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蘇論戰
- 由來：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 影響：關係迅速惡化
- 實質：國家之間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
- 相關領導人：毛澤東，史達林，赫魯雪夫
內容簡介,由來,影響,實質,中蘇關係的研究成果,西方學者的研究,蘇聯(俄羅斯)學者,中國學者,
內容簡介
20世紀六十年代的中蘇之間展開了國際共運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論戰，曠日持久，歷時十年，又稱“十年論戰”。
1960年6月，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後，蘇共領導人、蘇聯報刊以及蘇共影響、控制下的一些共產黨發表許多決議、聲明和文章，攻擊中國共產黨。還進一步採取一系列步驟，把中蘇兩黨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相繼撤走全部在華的專家，撕毀協定和契約，並於1962年4月至5月間，在中國新疆維爾自治區製造了伊犁暴亂事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從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連續發表7篇文章，答覆和反駁受蘇共影響而對中國加以指責的一些共產黨。文章留有餘地，沒有直接點出蘇共領導人，同時對問題涉及的範圍也有相當的限制。
1963年3月30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來信中，特別提出了蘇共擬定的“三和”、“兩全”、“三無”的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共中央的覆信中提出了與蘇共根本對立的總路線。指出：中蘇不是在某些問題上的原則分歧，而是對當代世界革命一系列根本問題上的原則分歧。這種分歧的實質是要不要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的革命原則的分歧。要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對帝國主義的分歧。要不要社會主義陣營團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分歧。這使得赫魯雪夫極為不滿。
1963年7月，為改善兩黨兩國關係，中蘇兩黨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會談。7月14日，蘇共中央發表了《給蘇共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公開信》，對中共中央6月14日給蘇共中央的覆信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攻擊，並且在國內各大報刊展開了對中共的攻擊，將中蘇兩黨爭論公開於世界。蘇方毫無誠意，於7月14日發表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採取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手法，肆意攻擊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為了說明真象，辨明是非，不得不詳加答辯。這樣，兩黨之間便進行了一場公開論戰。隨之，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後來又陸續發表了蘇共中央的許多重要文章、講話和決議。同時希望對方也能這樣做，不要對蘇共黨員和蘇聯人民搞封鎖。此後，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陸續發表了《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等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堅持維護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反對黨與黨之間的不平等關係，點名批判“赫魯雪夫修正主義”，並系統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和“資本主義復辟”的世界歷史教訓。
中蘇論戰是中蘇關係史和中共黨史上一個十分重大而複雜的歷史事件。這場論戰的直接後果，是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主義陣營的破裂，中蘇關係的破裂，強化了毛澤東的“反修防修”思想，與旨在完成“反修防修”任務的“文化大革命”有著直接的聯繫。
中蘇論戰當事人之一鄧小平評價這段歷史時說：中蘇兩黨的分歧首先是由蘇聯挑起的；把中蘇分歧拿到國際會議上並組織對中國的突然襲擊，把中蘇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撕毀中蘇簽訂的所有協定、契約，從中國撤走全部蘇聯專家，把中蘇之間的分歧首先公開在全世界面前的，都是蘇共。“一個黨和由它領導的國家的對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別國內政，侵略、顛覆別的國家，那么，任何黨都可以發表意見，進行指責。我們一直反對蘇共搞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他們在對外關係上奉行的是霸權主義的路線和政策。”“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的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去探索，去解決問題，不能由別的黨充當老子黨，去發號施令。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這方面問題的關鍵，在於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同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於面對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的發展，用新的思想、觀點去認識、繼承、發揚馬列主義。
