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前的黨代會
1936年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新局面。為了迎接全國抗戰的新形勢,確定黨在新時期的方針和任務,中國共產黨決定在延安召開蘇區代表會議(即黨的全國代表會議)。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在
延安召開了蘇區代表會議。這次會議不僅蘇區代表參加了,白區和紅軍代表也參加了會議。參加會議的共有200多人,代表著全國4萬多黨員。
會議時間及與會者
1937年5月2日下午,會議在延安中央大禮堂正式開幕。
首先,張聞天致開幕詞,接著,與會代表選舉通過了毛澤東、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劉少奇、林伯渠、凱豐、林彪、楊尚昆、聶榮臻、肖克、
郭洪濤、傅鐘、彭真、馬明方、蔡暢、賈拓夫、劉長勝19人組成大會主席團。
會議議程
此後,通過大會議程:1.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2.關於蘇區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
5月3日、4日,毛澤東代表黨中央作了《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題目改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報告共分3部分:1.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2.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3.我們的領導責任。毛澤東在報告的第一部分,深刻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明確指出:“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從1935年“一二·九”運動到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黨提出的爭取和平的任務已經基本上實現,下一段的任務主要就是爭取民主。“必須知道,為了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國內和平固然不行,沒有國內民主也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第二部分,著重講了如何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問題。提出在中國必須實行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一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復失地的勝利。”為了和平、民主和抗戰,中國共產黨在鬥爭策略上可以作些讓步,以便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當然,“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實行這種讓步是為了去換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戰。”毛澤東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紅軍和抗日根據地的主要任務,有以下四點:1.將紅軍改組為國民革命軍,造成抗日戰爭中的模範兵團。2.將根據地改為全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實行新條件下的民主制度,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範區。3.在此區域內實行必要的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狀況。4.實行必要的文化建設。第三部分,著重講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報告指出:“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箇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依現實的情況說來,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報告講了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四個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首先,要根據歷史發展的行程提出一個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基本政治口號而提出關於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沒有這種具體目標,是無所謂政治領導的。第二,當全國人民按照這種具體目標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他的先鋒隊,應該提起自己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範。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基礎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關係,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報告還指出,為了保證黨對全國人民的政治領導,必須同“左”、右兩種錯誤傾向作鬥爭,既要反對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又要反對尾巴主義。
5月7日下午,毛澤東又作了《為爭取千百萬民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這個結論進一步闡述了和平、民主和革命前途等問題。為了加強黨對革命事業的領導,毛澤東著重闡述了黨的幹部問題,民主集中制問題和全黨的團結問題。關於黨的幹部問題,毛澤東說:“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幹部。”“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民眾領袖。這些幹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繫黨員和民眾,依靠著這些人對於民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幹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用。”關於黨的民主集中制和全黨團結問題,毛澤東說:“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又說:“只有經過共產黨的團結,才能達到全階級和全民族的團結,只有經過全階級全民族的團結,才能戰勝敵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最後,毛澤東說:“我們的正確的政治方針和鞏固的團結,是為著爭取千百萬民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目的。”
會議批准了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1]報告強調指出,為了實現黨的任務,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在黨內既要繼續反對
關門主義、冒險主義,又要警惕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新的形勢下的復活。
1937年5月10日,
博古作了《關於蘇區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會議討論通過了這個報告。會議認為,在目前新的政治形勢下,黨的工作方式及組織形式,毫無疑義的是要隨著環境變更而變更,而這一變更的關鍵,就是這次黨的代表會議所確定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
1937年5月14日下午,
林伯渠致閉幕詞,宣布這次大會勝利結束。
會議意義
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會議,批准了1935年1月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的正確路線、確定了新形勢下的方針和任務,為迎接即將到來的
