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1065年
- 時間：1065年
- 農曆年：乙巳年
- 類別：文言文
通鑑記載,歷史大事,諒祚侵宋,英宗內降補僧官,濮議之爭,
通鑑記載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治平二年（遼鹹雍元年。乙巳，一零六五年）
甲子，遼主如魚兒濼。
始，朝廷遣王無忌齎詔責夏國主諒祚，諒祚遷延弗受詔，而因其賀正使荔茂先附表自言起兵之由，歸罪於邊吏，辭多非實。丁卯，復以詔戒其侵擾，諒祚終弗聽。
以編排中書諸房文字王廣淵直集賢院。帝在籓邸，廣淵因帝左右時君卿獻其所為文及書札，故有是命。知諫院司馬光言：“廣淵雖薄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間，好奔競，善進取，稱為第一。鄉以初任通判，排編中書文字，二年之間，堂除知舒州，薦紳已相與指目為僥倖；今既留不行，又驟加美職，安得不取外朝怪惑！陛下方蒞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才，置諸不次之位，以率厲群臣，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之意。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今又用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恥之節，崇敦厚之風乎！”光凡再論列，訖不報。
癸酉，參知政事歐陽修言：“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御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曆罷兵以來，當時經用舊人，唯戶部侍郎致仕孫沔尚在，沔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雖中間曾以罪廢，然棄暇收使，正是用人之術。欲乞朝廷察訪，特加獎用，庶可備一方之寄。詔以沔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禮院奏：“請自今，文武臣薨卒當輟朝者，皆輟聞喪之明日。”從之。
丁丑，賜許、蔡二州錢鈔十萬貫、令和糴以救饑民，仍命駕部員外郎李希逸提舉。
壬午，命供備庫副使孟淵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路募兵。司馬光言：“國家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能取勝；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敗亡。此利害之明如白黑，不為難知也。邊鄙之臣，無它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它日邊事或敗，歸咎於己。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軟無所施用。此群臣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為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臣願陛下速降指揮，應在京及諸路，並宜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訓練舊有之兵，以備御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饑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斗斛，救濟農民，俟向後稍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
庚寅，遼命群臣，遇正旦及重午、冬至，別表賀東宮。
及諒祚攻擾涇原，帝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擇人。琦等初尚救解，繼知帝意不回，因奏待襄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雲帝入宮後親見奏牘。至是因襄請罷，琦遂質於帝，帝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即已聞之。”琦曰：“事出暖昧，虛實未明，乞更審察。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傾陷，善人難立矣。”曾公亮曰：“京師從來喜為謗議，一人造虛，眾人傅之，便以為實。前世以疑似之言害陷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為患。”修曰：“陛下以為此事果有否？”帝曰：“雖不見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無”？修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跡可尋；就令跡狀分明，猶須更辨真偽。先朝夏辣欲害富弼，令其婢學石介字型，久之學成，乃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明，弼得保全。臣至和初免喪至闕下，小人有嫉忌臣者，偽撰臣乞沙汰內官奏稿，傳布中外，內臣無不切齒，亦賴仁宗保全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猶須更辨真偽，況無跡狀邪！”琦及公亮又各進說。帝曰：“告謗者因何不及它人”遂命襄出守。以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權三司使。
