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現代經濟學
- 外文名：economics
- 來源於：希臘語
- 意思為：“管理一個家庭的人”
- 色諾芬：《經濟論》
學科介紹,起源,發展進程,重商主義,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範圍,學科分析,視角,參照系,分析工具,模型,案例,資源配置機制,企業問題,政府行為,
學科介紹
現代經濟學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和開放是二十多年來推動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在中國發生根本性變化的直接力量。20年來，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市場經濟體系正在全面建立。伴隨著這一過程，現代經濟學科的各個分支領域逐步被介紹到中國，並在高校講授。今天，隨著加入世貿組織，我國經濟必然要全方位地與國際接軌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經濟改革和開放也將上一個新的階梯。這一大趨勢呼喚著我們的經濟學學科要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與現代經濟學接軌。為此，比較完整和準確地理解什麼是現代經濟學就恰逢其時。
起源
古希臘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主要貢獻中，有色諾芬的《經濟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論和亞里士多德關於商品交換與貨幣的學說。色諾芬的《經濟論》，論述奴隸主如何管理家庭農莊，如何使具有使用價值的財富得以增加。色諾芬十分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希臘自由民的最好職業，這對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和以後法國重農學派都有影響。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從人性論、從國家組織原理，以及從使用價值的生產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分工是出於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這個社會分工學說，縱然旨在為他構想的奴隸主理想國提供理論根據，但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提出了一個理論分析。這種分析與中國古代管仲的“四民分業”論和孟軻的農耕與百業、勞心與勞力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理論，基本上是一致的。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與《倫理學》兩書中有關經濟思想方面的貢獻，不僅在於他指出了每種物品都有兩種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與其他物品相交換，而且說明了商品交換的歷史發展和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職能，指出貨幣對一切商品起著一種等同關係即等價關係的作用，從而成為最早分析商品價值形態和貨幣性質的學者。但是他對追求貨幣財富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都從公正原則出發持否定態度。
19世紀末期，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演變，即更傾向於對經濟現象的論證，而不注重國家政策的分析，有些經濟學家改變了政治經濟學這個名稱。英國經濟學家W.S.傑文斯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1879年第二版序言中，明確提出應當用“經濟學”代替“政治經濟學”，認為單一詞比雙合詞更為簡單明確；去掉“政治”一詞，也更符合於學科研究的對象和主旨。1890年A.馬歇爾出版了他的《經濟學原理》，從書名上改變了長期使用的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名稱。到20世紀，在西方國家，經濟學這一名稱就逐漸代替了政治經濟學。
發展進程
隨著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相應地出現和形成了經濟學。
重商主義
16～17世紀西歐商業的興起和發展，促使自然經濟瓦解，國內市場統一，並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外貿易的擴張積累了大量資金，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正是在這一時期產生了重商主義思想。重商主義原指國家為獲取貨幣財富而採取的政策。16世紀末以後，在英、法兩國出現了不少宣揚重商主義思想的著作。重商主義重視金銀貨幣的積累，把金銀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認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過出超才能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因此，主張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對外貿易。但是重商主義的研究只限於流通過程，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
古典經濟學
17世紀中葉以後，首先在英國，然後在法國，工場手工業逐漸發展成為工業生產的主要形式。重商主義已經不適應日益壯大的產業的要求，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等主張的缺陷日益暴露。並且，重商主義用不創造價值的流通領域來解釋財富，這種財富觀是不科學的。這種時代背景要求從理論上說明怎樣使國民財富迅速增長，探討財富生產和分配的規律。由此，產生了由流通過程進入生產過程研究的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的先驅是英國的W.配第和法國的P.布阿吉爾貝爾。配第的主要貢獻在於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基本觀點，並在此基礎上初步考察了工資、地租、利息等範疇。布阿吉爾貝爾指出，流通過程不創造財富，並認為只有農業和畜牧業才是財富的源泉。
古典經濟學
古典經濟學在19世紀初發展到頂峰的同時，也開始著它的實證化過程。人們普遍認為法國經濟學家J.-B.薩伊和英國經濟學家T.R.馬爾薩斯是古典經濟學走向實證的創始者。薩伊摒棄了勞動價值論，發展了斯密的三種收入決定交換價值的科學觀點；他還從效用價值論出發，轉到生產費用論，進而建立三位一體公式的分配論。他還提出“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市場法則，根本否認經濟存在供求脫節和普遍生產過剩的可能性，是為“薩伊定律”。馬爾薩斯在將斯密學說進一步科學化的同時，同李嘉圖進行激烈論爭，他抓住李嘉圖在價值論上無法解決的難題進行批判，並否定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和關於利潤來源的學說。詹姆斯·密爾和J.R.麥克庫洛赫則是斯密和李嘉圖的信徒，採用注釋和通俗化的形式進一步發展古典經濟學。約翰·穆勒成功構建起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完整理論體系，但詹姆斯·密爾和麥克庫洛赫對勞動價值論的庸俗化解釋卻使得他所屬的李嘉圖學派走進了死胡同。
