天道不移，天子不廢，天子不廢，漢廷永存。而其借春秋言君王應行之大道曰：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
君王若能及此，為法天行道，天數在斯。由是上追三世，遠溯萬古。返璞歸真，重回直道。道家者言：天地初判之時，惟道獨存。渾然如一，未加剖判。故上古郅治，以一統為合乎天數之理。
借道興孔，乃學說有異，門派不同。不妨其匯流百川，以為己用。其思想體系之中堅，在於“天”之構建。而天人感應、大一統等順理成章、演繹而出。隨時政不同，各取所需。然其學說所重，在於哲學，可瞭然無疑義也。
三科九旨
三科九旨，為何休詮釋《公羊傳》之根本法則。徐彥疏：“何氏之意，以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總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個科段之內，有此九種之意。故何氏作《文謚例》雲“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雲“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其三科者，所關注點各有不同。一科三旨，在於正時歷，據正朔。以今文家言，孔子身居魯國，見亂臣賊子而作春秋。魯國，西周姬姓之後，受封公爵，承周之朔。故孔子據魯、新周。宋為微子封國，乃殷之後。湯武革命，殷商已為故跡，故有“故宋”之說。而何休之世，圖讖大行，緯書倍出。今文經學家據之而言，引《春秋緯·演孔圖》，放言孔子之母，受孕黑龍，孔子其人，黑帝之後。時運不濟，不得為王，隱居著書，微言大義。其言辭足以為後世法，其德行足以為百代師。故漢儒視之，猶如天子。比之以文王，號之以“素封”。孔子“素王”之說，興起於此。何休秉承舊例，發揚學說，故一科第三旨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狂妄之說，卻見一科正朔之意。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
何休作品
何休作品董仲舒之說，尚止於斷代考實，微言大義，所言失之簡略，難見三者究系何別。及至何休注之，旁徵博引，細稽詳核，更易知之。其云：
“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時恩衰義缺，將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巳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劓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古儒謂春秋大義，在於一字褒貶，故無法則，難以明晰。何休言及人倫、禮法、書法、制度，博觀約取，厚積勃發。詳分三者之別，流布後世，為公羊家不易之例。
三科九旨，在於夷夏防、名分具。原文見於《成公十五年》，何休注曰：
“內其國者，假魯以為京師也。諸夏，外士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土言之辭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醇，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故獨殊吳。”
今文學家既以孔子為素王，則王者之制，必不可少。孔子生而居魯，魯乃孔子之根本。外土皆為諸侯封地，除宋為殷後，其爵為公，余者皆難同日而語。楚地僻遠，殊離中土，楚子僭越，自立為王。吳地險阻，異域殊方，亦不為中原大國所認同。故何休之言，以孔子為受命於天，謂天下君王皆需師法孔子，立道率教。言行尋孔子之道者，則為諸夏所納，索隱行怪者，則為中原不齒。如此作為則名正，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
總此三科九旨，即為何休中心思想，其實孔子為萬世之表率，不獨道德，亦且政治。董仲舒所言，重思辨、重體系，重推演，何休所倡，重道德、重名教、重現實。董之於漢武帝，為尋求一統，破除異己之理論根據。何休之於《公羊》，為因文立意，借題發揮之現實關懷。故董仲舒所言陰陽五行、三統並存，諸般學說，學理重於施政。何休所言大一統、三科九旨，知今多於論古。以今人看來，前者頗似哲學學者，後者更類政治學家。推本溯源，在於二者旨趣大異，立身不同故爾。
史書記載
《後漢書卷七十九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