至和初，公弼為群牧使，帝在籓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馬不善，求易之，公弼曰：“此朝廷近親，且有素望，宜避嫌，不可許。”至是公弼奏事，帝曰：“朕住在宮中，卿不欲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矣。”公弼頓首謝。帝又曰：“卿繼蔡襄為使，襄主計，訴訟不以時決，頗多留事，卿何以處之？”公弼知帝不悅襄，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者妄耳。”帝益以公弼為長者。
癸卯，樞密副使王疇卒。帝臨奠，賜白金二千兩，贈兵部尚書，謚忠簡。
丁未，錄囚。
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賈黯為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周孟陽、王廣淵以籓邸之舊，數召對，黯言：“俊乂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召親舊一二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耳。”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
以禮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龔鼎臣為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初，鼎臣為宰相韓琦所善，翰林學士吳奎欲舉御史，賈黯不肯，奎爭不能得，乃止。既而以都官員外郎換起居舍人、知諫院，遂知雜事；在言職，少建白，至是出之。其後帝欲用王廣淵為諫官，曰：“近歲諫官、御史多不職，如龔鼎臣，乃未嘗言事也。”
己未，起復前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吳奎領故官職，奎固辭，不許；遣其子大理評事璟奉表懇辭。帝意必起之，韓琦曰：“近年兩府大臣文彥博、賈昌朝、富弼各乞終喪，奎必不肯起。”歐陽修曰：“若邊境有急，金革從事，則不容免。”帝曰：“方此西邊未寧，奎何自遂其私邪？”乃召璟於延和殿面諭，齎詔賜奎。奎終辭，帝許之，詔月給俸錢之半，固辭不受。
三月，丁卯，詔貢院：“經殿試進士五舉，諸科六舉，經省試進士六舉，諸科七舉，今不合格而年五十以上者，第其所試為三等以聞。”乃以進士孫京等七人為試將作監主簿，餘三十八人為州長史、司馬、文學。
帝初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監周琮等作新曆，三年而成。琮言《崇天曆》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遘更陳家學，於是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分攵考定是非。上推《尚書》辰弗集於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歷之所候。而易簡、道、遘等所學疏闊不可用，新術為密，乃賜名《明天曆》，琮等各遷兩官。其後《明天曆》亦不可用。琮等皆奪所遷官。
辛未，新除侍御史和雜事呂誨，以嘗言中丞賈黯過失辭職，黯奏曰：“誨初得御史，乃臣與孫拚等五人薦舉。臣等知其為人方正謹厚，今茲擢用，甚允眾望。臣與共事，必能協濟，伏望趣令就職。”詔以諭誨，誨遂受命。因言：“歷代設耳目之官，以輔人主之不逮，凡事宜辨論是非，稍涉欺妄，當行重責，不當置其言而不用，使之沮辱。在賢者則死而後已，不賢者翻然以思，動為身謀，悠悠皆是矣。假如朝廷之事，台諫官不得預聞，及其政令既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失，則曰已行之命難以追改。是執政之臣常是取勝，耳目之官與不設同也。又聞近日臣僚建議，以先帝臨政，信任台諫官，所陳已行之事多有追奪，欲陛下矯先帝之為，凡事堅執不可易。行一繆令，進一匪人，倡言於外，曰出自清衰，人必不敢動搖。果有之，是欲窒塞聖聰，使拒諫遂事，豈公忠愛君之人哉？臣嘗親奉德音，指緘默者甚眾，然終不聞有所誡厲。竊謂陛下好問過於虞舜，但未嘗察其言耳；求治有如漢宣，但未嘗責其實耳。臣既未得去，敢不以言責自任。望陛下既問之當察其言，既用之當責其實，無俾左右蔽惑聰明，言事之官時有懲勸，則人無苟且，職事皆舉矣。”
壬午，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仁宗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祥，六月二十九日衤覃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敕。臣等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為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七日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從吉，益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為大祥，五月擇日而衤覃，六月一日從吉。”從之。
丁亥，遼以知興中府楊績復知樞密院事。
己丑，賜越州上虞縣朱回女家絹三十匹，米二十斛。朱母早亡，養於祖媼，方十歲。里中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擁蔽其媼，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媼也！”媼以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故有是賜。
帝嘗問輔臣：“天下金谷幾何？”韓琦等俱以對。因問：“冗兵之費，倍於曩時，何也？”歐陽修曰：“自西事以來，邊臣廣為守備，既增置軍額，則歲費益多。”又問：“祖宗綏懷如此，尚有倔強者。”琦曰：“國家意在息民，故示大體，含容之耳。”
夏，四月，辛卯，遼以知樞密院事張嗣復有疾，改知興中府。
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奏進呈故也。
庚子，遼主清暑於特古里。
辛丑，詔：“監司、知州歲薦所部吏，務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數。”
