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戲（襄武秧歌）

秧歌戲（襄武秧歌）又稱襄垣秧歌、武鄉秧歌，主要流傳於山西省襄垣縣的傳統戲劇，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

秧歌戲（襄武秧歌）是興起于山西省長治市襄垣縣和武鄉縣的秧歌藝術，距今已有三百多年歷史，襄武秧歌既具有山西民間藝術樸實、慷慨的藝術特點，又表現出獨具地域性的藝術特徵和審美傾向。襄武秧歌唱腔屬板腔體，調式為徵調式，早期主要演唱小曲小調，後逐漸形成完整的音樂體系，有《流水》《亂彈》《圪聯板》等12種基本板式和多種輔助板式，還有曲牌體音樂，演唱時節奏明快，高亢激越之中不失悠揚婉轉。

2008年6月7日，秧歌戲（襄武秧歌）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編號：Ⅳ-70。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秧歌戲（襄武秧歌）
• 批准時間：2008年6月7日
• 非遺級別：國家級
• 非遺編號：Ⅳ-70
• 申報地區：山西省襄垣縣
• 遺產類別：傳統戲劇

歷史淵源

秧歌戲（襄武秧歌）是襄垣縣、武鄉縣兩地秧歌的合稱，它源於明末清初的民間社火活動，早期是一種名為“挑高”的秧歌，後在當地說唱和民間歌舞的基礎上吸收西火秧歌、上黨梆子等的藝術因素髮展成形，至清代中葉達於興盛。

清鹹豐年間（1851年到1861年），藝人田維等組織自樂班、同樂會等半職業秧歌班社，將《劉芳舍子》《小姑不賢》《摘豆角》《鬧洞房》等劇目搬上舞台，成為地方戲曲劇種。

清光緒十年（1884年）時成立了職業的秧歌戲班社。由上良村藝人王福鎖發起，集中了襄垣、武鄉兩縣十八個村的秧歌名藝人，組成了十八村秧歌班，使襄武秧歌在音樂、服飾、劇目等方面，都有很大發展。

光緒十五年（1889），襄垣縣上良村藝人王福鎖集襄垣西營、城底、上良、下良、白楊嶺、韓唐、店上、源頭、果溝和武鄉上合、下合、北漳、監漳、陌峪等18個村的自樂班，組成第一個秧歌職業班社，稱為“十八村秧歌班”，排演大型蟒靠戲《河燈會》《富貴圖》等。

民國初（1912年），秧歌大興，班社林立。較有名的班社是襄垣縣公款局出錢，豪紳經營的官秧歌改良班、天義班、三元班等和武鄉的鳴風班、鳴勝班、水樂義等及屯留的安樂現，長子的安樂義等。

民國二十七年（1938）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襄堰、武鄉兩縣及後來的晉冀魯豫軍區、太行行署，均建立了襄武秧歌專業劇團。宜統元年（1909）後，襄武秧歌大量搬演朝代本戲。從劇目、表演程式、伴奏樂器、音樂曲牌以至服裝砌末、舞台裝置等方面都向上黨梆子借鑑，甚至出現了秧歌夾上黨梆子演唱的形式，即扮演官員的人物唱梆子，扮演一般百姓的人物唱秧歌，或花臉唱梆子，生旦唱秧歌。人們把這演出形式叫做“風攪雪”。

抗戰時期，襄垣秧歌已經形成了一批優秀的傳統劇目和固有的戲曲表演程式。劇團命名為“抗日農村劇團”，排演大量宣傳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劇目。現存傳統劇目150多部、現代戲250多部，劇情簡單、語言質樸、表演生動，深受廣大觀眾喜愛。

文化特徵

藝術特徵

舞台美術

化妝：襄武秧歌在化妝上有其突出的特徵，尤其是醜腳，即襄武秧歌俗稱的“三花臉”。在襄武秧歌中，“三花臉”包括老醜、小丑、沙帽醜、公子醜，潑旦也被列在其中。

舞台：鄉劇團在上演《王貴與李香香》和《小二黑結婚》等現代戲時，增設一道假台口，代替了前幕後邊那一道頂幕與側幕，顯得整個舞台乾淨利索。在平台的位置上，增掛著金色與銀色的塑膠彩條，在燈光的作用下，變換著黃紅綠白黑五種顏色，分別顯示著春夏秋冬和夜晚的特色，使舞台顯得幽靜清爽，給觀眾增添了一種新鮮感。

道具：襄武秧歌的道具總體而言，比較寫實。古裝劇中的道具基本接近地方大戲，武器有劍、腰刀、紅纓搶、刀皮等，堂上用品有亡命旗、堂棍、玉璽等，還有文房四寶和皇帝駕臨的玉傘、金瓜、玉斧、仙刷等。現代戲的道具則更為寫實，基本上與劇情完全吻合，如吸菸有菸袋，砍柴有斧子、墊木、柴，掃地有掃帚，洗涮有臉盆、床單。

