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超麟（1901年—1998年），福建漳平人，中國現代史上的革命家、思想家，托洛茨基主義在中國的代表人物。化名馬道甫（Марлотов），筆名超麟、林伊文、林超真、曹真、綺紋等。
1919年去法國勤工儉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2年為“少年共產黨”18名代表之一。1923年被選派到蘇聯留學，1924年被派回國，在上海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編輯黨報，草擬共產黨內部教育與黨外宣傳的檔案，翻譯布哈林所著《共產主義ABC》，同時擔任上海大學教員。參加過五卅運動，第二、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1927年參加中共五大。後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部長。八七會議後隨中央秘密回到上海，任新黨報《布爾什維克》主編。1928年赴福建整頓黨務。1929年至1930年後與陳獨秀等轉向托派。不久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15年。因抗日戰爭爆發而提前獲釋。1940年回上海，參加中國托派組織的領導機關——《鬥爭報》編輯部。同時翻譯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1942年，中國的托派組織重新分裂。為後來命名為“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領導人之一。1952年入獄。1979年恢復自由，任上海市第六屆政協委員、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著有《鄭超麟回憶錄》、《從第一國際到第四國際》等。
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晚年生活,回憶錄節選,
人物簡介
鄭超麟，於1901年出生在福建省漳平縣，自幼接受中國的傳統教育。中學畢業後，於1919年離鄉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6月，當中國旅歐的年輕馬克思主義者在巴黎開會，成立"少年共產黨"，鄭超麟是十八名代表之一，其中有周恩來、趙世炎、李慰農、楊士彬與尹寬等人。1923年他被選派到蘇聯留學，在"東方勞動者大學"研究馬列主義。1924年春在莫斯科由李大釗主持他的入黨儀式。1924年7月，因中國革命形勢開展，中共急需工作人員，他與陳延年等被派回國。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編輯黨報，草擬共產黨內部教育與黨外宣傳的檔案，翻譯布哈林著的《共產主義ABC》，同時擔任黨校上海大學的教員。在1925年至1926年中國革命進展期間，他參加有名的"五卅運動"，參加第二、第三次的上海工人起義。1927年4月，蔣介石實行反革命的流血政變，中共中央遷到武漢，他參加了中共第五屆大會。會後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部長。革命失敗後，參加中共黨史上有名的“八七會議”。會後隨新中央秘密回到上海，擔任新黨報《布爾什維克》的主編。1928年，赴福建整頓黨務。1929年與同志劉靜貞結婚。不久、初次為國民黨的特務所捕。幸未查出他的真實身份，羈獄四十餘日即被營救出獄。1929至1930年，開始接觸到托洛茨基有關中國革命的檔案，結果與陳獨秀等八十多名老幹部一齊轉向托派；1931年5月，他代表"無產者"派與陳獨秀一起參加中國四派托洛茨基組織的統一大會、被選為中國托派統一組織的中委，兼宣傳部主任。不久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十五年。因抗日戰爭發生而提前獲釋、實際在獄七年，出獄後與妻子在安徽鄉間養病，校改和續譯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1940年回上海、參加中國托派組織的領導機關--《鬥爭報》編輯部。同時翻譯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第二、三兩卷。自從1939年新的世界大戰在西歐開始後，中國托派的領導人中發生了意見分歧。主要關於中國的抗日戰爭被捲入世界大戰後我們--中國托派--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態度問題。爭論延長，又由政治問題牽涉到組織問題。結果，中國的托派組織終於在1942年重新分裂了。鄭超麟是後來命名為"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的那一派的領導人之一。