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花石刻是四川省廣元市的傳統雕刻藝術。當地民間藝人採用以廣元為中心，輻射半徑在周圍不足約六七十公里的大巴山中，一種罕見的赤（綠）白相間的白花石。巧妙的利用其赤(綠)白相間的自然紋理，採用鏤空的雕刻手法，製作成千姿百態、栩栩如生的龍鳳、花鳥、蟲魚等文房用品及裝飾物件，其精湛的雕刻技藝，無一不顯現出古代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和高超的雕刻技藝。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白花石刻
- 地區：四川省廣元市為中心
- 特點：有很強的實用性和觀賞價值
- 第四代傳人：劉玉瓊
- 所獲榮譽：四川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簡介,歷史,民間傳說,石刻第四代傳人,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內容,分類,陵墓石刻,宗教石刻,其他石刻,起源,藥王山摩崖石刻,石鼓文,石刻之最,界域石刻,石刻天文圖,殘石,摩崖石刻,
簡介
巧妙的利用其赤(綠)白相間的自然紋理，採用鏤空的雕刻手法，製作成千姿百態、栩栩如生的龍鳳、花鳥、蟲魚等文房用品及裝飾物件。百餘年來，深受廣大民眾喜愛。由於廣元白花石刻始終堅持純手工製作，雕刻難度大，出品周期長，有很強的實用性和觀賞價值，而成為海內外眾多藏家競相追逐的珍貴藏品。
歷史
早在隋、唐時期，廣元石刻就由鑿崖造像逐步演變為雕石為器，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廣元民間藝人利用赤白相間的白花石，因材設計，雕刻成色彩分明的山水、人物、花鳥、禽獸等石屏、硯台、筆筒、花缽、筆架等。到了近代，白花石刻已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人文風格。以濃厚的地方特色及精湛的雕刻工藝形成一絕，被譽為全國四大名刻之一，著稱中外。
據《辭海》藝術分冊工藝美術章雕刻工藝一節記載：四川廣元地區出產的富有特色，細密柔潤的石料，在豬肝色和墨綠色的石塊中呈現出白色、灰白色、淡綠色的石層，當地藝人用以雕刻各種形式的文房用品、水盂、糖缸等實用工藝品，被中外譽為廣元白花石刻。
《廣元縣誌》文化卷，第二節民眾文藝中第六項工藝美術，首先介紹了廣元白花石刻。廣元縣誌記述了白花石刻的歷史狀況。縣誌中介紹道，白花石刻始於清鹹豐年間，民間藝人采縣北太平鄉一帶白花石(一種細密、柔潤的石料，在豬肝色和綠色石層中顯出白紋)，刻制石硯出售。
民間傳說
光緒末年，巴中魏喜先、魏禮先來廣隨叔學藝，後在縣城北街(今市中區幼稚園南)開設“老鐵筆齋”，因料設計，雕刻成帶有山水、人物、花鳥、禽獸的石屏、硯台、筆筒、花缽、魚缸、石瓶等工藝品。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監察院長、書法家於佑任路過廣元，見魏氏所刻“蘇武牧羊”硯台，十分稱讚。新中國成立後，石刻社藝人在廣元縣城東山辦石刻社，繼承發展石刻術，生產高雕鏤空的“飛龍”石硯、“梅花”筆筒，玲瓏剔透的“松鶴”花瓶、“荷花”魚缽，以民間傳說、山水景色為題材的“嫦娥奔月”、“劍門雄關”石屏。產品曾參加歷屆省和全國工美術展覽。1956年全國工藝美術代表會上，朱德委員長曾親切接見魏禮先等藝人併合留念。1978年起，部分精品被選送到日本、香港、加拿大、美國、蓋亞那展出．1979年石刻老藝人張禮榮出席全國工藝美術設計製作人員代表會，在北京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
石刻第四代傳人
陋室中“藏龍臥鳳”
廣元城中心東山西側的半山腰，有一座青瓦木檐的小院落。蜚聲中外的廣元白花石刻第四代傳人劉玉瓊和她的兩個弟子就生活工作在這裡。
