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起源
石窟藝術是佛教藝術的一個組成部分,開始是由
古印度傳來的。從今天遺存的窟群來看,新疆
拜城克孜爾的窟群、
庫車的庫木土拉、森木塞姆、克孜爾尕哈等窟群,是把
佛本生故事變相,畫在窟頂的菱形方格內,四周則畫出所供養的佛、菩薩等像。
敦煌的
莫高窟,根據現存最早的窟,如第二百七十五窟的窟形,是在漢民族形式居室建築的基礎上,創造了縱長盉頂式,與新疆早期石窟的形制大致相同。兩壁橫幅畫出
漢畫像石式的本生故事畫;在題材上,與新疆石窟的壁畫大致相同。這種早期作品,還保存在新疆地方(古代西域)。
石窟藝術與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藝術是為當時信佛的人們服務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階級、各階層人物不同,他們所屬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樣,因而在造像與壁畫的題材上,也要根據自己那一宗派的經典造像。所以石窟藝術的發展,因時間、地點的不同,發展情況也不一樣。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後漢人所開的窟畫出一些大乘經變以外,其餘早期開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經中的故事造像。這些石窟群中,遺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釋迦和菩薩等單獨的形象,其次則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
忍辱、尋求解脫)等故事畫像。這些畫像多數是根據《聲聞藏》各經創造出的,與外國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學
小乘教唯禮釋迦的記載相同,與法顯、
玄奘等人所記天山南簏各國信仰小乘教的記錄也完全吻合。
隋唐時期的佛教,繼承了南北朝後期所發展起來的
寺院經濟。為了保護寺院的財產,他們建立了與地主階級同樣的封建
宗法制和世代相傳的僧侶
世襲制,於是就形成了宗派。這些宗派,在南北朝大乘學的影響下,有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規範制度和傳法世襲。反映到石窟藝術上,是創造了更多的大乘經變,而這些經變出現的早晚,則體現了唐代各宗派形成的先後。
玉門關以東,在玄學的“貴無派”、“
玄冥”、“
獨化”學說的影響下,玄學化的
大乘“般若”學,也發展了起來。反映到石窟藝術上,早期的多是根據《法華經》、《維摩詰經》、《彌勒下生經》、《佛說阿彌陀經》進行創造的。這些經,一種是不承認客觀世界的存在,其最高境界是“空”。一切以精神本體為最真實,因此在他們看來,現實社會中人與人爭勝負,就沒有必要。一種是在現實社會中,既然沒有辦法,也得不到什麼,那么在這個社會中去爭什麼也就沒有必要了。在此類教義的指導下創造出了《法華經》中《寶塔品》的“釋迦”、“多寶”佛說法像,《
維摩詰經》中《問疾品》的“維摩”、“
文殊”論道像,
西方極樂世界中的“
阿彌陀佛”像,以及兩大菩薩——“
觀世音”、“
大勢至”像,等等。
石窟藝術是
佛教藝術,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發生、發展的過程,它所創造的像、菩薩、羅漢、護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種故事形象,都是通過具體人的生活形象而創造出來的。因而它不能割斷與歷史時期人們的生活聯繫,它不像其他藝術那樣直接地反映社會生活,但它卻曲折地反映了各歷史時期、各階層人物的生活景象。這應該是石窟藝術的一個特點。