1941年12月7日，日軍占領上海的外國租界，一切抗日的革命活動異常艱難。從那時起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戰敗為止的幾年中，鄭超麟的主要努力放在寫作方面。除了編輯托派的地下刊物《國際主義者》外，他寫了《回憶錄》，寫了《三人行》——一部對話體的政論集。又寫了《不斷革命ABC》與未完成的《陳獨秀傳》。為了生活，還翻譯了義大利作家西龍尼的《豐丹瑪拉》等書。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他寫了大量文章．登載在公開出版的雜誌《新旗》上。新中國建立後，他作了系統的研究，結果寫了一本書《國家資本主義論》。在解放軍來到上海前夕，他所屬的一派改組成為"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鄭超麟是新黨七名領導者之-。1952年12月22日，全體黨員，所有中國的托派，連同他們的同情者被捕入獄。從此鄭超麟經歷了長達二十七年的牢獄生涯。1979年6月，他和其他十一名倖免未死獄中的同志被恢復了自由。
鄭超麟
鄭超麟晚年生活
從1979年6月出獄到1998年8月逝世的十九年中，鄭超麟的身體雖因長期受到摧殘而局部殘廢，但他過的不是一般老年人的退休生活，而是十分緊張的思索與寫作生活。這時期內他協助一些歷史學家編寫中國革命與中共（包括托派）的信史，糾正過去官方歷史家在這方面有意與無意的歪曲，特別是糾正過去對於陳獨秀的誣衊與歪曲。此外他對中國與世界革命的基本問題作系統的與獨立的思考，並且寫下了思考的過程和結果。他的這三方面的努力，記錄在將近百萬字的文稿里。可惜迄今只有小部分能獲得出版機會。雖然從1979年起他已得到人身自由，而且還被指派為上海市政協委員會的委員，但他仍然戴著"反革命"帽子，仍然遭到歧視。近幾年來他所著的回憶錄雖曾獲準以“內部發行”方式印行了兩次，他翻譯的一本小說《諸神復活》（俄國作家梅列希考夫斯基 D．Merezhkovs女所作）得以重新出版。他的大量著作中，只有《回憶錄》曾被班國瑞教授（Prof.G.Bentom）譯成英語，由美國人文出版社（Humanitie press）出版。德國的魯道爾夫·西格爾（Rudoe Segall）又由此書的英譯稿譯成德語，由德國法蘭克福的LSP-verlog書店出版。以此讓海外朋友能多少見到中國這位非凡的馬克思--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生平。妻子劉靜貞於一九七九年六月與鄭超麟一起離開勞改營，不足半年後逝世。他們的兒子弗來，生於1938年，夭折於1945年。鄭超麟晚年的日常生活是由他的侄孫女照顧的。1998年8月1日病逝於上海，享年97歲。
回憶錄節選
《鄭超麟回憶錄》第七章，香港版《史事與回憶》（1998）
回到上海後二三個月，我個人生活起了大波動：戀愛而且結婚。
在這個政治的回憶錄里，我未能遵守自己的格式，把私人的，與政治無關的生活也寫了好多。我準備刪去它們。在這章里，我不準備寫我的羅曼史；以後有機會寫另一種性質的回憶錄時再去寫它。但我要寫別人的羅曼史，與政治有關的羅曼史。
“少年羅曼史”，從開始組織起到我離開法國為止，是那么缺乏詩意的，以致沒一件羅曼史。原因很簡單：沒有女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蔡暢，那時尚在法國，她是否參加我們的組織，我不記得，總之兩次大會都沒有她，我常往巴黎也未曾見她。她的愛人歐陽澤是我的讀哲學的朋友之一，在里昂大學運動中被驅逐回國的，她的母親不喜歡歐陽澤，卻看中了李富春，迫她在法國和李富春結了婚。我在莫斯科時，歐陽澤探聽人說蔡暢也在莫斯科，就寄了一大本日記來給蔡暢看。我們收下了這本日記，那真是一字一淚。歐陽澤在患肺病，在吐血，但一心忘不了留在法國的愛人，又聽到許許多多可憂慮的傳說。他在日記里，從同居生活的回憶起，到生死觀的問題止，都說到了。我懷疑字裡行間沾染著血跡——從肺里吐出來的血。一九二六年春，我在上海第一次看見蔡暢，她剛從莫斯科回來，我向她提起這本日記，她只淡淡一笑。
在莫斯科也沒有女同志，這話是說，當我在莫斯科時候，那裡還沒有中國女學生。從某些人的綽號里可以看出當時的同學如何盼望國內送女學生來。任弼時的綽號就叫做“女學生”，王人達叫做“婦女代表”，同李慰農叫做“農民代表”相映成趣。王一飛介紹陳喬年（陳獨秀之子）給外國同志，說這是Kutauruka（中國女人）。東方大學有高麗女人、波斯女人、印度女人、高加索女人，等等，獨沒有中國女人。我們都覺得沒有光彩。卜士奇回國，一到北京，便向何孟雄夫人繆伯英進攻，鬧了很大風潮，連我們在莫斯科都聽到了這風潮。他到上海又向沈玄廬的媳婦楊之華進攻，但沒鬧風潮。國內的同志覺得從莫斯科回來的人如同餓鬼一般，幸而卜士奇後面回來的，即我們一批人，比較文明些。事實證明，我們並未比國內同志有更多的性饑渴。