一張厚實的大木桌旁，一個壯小伙正擺弄著四五塊嶙峋山石。他是白花石刻第四代傳人劉玉瓊的弟子唐駿，從18歲跟師學藝已有16年。
記者參觀了唐駿和師傅劉玉瓊雕刻的部分作品。真沒想到，呼之欲出的龍、鳳，振翅欲飛的仙鶴、喜鵲就是在這些粗糙的石塊和簡陋的環境中一刀一鏨打造出來的。
文化傳承後繼乏人
在30年的從藝生涯中，劉玉瓊的許多作品在全國獲獎、被人收藏。 劉玉瓊告訴記者，白花石刻始於清鹹豐年間，當時廣元的民間藝人採集毗鄰陝西一帶白花石刻制石硯。白花石刻的第四代傳人，僅剩劉玉瓊一個，她門下只有一男一女兩個徒弟。
由於長期手工勞作，劉玉瓊的視力減退，雙手骨關節腫大，究竟還能在這條路上走多久，她也說不清。
原料地濫采嚴重
除後繼乏人外，困擾白花石刻發展的第二個因素是原料。目前探明的原料地僅有一處，位於廣元城北毗鄰陝南的一座大山深處。唐駿說，以前隨師傅進山找料，奔波一個星期，還能選一些中意的石材，但近年來進山半月或一月，都難以採到如意的石料。原因是當地一些百姓受利益驅動，發現了白花石，便用爆破方式大量濫采。這樣毫無節制地採掘，要不了幾年，“白花寶石”將被洗劫一空。此外，一些商人準備大規模機械化開採和製作白花石刻，其工藝流程相對簡單，此舉無疑會將傳統工藝逼進死胡同。
非物質文化遺產
近兩年來，四川省將白花石刻納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範圍，似乎讓劉玉瓊師徒看到了希望，他們希望當地政府對白花石刻原料地實施合理保護，免遭更大的人為破壞。希望壯大白花石刻藝人隊伍，修建白花石刻綜合藝術館，對“廣元白花石刻”進行全面、系統的保存和宣傳，帶動旅遊產業的發展。
相關內容
廣元白花石刻藝人：絕不讓老祖宗留下的寶貴財富失傳
牆壁上地震留下的痕跡清晰可見，裡面傳出一陣陣叮叮噹噹的聲音。近日，筆者走進了位於廣元利州老城區的這間工作室，幾名工人正拿著鋼銼和鑿子專心致志地雕刻著赤白相間的白花石。 這裡是文化部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保護單位、具有百年歷史的白花石刻生產工作室鐵筆齋。廣元白花石刻是中國四大名刻之一，是民間藝人採用純手工鏤空雕刻的方法，製作成千姿百態、栩栩如生的龍鳳、花鳥、蟲魚等文房用品及裝飾物件。由於廣元白花石刻始終堅持純手工製作，雕刻難度大，有很強的實用性和觀賞價值，而成為海內外眾多藏家競相追逐的珍貴藏品。1956年全國工藝美術代表會上，朱德委員長曾親切接見白花石刻藝人魏禮先等併合影留念。1978年起，部分精品被選送到日本、香港、加拿大、美國、蓋亞那展出．1979年石刻老藝人張禮榮出席全國工藝美術設計製作人員代表會，在北京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據悉，四川廣元的白花石刻，已經被國務院批准列入全國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5.12”大地震給鐵筆齋造成了極大的損失。“這次地震我們的損失太大了，原料基地和廠房都被破壞了，估計超過30萬元，還有很多成品在地震中也被損傷了。”白花石刻第五代傳人唐駿師傅神情凝重地說道，“白花石刻到我這都已經上百年了，我自己從事這行業已經20多年了，說實話，現在看到它受到這么大的損失，心裡很難受。”
廣元白花石刻
廣元白花石刻地震後，鐵筆齋不等不靠儘快恢復白花石刻的生產。但要復工卻面臨著兩大難題。首先是原料原料採集困難，白花石非常稀有，並且深藏於大巴山深處，震前都很難開採，地震又造成唯一一個原料基地塌方，大量土石壓蓋在石料上，採料師傅無從下手。其次地震使該作坊的工作室成為了危房，這座工作室是70年代四川省政府為了給白花石刻這一種民間藝術瑰寶提供更好的生產條件而劃撥專款修建的。唐師傅介紹，現在產料基地塌方，原料開採不出來，只能用以前庫存的原料進行生產，但庫存有限。大家計畫組織人力物力去挖土開石，修復原料基地，能否挖到石料，卻還是未知數。目前，員工自籌資金，對工作室進行了加固，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員工工作有心理壓力，每天工作時間也較之地震前減少了一半，白花石刻需要師傅平心靜氣，慢慢打磨，一件作品，往往需要2-3個月的時間。如今大大的延長了作品創作周期。
