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紀年1959年，是中國邁向社會主義建設的第3年。此時，全國正面臨著“左”傾錯誤的泛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1959
- 性質：時間
- 歷史年代：中國邁向社會主義建設的第3年
- 事件：三年災害的第一年
三大事件,事件一,事件二,事件三,出生名人,逝世名人,獲獎名單,諾貝爾獎,奧斯卡獎,
三大事件
事件一
三年自然災害是指中國大陸地區從 1959年至1961年期間由於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所導致的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饑荒。在農村，經歷過這一時期的農民稱之為過苦日子，過糧食關，歉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則多稱其為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海外一些學者則稱之為三年大饑荒，西方學者也稱其為大躍進饑荒。
三年自然災害的原因：
從“大躍進”直至1980年代初，中國官方一直認為這場大饑荒主要是由於一系列嚴重的自然災害再加上一些工作失誤造成的；中國政府也指責蘇聯由於意識形態的紛爭，“中蘇論戰”向中國索要抗美援朝時期的債務也是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然而，1980年以後的海外其他國家，主流研究者基本認同的觀點是嚴重的體制和問題伴隨著“大躍進”的政策轉變才是饑荒的關鍵原因。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官方大量的向國外派遣官費留學生到西方學習經濟，同時也越來越多地接受政策錯誤因素在災難原因中的重要性，宣稱三分之一責任歸於自然原因，而三分之二的責任歸於錯誤管理。
當時中國政府內部實際負責的高層官員出現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誤和伴隨的一些過激的反“右”傾擴大化政治運動和內部對“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分田單幹，圍繞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政治鬥爭。其影響最大的為大躍進時的各級官員出現嚴重的官僚主義，各級幹部追求農業生產單產、總產“浮誇風”和不顧工業基礎薄弱片面追求鋼鐵生產高產量的“大煉鋼鐵”。這些政府官吏的官僚主義作風，加上強硬攤派一級一級的增加數量的違背工農業生產規律的做法導致最後沒有完成任務，同時據此的經濟計畫也嚴重被破壞。
1959年秋，開始出現大面積的農業歉收，農村地區因缺少虛高報導的糧食產量，導致官吏據此徵收的公糧數量增加。由於糧食生產歉收導致出現全國性糧食供應問題出現。當時採取了糧食供應的低標準，即全國各地按照工作性質不同採取不同的糧食定量標準。（1980年糧食標準如下：幹部29斤/月，高中男生31斤/月，高中女生30斤/月，市民26斤/月，鉗工43斤/月，搬運工60斤/月等。）
由於糧食供應的低標準導致了人口的生育率急劇下降。1958年全國推崇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放開肚皮吃飽飯”，在1959年下半年才在全國範圍出現饑荒的情況下，1958至1959年，中國仍然持續著往年的大量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糧食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經濟出現困難，農村出現餓死人情形。
1960年，在大躍進期間，耕作被政府官吏強制以公社為單位進行畝產超萬斤的試驗；1956年農村已經基本完成了私有土地的公有化過程。這種強制的進行畝產超萬斤的試驗極大地挫傷了農民認真幹活的動力。鋼鐵生產被認為是工業發展的核心要求（即所謂“以鋼為綱”）。
中央政府下令實行一些的基於蘇聯生物學家特羅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偽科學農業革新。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種子遠密於常規來播種並且假設這些種子間不會相互競爭。實際上，它們當然相互競爭相互妨礙生長，而結果是產量降低。另一個革新是基於李森科的同事特文提·馬爾特瑟夫(Teventy Maltsev)，他鼓勵中國的農民實行深耕（深達一兩米）。他們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處，而這些泥土有助讓植物長出超大根系。但是，無用的石塊，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層熟土卻被埋到了下面。
在集體化農業實施這些極端轉變的時候又遇上了乾旱和洪水等惡劣氣候。在1959年7月，華東地區長江發洪水。據災害中心數據，因為淹水和接下來歉收所帶來的饑荒，洪水直接帶來的死亡人數估計達兩百萬，而且別的地區也多少受到影響。這場災害被列為20世紀死亡人數最多的災害的第七名。
另外在中國的主要產糧區河南，1958年7月中旬黃河中游發生了一場自1919年黃河有實測水文資料以來最大的洪水。花園口站22300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推進到下遊河段後，東壩頭以下全部漫灘。7月19日午後洪水衝破東平湖的馬山、銀山、鐵山黃莊閘間的民捻分洪入湖，當湖水位抬高后再經清河回歸黃河。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乾旱或者其它惡劣天氣，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沒有降雨。大英百科全書1958年至1962年年鑑也報告了異常天氣。這些天氣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過30英寸的總降水，這也代表了同期整個華南地區的天氣狀況。
所有這些因素導致1959年中國糧食產量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產量又在此基礎上再下降15%，中國大陸地區的糧食、棉花產量跌落到相應1951年的水平。直到1962年，糧食產量才開始回升。