我們這批人回來好久沒有人鬧戀愛問題。那時仿佛是對於五四初期戀愛神聖觀念的一種反動。蔣光赤代表那種五四觀念，我們都嘲笑他。他和河南一個女學生通信多年，兩人關係好似戀愛小說裡面的。他很得意向別人說起這件事情，但沒有人欣賞他。我們都以為“戀愛是小資產階級的”，與五四運動初期相反，從俄國回來的人大多不反對家庭代定的婚姻了。薛世綸請假回家去結婚，留在湖南工作。何今亮從海參崴來參加第四次大會，順便回家結婚，而且洞房花燭。任作民回家，帶了他的夫人出來，一位很賢惠的夫人，一九二六年病死於上海，我因為疏忽，見面時未曾向他表示弔唁之意，惹得他大不高興。任弼時“女學生”，回去湖南結婚，帶了他的“小老婆”出來上海—不是一般意義的小老婆，而是一個既矮又小的女孩子，她在中央各機關之間傳遞檔案，顯得很能幹。
我回國後，黨內第一件戀愛大風潮是張太雷鬧的。當事人都不是回國的莫斯科學生。江浙戰爭停止後，太雷把他的母親、老婆、孩子送回常州去了，自己一個人住在慕爾鳴路房子裡，夜裡在民國日報館當編輯，此時，中央宣傳部連同《嚮導》報編輯部都搬走了，瞿秋白和楊之華戀愛成功，另租房子同居，慕爾鳴路空出許多房間。施存統一家便搬來居住。這是一個大學教授的家庭，有太太，有孩子，客人來時很有禮貌招待，過新年還打麻將。存統聚精會神對著麻將牌，慕爾鳴路房子改變了過去布爾塞維克巢穴的作風。
可是，漸漸地張太雷和王一知（存統夫人，存統在《覺悟》上發表文章，常用她的名“一知”或“半解”）談得投機了，二人常常去逛大世界或天韻樓。有一天夜裡，在民國日報館編輯室里，存統伏案號啕大哭，哭了很長久。葉楚傖、邵力子摸不著頭腦，存統自己又不肯說。不久，一知就和太雷正式同居了。太雷此時是CY新任總書記，我知道有許多人攻擊他，使他不能安於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同志攻擊他，也許是上海大學學生。有個時候，我聽說，中央要派他去外蒙古，做中國共產黨常駐代表。秋白說：這是充軍了。由秋白說情，這位CY總書記派去廣州替鮑羅廷當翻譯。他攜帶一知同去，存統的孩子也去。存統跟發了瘋一般。這是一個神經質的人。他住進醫院，上海大學女學生鐘復光寫信給他，表示同情和憤慨。慢慢地，這位施光亮先生就“復亮”起來了。
上面說過，這是我回國後第一次看見的戀愛風潮。後來，我在武漢同太雷一道工作時，我們曾解決湖北省委組織部一個姓魏的幹事的戀愛問題。太雷提出一個原則，說：“戀愛只要不妨害政治，就是私人的事情，團體不來干涉。”我抬起頭來向太雷看看。別人自然沒有注意到我的表情，他們也不知道太雷這話的一切含義，因為他們不知道太雷自己的戀愛史。
上面既然提到瞿秋白和楊之華，那就不妨說說他們二人的戀愛史。兩人戀愛成功在太雷鬧事以前，但確實沒有“妨害政治”。那時，楊之華漂亮，溫柔，聰明，能幹，但已是沈玄廬的兒媳婦。在法國與我同屬於“圖書館”的無名（吳明）於里大運動中被驅逐回國，在上海主持青年團中央的工作。一次，青年團召集什麼會議，上海不方便，沈玄廬叫他們去蕭山開。無名被楊之華的美色所迷，幾乎發瘋了，寫了許多絕望的情書。可是楊之華不理他。沈玄廬大發脾氣，說“共產黨內有拆白黨”。沈玄廬第一次退出共產黨，與這件事不無關係。可是，他的兒子和媳婦並不相愛，沈劍龍愛了一個高麗姑娘，冷淡了楊之華，之華遂給她的女兒取名“獨伊”，以表示她的悲哀，而且自己離家去上海大學讀書。秋白此時新喪偶，他的愛人姓王，是丁玲（當時名蔣冰之）的朋友，害肺病死了的。他和之華怎樣戀愛起來的，我們都不知道。有一天，約在黃仁案發生，秋白和何世楨同時離開上海大學以後不久，我們晨起讀報，忽然看見《民國日報》上有三個奇特的廣告：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劍龍和楊之華脫離戀愛關係”。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楊之華結合戀愛關係”。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劍龍和瞿秋白結合朋友關係”。那時，上海小報中最有名的《晶報》，由主筆張丹斧（丹翁）執筆評論此事，但把當事人的姓名都改換了。沈劍龍改為審刀虎，瞿秋白改為瞿春紅，楊之華改為柳是葉，沈玄廬改為審黑店，上海大學改為一江大學，商務印書館改為工業印書館。我們以後好久都叫秋白做春紅。有一天，我到秋白和之華的新家去，說話間來了一個人。他們介紹說：“這位是劍龍”。秋白同他親密得如同老朋友。之華招待他，好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親的哥哥。後來，之華有一次對我說，劍龍為人高貴，優雅，她自慚庸俗，配不上他。沈玄廬則沒有兒子那種度量。玄廬背後罵秋白：“這個人面孔狹窄，可知中心奸狡。”不久之後，玄廬再度退出共產黨了，不能說同這件事沒關係。但即使沒有這件事情，玄廬還是要退出共產黨的。
那時北京有個轟動學生界的戀愛事件，女主角是盧隱女士的朋友，盧隱女士特為此寫了一本長篇小說《象牙戒指》。現在北京陶然亭附近還留下一塊奇特的墓碑，時常有多情的人，讀了《象牙戒指》之後，走去憑弔，這故事將與小說和墓碑同垂不朽。故事中的男主角是我們的同志：高尚德，字君宇。他是早期共產黨員，《嚮導》的一個編輯。我初到上海時，他恰在上海，我在《嚮導》編輯部會見他幾次。以後，他就回北京去了，不久，他就死了。