表演特徵

（1）直接與觀眾交流感情的表演：襄武秧歌中常採用“背語”的方式來達到這一效果。演員使用“背語”可以直接告訴觀眾場上其他角色人物的某些情況，或者直接介紹自己內心的任何想法，也可以介紹劇情，使觀眾能更進一步的理解劇情。台上演員好象是一個故事中的當事人，給人以真實的感覺。這種與觀眾直接交流思想感情的表演，小生、小旦、小丑用得比較多，其他行當只是很簡單的說兩句。“背語”時所使用的語言，一般比較幽默、風趣，觀眾能聽得句真字切，會受到良好的劇場效果。如《騙婚記》中，賭棍許磨良怕李母進屋後發現許秋蓮的孩子，急忙攔擋，然後走到台前一角背語：“可不敢讓她進家，進去看見那孩子。可就餃子開花一露餡兒啦!”

（2）小生、小旦輕歌曼舞的表演：襄武秧歌中的許多場面，不拘泥於一招一式程式的表演，都要設計許多民間舞蹈式的歌舞動作，富有一定的浪漫色彩。這種歌舞式的表演，能很好地表達人物內心的喜悅與盡情的歡樂使觀眾賞心悅目，起著一定的娛樂作用。如秧歌劇《觀燈》中大姑娘、二姑娘觀燈前洗臉敷粉、扎辮等表演，《河燈會》《落花記》中的姐妹對舞，《白蛇傳》《騙婚記》中的情侶對舞等，都具有民間歌舞的風格，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

（3）動畫、木偶式的表演：襄武秧歌戲凡有緊張、激烈的場面，場上人物急速的跑步，以及頭、身、胳膊的動作，幾乎與卡通片、木偶劇中的模特兒差不多，表演滑稽風趣，劇場氣氛活躍。如秧歌劇《騙婚記》二賭棍威脅秋蓮一同欺騙人的活動場面。

劇種聯繫

1、襄武秧歌與秧歌系統中其他秧歌之間的聯繫：（1）劇目上，有許多劇目在多個秧歌劇中皆有。如《蘆花記》，在襄武秧歌、繁峙秧歌、澤州秧歌、朔縣秧歌等劇種中皆有，澤州秧歌和襄武秧歌共同的劇目達到40個之多。（2）舞台設定（布景、燈光、道具）、服裝、化妝上極其相近。由於劇目的逐步接近，所需舞美基本相同，而且這些舞美設定基本上由購買而得，再加各地交流的增多，使得單從舞美方面已很難看出劇種的特色。（3）發展趨勢也比較近。都在吸收鄰近劇種的優勢，還有民歌、快板的特長，並且增加舞蹈、領合唱等形式來豐富自己的藝術表現。

2、襄武秧歌與地方大劇種的關係：襄武秧歌吸收上黨梆、落的合理成分來豐富和發展自己。這一過程可以說貫穿於秧歌發展的始終，從1924年以來尤為明顯，而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風攪雪”時期。首先，從劇目來看，襄武秧歌引進上黨梆子、上黨落子、上黨二黃的較多。第三，服裝、道具、演出形式、舞台表演等，尤其是在搬演大量傳統劇目時，大量吸收上黨梆子的成分，有的甚至照搬不誤。

劇目特徵

秧歌戲（襄武秧歌）襄武秧歌的腳色早期以“三小”即小生、小旦、小丑為主，後在此基礎上增加了鬚生、青衣、花臉等行當。道白以上黨方言為主，表演形式簡樸，帶有濃郁的生活氣息。襄武秧歌現存傳統劇目一百五十多種、現代戲兩百五十多種，多以家庭和社會生活為題材，情節簡單明了，語言質樸風趣，充分展示出普通民眾的喜怒哀樂，其中《嫁妻》《落花記》等傳統古裝戲和《王貴與李香香》《小二黑結婚》等現代戲是襄武秧歌較具影響的代表劇目。

唱詞音韻

秧歌戲（襄武秧歌）的唱詞基本上以七字句和十字句為主，按照語言的節奏規律，七字句的唱詞結構形式為2+2+3；十字句的唱詞結構形式為3+3+4；上下兩句為一個基本單位，要求字數對稱，合轍押韻，上句結尾為仄聲，下句結尾為平聲。七字句的唱詞多用於敘述性的“二性”“緊板”“數板”，十字句的唱詞多用於抒情性的“慢板”“慢數板”“慢二性板”等，有時，秧歌慢板的詞曲對應並不僅僅局限於十字句，像十三字句、十五字句，甚至字數更多的長短句，一樣能夠演唱。