絕大多數饑荒的起因不僅是因為食物產量下降，也因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結合著對於問題嚴重程度認識的信息匱乏或者乾脆是有意的誤導信息。在中國這場1959年－1961年的大饑荒中，城鎮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糧。與此相對比的是，因為各級幹部出現嚴重的官僚主義，農村的基層幹部因搶著虛報他們公社收穫產量，而導致上級據此徵收的公糧數量增加。這樣留給當地農民口糧和種子糧減少了。政府規定的歉收返銷糧和救濟糧也因為官僚主義作風導致農村的口糧減少。
1980年以後，著名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認為導致饑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災害，在導致包含中國大饑荒在內的現代饑荒的各種原因中是相當次要的，因為這些自然因素通過合理的政府經濟政策來應對。而這恰在於當時中國的公權力缺少來自各方的監督，無法及時修正錯誤政策。
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各省人口資料和各地縣誌中，大多都可找到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統計的死亡人數和其他人口數據。官方數據表明，1959年－1961年的全國死亡人數，比正常年份（例如此前的1956年－1958年和此後的1962年－1964年）多出1500萬人左右。
中國官方生死統計數據（單位：萬）
時期 | 出生人數合計 | 死亡人數合計 |
1956－1958年 | 6048 | 2124 |
1959－1961年 | 4225 | 3602 |
1962－1964年 | 8143 | 2152 |
為了研究實際死亡人數，專家們利用了中國政府發布的其他調查數據。這包括1953年和1964年進行的兩次人口普查。此外還包括1982年的全國婦女生育率回顧調查，該調查從每千個育齡婦女中抽一個出來，問她自1949年以來，哪一年生了孩子，包括生下來後還沒來得及上戶口就死去的。由此可以得到從1949年以來每一年，育齡婦女平均生幾個孩子的數據。專家們普遍相信，這些數據準確性相對較高。一些專家利用這些數據，結合1953年普查得到的婦女年齡結構，計算出大饑荒之前和大饑荒期間總共出生了多少人，再由此推算出其中有多少人死於大饑荒。
阿什利·約翰森·科勒(Ansley Johnson Coale)等人的研究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3000萬人左右，蔣為代表的其它研究人員則估算非正常死亡在1800－2400萬人之間，金等人則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4000萬以上。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書》稱，中國大躍進饑荒導致了多達2000萬人死亡。
作為一個例子，下表來自曹樹基。
《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3250萬）及其成因》
曹樹基的統計數據（單位：萬）
地區名 | 全部府數 | 災區府數 | 全部縣數 | 災區縣數 | 災前人口 | 非正常死亡人口 | 比例 |
安徽 | 13.0 | 13.0 | 74.6 | 73.6 | 3446.0 | 633.0 | 18.37 |
四川 | 26.0 | 23.0 | 201.0 | 188.0 | 7191.5 | 940.2 | 13.07 |
貴州 | 16.0 | 15.0 | 81.0 | 74.0 | 1706.4 | 174.6 | 10.23 |
湖南 | 17.0 | 17.0 | 96.0 | 91.0 | 3651.9 | 248.6 | 6.81 |
甘肅 | 13.0 | 12.0 | 108.0 | 87.3 | 1585.7 | 102.3 | 6.45 |
河南 | 13.0 | 13.0 | 128.7 | 106.7 | 4805.8 | 293.9 | 6.12 |
廣西 | 12.0 | 12.0 | 75.0 | 72.7 | 2009.9 | 93.1 | 4.63 |
雲南 | 22.0 | 22.0 | 132.0 | 112.0 | 1918.3 | 80.4 | 4.19 |
山東 | 12.0 | 12.0 | 140.0 | 126.0 | 5343.5 | 180.6 | 3.38 |
江蘇 | 12.0 | 11.0 | 84.0 | 63.0 | 5296.3 | 152.7 | 2.88 |
湖北 | 11.0 | 11.0 | 79.8 | 72.6 | 3074.9 | 67.5 | 2.20 |
福建 | 11.0 | 11.0 | 70.0 | 56.0 | 1547.9 | 31.3 | 2.02 |
遼寧 | 不詳 | 不詳 | 不詳 | 不詳 | 1931.0 | 33.0 | 1.71 |
廣東 | 15.0 | 12.0 | 110.0 | 72.0 | 3839.3 | 65.7 | 1.71 |
黑龍江 | 不詳 | 不詳 | 不詳 | 不詳 | 1564.0 | 19.0 | 1.21 |
河北 | 18.0 | 17.0 | 183.0 | 135.0 | 5544.6 | 61.0 | 1.10 |
江西 | 14.0 | 13.0 | 89.0 | 51.0 | 1713.6 | 18.1 | 1.06 |
陝西 | 12.0 | 4.0 | 101.0 | 30.3 | 1832.0 | 18.7 | 1.02 |
吉林 | 不詳 | 不詳 | 不詳 | 不詳 | 1280.9 | 12.0 | 0.94 |
浙江 | 11.0 | 10.0 | 91.0 | 51.4 | 2570.3 | 14.1 | 0.5 |
山西 | 不詳 | 不詳 | 不詳 | 不詳 | 1621.1 | 6.0 | 0.37 |
合計 | 248.0 | 228.0 | 1844.1 | 1462.6 | 63474.9 | 3245.8 | 5.11 |
事件二