“不管環境再艱難，我也要堅持工作，哪怕自己節衣縮食，也不等待，為保護這一瀕危的民間藝術瑰寶，儘自己綿薄之力。前幾天，我在電視上看到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第22次總指揮部會議，研究災後恢復重建工作的指導意見。溫總理提出了要注重民族文化遺產的搶救和保護。這讓我看到了希望，國家這么重視我們這些民間工藝，我相信我們能把它發揚光大。”唐師傅樂觀堅定地說，“絕不讓白花石刻在我手中失傳，因為這是我們老祖宗留下的寶貴財富。”
分類
陵墓石刻
中國古代自商周起逐漸形成了一套等級分明的陵寢制度陵墓石刻就是隨
著陵寢制度和喪葬習俗的發展而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陵墓石刻大致分為兩類地下和地上石刻。地下石刻為墓室內實用性和裝飾性石刻如漢代的畫像石即作為墓室構件嵌置於墓門及四壁上面刻有內容豐富的各種圖畫。還有石棺、石槨等葬具除了本身具有藝術性的造型外還刻有各種圖案裝飾。這些畫像石及各種刻飾多採用減地平雕及線刻的手法鐫刻精美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及裝飾效果。
地上石刻主要是陵園、墓葬前的儀衛性和紀念性石刻。儀衛性石刻是在陵墓前神道兩側按一定的規制置放的石人、石獸等起著保衛及儀仗作用紀念性石刻則是為了紀念某個事件而專門雕刻的如唐太宗昭陵墓前雕刻的“昭陵六駿”等。這些石刻體量碩大造型生動威嚴肅穆。
宗教石刻
關的雕刻以佛教石刻為主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後其傳播形式除了經典文字外“以像設教”的藝術形式更易於被人們接受、膜拜南北朝以降造像之風盛行。本館收藏有大量北魏至隋唐的佛教造像及道教造像其中北朝時期的多為造像及造像碑以開龕造像、浮雕為主：隋唐的寺廟造像多為單體圓雕。這些造像種類較多雕刻精美時代特色鮮明反映了佛教造像由外來形式向中國風格的演變過程。
其他石刻
中國古代石刻除上述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外還有很多實用性石刻。如宮殿、門闕、牌坊橋樑寺廟等各種建築構件及一些實用性石刻如石燈石函、石鎮、碑首、栓馬樁等這些石刻上也多有精美的雕刻。古代匠師們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將實用性和藝術性巧妙地結合起來其中不乏石刻藝術中的珍品。
起源
所建。“茹雍妃在查拉魯甫雕刻大梵天等佛像，當時鹽價已上漲了八十倍之多，工匠雕刻時每產生一升的岩粉，其報酬即是給鹽一升，在岩壁上雕鑿出石窟經堂等等，歷時十三年完成。”
藥王山摩崖石刻
這種支提式窟的形式曾流行於北魏和隋唐時期，唐代以後就不多見了。但在藥王山，現在仍然可以實地看到的這種石窟風格，也可以印證此石窟的開鑿時間和史料記載基本是比較吻合的。由此可見，通過對查拉魯甫石窟造像的考察可以斷定，藥王山摩崖的開鑿從吐蕃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從此推斷，也就是說早在吐蕃王朝的前期，藥王山就已經開始了佛造像的雕刻工作。
在五世達賴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記》中也有這樣一段記載與石刻有關的資料，大致內容是：“藏王親眼看見那裡有自然顯現的六字真言，他當即沐浴淨身虔誠祈禱
在以後千餘年的歷史演變中，隨著西藏地方社會的發展，特別是佛教信仰的深化和普及，陸續有造像、刻字活動，不斷有各種新的作品增刻在山上，大者數丈，小者不足方寸。
石鼓文