在我國石窟中的各樣佛本生、佛本行和大乘經變,以及各石窟的供養人像等,都是依據現實中人的生活而創造的,舍此,無法憑空虛構。例如,龍門
賓陽洞美國人盜去的《帝後禮佛圖》浮雕,
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六窟的《張議潮出行圖》,第一百窟的《曹儀金出行圖》,第六十一窟的
于闐國王像和
曹氏家族的人像,都是反映了當時最高封建統治者的豪華生活和剝削人民的生活畫面。鞏縣第五窟大幅的供養人群中較小型的供養人像,都勾勒出了官僚地主階級人物的真實面貌。大足寶頂大佛灣中的“
父母恩重經變相”,它逼真的反映了地主階級的生活景象。而克孜爾、庫木土拉、柏孜
克里克等窟內的供養人像,所反映的又是新疆古代少數民族的貴族、武士的形象。
莫高窟中各時期“彌勒變”中的《一種七收圖》,第二百三十二窟內“三寶感通變相“中的《縴夫圖》,第六十窟內《五台山圖》中的行旅與旅店中的人物各種勞作圖,則又描繪了當時勞動人民的勞動形象。通過這些造像,我們完全可以看出中世紀中國各階級人物的生活面貌,為研究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提供了很好的佐證。
根據對石窟的調查,釋、道、儒三教的結合,大約在北宋時期。這種情況也反映到石窟藝術上,重慶大足
石門山,除佛教造像外,還創造了釋、道、儒聯合造像和單獨的道教造像。密宗在四川地區的繼續宣傳促進了造像藝術的發展,這一事實,文獻中雖很少見,但卻充分地反映在大足龍崗山與
寶頂的造像中,這又給佛教史提供了新資料。由於元代
中原地區流行著
喇嘛教,因而
杭州西湖沿岸也開鑿了很多喇嘛教的造像。
藝術風格
甘肅地區(十六國
五涼),由敦煌莫高窟到
永靖炳靈寺,再南到天水麥積崖。其早期造像、
壁畫的題材與風格,完全是相同的。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延五年(439)統一河西以後,僧侶與信徒們許多人東遷
平城。雲岡早期的第十六至第二十窟,以及第七、八窟,造像的題材和風格,與河西、天水等地區早期造像的風格是相同的。這充分說明了石窟藝術是沿著由西而東的路線發展的。
北魏太和年中(486-499),鮮卑統治集團為了加速北魏政權的
封建化過程,加強鎮壓中原人民,實行了漢化政策。反映到石窟藝術上,以雲岡、龍門為中心,無論何種形象,都採取了漢族形式的衣飾。由北魏首都平城、洛陽向外發展,西至
秦隴、河西各石窟,南至
巴蜀,東北至營州(
義縣萬佛堂),東南至青、徐(
雲門山與
駝山)都受到了影響。這是中國石窟藝術發展歷程中的一大變化。根據這樣的發展道路,全國最大的石窟群,如
莫高窟、麥積崖、
炳靈寺、寺溝等石窟北朝中期後的造像,完全可以說受到雲岡、龍門造像的影響。北朝末期,四川
廣元千佛崖第七十二窟的佛、菩薩等造像,與甘肅天水麥積崖中晚期的造像風格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可以說,四川地區早期的石窟造像是受到麥積崖、
炳靈寺石窟造像影響的。
隋唐時代,雖然生產關係有某些改進,生產力有相當的提高,但最高統治者依然提倡佛教,藉以愚惑人民。佛教是當時各階級人物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東西兩京是全國的佛教中心。大寺院,如西京的
大慈恩寺。
大興善寺、
弘福寺,東京的福先寺等,都設有翻經院。而
兩京的大寺院,又都有當時著名畫家所畫的各種經變圖。
張彥遠、
段成式等人的著作,不僅記錄了許多寺院
壁畫的題材,而且還記錄了這些壁畫風格上如何優美。這樣就便於把這種藝術風格推廣到全國各地。
莫高窟中唐代各期所畫的壁畫,尤其初、
盛唐時期的壁畫,雖不能與文獻中所記兩京寺院的壁畫相媲美,但可以肯定地說,許多畫風是與畫史所記各大家的風格相一致的。
五代和
宋朝以來,石窟藝術再不像以前那樣發達了,開鑿的石窟也比較少,因而漸趨衰落了。不過像大足龍崗山、佛灣的造像,如《父母恩重經》的浮雕,卻更接近人間氣息,這是以前各代石窟造像所不能比擬的。
神性與人性融合
石窟中佛教造像要遵從教義的規範,使形象與人間保持距離,具有一定的神性。諸如"