1959年2月27日－1959年3月5日 中共中央在鄭州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會議的主題是人民公社問題。毛澤東指出，“我們在生產關係的改進方面，即是說，在公社所有制問題方面，前進得過遠了一點”，造成同農民關係的緊張狀態，必須糾正“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並強調不允許“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澤東又指出，價值法則是客觀存在的經濟法則，我們對於社會產品，只能實行等價交換，不能實行無償占有。會議要求公社在統一分配上，承認隊與隊、社員與社員收入之間的合理差別；在體制上，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以隊（大體相當原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有的地方是生產隊，有的地方是生產大隊或管理區）為基礎；並規定在清理“共產風”問題時，舊賬一般不算。會議下發了《鄭州會議記錄》。
1959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指出，舊賬還是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1959年3月10日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陰謀同帝國主義者和外國干涉者勾結，實現所謂“西藏獨立”，在拉薩發動武裝叛亂。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隊在當地愛國僧俗人民的積極協助下，迅速平定叛亂，維護了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
1959年3月25日－1959年4月5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先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和八屆七中全會（1959年4月2日至5日）。兩個會議的內容主要是討論人民公社整頓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畫草案。全會檢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即中共中央政治局1959年4月上海會議紀要）。紀要規定“生產小隊也應有當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許可權”；決定“舊賬”都要算，要退賠。全會還通過《1959年國民經濟計畫草案》和《關於國家機構和人事配備的方案》。會上毛澤東作關於工作方法問題的講話，強調權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由他掛帥；還提倡學習“海瑞精神”。
1959年4月18日－28日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選舉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副主席，朱德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並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大會審議批准國務院根據中共中央建議提出的1959年度國民經濟計畫。計畫規定鋼產量為1800萬噸，糧食產量為10500億斤。會議還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關於撤銷法務部、監察部的決議》。同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也在北京舉行。會議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周恩來為主席。
1959年4月29日 針對當時農業生產方面存在的不實事求是的作風，毛澤東就包產、密植、節約糧食、播種面積要多、機械化、講真話等六個問題給省、地、縣、公社、隊、小隊六級幹部寫了一篇《黨內通信》。關於講真話問題，毛澤東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收穫多少，就講多少”，“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他還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
1959年6月13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整1959年主要物資分配和基本建設計畫的緊急指示》。指示降低了鋼及其他產品的計畫指標，鋼產量為1300萬噸。早在三四月間中央政治局上海會議之後，毛澤東認為鋼的指標仍然偏高，委託陳雲進一步落實；4月底，中央書記處又責成中央財經小組研究鋼鐵生產的可靠指標。經過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陳雲於5月提出鋼的生產指標應降到1300萬噸，中央採納了他的建議。
1959年6月29日、1959年7月2日 毛澤東在廬山同各協作區主任談話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好綜合平衡，這是經濟工作中的根本問題。只有搞好農業本身農、林、牧、副、漁之間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之間的平衡，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平衡，才可能正確處理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他還首次提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畫。毛澤東認為陳雲關於“先市場、後基建”的意見是對的，他說，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關於管理體制問題，毛澤東說：“四權”（人權、財權、商權、工權）過去下放多了、快了一些，造成混亂，有些半無政府主義，要強調統一領導、集權問題，下放的權力要適當收回，收歸中央、省市兩級。