我們並不羨慕這種屬於“五四”初期的戀愛形態。我們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的”。女主角並不是同志，這個戀愛並不是建立在革命事業上，我們則很羨慕蔡和森和向警予的結合，稱之為“模範夫妻”。向警予，矮小，始終作內地女學生裝束，毫不沾染上海的浮華習氣，她和楊之華成了對照。那時，她很活躍，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國民黨運動，這一切方面，她都有份。《嚮導》上又常有她寫的小文章，她恨死黨內浪漫的男女同志。開會或閒談時，獨秀常愛拿男女關係事情當作笑料，但向警予如果在場，她就會提出抗議或者說幾句話，使得獨秀不能下台。別的同志更加不敢在她面前放肆了。我們的女同志都害怕她，楊之華尤其害怕她。由於她要規勸人或教訓人，大家都稱她“祖母”，或“革命祖母”。瞿秋白說：“我們黨內有馬克思主義的漢學家，就是李季，也有馬克思主義的宋學家，就是向警予。”
我一回國，就同這對“模範夫妻”住在一起。起初在慕爾鳴路，後來在民厚里，後來在福生路。在民厚里末期，和森去北京養病了，警予留在上海，積極參加五卅運動工作。中秋節前不久，我們沒有等待和森回來，就遷居福生路。此時，彭述之也從醫院出來。他二月間就生病，住進寶隆醫院，五卅前的罷工運動，五卅時的轟轟烈烈民眾運動，他都沒有參加，此時運動已經退潮，他才病癒，從醫院出來。中秋晚上，為了慶賀佳節，遷居加述之病癒，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飯，晚飯後進行“晚會”。這是我們從俄國學來的辦法：每個人做一種遊戲。三個主人之外，還有張伯簡、沈澤民和澤民夫人張琴秋。彭述之跳了高加索舞，張琴秋唱了《可憐的秋香》，別的人也做了遊戲，向警予不肯唱歌，也不肯做別的遊戲。大家都不依。最後，她念了一首李後主詞“無言獨上西樓……”。客人散了，我回到亭子間睡覺，警予還在述之房裡不走。天氣熱，亭子間房門和前樓房門都開著。我一覺醒來，聽到警予還在說話，而且說了出人意外的話，即表示她愛述之。不久，她就上三樓去了。述之到我房裡來，說“怪事！怪事！”他告訴我剛才警予說的話。他說：“我做夢也未曾想到。”我警告他，說：“這件事做不得，做出會影響團體工作的。”他說：“當然，我自己毫無意思，她也明白這件事情做不得。她說，不過把心裡的話告訴我罷了。”述之說這是實在話。
從這日起，向警予常常從三樓下來去述之房間談話，一談就是幾個鐘頭。起初幾日，述之還把談話經過告訴我，同我商量“怎么辦”？我看見他漸漸動搖了，便加緊警告他。以後，述之就不同我商量，他接受了向警予的愛。
蔡和森要從北京回來了。向警予先接到信或電報，說他將於某日某時左右到上海北站。這日，我問述之：“你們的事情，要不要告訴和森？”述之說“警予同志以為不必告訴他。”到了時間，有人敲門，我從亭子間下去開門，一看是和森，黃包車上還有行李和一籃天津雅梨。他急忙問我：“警予哪裡去了？”我說：“在樓上。”他頗驚訝，因為到車站沒有看見向警予來迎接，以為出了甚么事情？第二日或第三日，事情揭穿了。向警予“宋學家”做不來瞞騙的事情。和森問她有甚么心事？起初她還回答：“正在構思一篇文章。”以後就原原本本把事情說出來了。
當日或次日，中央主席團在樓下客堂間開會，獨秀、和森、國燾、秋白、述之都到會，還有CY和上海區的人列席，我不記得他們是誰，也不記得討論什麼問題。我旁聽，向警予也參加會議。討論完畢，獨秀剛宣布散會時，和森忽然站起來，說他還有一個問題請大家討論。他說：“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發生了戀愛……”當時，獨秀、秋白、國燾，以及列席的人，他們的神氣好像戈果理的《欽差大臣》劇中最後一幕的場面。他們好久說不出話來，因為這是如此出於他們意料之外的。最後，獨秀說：“這要看警予同志自己決定。”警予伏案大哭，一句話不肯說。獨秀問警予：“你究竟是愛述之呢，還是愛和森呢？”警予總是不響。獨秀又問：“你不愛和森了么？”警予又不響。在此種情形之下，中央主席團只好負起解決的責任了。中央，即獨秀、秋白、國燾三人，只好決定派向警予同蔡和森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從北京南下，正是為了接受使命，去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常駐代表的。向警予並不提出抗議，事情就是這樣解決了。獨秀囑在場的人對於這件戀愛事情嚴守秘密，尤其囑秋白切勿告訴楊之華，大家都允諾了。但沒有用。不久，就有好多人知道這件事。我相信，楊之華決不會是最後一個知道這件事的。
這件事情，中央處理得對不對，我很懷疑。向警予自己當然不肯決定。但她寧願舍和森而就述之，是可以想得到的。即使當時是雙方均等的，但發展下去，舊愛一定會漸漸減少，新愛一定會漸漸增多，倘若中央決定警予同述之結合，或任其自然發展，不加干涉，則往後可以減少許多糾紛，因為這件事情的後果是很嚴重的。
