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童試
- 又名：童生試
- 唐宋：州縣試
- 明清：郡試
- 階段：縣試，府試，院試
- 應試者：童生
簡介,歷史沿革,科舉制度,綜述,歷史演變,名人自傳,具體介紹,注釋,
簡介
童試即童生試，是明清兩代取得生員的入學考試，是讀書士子的進身之始。應試者不論年齡大小統稱童生。
縣試在各縣進行，由知縣主持。清朝時一般在每年二月舉行，連考五場。通過後進行由府的官員主持的府試，在四月舉行，連考三場。通過縣、府試的便可以稱為童生，參加由各省學政或學道主持的院試。
清朝的院試是每三年舉行兩次，由皇帝任命的學政到各地主考。辰、戌、-（醜）-、未年的稱為歲試；寅、申、巳、亥年，稱為科試。院試得到第一名的稱為案首。通過院試的童生都被稱為生員，俗稱秀才，算是有了功名，進入士大夫階層；有免除差徭，見知縣不跪、不能隨便用刑等特權。秀才分三等，成績最好的稱“廩生”，由公家按月發給糧食；其次稱“增生”，不供給糧食，“廩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額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學的附學生員。
生員獲得入學的資格後，可以到官辦的府、州、縣學讀書。不過明清的入官學基本上只是一種形式，並沒有多少真正的知識傳授。入學後經過學政的選拔，便可以參加下一級鄉試。成績特佳的生員，有機會被選為貢生，成為國子監的學生。與國子監其他監生不同，貢生是正途所出，屬一種榮譽。
校士館（科舉童試）
校士館（科舉童試）縣試一般由知縣主持，本縣童生要有同考者五人互結，並且有本縣廩生作保，才能參加考試。試期多在二月，考四到五場，內容有八股文、詩賦、策論等，考試合格後才可應府試。府試由知府或直隸州知州、直隸廳同知主持，考試內容和場次與縣試相同，試期多在四月。府試合格方可參加院試。院試又叫道試，由主管一省諸儒生事務的學政主持。院試合格後稱秀才，方可進入官學和正式參加科舉考試。《促織》中言“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操童子業”即未取得秀才資格，沒有功名，還算不得讀書人。
歷史沿革
秦朝以前，中國社會採用分封制，選士也依靠世襲制度。西周時，天子以及諸侯分封天下。周禮之下，社會階級分明。管理國家由天子、諸侯、卿、士分級負責。而各階層按倫常，依照血緣世襲。到了東周，穩定的制度開始崩潰，於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為各國的國君服務。
明朝的科舉在宋代的基礎上繼續改良發展，制度已非常完善，規模也更大，參加科舉的人數大增；考核的內容卻開始僵化。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開科八十九次，取進士一萬七千人。
清朝科舉基本承襲明制。清開國初時曾在順治年間兩次分滿漢兩榜取士；之後改為只有一榜，但不特別鼓勵滿人、蒙古人參加，把科舉入士之途留給漢人。滿人、蒙古人雖參加科舉雖然有較易考中的捷徑，但最後殿試頭三名習慣只授予漢人，即所謂旗人不占鼎甲。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間開科一百一十二次，進士二萬六千人；進士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滿人，其中兩人是順治分榜時所取，蒙古族只有一位阿魯忒·崇綺在同治乙丑（1865年）考中狀元。
明清時，正式由國家舉行的科考分為三級：鄉試、會試、殿試。
因為明清的科舉與學校結合，故此在參加正式科考以前，考生先要取得入學的資格，即成為生員。入學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稱為童試的縣、府、院三級考試。這是大部分士子所用的方法，被認為是入士的正途。另一方法是進入國子監，成為監生。監生中有皇帝恩準的恩監；因長輩曾為國建功而特準的蔭監；和最常見的方法：透過捐獻金錢財物而成的捐監。監生雖然亦可應鄉試、會試；但一般被認為是雜流，就算能考中進士，地位也較為低。
科舉制度
綜述
中國科學制度是中國歷史上的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基本制度。他淵源於漢朝，創始於隋朝，確立於唐朝，完備於宋朝，興盛於明、清兩朝，廢除於清朝末年，歷經隋、唐、宋、元、明、清。根據史書記載，從隋朝大業元年（605）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式廢除，整整綿延存在了1300周年。