1959年7月2日－1959年8月16日 中共中央在廬山先後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7月2日至8月1日）和八屆八中全會（8月2日至16日）。會議前期的內容是總結經驗，繼續糾正錯誤。彭德懷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1958年以來產生的“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見。但是，7月23日毛澤東講話卻指責這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開始對彭德懷等人進行錯誤的批判。八屆八中全會進一步開展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鬥爭，批判他們是有計畫、有組織、有目的地反對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
1959年8月7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提出右傾已成為工作中主要的危險。全會通過《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
1959年8月16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錯誤地斷言：“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全會還檢查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畫的執行情況，通過了《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一面降低了鋼、煤、糧、棉四大指標，一面又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產大高潮”，超額完成計畫。廬山會議之後，接著在全黨開展了一場“反右傾”鬥爭，結果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使“左”傾錯誤更加發展，並延續更長時間。
1959年8月18日－1959年9月12日 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批判彭德懷、黃克誠。會議按照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的基調，從歷史上揭批彭德懷，認定彭德懷早有野心，幾次錯誤路線都跟著走，並認定彭德懷、黃克誠是高崗集團的重要成員，他們這次在廬山會議上就是要篡黨篡軍；追逼彭德懷交代所謂反黨“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名單和所謂“裡通外國”的問題。會議還抓住彭德懷過去主持修訂頒布的軍隊內務條令某些內容，指責他是“單純軍事觀點、資產階級建軍路線的倡導者和主要責任者”，是“教條主義的總根子”。會議通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要求全軍“徹底肅清彭黃在軍隊中所散布的毒素和惡劣影響”。
195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軍委組成人員的通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為林彪、賀龍、聶榮臻；軍委常委為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
1959年9月16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關於確實表現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要求：“凡是已經改惡從善，並在言論和行動上表現出確實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對於這些人，今後不再當作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們的右派帽子。”
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決定在慶祝建國十周年時，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並準備繼續分期分批做這一工作。
1959年9月17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發布命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的決定，任命林彪兼任國防部長，免去彭德懷兼任的國防部長的職務和黃克誠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從這時起，林彪開始主持中共中央軍委的工作。
同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第九次會議，討論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建議，決定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時，對經過一定期間勞動改造、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同日，劉少奇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
9月底 發現大慶油田，打破了地質學界長期存在的“中國貧油論”。這是我國石油地質工作方面的一個重大勝利。1960年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國家調集大量人力、物力對大慶油田進行開發，從而邁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髮展石油工業的步伐。