襄武地方語言屬漢語北方語系，中州音韻。但就本地區而言，由於受歷史上行政區劃和地理環境的影響，在局部區域中還是有一定差異的。同國語相比，音節相近，但聲母中缺少捲舌音，混用的也不少，前鼻音均發後鼻音，四聲較平，有入聲。

演唱風格

秧歌戲（襄武秧歌）由於受北方的地域環境與人文特徵的影響，秧歌與大多數民間音樂一樣頗具豪邁、豁達、爽朗的精神風貌。演唱時以真嗓為主，假聲為輔，而這種假聲又是與上下滑音同時完成的，所以聽起來不鮮明。就是用假聲上滑音和下滑音來演唱的，這種唱法被稱為“飛音”唱法。建國以前，女演員演戲不多，旦角大多由男演員來唱，旦角的音域較寬，所有扮演旦角的演員通常都採用“飛音”演唱的方法。另外，還十分重視用附加虛詞襯字的方法來潤色，如在唱腔中尾音加“呀”“哎”“啊”以及“那個”“呀得兒”“哎咳”等，在唱腔中經常見到。

修辭手法

秧歌戲（襄武秧歌）是勞動民眾的口頭藝術，主要靠口耳相傳。演員們除了演唱傳統長篇秧歌中的選段，其餘很大一部分唱詞屬於即興創作。歌詞中常常運用比興、誇張、象徵、擬人、對比、諧音等表現手法，語言精練含蓄，樸實而幽默，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1）以事寓理，比喻形象襄武秧歌大都採用比興的手法，將重點落在後一句。這是襄武秧歌常用表現手法，以事寓理，借物傳情，生動形象，意味深遠。例如：《劉芳舍子》中，妻子張海棠的台詞，戲中的張海棠善良賢惠，家中甚是貧苦，在年邁體弱的婆婆病臥床榻之時，兒子小四郎把僅存的一點黃米偷偷吃掉，妻子張海棠無奈之下決定賣了小四郎換回黃米給婆婆充飢養病，但遭到丈夫的極力反對，於是張海棠與丈夫展開對話，其中部分採用比喻手法的台詞質樸而生動，對婆婆和兒子進行了形象的描述，終於丈夫同意了妻子的要求。

（2）高度誇張，想像豐富。襄武秧歌常常運用誇張手法，藉助於豐富的想像來強調和突出事物的某些特徵，進行放大描寫，起到引人注目、增強藝術效果的作用。例如：《將軍泉》中的一段唱腔，故事描述了抗戰時期，太行山區赤嶺會村井水乾枯，村民沒有水喝，在這種情況下，左權將軍帶領村民在石山上開鑿了一條造福村民的泉水，從此，村民稱之為“將軍泉”。這段唱詞中“糠菜能鋪墊”“喉嚨要冒煙”用誇張手法表現處境艱難，生命難以維繫的境況。

（3）生動擬人，形象貼切。如《挑女婿》中把靜物“荷葉”與“蓮蓬”擬人化，表現了女主角愉悅的心情。

（4）象徵類比，含蓄雋永。襄武秧歌中常常藉助某一具體事物的形象，用來表現某種抽象的概念、思想或情感。其特點是利用象徵物與被象徵物之間的某種類比，使被象徵物的某一內容得到含蓄和形象的表現。如《休妻》唱詞作為引子出現，其中應運象徵手法為下文男主人公王彥生的不幸做了鋪墊。

（5）諷喻影射，別具風韻。有的秧歌唱詞中常用一些言語來嘲弄、奚落別人，如《老八路》為了很好地傳達思想感情，生動地體現人物內心活動，運用豐富的修辭手法來描述故事，塑造不同的人物性格，可以說這一創作方式使襄武秧歌在觀眾面前“活”了起來。

代表劇目

秧歌戲（襄武秧歌）的代表劇目有《嫁妻》《休妻》《挑女婿》《落花記》《王貴與李香香》《小二黑結婚》《劉芳舍子》《老八路》《將軍泉》《摘豆角》《土地堂》《觀燈》《洞房裝瘋》《玉鳳配》《趙蘭英進京》《韓玉娘》《換腦筋》《勸榮花》《李有才板話》《李來成家庭》等。

流傳地區

秧歌戲（襄武秧歌）盛行於太行山腹地的潞安、沁縣、武鄉、左權、和順、長子、屯留、潞城等地農村。主要流行於山西的“上黨十九縣”，即包括潞城市，高平市，長治市的襄垣、武鄉、沁縣、沁源、黎城、平順、壺關、長治縣、屯留、長子，晉城市的陽城、沁水、澤州、陵川及晉中市的榆社、左權、和順。革命戰爭年代曾活躍在整個晉冀魯豫邊區以及周邊的部分縣區。