抗日戰爭作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建國後的黨代會
1955年全國代表會議
為了深入貫徹落實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精神,在
中央政治局領導下,1954年4月召開了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和華東局擴大會議,
周恩來到會作了《關於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和
高崗、饒漱石的問題》的報告。5月和6月,分別召開了山東分局擴大會議和上海市委擴大會議,8月召開了山東省
黨代表會議。這些會議都進一步揭發批判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活動,對少數跟
高崗、饒漱石犯錯誤的人進行了批評、教育。8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向全體黨員和青年團員傳達高饒問題的指示》,廣大黨員和青年團員堅決擁護中央決定,對高、饒反黨陰謀活動極為憤慨,提高了增強黨的團結和統一重要性的認識。9月在北京召開了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載入了憲法;選舉了國家領導人。一屆人大的召開,結束了由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
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歷史,憲法的制定也結束了以《
共同綱領》代替憲法的過渡狀態。
在上述形勢下,為了進一步討論發展國民經濟的
第一個五年計畫綱要,進一步總結黨同
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鬥爭的經驗,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於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出席這次代表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62人,全國黨的各級組織所選出的代表257人。
毛澤東主席出席並主持了會議。
會上,毛澤東致了開幕詞;
陳雲作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報告》;鄧小平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會議對兩個報告,除分組討論外,全體會議討論8天,會上有100多人發了言。代表們一致同意陳雲、鄧小平作的兩個報告,一致認為關於
第一個五年計畫草案是一個偉大的、切實可行的計畫。發言的同志進一步揭發高、饒反黨反人民的罪行,一致主張開除
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指出反對高、饒反黨聯盟鬥爭的勝利是黨的歷史性勝利。3月31日,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畫草案的決議》;一致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一致通過了《關於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會議選出了
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5人,候補委員6人,
董必武為書記,
劉瀾濤、譚政、
王從吾、
錢英、
劉錫武為副書記。最後,毛澤東主席作了結論。
會議的兩個報告、三個決議、毛澤東的講話和其他中央領導的發言,內容極為豐富,主要集中四個問題:
一、關於發展國民經濟
第一個五年計畫草案問題。
陳雲在報告中指出,中央提出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畫草案,是實現黨在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個重大步驟。草案規定了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基本任務(因前面已有,此處省略)。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基本內容,包括
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和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樣兩個方面。會議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工業不僅需要大量的資金,而且需要不斷增長的技術力量。為了培養我國的技術力量,就必須發展高等教育、中等技術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提高科學技術水平。毛澤東在會議結論中說:“我希望,所有的省委書記、市委書記以及中央各部門的負責同志,都要奮發努力,在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的基礎上,使自己成為精通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專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經濟建設。對於經濟建設,我們要真正學懂。”會議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號召:全黨同志必須在中央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民眾,兢兢業業,克服困難,努力增產,厲行節約,為完成和超額完成這個計畫而奮鬥。會議建議中央委員會根據大家討論的意見,對
第一個五年計畫草案做必要的修改後,提交第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和通過。
二、關於
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問題。會議認為,中央政治局在七屆四中全會以後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所採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確的。高崗進行反黨陰謀活動由來已久。早在東北局工作時,他就搞獨立王國,進行反黨活動,1953年調中央工作後,其反黨活動更加猖獗,他自認為應當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或副主席,並擔任國務院總理。饒漱石在華東局工作期間,就犯有錯誤,在城市和農村中竭力採取向資本家、地主、富農投降的右傾政策,並竭力保護反革命分子1953年調中央擔任組織部長以後,他認為高崗奪取中央權力的活動將要成功,因此同
高崗結成反黨聯盟,成為高崗反黨陰謀活動的主要同盟者。會議通過的這個問題的決議指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特點就是他們始終沒有在任何黨的組織或任何黨的會議上或公眾中公開提出過任何反對黨中央的綱領,他們惟一的綱領就是以陰謀手段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會議指出,七屆四中全會後,全黨的團結統一是進一步鞏固了。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已經被粉碎。這是黨在領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鬥爭中和黨的整個發展歷史上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之一。會議決定開除
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他們黨內外的一切職務。會議總結了同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鬥爭的經驗,強調各級黨組織必須貫徹集體領導的原則,堅決同破壞
集體領導原則和個人獨裁傾向和
分散主義傾向作鬥爭;必須發揚黨內民主和經常開展
批評與自我批評,堅決同壓制黨內民主、壓制批評的現象作鬥爭;必須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同大大小小的
個人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以及個人崇拜習氣作鬥爭。毛澤東指出,“在原則問題上,在同志之間,對於違反黨的原則的言論、行動,應當經常保持一個距離”。“應當堅持原則”。對犯錯誤的人“我們一律歡迎他們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幫”。