先是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員，而吏部奏舉磨勘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餘人。臣不敢遠引前載，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法尚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諸路使者薦部吏數未有限，而在京台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雖非部吏皆得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考頗增，而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條約比天聖漸繁，而改官者固已眾矣。然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引對，未有待次者。皇佑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佑及今，才十年耳，而猥多至於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一郡之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為遺己，當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薦者所以多，而真才實廉未免慁於無能也。謂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帝納其言，故降是詔。
丙午，奉安仁宗御容於景靈宮孝嚴殿。
五月，癸亥，以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知太原府陳旭為樞密副使。
呂誨言：“先朝任陳旭時，臣與唐介、范師道、趙拚、王陶言其奸邪，不當置於二府，封章交上，醜跡皆著。而外則近臣主張，內則宦官引援，韓琦極力為地，富弼依違不決，凡論列半年，旭出知定州，臣等謫斥江外。事既兩罷，曲直不斷，人言沸騰。近崇政殿奏對，承奉德音，謂旭有才，人或言其奸邪者，不數日，遽聞除命。豈有中外言其奸邪，明哲知而復用！臣竊謂大臣極力引薦，陛下不得已而用之耳。唯冀清衷更賜沉慮，旭之進退，繫於宸斷。”
以兵部員外郎、秘閣校理蔡抗兼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同知諫院。抗初為睦親宅講書，出入宮邸，不受饋遺。帝器重之，請於濮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及親政，即問抗安在。抗時為廣東轉運使。亟召判都理欠憑由司。抗未至，帝每見奉使南來者，輒問之。及入對，留語日旰，曰：“卿乃朕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疏也。”居數月，遂有是命。
戊辰，詔曰：“朕蒙先帝遺烈，嘉與公卿大夫厲精為治。屬天下承平日久，內外因循，惰職者眾，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月以幸其進，又沽飾名譽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過務在簿書期會之間，朕何望焉！夫緘默苟簡者弗懲，則端良敏濟者亡以勸。朕持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百執事其易慮孜孜，各修厥職以稱朕意。”
辛未，以東上合門使劉幾知鄜州。幾初權涇原副都總管，與陳述古交訟，既罷，而代幾者遂發幾過用公使錢，詔幾赴永興軍聽劾。權御史中丞賈黯言：“國家任用將帥，當責以御邊扞寇之效，細故小惡，皆宜略之，則可以得其死力。太祖時，天下未定，李漢超等一十四人分扞三邊，皆十數年不易，舉其州征榷之利，皆以與之，仍聽其貿易，免所過徵稅，軍士無小大皆許便宜，以故漢超等得成功名，而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慶曆中，陝西用兵，頗失此術，邊臣用公使錢微有過，則為法吏繩以深文，如尹洙、張亢、滕宗諒是也。今西戎叛擾，陛下方當以恩威御諸將，所宜思太祖之得人，而懲近事之失體。如幾者，苟無大過，願赦而不問。”帝納其言，故有是命。
丙子，賈黯奏：“近者皇子封拜，並除檢校太傅。按官儀，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子為父師，於義不可，前世因循，失於釐正。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得，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且令已受命者，異時加恩改授。
辛巳，夏遣使貢於遼。
丙戌，樞密院編《機要文字》九百八十一冊以進，賞執事者有差。
六月，辛卯，以江東轉運判官、屯田員外郎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權發遣鹽鐵判官呂大防為監察御史里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迭舉二人，而帝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名而命之。大防，藍田人也。大防首言：“綱紀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人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許退，夷狄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數上而不納；張昪年幾八十，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堪邊任，亦不許。竊以為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以禮，亦何必過為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