中國科舉制度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和一大進步，它所一直堅持的是“自由報名、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取仕”的原則，它對中國古代社會的選官制度，特別是對漢代的察舉和徵辟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個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給廣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過科舉的階梯而入仕以登上歷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平台、機會和條件。因此說，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最具開創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選拔制度。
在漫長的1300年的科舉考試中，曾產生出700多名狀元、近11萬名進士、數百萬名舉人（至於秀才就更不計其數了）。隋唐以後，幾乎每一位知識分子都與科舉考試有著不解之緣和密切關係，從未參加過科學考試的是極少數。中國歷史上，善於治安邦的名臣、名相，有傑出貢獻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外交家、軍事家等大都出自狀元、進士和舉人之中。
1300年的科舉制度幾乎占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五分之三和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時間，歷史之長，影響之大，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它對於祖國的統一、社會的穩定、各民族的團結和融合，對於中華文明的傳播和建設，特別是對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進和發展都曾產生過巨大作用。中國的科舉制度從宋元以後東漸西傳，越南、日本、韓國、朝鮮，在其國內都較長時間仿照中國推行過科舉制度；法國、美國、英國等國家的選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直接受到中國科舉制度的作用和重要影響。西方現代的文官選拔制度、中國現代的教育制度和幹部選拔制度都是中國科舉制度的繼承和發展。因此，孫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國的科舉制度“是世界各國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權憲法》）。西方人將中國的科舉制度稱之為“中國第五大發明”（《五權憲法》）。西方人將中國的科舉制度稱之為“中國第五大發明”。它無疑對中華民族，對全人類都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
中國的科舉考試內容到明代以八股為主，即“八股取仕”。它逐步成為僵化模式，特別是到晚清時成為嚴重束縛知識分子的枷鎖，暴露出種種弊端。因此，吳敬梓才寫出了《儒林外史》這部諷刺科場的不朽名著。到清朝末年，在封建社會制度行將滅亡之際，發生了戊戌變法，“廢除科舉，興辦學堂，”已成為歷史的必然。1905年清政府頒布了停止科舉的上諭。從此，1300年的科舉制度宣告結束。
嚴格說來，中國的科舉制度應分為文舉和武舉（文科和武科）制度。武舉是專門選拔武官而設定的科目。武舉制度是唐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始置，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廢除，歷時1200年。其考試程式與文舉基本一樣，只是內容與時間的不同。在中國科舉史上，自唐以後，歷來是文武兩科，殊途並進。但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歷來重視文科，文科一直占據科舉的統治地位。實因武舉作用有限，影響不大，資料匱乏，故本次展覽不作為重點。