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
隨形好",使人望而起敬,但又不能冷若冰霜,需有人間氣息才覺得可親可信,介於人神之間最有魅力。"神"氣太足使人覺得可敬不可親,難以引起共鳴。"人"間氣太濃,又會沖淡佛教的嚴肅性,使人一望便覺得似曾相識,無遐想的餘地。南北朝及唐代大多數成功之作,恰在神與人之間,所以頗具魅力。如
龍門奉先寺,鑿建於
唐高宗時代,是
龍門石窟造像中規模最大,整體設計最為嚴密,藝術水平最高的一處造像。主尊為坐式,頭高4米,
耳長1.9米,波狀髮髻,面圓潤豐滿,眉高而長,形如初月,目廣長有神,目光凝視前下方,鼻直寬厚與廣額通連,口角微含笑意,顯示出內心的寧靜、胸懷博大而充滿自信,給人以慈祥、親切、崇高、穩重之感。表情含蓄、神秘莫測,似笑非笑,嚴肅中流露著慈祥,慈祥中又包含著威嚴,可親而不可近,有神聖不侵犯的威勢。既有男性的陽剛之氣,又有女性的溫柔之美。這是一尊具有佛的神秘性與人世間最高主宰的無尚權威性的集合體,是神性與人性完美結合的典範。
環境與心境結合
石窟藝術,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環境的藝術。環境可為
石窟造像提供合適的場所,烘托造像的藝術效果。石窟環境幾乎無例外地都選擇在遠離鬧市的山清水秀之處,環境本身就給人一種
世外桃源的感覺,與佛教絕情洗欲,嚮往彼岸佛國淨土的主張相合拍。如敦煌莫高窟,在茫茫沙漠之中,
鳴沙山下一灣溪水環繞,樹木繁茂,綠草如茵,沿山開窟造像,
佛國淨土的幽靜美麗,會給千里跋涉越過荒漠前來朝聖的信徒們以強烈的感受,好像他們真的來到另一世界。
石窟位置的選擇,也會給禮佛者造成感情震動。如
龍門奉先寺、
賓陽中洞,鑿建在龍門西山南部山腰,朝拜者需要走一段山路,到山下還須沿山坡小路攀登,才能見到造像,路途的艱辛,會加重禮佛者的虔誠,更充分地醞釀感情。想急切朝拜佛像而不能立即見面,經過跋涉攀登,造像突然出現在面前,靈魂一下子就會被征服。
石窟形制與造像的結合,也會造成一種氣勢,給禮佛者以感染。如雲岡18窟,窟室模擬平面橢圓形空窿頂的草廬形式,洞進深很小,立像高十幾米,氣勢雄偉。禮佛者進洞只能仰視,身後無退身餘地,這樣就造成主尊特別高大,自己特別矮小的效果,佛的威嚴神秘自然會更加突出。
佛門等級與造像
佛國世界等級森嚴,以佛為中心。佛教義宣傳的是
眾生平等,但在佛教藝術形象的處理上卻採取不平等的形式。佛居於中心地位,形體格外高大突出。菩薩、弟子、天王、
力士等等,按等級逐漸低矮,侍立兩旁, 如眾星托月。
佛,佛陀的略稱,按佛教教義為覺,是佛門修行的最高
果位,按八十種
隨形好的規定,佛,人無能見頂,故佛頭頂長出一個高高的"內髻",面帶慈祥之氣。"剛強之人見則調伏,恐怖者見即安穩",故佛又有威懾之氣。"鼻高圓直而孔不現",故佛像鼻樑與額直通,顯得智慧廣大,把僅僅用於呼吸的鼻子與思維部位連在一起,成為智慧的一部分,鼻孔不現,既體現佛教教義,又保持了形體的完美。佛大多為坐式,連底座呈金字塔形。菩提是助佛弘揚佛法的得力助手,其修行程度僅次於佛,其形象在形體上低於佛而高於其他。五官較佛略小,面容較少威嚴之氣而多含微笑,姿態也不像佛那樣正襟危坐或傲然挺立,體態動勢多婀娜之勢,富親切感。弟子是比菩薩還為低一等的弘揚佛法者,最常見的是迦葉
阿難,一老一少。在個頭上比菩薩再矮一等,其形象多帶人情味。迦葉飽經風霜,
皈依佛門,
形象虔誠、
樸實、自然;阿難年輕聰敏、英俊,巧於應變。按佛教教義,就佛而受教育者稱為弟子,故弟子對佛教已有透徹理解,因此,其形象既帶有常人氣質又與凡人不同。天王、力士再矮一等,性格多暴怒,精神氣質與佛、菩薩、弟子的安靜、平穩形成對比,反襯佛的慈祥和偉大。
裝彩與眼神
石窟造像最初都是裝彩的,花花綠綠,效果強烈。以顏色區別等級,造成不同的感覺。石窟雕像的目光都比較固定,凝視一個方向,這與希臘雕刻目光大都分散游離,避免死盯一處的情況恰成對比。這是由於雕像的用途不同所致。希臘雕刻大多擺在露天公共場所,它要與四面八方來的觀眾"對話",故目光不能死盯一處。而石窟雕像被限定在一個固定的空間裡,無須與更多的觀眾"交談",其交談對象就是前來禮佛者,輪流接待。要使對方感到親切,表示願意與之交談,故目光不能分散,要集中在禮佛者下跪的地方,好像他在專心傾聽對方的訴說。