癸巳，群臣表請聽樂，弗許；五上表，乃許之。
初，絳州團練使楊遂為新城巡檢，救濮王宮火，帝識其面目。
於是侍衛司闕帥，帝首出遂姓名，擢登州團練使、步軍都虞候。
己亥，詔：“自今三司久任判官，不得別舉職任。”
己酉，以莊宅使張利一為皇城使、知雄州兼河北沿邊安撫使，代皇城使李中佑也。以中佑權定州路總管。
司馬光言：“近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佑不能禁御，另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佑為戒，而妄殺彼民，則戰鬥之端，往來無窮矣。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如漁船、柳載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復漢、唐之士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莫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即敕吏以光手稿為案。其議曰：“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後，皆見非當時，貽譏後世。況前代之入繼者，多於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竊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崇。譙國、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
於是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史，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時議者或欲稱皇伯考，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
中書又奏：“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敕》，並雲‘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母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議。”詔從之。
於是台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等議。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言：“朝廷既知議論不一，當辨正是非，參合眾意，明所適從，豈可事未有定，遽罷集議，還付所司！詔命反覆，非所適從，豈可事未有定，遽罷集議，還付所司！詔命反覆，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漢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與今事體略不相類。據王珪等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儼稱皇兄、皇叔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竊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為皇考，與仁廟同稱，此事非出清衷，必佞臣建白，苟悅聖情。二三輔臣不能為陛下開陳正論，又將啟其間隙，違背禮義，惑亂人情，忘先帝之眷荷，陷陛下於非正，得為忠乎？伏望陛下別降詔旨，以王珪等議為定，取前後所獻不一之論，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置之於法，可以渙釋群疑，杜絕邪論。”誨前後三奏，皆留中不行。
司馬光言：“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使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為父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歿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焉？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眾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議。”
樞密使、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罷，至二十餘上，帝固欲留之，不可。秋，七月，癸亥，罷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初除僕射及使相、弼八上章，乞以本官出守，不從。將行，又乞罷使相或僕射一官，許罷僕射而改制焉。
丙寅，詔曰：“事有先後，故制有隆殺；禮有重輕，故用有豐約。凡郊廟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其務減省。”
丙子，放宮女百八十人。
遼主以太后射獲熊，賞賚百官有差。
丁丑，太白晝見。
己卯，群臣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睿孝皇帝，詔答不允。
辛巳，以權三司使、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為樞密副使。公弼上言：“諫官、御史，耳目之官，比來言事罕見採用，非所以達四聰也。陛下當以政事責成大臣，而委視聽於台諫，非其人則黜之。如此，則言路通而視聽廣矣。”