散會後，向警予斥責和森“自私自利，分明曉得中央會站在你方面，你才提出問題來討論。”和森無法自辯。晚飯後，他不上三樓去，在客堂間踱方步。我也在客堂間。他說：“超麟，我的心同刀割了一般。”我提議同他看電影去，他答應了。這是新奇的事情，因為他是從來不看電影或京戲的。我們到新開張不久的奧迪安電影院去，那天放映的是一部歷史片，場面很華麗而熱鬧，但他視而不見。幕間休息時，我請他在酒吧間喝咖啡。電影再映，他不想去看了，我只好犧牲這部片子，陪他回家去。
以後幾天，三樓床上躺著一個人，長吁短嘆；二樓床上也躺著一個人，長吁短嘆。向警予在兩樓中間奔走不停。我看見這個生活過不下去了，於是去找陳獨秀，請他設法解決。他想了一下，提起筆來寫了一個字條，要和森和向警予立即搬到旅館去，等待去海參崴的輪船。這字條，我帶回來，和森接受了，警予和述之則恨我入骨。彭述之還同我鬧了一場。
但牽連更多的，還是留在中國的一支。蔡和森尚未從北京回到上海以前，福生路宣傳部房子裡，有一天來了一個很活潑的女學生，問我：“述之同志在這裡么？”原來是陳碧蘭。她從北方攜帶她的愛人羅亦農的介紹信來見述之，信內亦農托述之照顧碧蘭，因為她年紀輕，不懂事。我們久仰陳碧蘭的大名，她是我們回國以後才去莫斯科的。羅亦農的愛人陳碧蘭，劉仁靜的愛人史靜儀，以及從法國來的蔡暢、郭隆真，還有其他人，成為東方大學第一批中國女學生。從此，中國學生也可以向其他民族學生誇耀了。這幾個人中，陳碧蘭最漂亮，李鶴齡（即合林）、黃國佐（即黃平）、羅覺（即亦農），立即向她進攻。羅覺是領袖，是旅莫支部書記，得到了優先權。黃國佐知難而退，李鶴齡大哭一場。羅覺先回國，陳碧蘭和黃日葵的關係若即若離，因為二人的結合本是勉強的。她回國後有意避開羅亦農，亦農在北京，她在河南，亦農趕到河南，她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亦農咬破指頭寫了血書給她，她心中不忍，才允許和他恢復關係。後來，何資深在獄中告訴我：“這血是假的，亦農在北京和我商量，我教他這個辦法：拿牛奶調紅墨水寫在紙上，如同血寫的一般。”何資深又說，他後來在上海遇見陳碧蘭，告訴了她這件事，陳碧蘭笑起來要打他。
以後，陳碧蘭常來宣傳部，向警予本來認識她，她以前在上海，也曾為了傾向浪漫受過向警予的規勸和教訓。可是，此次，向警予有其他的理由不喜歡陳碧蘭，陳碧蘭每次來時，向警予都催她早走，因為福生路離她的曹家渡住處太遠，遲則沒有電車，回不去，又要在這裡借住了。向警予夫婦去俄國後，彭述之抑鬱，煩悶，喝酒，醉後頭痛。秋白勸他勿飲中國酒，須喝外國的白蘭地，因為雖醉而不頭痛。述之果真買了瓶白蘭地來，連瓶子裝在大衣口袋裡。國燾則邀他出去散步，安慰他，而且告訴他自己失戀的故事。原來國燾曾經追求劉清揚而未成功。可是，比白蘭地，比國燾的安慰更有效的，是陳碧蘭。此次則是述之向陳碧蘭進攻了，他為的是填補向警予在他心中留下的空隙，這個戀愛成了功。
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羅亦農來到上海，他是從北京調來上海做江浙區委書記的，推薦者是張國燾，彭述之沒有反對。我們都擔心會鬧出什麼事情，因為亦農至今還不知道此事。區委代理書記王一飛關照我，“亦農一到，你先帶他去我家裡，我先同他談一談。”那天，述之不在家，我也有事出門去，忽然亦農闖來了，他直上二樓去找述之，只有碧蘭一人在家。他看見房內擺了兩張床，又有女人用品，便問碧蘭，“述之找到愛人了么？”碧蘭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正在為難時候，王一飛來了，把亦農拉走。這是我回家以後陳碧蘭告訴我的。
秋白倡議給這兩個老朋友和解一下。一天晚上，在述之房間裡，秋白、一飛和我都來了，亦農也來了，主人述之和碧蘭先在那裡，秋白先說了一番道理，中間夾雜著對於三個當事者的批評。我只記得他給碧蘭的批語是一個法文字：Ligomisshlennaya（可以譯為“不慎重的”，也可譯為“水性楊花的”）；秋白之後，輪到亦農講話，亦農把這件事說得很輕微，仿佛根本沒有問題。述之不同意亦農的話，他說：“亦農同志剛才說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話。”“冠冕堂皇”四個字以及剛才那個法文字，是我在此次調解會議中唯一記得清楚的。
以後，“沒有問題”亦農常到宣傳部來玩，述之夫婦也常去亦農家裡，大家見面有說有笑的。在獨秀“失蹤”期中，亦農為上海區工作請示中央，曾有幾次一早就到宣傳部來找述之，兩夫婦睡在床上，還沒有起來，亦農就坐在床邊商量事情。在第五次大會上，這兩個人同受打擊。武漢失敗後，亦農漸漸抬起頭來，起初做湖北省委書記，後來加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後來做了長江局書記，指揮湘鄂贛三省秋收暴動，最後做了中央組織局主任，地位相當俄國黨內的史達林。述之從北京來，向他作報告與請示，和森密告述之聲中，他也投下一塊大石頭。
