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檄文全文,作品注釋,創作背景,內容概要,流傳經過,賞析評價,高岱,劉成禺,吳晗,錢穆,蕭公權,
檄文全文
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以內，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台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眾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已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讎，絜家北走，陷溺猶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
作品注釋
- 臨御：即統治之意。從高視下，以尊適卑皆曰“臨”。御：統治。
- 罔不：沒有不。
- 達人：智慧型通達之人。又指達觀一切不受世俗縛束之人。
- 恬不為怪：意為面對種種敗壞綱常的亂象，元朝上下習以為常，並不感到奇怪。恬：安然不驚動貌。
- 信乎不謬：確實沒錯。信：真，確實；謬：錯誤。
- 聖人：指朱元璋。
- 一紀於茲：到這時已經十二年了。一紀：古代以十二年為一紀。這裡說的是從1344年黃河決口，導致中原人民流離失所，到1355年朱元璋崛起這十二年之間。
- 捕妖人：指鎮壓紅巾軍。
- 今十有三年：指1355年郭子興死，朱元璋開始崛起，獨立創業，到1367年時已經十三年了。
- 深用疚心：因為此事深感愧疚。用：以，疚心：心中愧疚。
- 膻腥：指羊肉的葷腥味，北方少數民族喜食羊肉，故以此指代北方少數民族。這裡說的是蒙古。
創作背景
元朝以蒙古族入主中原，經過數十年的統治，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引發了元末農民起義。濠州農民朱元璋崛起於亂世，定都金陵，自稱吳王，並先後平定了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割據一方的勢力，據有東南。接著，朱元璋於1367年建年號為“吳元年”，決定北伐滅元，一統中國。吳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丞相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率軍25萬人由淮河入河南，北伐中原。在這種背景下，朱元璋手下謀士宋濂起草《諭中原檄》，作為北伐的綱領性檔案。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登基為皇帝，改國號為“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達的北伐大軍攻入大都，元朝滅亡，明朝確立了對全國的統治。《諭中原檄》作為見證元明更迭的重要政治文獻，亦永垂史冊，廣為傳誦。
《諭中原檄》作者宋濂（存疑）
《諭中原檄》作者宋濂（存疑）《諭中原檄》最開始並沒有註明標題及作者，明代中葉程敏政所輯《皇明文衡》中冠以“諭中原檄”的題目，並署作者名為宋濂，為後世所普遍採用。但據《宋文憲公年譜》記載，宋濂於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四月返金華鄉居，直至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復自潛溪還”；其間至正二十五年八月丁父憂，二十七年（1367年）冬“服闋”，並未有在吳元年（1367年）十月起草檄文的記載。另外宋濂的文集中也沒有收錄此篇，直到清朝宣統三年（1911年）金華府學教授孫鏘編的《宋文憲公全集》才補入《諭中原檄》。因此宋濂是否為《諭中原檄》作者尚存疑。
內容概要
《諭中原檄》的核心觀點即朱元璋政權的口號是“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但其對象並非是整箇中華，而是“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換言之即華北漢人。朱元璋政權在此之前從未公然以華夷之辨標榜，在發布《諭中原檄》前一年所頒布的《平偽周榜》中，朱元璋政權還痛斥投靠元朝的張士誠對元廷不忠；而在與北伐同時進行的南征中，明軍檄文也沒有以“恢復中華”相號召。可見《諭中原檄》中提出的“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僅是針對中原之民進行的政治宣傳。究其原因則是由於華北漢人被女真、蒙古等異族統治兩百多年（幽燕一帶更是處於異族統治四百多年），其華夷觀逐漸淡漠，甚至發生顛倒，反而認為南方為蠻夷，因此朱元璋政權才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向華北漢人灌輸華夷之辨的民族主義意識，以防止華北漢人“反為我讎，絜家北走，陷溺猶深”的狀況發生。