以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韓絳權知開封府，尋遷三司使。絳在成都凡再歲。始，張詠鎮蜀時，春糴米，秋糴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歲久，券皆轉入富室。絳削除舊籍，召貧民別予券，且令三歲視貧富輒易之，豪右不得逞。蜀與夷接，邊人伐木境上，數侵爭，因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蠶崖，閉絕蕃部往來就威、茂交易。異時內侍使蜀，給酒場吏主貿賣，因倍取以資費，絳奏請加禁約，帝敕內侍省著為令，每行必申戒焉。及在三司，又請以川、峽四路田谷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以平物價。帝嘆曰：“眾方姑息，卿獨不徇時邪！”即行之。內諸司吏有乾恩澤者，絳執不可，帝曰：“朕初不知，當為卿改。”而乾者不已，絳執益堅，因為帝言；“身犯眾怒，懼有飛語。”帝曰：“朕在籓邸，頗聞有司以國事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憚於讒！”先是宮中所用財費，悉以契約憑由取之，絳請有例者悉付有司，於是三司始得會計。
以知制誥沈遘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遘為人輕俊明敏，通達世務。前知杭州，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使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者，奪歸其父母。接遇士大夫，多得其歡心。部吏皆樂傾盡，為之耳目，刺里卷長短，纖悉必知，故事至立斷，眾莫不駭伏。小民有犯，情稍不善，不問法輕重，輒刺為兵，奸猾屏息。時鞠真卿提點刑獄，欲按其事，移州詰問，遘為稍弛所刺卒，給以公據，復為民。會遘召還，真卿亦罷去，事遂寢。議者以其嚴比孫沔，然沔雖苛暴，銳於懲惡，至遘，善人亦懼焉。其治開封如治杭，晨起視事，及午事畢，出與賓舊往還，從容談笑以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逾月，加龍圖閣學士，尋遷翰林學士。以母喪去位，遽卒。
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湧水，壞官私廬舍，漂殺人畜不可勝數。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敕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泄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班屋皆摧沒。
乙未，下詔求直言。
司馬光疏曰：“頃暴雨大至，川澤皆溢，都城摧圮，廬舍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此乃非常之大災。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竊惟皇太后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初得疾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額為之傷，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陛下為人之子，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先帝擢陛下於眾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為天子，以一後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宮，希曾省見，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議，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取捨黜陟，未必皆當。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收取威福，進賢退愚，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退，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顧忌，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台諫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裁定施行，而台諫或以異議乾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大臣，彼安肯以己所行為非，以它人所言為是乎！陛下獨取拒諫之名，大臣坐得專權之利，四方懷忠之士，皆望風結舌，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意，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舍小取大，延納讜言，虛心從善，而皆行以至誠。則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矣。”
呂誨言：“《五行志》曰：‘簡宗廟，廢祭祀，水不潤下。’乃者濮安懿王一事，始議或將與仁廟比崇，終罷追封，不及燕王之例，禮失中而孝不足，是亦幾乎慢也。京房《傳》曰：‘飢而不損，茲謂大荒，厥災水。’去冬及春，許、潁等郡大荒。臣謂尚方不急之用，後苑淫巧之作，宜加裁減，以崇儉約，量入制用，正在今日。又曰：‘辟遏有德，厥災水。’蓋有德之人壅遏而不用也。今前席詳延，無非籓邸之舊，清途進用，皆出權幸之門。忠良之人，寧無體解。古者以功績舉賢，則萬化成而瑞應著；後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災異至。陛下當翼翼循思，追救其失，庶幾消復之理也。”
