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氏萍（越南語：Nguyễn Thị Bình，1927年—），越南著名女外交家、政治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領導人，曾出任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長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副主席。1945年參加越南獨立同盟，長期在越南南方進行革命活動，成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重要領導人。後來周旋於各種國際會議，並以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外交部長的身份出席越美巴黎談判，成為四方談判代表團中唯一一位女性，最後在1973年1月27日迫使美國在巴黎協定（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上籤字並從越南撤軍。1992年到2002年擔任越南國家副主席。退休後從事社會公益事業。她曾在1972年訪問中國，受到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因而在中國也頗有名氣。
基本介紹
投身革命,初涉外交,四方會談,訪問北京,停戰協定,政壇元老,
投身革命
阮氏萍於1927年生於越南南方的同塔省，祖籍則是中部的廣南省。她的的外祖父是20世紀初越南著名的思想家、維新運動的發起人潘周楨。潘周楨主張用外國文明來“開民智、振民氣”，激發民族精神，進而驅逐法國殖民者，爭取國家的獨立。為此，法國殖民當局曾以“叛逆”的罪名，將其逮捕並判處死刑。只是由於輿論的強烈反對和法國保護人權協會的干預，潘周楨才免於一死，被流放到崑崙島，之後又被押送到法國，軟禁達14年之久。1926年潘周楨逝世，由於葬禮聲勢過大，震動了全國，阮氏萍的父母擔心會有更大的災禍降臨，便被迫攜子女移居高棉。阮氏萍在金邊由法國人開辦的西索瓦中學畢業。她從小就接受家庭中愛國思想的薰陶，又受到進步書刊的影響，所以很早就樹立了強烈的民族意識，立志驅逐法國殖民者，爭取國家的獨立。
1944年，胡志明領導的反對法、日侵略的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運動空前高漲，聲勢遍及印度支那三國，阮氏萍在當地積極參加越盟領導的掃盲和救濟災民活動。1945年，阮氏萍隨家人回響越盟的號召，從高棉回國，直接投身革命。
1945年，阮氏萍在西貢參加了奪取政權的鬥爭，負責為南部的革命部隊運送武器、糧食。1946年法國再度大舉入侵越南後，阮氏萍在西貢參加敵後的秘密工作。1950年至1951年參加和領導了學生和婦女運動。1950年，阮氏萍加入進步婦女協會，同年3月19日，與阮友壽在西貢組織了50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示威遊行，示威民眾高呼“打倒法國殖民主義！”、“打倒美國干涉者！”等口號，降下並撕毀了美國國旗，焚燒了警察的車輛和兵營。後來，3月19日被定為越南“全國反美日”。這期間，阮氏萍在敵占區組織了多次示威遊行，被人們稱為“遊行專家”。1951年4月，阮氏萍遭逮捕，被關進西貢志和監獄，時年僅22歲，直至1954年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協定簽訂後，才獲釋放。
阮氏萍
阮氏萍出獄後，阮氏萍繼續在敵占區從事革命活動，曾化裝成小販和充當家庭教師，藉機深入民眾，並獲取一定報酬，賴以餬口。1955年抗法戰爭勝利後，阮氏萍於1955年到北方集結，被分配在首都河內從事婦運工作。這一年，阮氏萍同越南人民軍的一位軍官結婚，兩人早就相愛，只因一人在北方軍隊中服役，一人在南方敵占區投身南越保衛和平運動，直到9年後才建立了小家庭。阮氏萍16歲時，母親去世，她是弟妹六人中的老大，父親從事的是地質測量工作，經常出門在外，阮氏萍作為大姐，便勇敢地承擔起了撫養弟妹的職責，直到幾十年後的今天，仍和兩個弟弟住在一起。
初涉外交
1954年日內瓦協定的簽訂標誌著法國對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宣告結束。但美國力圖取代法國，扶植南越傀儡政權，破壞日內瓦協定，阻撓越南的統一。為此，南方人民奮起進行了反對南越傀儡政權和美國干涉、侵略的鬥爭。1960年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阮氏萍成為陣線中央委員會委員，同時是南方解放婦女聯合會副主席、南方亞非人民團結委員會副主席、南方人民和美國人民團結委員會副主席，主要從事對外活動和國際交往事務，從1962年起開始了她的外交生涯。
1962年6月，阮氏萍前往出席在華沙舉行的世界青年大會和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學生大會。這是阮氏萍第一次出訪，一切都十分陌生。但在越南北方（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和許多國際友人的幫助下，她逐漸進入了角色。1963年2月，阮氏萍率領越南南方人民亞非團結委員會代表團，出席了在坦尚尼亞舉行的第10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會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被選為亞非人民團結組織正式成員和常設秘書處成員。從那時起，阮氏萍本人擔任亞非人民團結組織副主席長達20年之久。