象徵性與處理
佛教藝術是一種象徵藝術。象徵當然需要一種可視形象,但其更深層的含意並不能從形象本身直觀地看出,而是需要就形象所暗示的一種較為普遍的意義方面去領悟。
佛教形象意在引起崇奉者的崇高感,從而輕視自身,嚮往佛國世界。崇高是偉大心聲的迴響,是對被崇拜者的尊敬、迷信。因此,佛教形象與生活原形明顯有別,"無能見頂"是象徵。
代表作品
敦煌莫高窟
公元111年,漢武帝設立
河西四郡,敦煌就此成為佛教和
佛教藝術自西域東傳的第一站。歷經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個朝代,敦煌以其原有深厚的漢文化基礎,融入西域傳入的佛教和佛教藝術,造就了輝煌的
敦煌石窟藝術。敦煌石窟藝術乃指由建築、雕塑及
壁畫三者緊密結合而成的綜合藝術。
莫高窟(Dunhuang Caves)俗稱
千佛洞,被譽為20世紀最有價值的文化發現、“東方
羅浮宮”,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
敦煌,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於世。它始建於十六國的前秦時期,歷經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歷代的興建,形成巨大的規模,現有洞窟735個,壁畫4.5萬平方米、泥質
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
佛教藝術聖地。近代發現的
藏經洞,內有5萬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專門研究藏經洞典籍和敦煌藝術的學科——
敦煌學。1961年,被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87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雲岡石窟
雲岡石窟是我國最大的石窟之一,與敦煌
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和
麥積山石窟並稱為
中國四大石窟藝術寶庫。 位於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處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鑿,東西綿延約一公里,氣勢恢弘,內容豐富。現存主要洞窟45個,大小窟龕252個,造像5萬1千餘尊,代表了公元5至6世紀時中國傑出的佛教石窟藝術。其中的
曇曜五窟,布局設計嚴謹統一,是
中國佛教藝術第一個巔峰時期的經典傑作。
龍門石窟
龍門石窟是中國著名的三大石刻藝術寶庫之一,位於河南省洛陽南郊12公里處的
伊河兩岸。經過自北魏至北宋400餘年的開鑿,至今仍存有窟龕2100多個,造像10萬餘尊,碑刻題記3600餘品,多在伊水西岸。數量之多位於中國各大石窟之首。其中“
龍門二十品”是書法
魏碑精華,唐代著名書法家
褚遂良所書的“
伊闕佛龕之碑”則是初唐楷書藝術的典範。
麥積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史稱
涼州石窟,窟前有寺廟,當地人俗稱
大佛寺,又名
廣善寺,位於武威城南五十公里天梯山崖體的中部,是我國早期的石窟之一。天梯山山峰巍峨,陡峭峻拔,高入雲霄,山有石階,拾級而上,道路崎嶇,形如懸梯,故稱
天梯山。山巔常年積雪,俗稱“天梯積雪”,為
涼州八景之一。石窟中大佛依山而坐,腳下碧波蕩漾,薄雲纏繞其身,構成了一幅山、水、佛、雲渾然一體的壯觀奇景,是涼州頗負盛名的旅遊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