有一天，我同若飛、世炎，及其他的人都在亦農家裡說笑話，自然大家說到亦農的戀愛問題。過後，亦農問我，“今天開活動會議時，有個女同志在台下呆呆地看我，你知道是誰？”接著，他說了一些面貌上的特徵。幾句話後，我就明白了。我說：“這是諸有倫，賀昌的愛人，你不要胡鬧。”他說，他決不在同志的愛人中間找愛人。他說這話，也是間接表示他對於彭述之的不滿意。此時賀昌在莫斯科。過了一個時候，諸有倫和羅亦農同居了。恰好諸有倫的母親從四川帶了小兒子來上海探望諸有倫，也就搬進羅亦農的公館裡做丈母娘，我們幾個常去陪她打牌。
為這個戀愛事件提出抗議的，倒不是賀昌本人，而是上海大學的二位教授同志：施存統和李季。施存統提出抗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提出一條原則：女同志要另外愛一個男同志，必須先同原來的愛人正式脫離關係。李季的抗議則有些費解，他是站在黨的利益上說話的，他說：“羅亦農某次演說時告訴我們：凡損害黨的利益的人，我們都要恨他，像他挖掉我們祖宗墳墓那樣去恨他。現在羅亦農做出這種事情，就是損害了黨的利益。”眼看上海大學師生同志要鬧起來了，還是中央宣傳部長彭述之出面找他們談話，才壓下去的。
賀昌本人則一直隱忍著，隱忍到革命失敗，羅亦農做了中央組織局主任的時候。這時，賀昌才聯合林育南、劉昌群等幾個湖北同志去向中央控告羅亦農在湖北工作時的幾條罪狀，於是把羅亦農在中央的特殊地位推翻了，連帶著組織局本身也撤銷了。這其間也有其他中央委員幫助，如李維漢。
諸有倫在公館住了一年多，就去莫斯科讀書。她在那裡愛上了邵力子的兒子邵至剛，一九二八年因為划船溺死在莫斯科河裡。
諸有倫去莫斯科讀書，我們都為亦農捏一把汗。從莫斯科回來的人說起諸有倫的故事，我們都不敢告訴羅亦農。羅亦農確知諸有倫愛上了別人的訊息，是當他做了湖北省委書記以後，而且在加入中央政治局的時候。此時，武漢已經籠罩在反動氣氛中了。以前出風頭的漂亮女同志，有的離開了武漢，有的退出了黨，尤其是當地的女同志。可是有一個例外，高潮時期湖北婦女協會的負責人李哲時，在黨內仍舊積極進行地下工作。她是抱獨身主義的女知識分子，年紀相當大了，幾個月武漢大鬧戀愛的時候，她都作壁上觀。可是此次，經不起羅亦農的追求，她終於放棄獨身主義了。我未離開武漢前已經知道此事，我回上海不久，羅亦農和他的新愛人也到了上海，半年多以後，李哲時去龍華收葬了羅亦農的遺體，她以後去了莫斯科讀書。
一九二五年中秋節晚上向警予造出的因，引起一連串的果，至此才得結束。這中間鬧了多少風潮，結了多少仇恨，而且引起了多少黨內鬥爭！和森對述之，立三對和森，賀昌對亦農，亦農對述之！在上海，新惠中旅館，我親見賀昌如何請周恩來談話，如何在周恩來面前惡毒攻擊羅亦農！那時我就意識到戀愛和政治之間有密切的關係，我於是想到其他幾個黨內鬥爭也是由戀愛引起的。我這話並非說：凡黨內鬥爭都是由戀愛引起的。大概沒有戀愛關係的黨內鬥爭，雙方比較冷靜些，客觀些，理論性多些，有節制些；凡是狂熱的，過火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多半有戀愛糾紛線索可尋的。我曾半開玩笑，半正經地在若干朋友面前發揮這個見解。可是他們都不以為然，說這見解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我並不專靠事實來辯護我的見解，因為事實可能是偶合的，我認為自己的愛人為同志或老朋友奪去了，即使你能訴諸理智，把這件私事同政治，同革命事業分開，但在下意識中，很難避免對於這個同志發生反感（atnipathie），遇有爭論發生，自己本可中立的，到此也站在他的對方了；自己本站在他的對方的，到此也更進一層反對他了；自己本可以同他一致的，到此也慎重遲疑了。賀昌不一定是存心報復才如此激昂反對羅亦農的，但他既然對羅亦農有反感，恰逢有人反對羅亦農，他就乘機發泄了，恐怕為了湖北工作要少些，為了諸有倫要多些。
但也有例外，我至今還懷念一個朋友顏昌頤，他是如此大度，以至自己愛人被人奪去毫無怨心。他和夏之栩相愛多年，為了工作需要，一個留在北京，一個來到上海。有一天，世炎路過上海，記不得是誰在北四川路新雅請客，昌頤也在場，那時我沒有見過夏之栩，不過知道她是昌頤的愛人而已。席間，我向昌頤打聽：“夏之栩最近有信來么？”昌頤說：“夏之栩現在是世炎的愛人了。”顏昌頤這話說得很自然，倒是世炎漲得滿面通紅，我才明白自己失言了。昌頤決非矯情，我認識這個人。
喬年就沒有世炎那樣幸運，他和史靜儀的戀愛，差不多和世炎和夏之栩戀愛同時，可是引起了很大的風潮。史靜儀是劉仁靜的髮妻，劉仁靜從家裡帶她出來，不喜歡她，送她去莫斯科讀書。她的文化提高了，也不喜歡劉仁靜，可是劉仁靜漸漸喜歡了她，她回國後，留在北京工作，不肯到上海來同劉仁靜過活。劉仁靜當時編輯《中國青年》，我常到CY（共青團）中央去玩，因此也成了劉仁靜的朋友，差不多每星期都給《中國青年》寫文章。一九二六年秋季一個星期天，CY中央幾個青年人發起去吳淞玩，我和劉仁靜也去了，劉仁靜總是鬱鬱不樂。回來在火車站候車時，我忽然發現劉仁靜一個指頭用布條包紮著，我問他“你怎么傷了指頭？”劉仁靜不響，別的人就把話題岔開了。我覺得很奇怪。以後有個人，可能是劉昌群，悄悄告訴我：“劉仁靜把指頭割破，寫血書給史靜儀，今天我們郊遊就是帶他出來散散心的。”原來如此！這個血書就不同牛奶調紅墨水寫的了。