呂大防言：“雨水為患，此陰乘陽之沴。”因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乾正，私恩害公，邊寇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
丙申，遼以客星犯天廟，命諸路備資賊，嚴火禁。
乙卯，詔減定袞冕制度，從同知禮院李育奏也。育，河南人，嘗與同列議禁中事。既上，有中人來，問誰為此，同列懼未對，育獨前曰：“育實為之。”中人即去，事亦寢。
九月，辛酉，提舉編纂禮書、參知政事歐陽修已編纂禮書成百卷；詔以《太常因革禮》為名，賜修等銀帛有差。
壬戌，以霖雨罷大宴。司馬光言：“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群臣循故事請上尊號，陛下深自抑損，以承天譴，慰眾心。望自今，所有群臣上尊號表，皆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光既奏疏，復面有開陳，帝嘉納之。群臣凡五上表，終不允。
己巳，策制舉人。甲戌，以制科入等著作佐郎范百祿為秘書丞，升一任，前和川縣令李清臣為著作佐郎。百祿所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穎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涌、井溢，孝靈尊仁皇而京師大水。異世同驗，密如符節。陛下之於濮安懿王，情可以殺而禮不可以加，恩可以斷而義不可以隆。禮，為人後者為之子，古者持重大宗，則降其私親。蓋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社稷之祀，重也；門內之期，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是悖先王之禮矣。禮悖則人心失，天意暌，此變異所從來也。古之聖帝明王，未嘗無過，然而貴乎能改。陛下宜詔有司，勿複議追尊事，第因濮安懿王建國，為之立長，以為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永為一國太祖，則人心悅而天意解，大雨之眚何用禳哉！”百祿，鎮從子也。
清臣，安陽人，韓琦妻以其兄之子，歐陽修奇其文，以為似蘇軾。試秘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清臣不第則繆矣。”發視，如言。及廷對，或謂清臣當以《五行傳》對，當復得第一，清臣曰：“此《漢書》附會之說，吾不之信。民間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如人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清臣第竟在次等。
乙亥，遼主如藉絲淀。
壬午，太白犯南斗。
先是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台諫累有論列。仁宗因著令：“僧官有闕，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缺，中書已下兩街選人不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內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不可。歐陽修乃奏曰：“補一僧官至小事，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改先朝著令，則是內臣撓朝政，此何可啟其漸！”又曰：“宮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制。此小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朝政可回，威勢不小矣。”帝遽可中書所奏，令依例選試。
冬，十月，丁亥朔，遼主如醫巫閭山。
甲午，復以王安石為工部郎中、知制誥，母喪除故也。
己亥，遼以太后射獲虎，大宴群臣，命各賦詩。
癸卯，呂誨言：“台諫者，人主之耳目。天聖、景佑間，三院御史五員差出者三人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然猶不下十數員。今御史台闕中丞者累月，御史五員差出者三人，唯臣與范純仁、呂大防供職，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二員，司馬光遷它職，傅堯俞出使北庭。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臣竊為聖朝羞之！”乙巳，命知制誥邵必權知諫院。
戊申，以權發遣三司開拆司孫永為諸王府侍讀，中收編排文字孫固為諸王府侍講。潁王好學不倦，一日，出新錄《韓非子》，屬府僚讎校，永曰：“韓非險刻，背《六經》之旨，願無留意！”王曰：“錄備藏書之數，非所好也。”
壬子，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知青州。士宗入辭，帝謂曰：“朕素知卿忠純，豈當久處於外！”因命再對；及見，論祖宗之法無數更變。
甲寅，呂公著進所編《仁宗御集》百卷，帝御延和殿，服靴袍觀之。
十一月，庚午，朝享景靈宮。辛未，享太廟。壬申，祀天地於圜丘，以太祖配。大赦。先是百官習儀尚書省，賜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及是宰相韓琦以聞，帝曰：“已赦罪矣。”琦言：“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
遼耶律伊遜恃寵不法，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抑之，為伊遜所忌。十二月，甲午，出仁先為南京留守，改封晉王。仁先至南京，恤孤煢，禁奸慝，邊境晏然。議者謂自裕悅休格後，仁先一人而已。
甲辰，夏國主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壽聖節。