1959年10月15日 中共中央批轉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報告說，1959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麼“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包產到戶”，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以及吹掉部分供給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中央批轉報告時指出，這實際上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各地應徹底加以“揭發批判”；並要求立即掀起一個民眾性的超產運動的熱潮，使農業在特大旱澇蟲害的襲擊下，仍能實現大躍進。
1959年12月8日 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全國文化工作會議。會議認為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仍是文學藝術上的主要危險，其主要表現是以人性論反對階級論，以人道主義反對革命鬥爭；並強調所謂19世紀歐洲資產階級文學藝術在當前的消極作用。會議還錯誤地提出必須開展一個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文學藝術的運動，批判修正主義，批判19世紀歐洲文學。
本年度國民經濟狀況：工農業總產值1980億元，比上年增長19.5%。其中，重工業的比重，由上年的36%提高到44.6%；農業的比重由上年的33.5%下降到24.2%。工農業產品產量：糧食，17000萬噸，比上年下降15%；棉花，170.9萬噸，比上年下降13.2%；油料，410.4萬噸，比上年下降14%；鋼，1387萬噸，比上年增長73.3%；原煤，36900萬噸，比上年增長36.7%；原油，373萬噸，比上年增長65%。社會商品零售總額638億元，比上年增長16.4%。進出口貿易總額149.3億元，比上年增長15.7%。基本建設投資總額349.72億元，比上年增加30%。財政總收入487.1億元，總支出552.9億元，赤字65.8億元。
事件三
中微子第一次被實驗證實。
中國研製成功104型電子計算機，運算速度每秒1萬次。
1月 進行第一次土壤普查。
1959年1月2日——蘇聯發射的世界上第一個月球探測器“月球-1號”從月球旁飛過進入繞日軌道。
1959年1月3日——阿拉斯加州加入美國。
1959年1月6日——國際海事組織成立。
1959年1月7日——美國承認菲德爾·卡斯楚在古巴的政權。
1959年1月8日——戴高樂就任法國總統。
1959年1月13日——國際海事組織的前身政府間海事組織在英國倫敦正式成立。
1959年2月3日——中國政府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在北京簽訂協定，開始大量援助越南。
1959年2月4日——中國與蘇丹建交。
1959年2月7日——中蘇經濟合作協定簽訂。
1959年2月16日——馬卡里奧斯當選為賽普勒斯第一任總統。
1959年2月16日——菲德爾·卡斯楚正式成為古巴首領。
1959年2月19日——英國承認賽普勒斯獨立。
1959年3月9日——“芭比”娃娃正式問世。
1959年3月17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逃離西藏，開始流亡印度。
1959年3月18日——夏威夷州正式成為美國的一個州。
1959年3月20日——中國政府宣布平息西藏“叛亂”。
1959年4月18日——劉少奇當選為中國國家主席。
1959年4月21日——鄭州黃河新大橋通車。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頒布新憲法――結束其英國直轄殖民地的地位。
1959年7月——廬山會議。
1959年7月14日——彭德懷寫上毛澤東萬言書。
1959年8月7日——台灣中南部發生八七水災。
1959年8月21日——美國正式宣布夏威夷為第五十個州。
1959年9月12日——月球2號發射，成為首枚成功撞擊月球的探測器。
1959年9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運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
1959年9月15日——蘇聯月球2號探索器傳送第一幅月球背面的照片。
1959年9月25日——中國發現大慶油田。
1959年10月8日——中央檔案館在北京西郊落成，並正式開館。
1959年12月1日——南極條約被十二個國家簽署。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釋放首批戰犯三十三名。
出生名人
1959年1月3日——陳冲，中國女演員。
1959年1月17日——山口百惠，日本女影星；
1959年1月28日——高秀敏，中國小品演員。
1959年2月5日——楊盼盼，香港女演員。
1959年2月13日——山本百合子，日本著名女聲優。
1959年2月15日—倪萍，著名演員，電視節目主持人。
1959年3月5日——北條司，日本漫畫家。
1959年3月6日——延斯·斯托爾滕貝格，挪威總理。
1959年4月10日——梁天，中國男演員。
1959年4月12日——六小齡童，中國著名男演員。
1959年4月16日——郁鈞劍，中國歌唱家。
1959年5月5日——史蒂夫·史蒂文斯，美國吉他手。
1959年5月7日——翁美玲，香港無線著名電視女演員
1959年5月11日——臧金生，中國男演員。
1959年6月——李小鵬，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長。
1959年6月17日——謝園，中國男演員。
1959年7月3日——陳肖依，中國女演員。
1959年7月26日——童安格，台灣男歌手。
1959年10月22日——鄧婕，中國女演員。
1959年11月12日——劉雪華，香港女演員。
1959年12月29日——何家勁，香港演員。
李慶安，台北市女議員。
吳冕，上海電影製片廠女演員。
嚴歌苓，好萊塢專業編劇。
徐守莉，中國女演員。
趙娜，中國女演員。
梁丹妮，中國女演員。
逝世名人
1959年12月11日——鄭介民，中國國民黨情報工作主持人。
獲獎名單
諾貝爾獎
物理學獎：埃米利奧·塞格雷和歐文 ·張伯倫
化學獎：雅羅斯拉夫·海洛夫斯基
生理與醫學獎：塞韋羅·奧喬亞和阿瑟·孔伯格
文學獎：薩瓦多爾·夸西莫多
和平獎：菲利普·約翰·諾爾-貝克
奧斯卡獎
（第32屆，於1960年頒發）
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西蒙·西格諾雷特（Simone Signoret） 《賓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