當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對外工作的主要任務是開展宣傳活動，揭露美國的侵略行徑，介紹越南南方人民的正義鬥爭，爭取廣泛的國際支持和對民族解放陣線的國際承認。為此，阮氏萍訪問了亞非和歐洲、拉美的許多國家，會見了不少外國政要和新聞記者。無論工作中遇到任何困難，只要鬥爭需要，她都努力去做。1963年阮氏萍訪問印度尼西亞，任務是爭取印尼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承認。為達到這一目標，首先需要設法見到蘇加諾總統。當時的印尼共產黨主席艾地表示願意給予幫助。艾地說，第二天在雅加達有一個招待會，屆時他可以把阮氏萍引見給蘇加諾總統，但是總統非常喜歡跳舞，很可能會邀請阮氏萍一起跳舞，希望她有所準備。第二天，素來不會唱歌、跳舞的阮氏萍見到蘇加諾時，勇敢地同總統跳了舞。幾十年後她回憶說，當時根本不知道該怎樣跳，只是跟著總統的動作扭來扭去，手腳十分僵硬，但總統卻非常高興。可能是她的勇敢精神感動了總統。不久，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在雅加達便設立了代表處。
在雅加達期間，阮氏萍等10名越南婦女同10名美國婦女一起討論了越南戰爭問題。通過推心置腹的交談，使對方了解了越南問題的真相，許多人回國後成為了反戰運動的骨幹。其中有一個女青年名叫南希，後來成為了律師和新墨西哥州立大學的客座教授。1998年，南希應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的邀請訪問越南，提出一定要同國家副主席阮氏萍見面。南希激動地說：“30年前，是您給了我莫大的激勵。當時您已是革命戰士，而我還是一名熱衷於和平運動的女學生。如今，您身為一個偉大國家的副主席，仍將繼續激勵著我。”
通過不懈的努力，阮氏萍的工作取得了越來越顯著的效果。1962年7月至1963年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先後在古巴、阿爾及利亞和捷克設立了代表機構。接著，又相繼在中國、蘇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羅馬尼亞、蒙古、寮國、高棉、瑞典、挪威和法國等國設立了代表機構和新聞處。截至1967年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設立代表機構的國家增加到20多個。1963年，阮氏萍第一次來華訪問。
四方會談
第一階段是當年5月至10月越南北方同美方的談判，成果是美方宣布無條件停止對越南北方的轟炸，並同意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進行對話。從1969年1月開始，巴黎談判進入了第二階段，即美方代表團、南越代表團、越南北方（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舉行的四方談判。阮氏萍被任命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副團長。
1968年11月4日，阮氏萍一行抵達巴黎勒布爾熱機場。越南北方代表團團長春水和其他成員以及眾多法國朋友和越僑前往迎接。特別是記者們更將阮氏萍團團圍住，又是拍照，又是攝像，儘管有北方代表團成員和法國保全人員開路，仍無法向前移動。過了很久，阮氏萍才得以站在一個地方，宣讀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五點聲明”。主要內容是：美國必須從越南南方撤軍，越南南方的事務應由南方人民自行解決，成立廣泛的民族民主聯合政府，進而進行普選。開始時，在場的人們還能保持安靜，但不久就變得熙熙攘攘，人們你推我搡，碰倒了桌子，弄折了椅子，還擠破了門窗的玻璃。這時，春水和越僑代表們巧妙地引導阮氏萍離開了擁擠的人群。第二天，巴黎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在顯著位置報導了“越共”代表抵達巴黎的訊息。
四方談判開始前，越南北方代表和美方代表僅為談判桌的形狀問題就爭論了近三個月。越南北方建議談判桌應為正方形，每個代表團在方桌的一邊就坐，這樣可以體現是四方談判。但美方不同意，起初建議談判桌為長方形，美方和西貢傀儡政權代表團坐在桌子的一邊，越南北方和越南南方代表團坐在對面。繼而又提出三種桌子形狀：（1）兩個半月形桌子並在一起。（2）兩個半月形桌子相對，中間隔開一定距離。（3）兩個半月形桌子相對，中間隔開一定距離，兩頭分別放有兩張長方形小桌，供書記員使用。美方的意圖就是要把四方談判變成實質上的兩方談判，以此來貶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地位。為了這個具體的技術問題，雙方總共討論了14次，最後才商定談判桌的形狀為圓形。