不久之後，劉仁靜就去莫斯科讀書了。反對陳喬年的，不是劉仁靜本人，而是在北京的湖北同鄉，他們始終保持著對喬年的反感。後來湖北同志控告羅亦農時，罪狀中有一條，就是陳喬年患傷寒病時（當時任湖北省委組織部長），亦農（當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為他支出的醫藥費多至幾千元。第五次大會之前，延年去北京開會，知道湖北同鄉的反對，他從北京回廣東路過上海時，才向我吐露一些不滿弟弟的話，我從來未曾聽他說過這類的話。
延年沒有一絲一毫的羅曼史，直到他的死。
同喬年一樣，尹寬和王若飛也為戀愛鬧了大風潮。尹寬去山東做省委書記。孔夫子禮儀之邦，男女界限分得很嚴。尹寬初到時，組織內只有幾個女同志，每逢開會都低著頭。尹寬很費了力氣，提高女同志的自尊心。他的理論，他的工作方法，他的應付手段，在山東男女同志看來，都是新的。大家信仰他，崇拜他，我們在上海都聽到他的口碑。他不鬧戀愛問題，多好！他的愛人王辯是個才女，一位老先生的掌上明珠。老先生是山東的老同志，女兒也是同志。兩人秘密相愛了。不久，尹寬就被中央調來上海做江浙區委書記了。當時，五卅運動之後，工作開展，莊文恭能力不夠，中央想到山東的工作成績，才調尹寬來。我去看他，只見他的房間內有一個女同志，矮矮的，胖胖的。尹寬介紹：“王辯同志。”這個女同志只是低著頭笑，我已猜到幾成了。
不久之後，我聽到山東同志寫信給中央控告尹寬，說他把王辯同志拐帶去上海，大家都氣憤，要求中央處罰尹寬。特彆氣憤的是王辯同志的父親，那位老同志，他要攜帶利刀去上海同尹寬拚老命。為戀愛問題向中央控告一個同志，而且用這種語言來控告。我想這是僅有的一次，除了孔夫子家鄉之外不會發生的。中央沒有處理這件事情。以後，山東同志又寫信來，說王辯的父親提出一個條件，可以承認既成事實。這就是要黨中央的陳獨秀和團中央的惲代英出面做證婚人。中央也沒有理會。恰好此時尹寬的老肺病復發了，吐血，不能工作，中央批准他休息，另派王一飛代理他做區委書記。當時，國際要中國派一批學生去莫斯科讀書，中央也把王辯同志派去莫斯科了。王辯和尹寬分開，固然可平息山東同志的氣憤，但他們仍舊保持戀愛關係，不斷地通信。
當時，莫斯科盛行“倒戈”，意為女同志在國內已有愛人的，到了莫斯科後就在那裡另找一個愛人。有愛人在莫斯科的男同志，人人自危，尹寬也是如此。去莫斯科開會的同志，回來後常常說起莫斯科的戀愛故事。一次，李立三從莫斯科回來，我代替尹寬問他王辯有什麼故事。立三氣憤說：“怎么可以懷疑王辯呢？王辯一心忠實於尹寬。”這對於尹寬是很大的安慰。
王辯在廣州暴動前不久回國，中央派她和另一個女同志去廣州工作，她知道尹寬作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她到廣州時恰逢廣州暴動。她和另一個女同志，在路上找到暴動的兵士，拿證件給他們看，說要找廣東省委，兵士沒有理會她們。其實此時尹寬已經來到上海，代表省委向中央接頭。他住在旅館。聽說王辯已經回到上海，找不到中央，便在報上登載“尋人啟事”。以後，中央派尹寬做安徽省委書記，王辯也由廣州回上海，去蕪湖，終於同尹寬相聚了。
可是二人久別相聚不久，王辯就被捕，判刑，入獄，尹寬逃來上海，等候另派工作。就在這個時候，尹寬參加了左派反對派，被開除出黨。王辯也刑期坐滿，從安徽獄中放出，來到上海。中央告訴她尹寬已被開除，但她要求同尹寬見面，中央讓她找到尹寬。她在尹寬家裡住了兩天或三天，我曾去見她一次，她已是一個胖婦人，而非嬌羞少女了。
王辯在莫斯科讀書時反托的，她在蕪湖和尹寬相聚時，尹寬還未接觸到托派檔案，兩人思想沒有分歧；此次在上海相聚，就沒有共同語言了。她終於回到中央去。
王若飛的戀愛也引起了風潮，不減於尹寬，但沒有鬧到以悲劇收場。李沛澤是保定的女學生，來到河南做工作。我未曾見她一面。人家告訴我，她有中國古典美女的丰韻。佘立亞王若飛二人追求她，結果王若飛成功了。佘立亞於是大鬧，一些同志跟著佘立亞鬧。問題提到中央。王若飛由豫陝區區委書記調到上海來做中央秘書長，自然為了工作需要，但也是為了這場戀愛糾紛的。同時，李沛澤也被派去莫斯科讀書了，同王辯一樣，拆開男女，分居兩地，但仍保持戀愛的關係。是否能夠保持戀愛的關係到底，那就全看本人了。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大會，王若飛以江蘇省委代表團團長資格去莫斯科出席，大會後又暫留在莫斯科做代表，便同李沛澤相聚。
在莫斯科的戀愛一定比國內的更熱鬧得多，我聽來的一些故事，現在都忘記了。總之，王辯，甚至李沛澤，在那裡被人視為“落後的”，因為守住了國內的愛人。那裡有男的拋棄了女的，也有女的拋棄了男的，只好讓別人去寫那裡的故事了。