傳承保護

傳承價值

秧歌戲（襄武秧歌）是山西戲曲藝術發展的鮮活標本，具有多元化的學術價值。

1、從巨觀上來說，具有文化樣態價值。秧歌戲（襄武秧歌）曾經或仍然是不同地域民眾的主要娛樂對象和文化主體，與當地民眾發生精神融匯和情感關聯，以自己的特色曾經或仍在吸引著一方愛好者。所以它們具有同等的文化樣態價值。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解一方民眾生活和精神的活化石。

2、從微觀上來說，具有地方性價值。秧歌戲（襄武秧歌）代表性劇目和獨特的思想文化內涵，以反映一方民眾獨特的價值觀、愛情觀和人生觀。

傳承狀況

秧歌戲（襄武秧歌）在電視、網路的衝擊下，尤其是大劇種的影響之下，其創作能力、活動區域都非常有限。襄武秧歌的流布地區進一步縮小，主要集中在襄垣、武鄉兩縣，演出場次和受歡迎的程度明顯減弱。襄武秧歌則很少在封閉式劇場演出，主要在窮鄉僻野的露天舞台進行演出，音響、燈光、舞美都非常簡陋，若晚上演出，效果尚可；若白天演出，無法打字幕，演出效果很差，觀眾更為寥寥。

20世紀90年代，戲曲整體瀕危，襄垣縣政府每年撥款20萬元用於襄垣縣秧歌劇團建設，得以保全該劇種的有生力量。2009年，在文化體制改革的大潮下，襄垣縣秧歌劇團也積極轉型，在襄垣縣委領導的支持下，該團得以成為襄垣縣大型企業一襄垣煤礦的附屬文化機構，襄垣縣政府支付60%工資，襄垣煤礦支付40%的工資，並辟出專門的排練場和宿舍樓，使演職人員有較為穩定的收入和社會保障。隨著社會的發展，襄武秧歌在現代文明衝擊下生存空間越來越小，正逐漸走向衰落，急需採取措施加以保護。

20世紀90年代後，襄垣秧歌劇團聲勢一路下滑。隨著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受其影響和衝擊，劇團發展空間受到了極大的限制，舉步維艱，經濟收入微薄，瀕臨絕境。加之政府投人不多，劇團工作很難開展，演職人員工資得不到保障，生活相當困難，被迫跳槽改行，另謀生路。劇團人心渙散，士氣低沉，到了放假停演的地步，前景不容樂觀。

傳承人物

楊升祥，男，1945年7月24日出生，漢族人。由山西省襄垣縣申報，2018年成為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秧歌戲（襄武秧歌）代表性傳承人。

保護措施

2019年11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布，襄垣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會獲得秧歌戲（襄武秧歌）項目保護單位資格。

2023年10月31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布，秧歌戲（襄武秧歌）項目保護單位襄垣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會評估合格；該項目保護單位武鄉縣文化館（武鄉縣美術館）存在單位性質、機構等方面重大變化，不具備保護單位基本條件等情況，重新認定保護單位武鄉縣文化館（武鄉縣美術館）。

社會影響

表演活動

20世紀90年代，襄垣縣秧歌劇團晉京演出的秧歌戲（襄武秧歌）《老八路》獲得成功。

2020年7月22日晚，秧歌戲（襄武秧歌）方言輕喜劇《婚事新辦》在長治首演。

2020年9月23日，山西省將秧歌戲（襄武秧歌）等劇種專場亮相崑山，總計6個場次演出活動。與其他劇種不同的是，襄武秧歌《小二黑結婚》是一場現代戲表演。

榮譽表彰

2019年4月，秧歌戲（襄武秧歌）等山西35個本土劇種入選《中國戲曲劇種全集》。

2012年，山西太原市晉劇院原導演、編劇馬肇錄先生指導排練的秧歌戲（襄武秧歌）大型歷史劇《豫讓與襄子》，獲得山西省“五個一工程”獎。

文化軼事

據說，清代光緒三年，河南沁陽人張金川隨父逃荒來到襄垣縣上良村。此人聰明伶俐，嗓門又好，學唱秧歌很是有模有樣，還常參加“同樂會”的一些演出。張金川父子是打鐵匠出身，為謀生來到了長治縣的西和、蔭城一帶給人打鐵。長治縣的西和、蔭城一帶也有一種秧歌，叫西和乾板秧歌。張金川耳聞目染，很快將這種東西學了個淨透。在和襄垣的秧歌調糅和後，自創了個一道腔，能一口氣唱完十個字，甚至到十五個字。這種新腔在傳回襄垣後，被人們所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