1969年1月25日，四方談判在巴黎凱旋門附近的國際會議中心正式開始。但在頭幾個月，經過14次會議，談判毫無進展。之後，越南方面提出了“十點解決方案”，美國提出了“八點和談計畫”。雙方分歧的關鍵有兩點：第一是撤軍問題。越南要求美國必須無條件儘快從越南全部撤軍，撤銷在越南的所有軍事基地；美國原則上同意全部撤軍，但堅決要求越南北方的軍隊也必須撤出南方。越南堅決不同意，表示南方是越南領土的一部分，決不能把軍隊撤出自己的祖國。第二是關於西貢傀儡政權問題。越南要求必須解散在南越執政的阮文紹賣國政府，成立有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參加的臨時聯合政府。美方堅決不同意推翻阮文紹政權，認為現行政權應原封不動，社會制度也不得改變。就這樣，談判原地踏步，毫無進展。
1969年6月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成立後，阮氏萍被任命為臨時革命政府外交部長和出席巴黎談判代表團團長。引人注目的是，參加四方談判的其他三個代表團幾乎沒有女性，而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代表團中不僅團長阮氏萍本人是女性，其他六名成員也都是女性。6月12日，阮氏萍第一次以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外交部長和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席巴黎談判。面對世界上的頭號帝國主義——美國，阮氏萍運用她的全部智慧和多年積累的政治、外交鬥爭經驗，同越南北方代表團緊密配合、協同作戰。一方面體現出堅定的立場，要求美國無條件從越南全部撤軍，由越南人民自行解決越南的內部問題；另一方面又巧妙地運用鬥爭藝術，表現出策略上的靈活性，迫使美國逐步後退，最終達成一項符合越南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解決辦法。
這期間，阮氏萍代表南方臨時革命政府，提出了多項解決越戰問題的建議，如1970年9月19日的“八點計畫”、1971年7月1日的“七點建議”和1972年2月2日的“兩點補充說明”。所有這些建議，中心內容是要求美國儘快從越南南方撤出侵略軍，讓越南人民自行解決自己的內部事務，但也體現了對美方要求的某些關切，如把美國撤軍同交還美軍戰俘相聯繫，把排除西貢傀儡政權同成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臨時聯合政府相聯繫，等等。
在談判藝術上，阮氏萍也有她獨特的風格。談判桌上，阮氏萍很少使用“強烈譴責”、“徹底揭露”、“完全拒絕”等激烈字眼兒，而表現出謙虛、沉著和以理服人。當美方提出美軍和越南北方的軍隊應同時撤出越南南方時，阮氏萍不是簡單地予以駁回，而是表示：一方是為了祖國的獨立和統一而進行神聖的戰鬥，而另一方則是出兵去侵略別的國家，怎么能同時撤軍？當美方指責越南南方代表團不肯聽取美方的發言時，阮氏萍說，我們對美方的聲音已經聽得很多了，其中有你們在越南南方投下的炸彈聲，有你們鎮壓越南南方民眾遊行示威的槍聲和大打出手的大棒聲。在當前的談判中，我們沒有聽到美方任何建設性的建議，卻聽到你們不少替自己辯護的言辭，怎能說我們沒有聽你們的聲音？相反，恰恰是你們不肯聽取我們的聲音。如果你們認真聽取了我們的聲音，從越南南方儘快撤軍，不再支持西貢政權，則越南南方的問題早就解決了。
曾擔任越南黨報《人民報》總編的何登回憶說，當年他也參加了巴黎談判，負責為代表團團長起草發言稿。他親眼看到，雖越美雙方的立場針鋒相對，爭論十分激烈，但由於阮氏萍始終堅持以理服人，談判對方從未對她的態度作出過強烈的反應。
當越南北方代表團顧問、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黎德壽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舉行秘密會談時，阮氏萍和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代表團便著重在會外開展活動，爭取世界人民對越南抗美鬥爭的支持，對美國施加壓力。這期間，阮氏萍利用一切時間會見記者和各國代表團，讓他們了解美國侵略越南的真相和越南的正義立場。她還多次從巴黎給斯德哥爾摩、魁北克、羅馬的民眾反戰團體打電話，及時通報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升級活動。第二天，這些城市的民眾便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譴責美國的侵略行徑，表示對越南的聲援。與此同時，阮氏萍還出席了許多國際會議，出訪了許多國家，結識了眾多國家的領導人。1971年，瑞典首相帕爾梅派專人到巴黎，邀請阮氏萍作為唯一的外國貴賓，出席瑞典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幾個月後，斯德哥爾摩舉行了一次聲援越南的大規模遊行，阮氏萍應邀參加，同帕爾梅首相一起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就這樣，通過認真細緻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截至1975年4月30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同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已增加到65個。