四、對這次會議的評價。毛澤東在作會議的結論中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是從延安整風以來的又一次整風會議,發揚了民主,開展了
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得我們相互了解更多了,思想更統一了,使得我們有了共同的認識。”周恩來在會議的發言中指出:“如果說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同以前的一個時期全黨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風,奠定了我們黨的統一思想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種民主革命的勝利。那末,這一次會議就會使我們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
1985年全國代表會議
黨的十二大以來,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經濟體制改革已全面展開,政治上安定團結,各級黨政軍領導班子進一步實現了幹部隊伍的“
四化”要求。
為確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七個五年計畫的指導思想和戰略任務,加快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新老交替合作的步伐,根據黨的十二屆四中全會的決定,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於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代表992人。會議的議題是:1.審議和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建議》;2.增選
中央委員會成員等組織事項。
會議上,
胡耀邦致了開幕詞,
趙紫陽作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建議(草案)》的說明。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1986年―1990年)計畫的建議》,將提請六屆人大四次會議審議批准,頒布實行。會議討論了中央三個委員會的局部調整問題,聽取了
鄧小平、
陳雲作的重要講話和
李先念致的閉幕詞。
《建議》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經驗的總結,是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具體化,體現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要求,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它的主要內容是:1.提出了“七五”時期的主要任務。就是:(1)為經濟體制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使改革順利展開,基本奠定了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2)加強重點建設、技術改造和智力開發,在物質技術條件方面為90年代經濟和社會發展準備必要的後續能力。(3)使人民生活繼續有所改善。2.制定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方針和主要政策、措施。強調建立新的經濟體制,更適應在
公有制基礎上發展有計畫的商品經濟的要求,主要抓三個方面:一是進一步增強企業特別是
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活力,使它們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自主經營的、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二是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有計畫的
商品市場,逐步完善市場體系;三是逐步減少國家對企業的
直接控制,建立、健全
間接控制體系,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並採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來控制和調節經濟運行。企業活力的增強、商品市場體系的形成、間接控制手段的完善,三者必須互相配套。還必須大力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和積極增加
出口創匯能力。要緊緊抓住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物質消耗這兩個環節,來提高
企業素質。要創造更多的外匯,實現
國際收支平衡,必須發展更多的出口商品,採取多樣靈活的形式,開拓國際市場。要增加旅遊、勞務等非貿易外匯收入。“七五”期間,必須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的方針,充分重視和認真抓好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推動
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順利發展。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做到:(1)堅決而鮮明地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2)進一步健全
社會主義法制;(3)切實加強和改進
思想政治工作,在全體人民中堅持不懈地深入進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教育。3.確定了經濟休制改革的構想和實施步驟。前兩年要著重控制
社會總需求,解決增長速度過快、
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和
消費基金增長過猛的問題,加強重點建設;後三年再根據情況,適當增加建設投資。但對建設總規模仍需進行必要的控制。
會議認真討論了局部調整中央領導機構成員問題。會議認為,為使黨的領導機構保持旺盛的活力和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連續性,進一步實現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新老交替,已成為關係全局的重要問題。會議高度評價了請求退出中央三個委員會的老同志的高尚風格。會議一致贊同十二屆四中全會《關於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擔任中央三個委員會成員的請求提請全國代表會議審議的報告》,同意64位同志不再擔任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6位同志不再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31位同志不再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會議增選了中央委員56人,候補中央委員35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56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31人。這次局部調整後,
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成員分別為343人、182人、129人。
這次
全國代表會議,確定了“七五”計畫的指導思想、發展戰略方針、政策和實施步驟,對於保證90年代經濟的振興和繁榮,順利實現本世紀末的宏偉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局部調整中央領導機構成員,大大加快了新老交替合作的進程,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增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名單:
中央委員(56人,按姓氏筆畫為序)
中央候補委員(35人,按得票多少為序)
增選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名單(56人,按姓氏筆畫為序)
增選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名單:(31人,按姓氏筆畫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