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顏昌頤(1898—1929),湖南省安鄉縣人,無產階級
革命家。顏昌頤的父親顏永棟是個農村知識分子,也許是中國農村困苦環境的無形薰陶和父親諄諄教導的理性指引,顏昌頤在少年時代就顯得比較早熟,在安鄉縣立第一國小讀書時,顏昌頤就在案頭給自己書寫了“人貴立志,學貴有恆,鍥而不捨,事必有成”的座右銘。1915年顏昌頤以良好的成績考入澧縣中學,有機會博覽群書。在中國的古代文人中,他尤其崇敬屈原、杜甫、陸游等愛國詩人。有一年假期回家,父親為他講解宋代范仲淹的千古名作《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使他深受教育。他激動地說:“范仲淹刻苦讀書,為秀才時就以天下為己任,他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他的愛國愛民的精神,值得學習。我也要立大志,苦讀書,將來為社會辦好事,不愧我的一生。”
顏昌頤平時性格和藹,舉止穩重,寡言少語。其實,他柔中有剛,有膽有識,“每遇事變,則英勇奮發,一反其拘謹態度”。他就讀澧縣中學期間,學校有時剋扣學生的一伙食費以中飽私囊,學生們極為不滿。疾惡如仇的顏昌頤不能容忍堂堂學府竟然還存在著如此醜惡的事情,就聯絡起幾個敢出頭的同學與校方論理,要求校方革除弊端,嚴格財務制度,懲辦染指此事的有關人員。孰料校方不但不承認錯誤,反而指責他們無端滋事,並把他們視為害群之馬。顏昌頤等看到校方如此腐敗,遂憤然離校,以示抗議。
1917年春,顏昌頤進了長沙明德中學。在這所比較開明的學校里,他結識了一批進步的同學。讀書之餘,大家經常海闊天空地縱談國內外大事,他的視野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國步日艱難,生民似倒懸,青年應有責,破舊換新天。”顏昌頤於此期間所作的這首詩,充分表現出憂國憂民、以身許國的高尚情懷和遠大志向。
1918年7月,顏昌頤從明德中學畢業。正當他為前途茫茫而苦悶的時候,傳來了赴法勤工儉學的訊息。當時,毛澤東和
蔡和森組織的“新民學會”在湖南發動的赴法勤工儉學活動在青年學生中造成了很大的聲勢和影響,顏昌頤欣喜地投入了赴法勤工儉學的行列。由新民學會安排,他進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學的留法預備班。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法語補習,顏昌頤登上了司芬克司號輪船。
經過三十五天的漫長航程,顏昌頤和一百多名勤工儉學學生抵達
法國馬賽港。由華法教育會安排,顏昌頤進入巴黎市郊的旺多姆公立中學半工半讀。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法國經濟凋敝,滿目瘡痍,待業、失業人數劇增,勤工儉學學生的工作之難更是可以想像的。為了餬口,顏昌頤等學生什麼苦力活都肯乾,他們運過煤炭,扛過硫酸,掄過鐵錘,掃過馬糞。就是這樣的髒活累活,還不是經常能找到的。他們吃的是土豆,住的是帳篷,睡的是地鋪。艱苦的勞動和極端的貧窮,在一年之中奪走了六名勤工儉學學生的生命。但這一切都不能動搖顏昌頤等人追求真理的決心。他們利用一切時間刻苦學習法語,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1920年6月,顏昌頤出席以“新民學會”會員為主的慕達尼會議。會上,顏昌頤提出贊成信仰馬克思主義和走俄國十月革命道路的主張。同年8月,他成為工學世界社的成員和重要骨幹。
1921年1月,華法教育會經費入不敷出,遂向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髮出“對於儉學生及勤工儉學生,脫卸一切經濟上的責任,只負責精神上的援助”的通知。這一決定,頓時使一大批靠華法教育會借貸維持最低限度生存的學生斷了生計。據當時《
申報》報導:“留法勤工儉學生1500餘人,在廠做工者,不過300餘人,其餘十分之七八,竟候至數月之久,尚不能得一工作。”現在,這一條最後的生路也被截斷,勤工儉學生們不是走投無路了嗎?1月23日,留法各地勤工儉學生代表經過串聯於巴黎集會,決定以“爭取生存權、求學權”為口號,選出六名代表向北京政府要求解決學生的生活待遇。因中國政府駐法公使館館員傲慢無理,拒絕談判,交涉失敗。數百名留法學生群情激怒,忍無可忍於2月28日,包圍了中國北京政府駐法公使館,並舉行了遊行示威。最後迫使駐法公使館發放了部分維持費。顏昌頤是這一活動的積極參與者。
同年9月,里昂中法大學落成。該校本是中國各省與法國知名人士通過募捐告示途徑籌集起資金,專為勤工儉學生辦的。可是校長
吳稚暉一面排斥業已在法的勤工儉學生入學,一面卻另在國內招募富家子弟進校。勤工儉學生被迫背水一戰,在
蔡和森、趙世炎等領導下,組成一百多人的先發隊,毅然進占里昂中法大學。結果“先發隊”隊員均遭法警逮捕,關進法國兵營。在兵營中,顏昌頤與同學們為抗議法國當局虐待被捕學生而進行了絕食鬥爭。二十多天后,
法國政府將學生們強行遣送回國。顏昌頤就這樣被中止了留法勤工儉學生活。
投身革命
1921年底,顏昌頤與張昆弟等六人經香港到達上海。1922年顏昌頤經鄧中夏、陳為人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3年10月,顏昌頤由黨組織安排,與陳毅、
賀果等被驅逐回國的勤工儉學生進了北京碧雲寺的中法大學學習,並擔任中共中法大學黨支部負責人。陳毅、賀果等人都是由他介紹,從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轉入中國共產黨的。1924年9月,顏昌頤從中法大學結業。由中共上海黨組織介紹,與賀果等赴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為了培養軍事幹部,1925年2月顏昌頤與葉挺、聶榮臻等二十多人被抽調入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和訓練,8月底,由於國內革命鬥爭形勢發展的需要,顏昌頤與軍事班的同學們奉調回國。9月到上海,顏昌頤立即投入籌建中共中央軍事部的工作。