阮氏萍和她的代表團，在巴黎的工作十分緊張，生活卻極為簡樸。代表團的住房坐落在巴黎市郊的一棟小樓，阮氏萍本人和一名女秘書則住在頂層的一間狹小的屋子裡。代表團不少成員的衣服都是從公家借來的，阮氏萍本人的大衣也是在莫斯科的舊貨市場購買的。美國和西貢代表團的人們經常到超級市場購物，外出打高爾夫球。而越南北方和南方兩個代表團的人們則是在家裡打排球和桌球，而且從來不去商店。就連理髮，也都是自帶工具，互相幫忙。
訪問北京
就在這時，為體現對越南人民抗美鬥爭的強有力支持，中國政府邀請阮氏萍於1972年12月27日至30日對中國進行第二次正式友好訪問。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中方對阮氏萍部長給予了隆重、盛大的歡迎和接待。阮氏萍抵達北京時，外交部長姬鵬飛、中聯部長耿飈、外經部長方毅、外貿部長李強、海軍司令蕭勁光、副總參謀長彭紹輝和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韓念龍等20多位高級官員以及首都4000名民眾到機場迎接，其中還有500名持槍女民兵。阮氏萍的車隊經過長安街時，天安門廣場有近5萬民眾夾道歡迎。毛主席和周總理會見了阮氏萍一行。29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首都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大會，周總理、李先念副總理和李德生、徐向前、姬鵬飛、耿飈、方毅等領導同志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和阮氏萍先後發表了長篇講話。
葉劍英副主席在大會上莊嚴表示：“中國人民一貫把越南人民的鬥爭看作自己的鬥爭，把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只要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天不停止，中國人民就要履行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直至取得徹底勝利。中國人民將永遠同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阮氏萍在講話中揭露了美方在巴黎談判中出爾反爾的伎倆，嚴正指出：美國政府必須結束侵略越南的戰爭，立即停止當前對越南北方極其殘暴的毀滅性轟炸，毫不拖延地簽訂越美雙方業已商定的協定。“如果美國政府仍然堅持反覆無常的態度，頑固強化戰爭，妄圖取得軍事上的勝利，那么，越南南方人民決心信守自己的誓言，同北方同胞一道，實現胡主席的神聖遺囑，克服一切困難，堅持和促進抗戰事業，直到徹底勝利。”阮氏萍還代表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和越南南方人民，衷心感謝毛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熱情和強有力的支持，巨大和極其寶貴的援助”。
在北京期間，阮氏萍還參觀了中國生產裝甲車的兵工廠。她激動地對該廠廠長說，這個廠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生產了武器，體現了中越兩國人民的戰鬥友誼。可以說，越南人民取得的每一個勝利，都有你們廠作出的貢獻。越南人民決心更好地使用中國提供的援助物資和武器，更有力地打擊敵人，不辜負中國同志的支持和信任。
面對美國飛機的狂轟濫炸，越南人民進行了堅決反擊，僅10天內就擊落美國現代化飛機72架，其中B52型飛機33架。美國侵略者不僅未能使越南人民屈服，反而蒙受了慘重損失，被迫接受談判結果。這樣，從1969年1月25日至1973年1月27日，經過整整4年共174次會議，出席巴黎談判的四方終於達成了《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協定規定，美國尊重越南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美國在60天內從越南南方撤軍；越南南方人民的自決權由越南南方人民自行決定，外國不得干涉，等等。至此，美國出動54萬軍隊、投下了1000多萬噸炸彈、耗費了3000億美元的侵越戰爭宣告結束。
停戰協定
1973年1月27日這一天對於阮氏萍和南方代表團來說，是難忘的一天。從清晨起，巴黎和附近各國的朋友就打電話或送花籃表示祝賀。10時整，4個代表團成員相繼來到國際會議中心。眾多越僑揮動著越南民主共和國國旗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旗幟，聚集在會場門前和馬路兩旁。法國方面出動了2000名警察和保全人員負責保衛簽字儀式現場，4位外長即越南民主共和國外長阮維禎、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外長阮氏萍、美國國務卿威廉·皮爾斯·羅傑斯和西貢政權外長陳文覽，從手持長劍的法蘭西共和國衛隊中間走過。阮氏萍和其他3位外長分別在協定和議定書上籤字，每人要使用32支筆，簽字32次。美國合眾社記者報導說，4位外長“將會在1973年1月27日這一天，讓全世界都注視著巴黎”。美國代表團成員、參議員曼斯菲爾德在簽字儀式後，將談判桌上擺放的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代表團的桌簽拿走，作為歷史性的紀念。20多年後，阮氏萍在回憶錄中說：“在巴黎協定上籤字的時候，我的心情無比激動。想到南方，想到同胞、同志、家庭，想到南、北兩方的朋友們，想到那些已經犧牲的人們如果聽到今天發生的事情將會怎樣，我不禁流下了熱淚。能夠代表南方人民和戰士在巴黎同美國進行面對面的鬥爭，能夠看到全世界為我國人民的英勇鬥爭而感到自豪和光榮，能夠感受到他們的深厚情誼，這對我一生來說是極大的榮譽。”同年，阮氏萍第三次訪華。
