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故事,歷史考證,虎溪三笑圖,
故事
不過，有一次詩人陶淵明和道士陸修靜過訪，三人談得極為投契，不覺天色已晚，慧遠送出山門，怎奈談興正濃，依依不捨，於是邊走邊談，送出一程又一程，忽聽山崖密林中虎嘯風生，悚然間發現，早已越過虎溪界限了。三人相視大笑，執禮作別。據說，後人在他們分手處修建“三笑亭”，以示紀念。有多事者，還寫有一聯：橋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語；蓮開僧舍，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
“虎溪三笑”的故事在唐代已經流傳開來，正如聯語中所揭示的，是當時思想界佛、道、儒三教融和趨勢的一種反映。據考證，釋慧遠與陶淵明約略為同時人，交往或有可能，而陸修靜所處時代晚過百年，所以“三笑”之說純屬虛構。但這個題材日益成為象徵三教合流的美談而膾炙人口。
“虎溪三笑”的故事在唐代已經流傳開來，正如聯語中所揭示的，是當時思想界佛、道、儒三教融和趨勢的一種反映。據考證，釋慧遠與陶淵明約略為同時人，交往或有可能，而陸修靜所處時代晚過百年，所以“三笑”之說純屬虛構。但這個題材日益成為象徵三教合流的美談而膾炙人口。
歷史考證
虎溪三笑之說始自唐代，至宋代李龍眠（字公麟，1049～1106）首作三笑圖，智圓並為之作圖贊，成為膾炙人口之美談；於大宋僧史略卷下、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八、佛祖統紀卷二十六、卷三十六、釋氏通鑑卷三、釋氏資鑒卷二、釋氏稽古略卷二等書中皆有載述。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南宋佚名作《虎溪三笑圖》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南宋佚名作《虎溪三笑圖》關於陸修靜之事跡，依辯正論卷六、甄正論卷下、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一、續高僧傳卷二十三曇顯傳、佛祖歷代通載卷十等所述，修靜於梁敬帝紹泰元年（555），與曇顯對論佛道二教之優劣，時當慧遠示寂後一三八年。另據佛祖統紀卷二十六載，修靜逝世於劉宋泰始三年（467）；又據道教類書之雲笈七籤本傳載，修靜逝世於劉宋元徽五年（477），享年七十二。故知慧遠與修靜之時代相去甚遠，二人交遊之說極牽強。
蓋自中唐以降，儒道佛三教融和之說漸趨流行，虎溪三笑一事或系好事者就三教融和說而虛構者。此外，日本在鎌倉時代之後期，亦開始流傳該類畫作。（廬山記卷一 閒居編卷十六、鐔津文集卷十三、東林十八高賢傳、塵添壒囊鈔卷五）
關於廬山“蓮社”和“虎溪三笑”的故事，在古代社會流行很廣，大多數人都深信不疑。根據宋人的描述，“蓮社”是東晉高僧慧遠(334——416)創建的一個僧團組織。宋代有無名氏所撰《蓮社高賢傳》一書(《叢書集成初編》，第三三五○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此傳記述廬山東林寺十八高賢的事跡，其中又有“不入社諸賢”，陶淵明(365？——427)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宋釋宗曉(1151——1214)《樂邦文類》卷三《蓮社始祖廬山遠法師傳》:
……時有劉遺民、雷次宗、宗炳洎諸高僧一十八人，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拉一百二十三人為蓮社，令遺民著誓辭，於彌陀像前，建誠立誓，期生贍養。謝靈運負才傲物，一與遠接，肅然心服，為鑿二池，引水栽白蓮，求入社，師以心雜止之。陶淵明、范寧，累招入社，終不能致，故齊己詩云:“元亮醉多難入社，謝公心亂入何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七冊，第一號經，第一九二頁)
這裡所說的“蓮社”故事在六朝佛教史籍，如梁釋慧皎(497——554)《高僧傳》(《慧遠傳》見此書卷六)中並無記載。晚唐著名的詩僧齊己(860——約937)特別醉心於“蓮社”，如其《題東林十八賢真堂》、《寄懷東林寺匡白監寺》、《荊渚感懷寄僧達禪弟三首》其二(《全唐詩》卷八四四)和《荊門送晝公歸彭澤舊居》(《全唐詩》卷八四○)等詩，都涉及了“蓮社”。慧皎《高僧傳》說慧遠“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為界”，於是後人又有了“虎溪三笑”的說法。宋陳舜俞(？——1075)《廬山記》卷一:
昔遠師送客過此，虎輒號鳴，故名焉。時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蓋起於此。
從宋代開始，歷代畫家皆有《三笑圖》或《蓮社圖》一類的作品，可見詩人和藝術家們對蓮社以及“虎溪三笑”的傳說也是非常篤信和迷戀的，即使是現代的某些著名學者也不例外。如1928年，游國恩(1899——1978)就發表了《蓮社成立年月考》一文。(《國學月報彙刊》第一集，見《游國恩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四○六——四○九頁)