1926年3月,受
中共中央軍事部(後改稱中共中央軍委)派遣,顏昌頤回湘到長沙,負責中共湖南區委軍事部的工作。在他的領導下,軍事部成功地策反了安鄉駐軍宋湘濤團投向
北伐軍和勸說時任澧州鎮守使的
賀龍部隊歸向國民政府。軍事部又大力發動工農民眾,在設立兵站,組織交通隊、運輸隊等幫助北伐軍搞好後勤工作的同時,還組織了偵察隊、衝鋒隊等與北伐軍協同作戰。在中共湖南區委的合力支搖下,北伐軍在湖南連戰皆捷,勢如破竹,給全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
顏昌頤一向孝敬父母,但此次回湘,因身負重任,公務繁忙,他始終抽不出時間回鄉探望父母。其時,他的母親已臥病在床多年,父母思兒心切,多次寫信催他回鄉。為了不影響革命工作,顏昌頤只得寫信告慰父母“兒遠離家,久未歸來,不能奉侍左右,承歡膝下,勞高年父母日夜懸念,屢信催歸,兒以私情理應從命,以敘天倫之樂,全力為社會,一心報國家,難顧個人與家庭。望我雙親大人,明大義,顧大局,體驗時艱,以國事為重,以人民利益當先,勿以兒為念也。侍奉之責,望我兄弟為我代之。”在國與家、公與私無從兩全之際,他舍家為國,克己奉公。是年9月底,在完成了赴湘使命之後,顏昌頤奉調回上海中共中央軍事部工作。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在上海工人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裝起義中,顏昌頤作為上海區委軍事委員會和軍委特別委員會成員,協助周恩來和趙世炎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後,顏昌頤處變不驚,協助周恩來處理好工人糾察隊的各項善後事宜後,赴武漢。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決定發動
南昌起義,以武裝鬥爭反抗國民黨反對派的血腥暴行。顏昌頤奉命與聶榮臻、賀昌等赴江西省九江工作,策應南昌起義。
1927年10月,南下的南昌起義部隊在廣東潮汕地區遭敵重兵包圍,激戰失利,損失慘重。在原第十一軍二十四師七十團團長董朗的領導下,第二十四師殘部一千二百多人撤退到海陸豐地區。黨組織決定派顏昌頤去加強對這支部隊的領導。針對當時部隊處境困難、思想混亂、情緒悲觀的情況,顏昌頤在深入部隊做思想工作的同時,與董朗領導了對部隊的改編,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二師第四團,不久又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師,董朗任師長,顏昌頤任黨代表。在此期間,第二師在東江地區打了多次勝仗,極大地鼓舞了當地人民的革命鬥志。中共廣東省委對此褒揚道:“使本黨旗幟飛揚于海陸豐、紫金縣境,數十萬窮苦農民同得興起為剷除豪紳地主之奮鬥。”而各縣的國民黨政府則紛紛驚呼:“共黨革命現在愈鬧愈凶,日甚一日。”11月18日在顏昌頤、董朗率領的第二師的配合下,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起義軍在占領海豐、陸豐縣城後,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宣告海豐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成立。顏昌頤參加了大會,並在大會的閉幕式上代表第二師官兵發表演說。
此後,在
海陸豐地區革命武裝與反革命武裝反覆多次的激戰中,顏昌頤兩次身負重傷。1928年7月,中共廣東省委決定送顏昌頤去香港治療。不料,由於香港的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地址發生變化,顏昌頤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於萬不得已之中,入香港難民收容所存身。11月,顏昌頤歷經千辛萬苦,輾轉回到上海。在上海,他拖著病體在街頭躑躅月余,才僥倖找到黨中央。在黨中央的關懷下,他立即住院治療。大病初癒,他就要求工作,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軍委秘書。這時,彭湃也從海陸豐到上海,患難戰友,劫後重逢,彼此都感到分外親切,他們又開始並肩戰鬥在新的工作崗位上。
被捕犧牲
1929年8月24日下午,顏昌頤與
彭湃等在上海新閘路經遠里12號開會。由於叛徒
白鑫的告密,與會者被公共租界新閘武裝巡捕與
國民政府上海公安局包探的逮捕,後被引渡到國民政府上海市公安局,又再被轉至國民政府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此時,在上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周恩來得知訊息後,立即制定並親自參與了武裝營救的計畫,但營救計畫失敗。
在獄中,顏昌頤表現了共產黨人的鋼鐵意志和高貴品質,在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中,顏昌頤和
彭湃等人一起向難友和國民黨士兵進行革命宣傳,聽者無不動容。
1929年8月30日顏昌頤和
彭湃、
楊殷、
邢士貞一起英勇就義。顏昌頤等人遇害後,
中共中央即發表抗議文章,強烈譴責中國國民黨的反共行為。1929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發表《顏昌頤同志事略》,介紹烈士生平。1930年8月30日周恩來在《紅旗日報》上發表《彭、楊、顏、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過》,指出:“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四烈士的犧牲是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之很大損失!”沉痛悼念烈士們的英勇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