具體而言，《諭中原檄》的政治訴求可歸納為三點，即“天命移轉”、“文化道統”與“招降勸誘”。首先該文並未否定蒙元的正統地位，甚至讚賞元初“君明臣良”的局面，但後來元室子孫不肖並且“天厭其德”，使天命移轉。然後又從種族和文化兩個層面來論述“天命”該由何人承受，從種族來說，“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而且“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因此必須是中國人（漢人）為真命天子；從文化來說，通過批判北方的“數雄”即李思齊、王保保等軍閥，指責他們不講綱常道義，“為生民之巨害”，甚至“反就胡虜禽獸之名”，因此只能由以“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為己任的“聖人”——朱元璋來承接“天命”。最後又勸華北漢人不要跟著元朝走，號召他們共同回響朱元璋北伐，同時又招撫蒙古人、色目人，以達到擴大自己陣營、分化孤立元廷的目的。
流傳經過
明朝自1449年“土木之變”以後，邊患日益嚴重，反蒙情緒在朝野逐漸深化，影響到了元朝的正統地位。在明成化年間成書的敕撰史籍《續資治通鑑綱目》中，收錄了《諭中原檄》一文，但已被刪減許多，如“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憑陵跋扈，遙制朝權……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已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等承認元朝正統性或可能透露出朱元璋與紅巾軍關係的句子，這一刪改版被參與編修《續資治通鑑綱目》的程敏政編入《皇明文衡》中，並以“諭中原檄”為題、宋濂為作者，使後世都因襲這一版本；而另一參與編修《續資治通鑑綱目》的官員丘濬所編《世史正綱》也收錄了刪改版，並在其基礎上又刪掉了“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一句。從這些對《諭中原檄》所做的手腳可以看出明中期以後華夷之辨的意識逐漸濃厚的現象。
到了滿洲人入主中原的清朝時期，由於《諭中原檄》中含有“以北狄入主中國”、“胡虜無百年之運”等文字，又成了政治上的一大忌諱。後來《皇明文衡》等書籍在被清人收入《四庫全書》時，其中所載《諭中原檄》又都被四庫館臣心照不宣地刪去了。其中一個四庫館臣的審查意見是：“查此錄系明陳九德刪次……中間惟宋濂《諭中原檄》及他文內詞意偏謬者應行刪毀外，其餘尚無乾礙，應請毋庸全毀”。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及乾隆皇帝對《續資治通鑑綱目》所作御批中，也刪節或篡改了《諭中原檄》中涉及華夷之辨的大量內容。當然《諭中原檄》亦未被清廷編修的《明史》所收錄。
到了清末，由於革命黨人排滿的需要，又將朱元璋視為民族革命的先驅，對《諭中原檄》大加推崇，如革命黨人劉成禺說：“自明太祖傳檄驅胡，漢遺民得重見漢官威儀者，傳誦弗衰，幾與六經媲。尊嚴漢族，光復武功之盛，即斯可見，而流風遺韻，沁漬於人心。讀是檄者，每不勝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獲，啟迪後人者深也。”《諭中原檄》中的“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依據也變為革命黨人的口號，如孫中山在1894年和1905年創建的興中會和同盟會的綱領中都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句。
賞析評價
高岱
劉成禺
清末革命黨人劉成禺評價《諭中原檄》說：“自明太祖傳檄驅胡，漢遺民得重見漢官威儀者，傳誦弗衰，幾與六經媲。尊嚴漢族，光復武功之盛，即斯可見，而流風遺韻，沁漬於人心。讀是檄者，每不勝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獲，啟迪後人者深也。”
吳晗
歷史學家吳晗對該檄文有如下評析：