“蓮社”並非真實的歷史存在。1938年，湯用彤(1893——1964)對蓮社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考證，其結論是:“蓮社”之名起於中唐以後，《蓮社高賢傳》“乃妄人雜取舊史、採摭無稽傳說而成”。其說言之鑿鑿，不容置疑。(《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五八頁)在這裡，我們再為他增添一些證據。先看白居易(772——846)所寫《代書》中的一段話: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以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白居易集》卷四十三《記序》，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三冊，第九四二頁)
再如《全唐詩》卷七四○黃滔(840——911)《游東林寺》詩:
平生愛山水，下馬虎溪時……翻譯如曾見，白蓮開舊池。《全唐詩》卷六七九崔塗(公元888年前後在世)《送僧歸江東》詩:
更尋同社侶，應得虎溪邊。
這些材料都是比較可靠的。所以，湯用彤上述的觀點至今仍然被史學界所遵奉，可惜文學界並不十分了解。至於“虎溪三笑”的傳說，更屬無稽之談。慧遠大師在義熙十二年(416)圓寂，陶淵明於元嘉四年(427)去世，而據《全唐文》卷九二六唐吳筠(？－778)《簡寂先生陸君碑》，陸修靜(406－477)至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才南遊到廬山，愛其勝境，乃于山東南瀑布岩下構造精廬，隱居修道，而此時距慧遠圓寂已有四十五年之久，距陶淵明去世也有三十五年之久，三人如何能夠在虎溪邊上“相與大笑”？其實，明人方以智(1611－1671)在《通雅》卷二十中對此早有考證:
虎溪三笑本不同時，白蓮結社亦不必一日聚也。……晉義熙十二年丙辰，遠公八十二卒；宋元徽五年丙辰，陸修靜七十三卒。相去六十載。元嘉末，陸來廬山，遠陶死二三十年，安得三笑？自長公作《三笑圖贊》，而山谷實之，又考東林結蓮社在晉武太元十五年庚寅，至義熙七年辛亥生公入社。宋景平元年癸亥，周續之四十七卒；元嘉二十年癸未，宗炳六十九卒；戊子，雷次宗六十三卒。當結社歲，續之才十三，炳才十四，次宗四歲耳。蓋總計也。一曰:佳話聽之可。
方氏的考證是比較嚴謹、比較科學的。而現代學者亦指出:“陸修靜在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至廬山隱居修道，後世傳說之虎溪三笑，沒有歷史依據。”(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四八頁)這種論斷是非常正確的。
東晉時代確實有一個以慧遠為中心的廬山教團，但是這個教團並無“蓮社”之名，教團成員出現在廬山上的時間也並不一致，所以，後世關於“蓮社”的傳聞雖然不無某些歷史的影像，但主要還是出於妄附和臆造，是古人虛構的歷史，反映了人們模糊不清的群體性的歷史記憶。荷蘭學者許理和(ErichZürcher)說:“佛教不是並且也從未自稱為一種‘理論’，一種對世界的闡釋，它是一種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它傳入中國不僅意味著某種宗教觀念的傳播，而且是一種新的組織形式——修行團體即僧伽的傳入。”(《佛教征服中國》，李四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頁)因此，廬山僧團也確實需要一個雅俗共賞的美名。作為對歷史的虛構，“蓮社”的故事也比較典型地反映了這樣一種文化心態。至於“虎溪三笑”的傳說，則可能與齊梁以後儒、釋、道三教合流的文化現象有關。歷史的實際需求，通常不是以後證先，而是以先證後，因此，古代的歷史往往被後人所扭曲所改造，這種文化現象在中外文化史上都是屢見不鮮的。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detto Croce )在《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一書中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斷。
“蓮社”並非真實的歷史存在，至於“虎溪三笑”的傳說，更屬無稽之談。
……時有劉遺民、雷次宗、宗炳洎諸高僧一十八人，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拉一百二十三人為蓮社，令遺民著誓辭，於彌陀像前，建誠立誓，期生贍養。謝靈運負才傲物，一與遠接，肅然心服，為鑿二池，引水栽白蓮，求入社，師以心雜止之。陶淵明、范寧，累招入社，終不能致，故齊己詩云:“元亮醉多難入社，謝公心亂入何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七冊，第一號經，第一九二頁)
這裡所說的“蓮社”故事在六朝佛教史籍，如梁釋慧皎(497——554)《高僧傳》(《慧遠傳》見此書卷六)中並無記載。晚唐著名的詩僧齊己(860——約937)特別醉心於“蓮社”，如其《題東林十八賢真堂》、《寄懷東林寺匡白監寺》、《荊渚感懷寄僧達禪弟三首》其二(《全唐詩》卷八四四)和《荊門送晝公歸彭澤舊居》(《全唐詩》卷八四○)等詩，都涉及了“蓮社”。慧皎《高僧傳》說慧遠“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為界”，於是後人又有了“虎溪三笑”的說法。宋陳舜俞(？——1075)《廬山記》卷一:
昔遠師送客過此，虎輒號鳴，故名焉。時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蓋起於此。
從宋代開始，歷代畫家皆有《三笑圖》或《蓮社圖》一類的作品，可見詩人和藝術家們對蓮社以及“虎溪三笑”的傳說也是非常篤信和迷戀的，即使是現代的某些著名學者也不例外。如1928年，游國恩(1899——1978)就發表了《蓮社成立年月考》一文。(《國學月報彙刊》第一集，見《游國恩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四○六——四○九頁)
“蓮社”並非真實的歷史存在。1938年，湯用彤(1893——1964)對蓮社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考證，其結論是:“蓮社”之名起於中唐以後，《蓮社高賢傳》“乃妄人雜取舊史、採摭無稽傳說而成”。其說言之鑿鑿，不容置疑。(《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五八頁)在這裡，我們再為他增添一些證據。先看白居易(772——846)所寫《代書》中的一段話: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以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白居易集》卷四十三《記序》，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三冊，第九四二頁)
再如《全唐詩》卷七四○黃滔(840——911)《游東林寺》詩:
平生愛山水，下馬虎溪時……翻譯如曾見，白蓮開舊池。《全唐詩》卷六七九崔塗(公元888年前後在世)《送僧歸江東》詩:
更尋同社侶，應得虎溪邊。
這些材料都是比較可靠的。所以，湯用彤上述的觀點至今仍然被史學界所遵奉，可惜文學界並不十分了解。至於“虎溪三笑”的傳說，更屬無稽之談。慧遠大師在義熙十二年(416)圓寂，陶淵明於元嘉四年(427)去世，而據《全唐文》卷九二六唐吳筠(？－778)《簡寂先生陸君碑》，陸修靜(406－477)至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才南遊到廬山，愛其勝境，乃于山東南瀑布岩下構造精廬，隱居修道，而此時距慧遠圓寂已有四十五年之久，距陶淵明去世也有三十五年之久，三人如何能夠在虎溪邊上“相與大笑”？其實，明人方以智(1611－1671)在《通雅》卷二十中對此早有考證:
虎溪三笑本不同時，白蓮結社亦不必一日聚也。……晉義熙十二年丙辰，遠公八十二卒；宋元徽五年丙辰，陸修靜七十三卒。相去六十載。元嘉末，陸來廬山，遠陶死二三十年，安得三笑？自長公作《三笑圖贊》，而山谷實之，又考東林結蓮社在晉武太元十五年庚寅，至義熙七年辛亥生公入社。宋景平元年癸亥，周續之四十七卒；元嘉二十年癸未，宗炳六十九卒；戊子，雷次宗六十三卒。當結社歲，續之才十三，炳才十四，次宗四歲耳。蓋總計也。一曰:佳話聽之可。
方氏的考證是比較嚴謹、比較科學的。而現代學者亦指出:“陸修靜在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至廬山隱居修道，後世傳說之虎溪三笑，沒有歷史依據。”(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四八頁)這種論斷是非常正確的。
東晉時代確實有一個以慧遠為中心的廬山教團，但是這個教團並無“蓮社”之名，教團成員出現在廬山上的時間也並不一致，所以，後世關於“蓮社”的傳聞雖然不無某些歷史的影像，但主要還是出於妄附和臆造，是古人虛構的歷史，反映了人們模糊不清的群體性的歷史記憶。荷蘭學者許理和(ErichZürcher)說:“佛教不是並且也從未自稱為一種‘理論’，一種對世界的闡釋，它是一種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它傳入中國不僅意味著某種宗教觀念的傳播，而且是一種新的組織形式——修行團體即僧伽的傳入。”(《佛教征服中國》，李四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頁)因此，廬山僧團也確實需要一個雅俗共賞的美名。作為對歷史的虛構，“蓮社”的故事也比較典型地反映了這樣一種文化心態。至於“虎溪三笑”的傳說，則可能與齊梁以後儒、釋、道三教合流的文化現象有關。歷史的實際需求，通常不是以後證先，而是以先證後，因此，古代的歷史往往被後人所扭曲所改造，這種文化現象在中外文化史上都是屢見不鮮的。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detto Croce )在《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一書中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斷。
“蓮社”並非真實的歷史存在，至於“虎溪三笑”的傳說，更屬無稽之談。
傅抱石作《虎溪三笑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一團和氣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