在國內，那幾年除了一個例外，我未見男同志拋棄在莫斯科的女同志的。這個例外就是王一飛，王一飛初回國時是餓不擇食，很快就找到一個愛人，名叫張亮，但也不久，就發現兩人性格不合，不能再維持下去了。他於是把張亮送去莫斯科讀書，自己很快找到性格相合的愛人。此次輪到張亮在莫斯科跳腳，痛罵王一飛了。張亮回國，成了有力的女幹部。紅軍長征時，她留後方。以後，她同瞿秋白一夥人由舊蘇區潛回上海，不幸在福建途中全體被捕，供出瞿秋白的真實姓名。我在國民黨監獄中看到報紙刊物，有人說她是梁柏台夫人，有人說她是項英夫人，不知孰是。
我在本章開始時說，我只要寫別人的羅曼史，不寫自己的羅曼史。但寫到這裡，發現完全不寫自己，也是不行的。只好簡單地寫一些。
我從武漢回上海不久，曾同蔣光赤相約在北四川路創造社出版部樓上見面，說了別後各人情況以及其他問題之後，他從懷裡取出一張新出版的小報給我看，其中記了一條新聞，大意說：鄭超麟和蔣光赤二人在共產黨內鬧戀愛糾紛，蔣光赤的愛人被鄭超麟奪去了，兩人鬧到黨中央去，結果陳獨秀判決這愛人歸鄭超麟所有，蔣光赤抱頭大哭。我看了哈哈大笑，蔣光赤也笑。我已經忘記了這小報的報名。我當然知道了蔣光赤有個愛人，就是他常常誇耀的那個河南女學生。可憐，我連面也沒有見過！而且那個女學生已因肺病死在廬山了。小報這個新聞雖然無稽，但不是空穴來風，而是這幾年間共產黨高級幹部之間戀愛糾紛的歪曲的反映。
回國後，不知何故，我總覺得自己已經超過戀愛的年齡，因之沒有戀愛的興趣和準備。那一對“模範夫妻”的破產，更使我視戀愛為畏途。恰在這個時候，蔡和森一面痛苦不堪，一面還能在樓下客堂間同楊馥蘭說笑話。楊馥蘭是上海大學女生，每日到宣傳部來做二三個鐘頭的技術工作，如剪報，貼報，整理資料之類，這個工作是我領導的。一天，我參加滬東一個工人支部會議回來，身上的工人服裝尚未脫下，蔡和森正在客堂間，便對我說：“超麟，我有一個好訊息告訴你。”我問他甚么訊息？他說：“等一會再說罷。”當時，楊馥蘭正在低頭工作。不久，她走了。和森說：“你快進攻罷，馥蘭愛你哩。”他告訴我，“剛才同馥蘭說話，知道她沒有愛人，便同她開玩笑，把你介紹給她。看她的表情，是同意的。”我以為和森瞎說，但從此我注意了這個十九歲女孩子，漸漸覺得和森的話也許不是瞎說。
後來，我和楊馥蘭成了朋友，常常一起出去玩。在那二個月中間，我有幾次機會可以說出“必須說的話”，但終於沒有說出。這個女孩子離開上海到廣州去了。她本是林伯渠的干女兒。延年來上海時在宣傳部認識她，就派她在南方區委做工作，因此同我的朋友黃國佐（黃平）認識，兩人不久就結成伴侶了。她離開上海後，我對她的感情反而更加熱烈起來，懊悔當初沒有說出那幾句“必須說的話”。我嘗到了失戀的痛苦。到了世炎去廣州開會回來，告訴我馥蘭和黃平結婚的訊息，我才漸漸忘記了她。
這段插話帶有積極的作用，即讓我明白，我的戀愛年齡尚未過去，我還能得到女孩子的愛，雖然尚未消除對於當時所見黨內戀愛糾紛的反感。
與蔣光赤一起哈哈大笑之後一個多月，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王若飛到我家裡，拉我去聚豐園吃晚飯，那是一對同志結婚。新郎在江蘇省委組織部工作，我第一次見面，新娘則是舊時認識的，她原來的愛人在中央秘書處工作，半年前被楊虎捉去槍斃了。但是陪伴新娘來的還有一個女同志，也在江蘇省委組織部工作，我也是第一次見面。她短襖，黑裙，胖胖的臉，白白的皮膚，紅紅的雙頰，帶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王若飛介紹，劉靜貞同志，雲南人。不知怎樣，吃飯時，我少注意新娘，而多注意這位同我一般來吃喜酒的女同志。飯後，我找著若飛多問一點關於這個女同志的情況。若飛說，他今天是有意讓我和她見面的，因為他知道這個女同志對於戀愛的見解和議論和他的朋友鄭超麟差不多。
我和這個女同志之間於是開始了鬥爭。她並不拒絕同你見面，同你說話，但裝做完全不知道你為什麼去看她，去同她說話，裝著對待你和對待其他同志沒有兩樣，話正說得投機時，她忽然告訴你準備回雲南去。有幾次我實在失望了，接著她說了幾句或作了什麼動作，重新喚起了我的希望。這一個月內，我是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中度過的。每次都是我去找她，她不肯到我家裡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聖誕節，中央要請陳獨秀講話，派汽車接陳獨秀來我家，即愚園路《布爾塞維克》編輯部，來住三天。這一天，我請了一桌酒，宴請他們。王若飛問劉靜貞：“你要看‘老頭子’么？今晚在一個地方吃飯，我帶你去看他。”她自然高興去，到那裡才知道是我的家，只好留下來了。飯後，我送她回家，從愚園路底兩人徒步走到靜安寺，然後分坐人力車到福熙路金神父路口她的家中。在走路時，我們已經約好第二天兩人到炮台灣去玩。
中央請陳獨秀講話沒有我的事。第二天一早，我就向陳獨秀道了歉，接她到北站，乘火車直到炮台灣，然後去長江沙灘上散步，談話。從此，我的心就定了。
我們在一九二八年清明前後實行共同的生活。
這個戀愛是確確實實“沒有妨害政治的”，因為沒有發生一絲一毫的糾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