歷史演變
清代科舉制度包括四部分，分別是童試、鄉試、會試、殿試。童試是清科的第一部分，也是科舉必走一步。陳獨秀先生生於1879年，算是晚清人物。其自傳《實庵自傳》記載了他參加科舉考試的經過。其中有相當筆墨記述了清代童試。雖然篇幅不長，但無妨對清代童試有一個大體了解。
名人自傳
陳獨秀自傳《實庵自傳》記載
具體介紹
陳先生自傳中說：“縣考府考自然很低，到了院試”。⑴稱先生說的是清朝童試。清朝童試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明朝，與明朝童試相仿。考生是還沒有進入官方學校的學生。他們參加童試僅為考取一個官方學校生員資格，以求進入官方國有學校。這些考生被稱為“童生”。他們的考試被稱為“童試”。童試有三部分組成——縣試、府試、院試。清朝童試三年兩試，一為歲試，一偽科試。逢寅、審、巳、亥年舉行“科試”，醜、未、戌、辰、年舉行“歲試”。童生可在三年內參加一次科試和一次歲試。經科試和歲試，他們依次參加縣試、府試、 院試。縣試多在二月舉行，由知縣主持。縣試一般考四場或五場。第一場通過者就可參加府試。府試由知府主持。府試通過者方可參加院試。院試是童試的最高一級，它由學政主持。院試通過者才可進入官方學校，成為一個地方生員。陳獨秀先生1896年參加縣試。1896年恰是丙申年，為科試年。
陳獨秀先生在院試中提到“經古”和“提堂”，“幼童”。“經古”是院試考前的一個測試。“經古”題目最初為經解、史論、詩賦。鹹豐時增加性理、孝經論。同治十年增加算術。光緒二十三年增加時務。考生只須選其中一門考試即可。同時，清朝科舉制度規定，十五歲以下的考生為“幼童”。（洋務運動中的留美幼童或源於此吧？）幼童不須考“經古”，他們考默經或背經。經文由學政指定，並且要由學政監考。學政看陳先生幼小，所以問為何不考幼童。當然，學政考過的幼童他都記著，看到陳先生之後才發現他未考幼童。陳先生年以十七，不是幼童。所以考“經古”不考幼童。陳先生說他“經古”考取“提堂”什麼意思呢？清朝科舉制度規定縣試第一場為正場，考前二十或三十名者提考於縣大堂。他們被稱為“堂號”，由知縣面試。縣試最後一場考前十名者，他們府試時試卷要加蓋“堂”字，其考場設於大堂。這被稱為“提堂”。府試“提堂”與縣試類似。院試時，府試的“提堂”和“經古”考試通過者要提考於學政大當堂前，也就是說他們的考場在學政大當堂前。陳先生說“經古”考取“提堂”，也就是說“經古”考試名次靠前（一般是前十名）。既然“經古”考取“提堂”，那就要提考於學政大當堂前。當然，他們的試卷上蓋有“堂”字。陳先生也是通過其試卷上的堂字知道其考取“經古”考取“提堂”的。清朝府試、縣試的第一名要在學政面前面試，“經古”考取“提堂”也要面試。陳先生既要面試又要提考於學政大當堂前，所以學政會“便當”的來收他的卷子。
大宗師什麼意思呢？陳先生自己解釋說是學政的俗稱。學政是“掌一省試習文風之政令”，主管一省教育文化事務。主持院試是職責之一。學政由皇帝親自選派，任期三年。一般情況下，面試多有翰林充當。他三年兩次到地方上主持院試。學政一般住省城。但不可簡單的認為院試都在省城舉行。陳先生說安徽俗話稱學政為宗師。其實，大部分地方都稱學政為宗師。
陳先生稱他與兄長為秀才。秀才是什麼呢？學政參考院試成績，根據錄取名額來招收官學生員。被錄取的學生被稱為附生或茂才或博士弟子，俗稱秀才。這些秀才才有資格進入府學或縣學，成為府學生或縣學生。至於秀才的錄取名額與當地的文風高下、錢糧丁口的多少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秀才地位如何呢？陳先生言考取秀才後陳家歡天喜的，好事連連。陳家地位陡增。而小說和電視往往把秀才與貧窮聯繫起來。兩者多有矛盾，誰是誰非呢？陳先生告訴我們的答案是小說和電視偏離了事實。有了秀才這種身份和頭銜在下層大眾中已非同小可。秀才沒有勞役，不受里胥侵害，與縣官平起平坐，出入公堂，結交官府。親戚鄰居都另眼相看，威風的很。難怪陳母樂得掉眼淚，幾家富戶競相求婚。用陳先生的話說是：“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下了將來做土豪劣紳的基礎。”由此觀之，秀才在普通人中已了不了。陳先生的祖父是稟生，父親是秀才，叔父是舉人。看來陳家決非陳先生說的窮的"叮噹響"小戶人家。陳先生家在省城，和省城富家大戶相比陳家可能窮了些。但陳家決非一般人理解的“窮”。鄭超麟晚年也轉變看法，接受了陳家決非小戶人家的觀點⑵。唐寶林的《陳獨秀年譜》、朱洪的《陳獨秀的風雨人生》都說陳出生貧窮。本人不敢苟同。不知是誰沒有讀懂《實庵自傳》。