“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統的傑作，代表幾千年來儒家的正統思想。這篇文字的中心思想有兩點：第一是民族革命，特彆強調夷夏的分別，特彆強調中國應由中國人自己來治理。過去不幸被外族侵入，冠履倒置，現在要‘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了，這兩句響亮動聽的口號，比之紅軍初起時所提出的恢復趙宋政權，已從狹隘的恢復一個已被遺忘的皇家，進而為廣泛的恢復民族獨立，進步何止千里！以此為號召，自然更能普遍地獲得全民的擁護和支持，尤其是打動了儒生士大夫的心。第二是復興道統，亦即舊有的文化的思想的系統之恢復。文中指出‘禮義者御世之大防’，也就是說‘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朝廷者天下之根本’是綱是紀，這一套正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多少年來維持統治的金科玉律。大之治國，小之修身，從政治到生活，都套在這一個模子中。蒙古人入主中國，開頭君明臣良，還能夠綱維天下，中期以後，這模子被破壞了，弄得亂七八糟。如今北伐，目的在‘立綱陳紀，救濟斯民’，重建舊模子，恢復這個世世相傳的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這比之紅軍初起時所宣傳的彌勒佛和明王出世的空幻的理想世界，已進而為更切實的具體的文化的生活習慣的正常化，自然高明得多，能廣泛地獲得那苦於社會動盪的小民的擁護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士大夫的深切同情。
罵元朝，說他破壞傳統文化，說他政治貪污腐化，營私毒虐，是個壞政府，上天已經厭棄他了。
罵元朝將軍，河洛指擴廓帖木兒，擴廓原來是漢人，名王保保，為母舅色目人察罕帖木兒養子，元帝賜以蒙古名，是抬舉他算蒙古人的意思。關陝指李思齊等四將軍。罵擴廓用外族名字，以夷變夏，跋扈要君。罵李思齊說他製造內亂，不忠於國。這兩批有實力的人都要不得，不能作華夏之主。那末，誰應該來治理中國呢？下一段指出當然是出身‘淮右布衣’的朱元璋。淮右布衣這一身份，以後極為元璋所喜愛，有時也稍變花樣，說成‘江左布衣’、‘淮西布衣’，等等。無論對內對外的詔令文告，有理無理都要插進這一句，成為賣弄成就的口頭禪了。
妖人當然是指韓林兒。此地插進這一稱呼，等於禿子罵和尚，用意是撇清，告訴北方人民，我在罵妖人，可見我決非妖人，我說‘妖人已滅’，更可見我決非妖人。你們也許有怕紅軍的，我並非妖人，你們不必害怕。這說法表白他正面是講禮義的，不同於元朝，也不同於紅軍，反面替自己洗刷，勾銷了過去十七年來他是紅軍頭目這一事實。
臨了，說明要‘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掮出逐虜雪恥的使命。
最後，為了緩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聲明只要他們知禮義，加入中國文化系統，也就承認是中國公民，和中國人民一樣看待。
這一宣傳文告的作用，使北方儒生士大夫放心了，因為已經不再是被毀滅的對象了。北方的農民也明白了，吳軍之來，是為了恢復秩序，安定生活。官吏們不害怕了，只要投降就可保全。蒙古、色目人也不像以前那樣死命作戰了，因為檄文說只要願為臣民，就可得到保護。除了蒙古皇帝和貴族，全被宣感測動了。投降的，放下武器的，以至倒過槍尖來殺韃子的，一天天加多，北伐軍因之得以順利進軍，在很短的時間內，收復已經淪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土地，平定西北，統一全國。”
錢穆
國學大師錢穆評價該檄文說：
“於（元明）易代之際，而正式提出中國夷狄之大辨者，今可考見，惟此一文。然其於元之統治，既曰天授，嗣稱天厭，僅論其命，未伸吾義。又曰：當降生聖人，而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又若退避不敢自居，何也？至云：予恭承天命，始自居為天降以安中國之聖人矣。然又曰：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仍自隱約謙讓，不欲明白以天降之聖自居。氣和辭婉，從來檄文，殆少其例。此非在當時無正義嚴辭可陳，實由群士仕明，鮮能深明夷夏之大義，又不深知民心之向背，敵我之勢，至此猶若不能確切自信，此乃七八十年來異民族統治積威之餘，士大夫內心怯弱而後有此現象，固不得責備於景濂（宋濂）一人也。”
蕭公權
學者蕭公權評論《諭中原檄》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