由來
1950 年 2 月 14 日 ,剛剛成立的新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結成了全面的同盟關係。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關係卻發生了逆轉：黨際的友好變成了公開的論戰、國家關係上的同盟變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訐 ,貿易急劇下降 ,軍事摩擦不斷 ,1969年雙方更是發生了直接的大規模的武裝衝突。
影響
中蘇論戰，是60年代中國際共運中的重大事件，對中蘇關係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的發生，是中蘇國家關係迅速惡化的產物；是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分歧尖銳化的結果；就中國方面來說，也是中國共產黨“左”傾指導思想急劇變化的結果。
實質
中蘇論戰的實質，既是國家之間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也是在意識形態方面一場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之爭。論戰對全局指導上日益“左”傾的中國政治，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指導思想不僅迅速發展，而且進一步系統化、體系化，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中蘇關係的研究成果
西方學者的研究
西方學者對中蘇關係的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戰史領域。從總體上看 ,西方學者從歷史糾紛和現實利益的矛盾角度 ,分析中蘇關係的演變。他們站在較“中立”的立場上 ,使用中蘇兩國的解密檔案和西方情報部門掌握的相關材料 ,充分利用了實證史學和比較政治的方法 ,對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近年來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主要作品又可以進一步分成兩種 ,一是白人學者戴維德·梅爾斯(Davidllan Mayers) 的《劈開磐石 :對抗中蘇同盟的美國策略》、費正清和麥克法夸爾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我們現在明白了: 重思冷戰史》、高沃龍( Garver. John) 的《對手與盟友》、迪特·海茵茨希(Dieter Heinzig) 著《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等;二是華裔學者的研究成果 ,如:陳兼的《毛澤東的中國和冷戰》、張曙光的《毛澤東的軍事浪漫主義:中國和冷戰》和《經濟冷戰》等。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和對美國在中蘇關係變化過程中扮演角色的研究是西方研究的主要特色。
蘇聯(俄羅斯)學者
蘇聯(俄羅斯)學者方面。在過去他們主要是站在大黨大國主義的立場上 ,認定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民族主義惡化了中蘇關係 ,或者將問題的責任歸咎於中國領導人的失誤。公認的最為權威的蘇中關係著作是鮑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 80 年代合著的《中蘇關係1945～1980》,出於意識形態對抗的需要 ,該書雖然資料豐富、邏輯縝密 ,但是立場僵化。值得注意的是 ,90 年代以來 ,該書的主要作者鮑里索夫(真名為羅曼寧 О. Б. Рахманин) ,連續寫了兩部蘇中關係著作《中蘇關係的歷史思考》和《二十世紀的俄(蘇)中關係》,同過去相比 ,其觀點發生了很大變化 ,更加注重從客觀的歷史角度 ,而非主觀的意識形態立場探討中蘇關係變化的原因。類似的作品還有庫里克（Б. Т.Кулик的）《蘇中分裂:緣起與結果》,作者作為中蘇關係的親歷者，對50年代到60年代的事件和問題進行了逐一梳理 ,對於我們理解中蘇關係破裂的蘇聯方面原因很有幫助。此外 ,俄羅斯的中青年學者瓦斯科列謝斯基 ( А. 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的《俄羅斯與中國:國家關係的歷史與理論》、巴拉諾夫（E. П. Бажанов的）《蘇中關係》也都體現了俄羅斯對中蘇關係研究的發展。
中國學者
長期以來 ,中國學者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中共在中蘇大論戰時期的觀點 ,認定赫魯雪夫搞“修正主義”是中蘇關係逆轉的根本原因。80 年代以來 ,中國學者在中蘇關係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進步 , 隨著國內外有關歷史檔案材料的解禁 , 不僅一些回憶性的書籍和文章增多 , 一些學者也開始從國家戰略的矛盾、國家利益的衝突、意識形態的論戰、領導人的觀念意識等更加全面的角度去分析中蘇關係逆轉的原因 ,並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以師哲的《在歷史巨人身邊》、李越然的《中蘇外交親歷記》、吳冷西的《十年論戰》等為代表 ,一些中蘇交往親歷者的回憶錄陸續出版。同時 ,一些學者不忘深入挖掘中蘇關係的有關史料 ,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出版了俄羅斯解密檔案《蘇聯歷史檔案彙編》,並發表了許多論文和著述 ,對中蘇 關係中的一些重要歷史事實進行了澄清;牛軍、楊奎松等學者從中共黨史研究的角度對中蘇關係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此外 ,外交學院的曲星教授以外交研究的方法對中蘇關係的變化的國家利益、國家戰略背景等因素作了全面的研究 ,北京大學的孔寒冰教授則對中蘇關係演變對中國60---70年代國內政治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