1973年阮氏萍在巴黎協定上籤字
1973年阮氏萍在巴黎協定上籤字之後，1973年2月26日至3月2日，在巴黎舉行了關於越南問題的國際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和國際監督委員會7個成員國的代表。中國外長姬鵬飛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同其他與會國代表一道，在《巴黎協定》上逐一簽字，對協定的所有條款予以鄭重確認。會議開幕前，瓦爾德海姆秘書長特意來到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代表團駐地看望阮氏萍，高度評價了她本人和她率領的代表團為促成談判達成協定所作的重要貢獻，並示意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可以向聯合國派駐觀察員。3月1日，阮氏萍設宴款待各國代表團，美國代表團團長羅傑斯等應邀出席。第二天，美方舉行招待會，曾經長時間拒不承認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的美國，此時在給阮氏萍的請帖上，工工整整地寫著：“致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外交部長阮氏萍女士。”
巴黎協定簽訂後，美國按照規定的期限，於60天內全部撤走了侵越美軍。阮氏萍和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代表團也啟程回國。鑒於臨時革命政府的大本營是在越南南方西寧省的叢林中，不便於同外界交往，遂決定將臨時革命政府外交部設在剛剛解放的中部廣治省。阮氏萍作為外長，逐一安排同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建立了外交關係的各國大使，前往廣治省向阮友壽主席遞交國書。1975年4月30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5月30日，臨時革命政府外交部接管了西貢政權外交部。
阮氏萍在從事外交活動的過程中，同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建立了密切的個人關係。除中國領導人外，還有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阿爾及利亞總統胡阿里·布邁丁 、坦尚尼亞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 和印尼總統艾哈邁德·蘇加諾等。通過這些接觸和交往，使阮氏萍理所當然地得以躋身於世界女政治家的行列。
政壇元老
1975年越南全國統一後，從1976年6月到1987年2月，阮氏萍擔任越南教育部長，為發展越南的教育事業付出了大量心血。1987年到1992年，阮氏萍擔任越共中央對外關係部副部長和國會外委會主任，繼續從事外交工作。
1975年，阮氏萍出席了在利馬召開的不結盟國家部長級會議，並再次當選為亞非人民團結組織主席團委員。1976年6月，阮氏萍當選為國會代表，同年其擔任越南婦女聯合會副主席。1977年4月當選為越南同各國人民友好團結委員會主席團委員。1982年3月在越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92年至2002年7月，阮氏萍擔任越南國家副主席長達10年之久。這期間，她先後協助兩任國家主席黎德英和陳德良，承擔了大量國務活動。作為副主席，她經常在主席府接受各國新任大使呈遞國書。憑藉高水平的法語，她非常重視發展越南同法語國家的友好關係。1997年11月，首次在越南舉行了法語國家首腦會議。與此同時，她出訪了眾多國家，1995年還作為特邀貴賓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對國內的革新和發展，阮氏萍也傾注了大量心血。她經常引用胡志明主席的一段話：“國家得到了獨立，而人民尚得不到溫飽和幸福，就不能稱為完全的獨立。”為此，她經常向越南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當面陳述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並提出建議。由於多年形成的倔強性格，發現有什麼處理不當的事情，她便直接過問。一次，南方檳知省有一名青年被判處死刑，一位同此案完全無關的人告訴阮氏萍說，這是一樁冤案。但此時距離執行的日期只剩下3天。阮氏萍聽後便向越共中央總書記農德孟報告，建議暫緩執行。同時又向國家主席陳德良反映了這一情況，要求重新審理此案。終於通過最高領導的干預，將這起案件移交最高人民法院審理。阮氏萍說，不一定每次鬥爭都能達到滿意的結果，但不管怎樣，只要看到不公正的事情，就一定要管。
晚年阮氏萍
晚年阮氏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