唐代初年，在天興(今鳳翔)三峙原發現了10個鼓形石，上面各刻著四言詩一首，共六百多字，人們叫它“石鼓文”。石鼓文的發現引起了唐代文人的極大興趣，很多人都進行了研究，杜甫、韓愈、韋應物等人作詩題詠。其拓片也流傳於世，為歷代所珍視。因為詩的內容主要寫秦國國君的遊獵活動，所以也稱為“獵碣”。
石鼓文是中國最早的石刻文字，書體為秦大篆，歷代評價甚高。它結構和諧，雋美秀麗，被視為大篆“經典”之極品。其年代唐代人以為是周文王或周宣王時，宋人提出是秦始皇以前之物。經近代和現代學者考證，認定是秦國刻石，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獻公之說。
石刻之最
最早的石刻醫學論著《褚氏遺書》
界域石刻
中國最早的石刻醫學論著是南齊.褚澄
（公元？-483年）所撰的《褚氏遺書》（一卷）。
該書始著錄於《宋史.藝文志》。根據後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蕭淵序所記載，《褚氏遺書》是在唐末黃巢起義時發現的石刻碑文。全書分十篇，即受形、本氣、平脈、津潤、分體、精血、除疾、審微、辨書、問子，總計二千六百二十字。內容豐富，具有真知灼見。《四庫全書提要》評論說：“其書於《靈樞》、《素問》之理頗有發明”，在許多方面“發前人所未發”，“猶千古之龜鑑”。《褚氏遺書》最早論述了陰陽之氣的發生時間、部位和循行路線。如《本氣》篇說：“天地之氣，周於一年；人身之氣，周於一日。”並且用一日中不同時辰來說明 陰陽之氣的流行情況：“人身陽氣，以子中自左足而上，循左股、左手指、左臂、左腦，橫過右腦、石肩、石臂手指、助、足，則又入子中矣；陰氣以午中自右手心 通右肩、右臂，橫過左肩、左臂、左肋、左足、外腎、右足、右肋，則入午中矣。”《靈樞.營衛生會篇》有依太陽運行周天度數把營衛之氣分為晝夜各行陰陽二十五度的論述，但尚沒有明確陰陽之氣的發生時間、部位、循行路線，歷代醫籍也未見記載。
在中國醫學史上，本書最早提出了關於男女胚胎形成的理論。《受形》篇說：“男女之合，二情交和，陰血先至，陽精後沖，血開裹精，精入為骨，而男形成矣；陽 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這種理論雖然源於《易經》而見諸醫籍者，當首推此。本篇中還提出了由於“陰陽均至”形成“非男非女 之身”的理論，這不僅在中國醫學史上是最早的，而且在世界醫學史上也是最早的。 中國最早的界域石刻——西漢琅琊界碑
坡岩體上。
蘇馬灣界石1999年發現。刻面石寬2．15米、高0.85米，文12行，60個字刻文為豎字，隸體帶豢意，內容為“東海郡朐與琅琊郡櫃為界，因諸山以南屬朐，水以北屬櫃。西直況其，朐與櫃分高陌為界。東各承無極。始建國四年四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出造”。“始建國”為王莽時期的年號始建國四年為公元12年。據此推斷，此刻石距今已有1989年，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最早的星數最多的石刻天文圖
石刻天文圖
蘇州石刻天文圖，是中國和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星數最多的石刻天文圖。
間（公元1078-1085年）的觀測結果，由黃裳於南宋光宗元年（公元1190年）繪圖，王致遠於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刻制而成的。
蘇州石刻天文圖以北天極為圓心，刻畫出三個同心圓。圖中外圓是南天星可見的界限，包括赤道以南約55度以內的恆星；中圓是天赤道，直徑為52.5厘米；永不下落的常見星用直徑為19.9厘米的小圓（即上規）界開；黃道與赤道斜交，交角約24度，並按二十八宿距星之間的距離（赤經差）從天極引出寬窄不同的經線，每條經線的端點處注有二十八宿的宿度。再外邊還有兩個比較接近的圓圈，圈內交叉刻寫著十二次、十二辰及州國分野各十二個名稱。全圖共有星1440餘顆。圖中銀河清晰，河漢分叉，刻畫細緻。