陳先生說他不喜歡八股文和八股文程度差。八股文是什麼呢？八股文是清朝科舉採用的一種文體，說明白一些是一種對格式有特別要求的文體。它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八部分組成。破題是將題目之意破開。承題是將破題中緊要意義承接下來。起講是以聖賢口氣開始議論。入手為起講入手處。這是八股以前的部分。接著是的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又成為二比、中二比、後二大比、末二小比）。四股當中，每股都有兩段相對偶的句子。句子的長短，字的繁簡，都需相對。總計八股，故稱八股文⑶。清朝考題多出自“四書”、“五經”，考生以這些書為依據藉以八股格式來答題。因而那些以八股格式講“四書”①、“五經”②的書成了童生的必修書。所以陳先生的哥哥才會把路德的文章與金黃和袁枚的“制藝”③拿來給陳先生看。八股文僅能以題意揣摩古人語氣，代聖人立言，決不允許發揮個人獨到見解，更不允許聯繫現實政治。考生僅可循規蹈矩。由此觀之，八股文多流於形式，格式呆板。進一步看，清朝科舉以部分失去進步意義。更可笑的是，陳先生亂曳一番，反而考了第一名。這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陳先生完全掌握了八股格式。第二，清朝科舉該改革了。
陳先生說他的考題是截答題“魚鱉不可勝豕食也材木”。為更好了解截搭題，我們先來看院試考試內容。清初院試主要考四書文④、《孝經》各一篇。後多有變動，偶爾會從《性理》、《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小論》中命題。有時還有策論等內容。但四書是必考內容。考生也以四書為必修書，日日磨練。而命題者又以四書命題。天長日久，考生所考之題多為平常所練之題。遇到這種情況，考生把平時背熟模組默寫下來就大功告成了。考生所記模組相同，考場出現雷同試卷也不足為奇了。為避免這種情況，命題者避熟就生，割裂變化，創出別異題目。題目多端變化，考生又束於八股格式，考題對考生形成新的挑戰。為了規範命題，降低難度，命題者把命題分為不同種類。每種題都有各自解題之法。考生只需準備各類題解法即可。題目被分三類：大題、小題、截搭題。鄉試、會試多命大題，小考多命小題、截搭題。陳先生院試為截搭題。截搭題又分長搭、短搭、有情搭、無情搭、隔章搭諸題。針對截搭題的解法是調、渡、挽，這裡不做解釋。
.童生通過院試才可被錄取為官方生員。才可進入縣學府學，新生入學後，要到學宮拜見授學老師。學宮有伴水，因而學宮又有伴宮之稱。新生入學宮也就有了入半和采芹的別稱。生員在學宮中仍要學習考試。官學教學多流於形式，但其考試則嚴肅多了。生員考試分為歲考和科考。生員經歲考分出不同級別。一般分三等，一等為稟生（陳先生祖父為稟生），每年可從國庫中領取“稟蹊銀”四兩。二等稱增廣生員，簡稱增生。三等叫附生生員，簡稱附生。生員的法定服色為藍袍，如受罰則穿青衫（也稱青衣）。青衣藍袍也成了生員的代名詞。生員科考是一種選拔性考試。生員通過科考方可參加鄉試。
陳先生面對考題亂曳一番，竟考了第一名。由此觀之，清朝科舉制度出了問題。它形式呆板內容有限,不能有效選拔人才。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等等作品都深深揭露了清朝科舉的弊端。再看看《實庵自傳》中那個盤辮子口稱金科必中的考生，所有人的想法可能都是廢除科舉制度。但我們也應看到清朝科舉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取的特點。作為例證，同治中興的名臣哪一個不出身科舉？當然，清朝科舉的弊端超過其優點.科舉制度的廢除也成了歷史的必然。
陳先生在《實庵自傳》中簡單的回顧了童試。他沒有提到的東西還很多。至於本文更是管中窺豹，不詳之處更多.
注釋
①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② 《易經》、《春秋》、《詩經》、《尚書》、《禮記》。
④ 以四書命題的八股文被稱為四書文。
參考文獻
⑶宋元強：《清朝的狀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