司馬光言：“近年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奸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蕃部；其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內地。邊臣坐視，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凶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之辭，朝廷亦隱忍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率多懦怯，一路有警，則三路皆聳，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數月後寂無影響，然後遣來；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回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是事。臣料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為之備。其所以誘不逞之人者，欲訪中國虛實，平居用為謀主，入寇則用為鄉導也。其所以誘脅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為客軍不足畏，唯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斗，若先事翦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諸蕃，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為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望明諭中外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西戎情偽者，並許上書，擇其理道稍長者，從容訪問以治兵御戎之策，則處置自得其宜矣。”
郊祀既畢，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復申前議，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且言：“今佞人進說，惑亂宸聽，中書遂非，執守邪論，當有以發明經義，解釋群疑。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後來進任兩制臣僚，同共詳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誨尋進對延和殿，開陳懇切，前後凡七奏，不從。因乞免台職補外，又四奏，亦不從。遂劾韓琦曰：“永昭陵土未乾，玉幾遺音猶在，乃琦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者論辨半年，琦猶遂非，不為改正。願黜居外籓，以慰士論。”
歷史大事
諒祚侵宋
治平元年（1064）、夏拱化二年秋天，西夏主諒祚屢次派兵入侵秦鳳、涇原二路，大肆掠奪邊境地區歸順宋朝的少數民族，騷擾宋朝邊境地區的弓箭手，殺死、掠奪宋朝人口、牲畜數以萬計。宋英宗遣文思副使王無忌出使西夏，詔書制止，但諒祚拒不接受宋英宗的詔旨。其後，宋朝使者荔茂先再次到西夏質問西夏出兵侵宋的理由，諒祚蠻不講理，把責任全部推卸到宋朝戍邊將領身上。諒祚所編造的藉口大多是誣衊不實之辭。次年正月，宋英宗再度下詔責問諒祚，並警告諒祚今後不準再入侵宋朝領土，但諒祚依然置之不理，這是諒祚蓄意謀反的一個重要步驟。
英宗內降補僧官
在宋仁宗以前，僧官的選補大多賄賂公行，由皇帝直接指定某僧侶為僧官。宋仁宗時期，諫官、御史對此議論頗多，宋仁宗為了改變這一局面，下令凡是僧官缺額，由開封府左右街僧侶各選一名出來，考試經業、品行等，然後升補為僧官。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九月，中央僧官中的“鑒義”一職缺額，中書執政大臣已下令開封府左右街各選一名僧人出來考試，但宦官陳承禮卻把寶相院僧侶慶輔推薦給宋英宗。於是宋英宗下令升遷慶輔為鑑義，執政大臣曾公亮、韓琦等人認為這一升遷違背了祖宗之法。歐陽修為此還專門上書，認為慶輔擔任鑒義一職不公平，他認為升遷一名小小的僧官是否合適無關緊要，但宦官干政卻是不能不提防的。宋英宗不得不妥協讓步，收回了成命，宦官陳承禮也因此而受到譴責。
濮議之爭
宋英宗即位後，治平元年（1063）五月，宰相韓琦提出應對英宗之父濮安懿王、生母譙國夫人王氏、祖母襄國太夫人韓氏等人的稱呼問題作出符合禮儀的決定。次年四月，宋英宗命令朝廷禮儀官員討論這一問題。天章閣待制司馬光首先發表自己的意見，他認為，雖然濮安懿王是宋英宗生父，但宋英宗之所以能當皇帝，主要還是宋仁宗的功勞和恩德，因而他建議崇奉濮安懿王應按直系親屬對待，可以追封濮安懿王為大國國王，這樣就算十分榮耀了。呂大防、范純仁、王珪等人則認為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倘若尊奉濮安懿王為皇考，那么宋仁宗又當如何稱呼呢？他們建議稱呼濮安懿王為"皇伯"比較恰當，御史中丞賈黯等二十一人也竭力支持王珪的意見，但執政大臣則認為從古到今還未有過“皇伯”之稱，因而不符合禮儀。支持王珪意見的人當中以呂誨最為激烈，呂誨前後十一次上書，堅決支持王矽等人的意見，並要求宋英宗儘快確定濮安懿王的尊號，御史中丞賈黯也親自到執政大臣辦公的地方與他們爭論不已，最後不得不因此而出知陳州（今河南淮陽）。執政大臣中尤以歐陽修反對王珪的意見最為激烈。因此，呂誨等人又將矛頭一齊對準歐陽修，對歐陽修進行猛烈攻擊，歐陽修等人也上書宋英宗進行辯解，認為用"皇伯"來稱呼生父在經史中從未有過先例，純粹是無稽。兩派意見相持不下，執政大臣搬，出皇太后來，想讓皇太后直接下達一道聖旨，追尊濮安懿王為皇，其夫人為後，歐陽修親手草擬詔書，便將這一尊號確定下來。但呂誨等人依然上書不已，竭力反對這一決定。宋英宗也無可奈何，詢問執政大臣如何處理善後工作。歐陽修說：若是執政大臣是正確的，那么御史台官員就是錯誤的，反之亦然。於是宋英宗下詔貶侍御史知雜事呂誨為蘄州（今安徽蘄春）知州，侍御史范純仁為安州（今湖北安陸）通判，呂大防為休寧縣（今安徽休寧）知縣。其後雖然還有不少人為呂誨等人鳴不平，但為時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