蘇州石刻天文圖是北宋時代天文學家們認識和記錄星象的智慧結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天文學的發展水平。該圖為了解古代星區劃分和論證現代恆星，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 中國最早的官定石刻經本——《熹平石經》
殘石
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後，西漢中後期，儒學大師主要針對封建社會各項制度不完備的現實，闡發儒家經典的微言大義，參與國家政治建設。東漢以降，隨著封建政治的成熟，儒學研究日益細緻化、學術化，研究古文經學蔚然成風。古文經學家注重文字的訓詁與考證，隨著他們對古文字研究的深入，從而使規範經書文字成為可能。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議郎蔡邕、張訓等上書要求正訂六經文字。皇帝批准後，蔡邕、張訓等將《周易》、
參與者們對漢代通行的經學流派經書文本進行參驗比勘後，擇善而從，確定了經書的標準文字；再由多才多藝的蔡邕筆蘸硃砂，用漂亮的八分書———隸書在碑石上寫好經文；最後工匠依文鐫刻。工程從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起至光和六年（公元183）止，歷時九年，共刻石碑46座，全部碑文約20萬字。這部石經因刻於熹平年間，又只有隸書一種字型，故稱《漢石經》、《熹平石經》或《一字石經》。
熹平石經竣工後，立於當時都城洛陽城南太學門外，碑石均為長方形，約高1丈、寬4尺。碑頂以瓦屋覆蓋，碑下有座。每碑雙面刻文，經文自右向左直下書刻。這項由最高統治者欽定、規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當時引起極強的轟動。《後漢書·蔡邕傳》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其盛況可見一斑。
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燒毀洛陽宮廟，石經開始被損壞。根據《隋書·經籍志》的記載：北齊高澄時將石碑從洛陽遷往鄴都，結果在半路上掉到水里，運到鄴都的還不到一半。隋朝開皇年間，又從鄴運往長安，但由於隋官府不重視，營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到唐貞觀年間，魏徵去拯救這些文化瑰寶時，已是十不存一。以後就僅剩些拓片和零星出土的碎石殘片。現在只能在博物館看到為數不多的珍貴的殘石拓片。
規模浩大、氣勢宏偉的熹平石經，是東漢時期尊崇儒學、古文經學發達、碑刻盛行等歷史因素的結晶。它作為我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家經典石刻本，對校對版本、規範文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也拉開了歷史上以多部經典文獻為內容的大規模刻石的序幕，自此以後，陸續出現了《三體石經》、《唐開成石經》、《蜀石經》等；不僅如此，它精美的字型、嚴謹的結構也是研究漢代書法史的重要資料。 中國最早的石刻連環畫——《聖跡圖》
最早的東漢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
碑文中的52個隸書字，字跡清晰，字形方中帶圓，雄渾古樸。1900多年的東漢“何君閣道碑”，石碑完好無缺，52個隸書字清晰、雄渾。這是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東漢摩崖石刻，其記載極有可能改變人們對“南絲綢之路”路線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