新古典經濟學
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的經濟學
研究範圍
現代經濟學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已經擴展到經濟問題的幾乎所有領域。我們從當前國際經濟學界的一些熱門研究課題便可見一斑，比如，公司內部組織結構的設計、經濟政策的形成與政治利益集團的關係、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演變的關係、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對經濟行為的作用、收入分配如何影響效率等等。
下面舉兩個例子來具體說明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圍正在迅速擴充。
第一個例子有關公司金融學（corporate finance）內容的大幅度擴展。在50年代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之後的二十多年裡，公司金融學中的主要內容——公司融資結構的確定——不外乎是取決於公司和個人的不同稅率以及公司破產（包括瀕臨破產）成本。直到70年代中，詹森和梅克林從公司經理的激勵問題出發來研究公司股權和債權的結構問題，使得公司金融學的理論有了新的發展方向。這一方向性轉變的核心是經濟學超越傳統上只研究市場的局限，把公司作為一種非市場的組織來進行研究。由此便引出一系列新的問題，比如代理人問題，激勵機制問題，公司治理結構問題，等等。在研究這些問題時，信息與契約理論就成為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到了80年代中，格羅斯曼、哈特和穆爾又進一步運用不完全契約理論這一新的分析工具來研究公司融資和治理結構問題，取得了理論上的新突破。在經驗實證方面，施萊佛（Andrei Shleifer）和維什尼（Robert Vishny）在八九十年代對公司的融資結構、經理行為和公司業績之間的關係做了大量的研究，對實際中的公司治理結構提供了不少經驗實證論據比如，他們發現，現實中重要的代理人問題並不是簡單地發生在股東和經理之間，而是在於大股東夥同經理一起侵犯小股東們的利益。90年代末，他們及其合作者又進一步從經驗數據中比較世界各國的法律體系，研究各國公司法和證券法在保護小股東方面的差別，並由此確定法律對公司融資的影響。他們正在比較法庭裁決和行政監管這兩種執行規則的方式在維護金融市場有效運作中的利弊。由此看出，近20年來，公司金融學深受個體經濟學發展的影響，其內容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第二個例子是現代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ics）作為經濟學中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正在興起。新古典經濟學為了集中探討市場的資源配置問題，撇開了一切對政治因素的考慮。但是人們在實際中發現，脫離政治因素是無法解釋許多經濟行為和現象的，特別是那些明顯低效率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比如，經濟學理論早已論證了關稅保護的低效率性，但是許多國家仍然高築關稅壁壘。經濟學家們很清楚通貨膨脹對巨觀經濟造成不穩定的危害性，但是不少國家的巨觀穩定政策卻不斷被拖延。經濟體制的改革、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經常出現的放慢、停滯甚至倒退，都很難從經濟效率角度來理解。於是，經濟學家們把政治因素引入他們的經濟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治經濟學或稱現代政治經濟學至少在兩點上不同於以往的政治經濟學。第一，它的出發點不是“規範的”（normative），即研究“應該怎樣”，而是“實證的”（positive），即先研究“是怎樣”。具體地說，它的研究目的是為了理解在現實社會中政治對經濟的影響，特別是政府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改革決定的形成和實施。第二，它的分析方法就是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具體地說，它是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內引入政治因素的。
學科分析
我們把近半個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在當今世界上被認可為主流的經濟學稱為現代經濟學。[2]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經濟行為和現象的社會科學。現代經濟學以研究市場經濟中的行為和現象為核心內容，而市場經濟已被證明是唯一可持續的經濟體制。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無地域和國別區分的。“某國經濟學”並不是一門獨立學科，也不存在“西方經濟學”與“東方經濟學”或“美國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的概念。然而，這樣說並不排斥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來研究特定地區在特定時間內的經濟行為和現象；實際上，做研究時必須要考慮到某地某時的具體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環境條件。
現代經濟學代表了一種研究經濟行為和現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為理論分析框架，它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或基準點(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現代經濟學理論的訓練，是從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也需要懂得這三個部分。
視角
首先，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從實際出發的看問題的角度，或叫“視角”。這些視角指導我們避開細枝末節，把注意力引向關鍵的、核心的問題。經濟學家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於三項基本假設：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不論是消費者、經營者還是工人、農民，在做經濟決策時出發點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資源限度內和現有的技術和制度條件下，他們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現代經濟學的視角看問題，消費者想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企業家想賺取利潤，都是很自然的。[3]從這樣的出發點開始，經濟學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種間接機制（比如價格、激勵）對經濟人行為的影響，並以“均衡”、“效率”作為分析的著眼點。經濟學家探討個人在自利動機的驅動下，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互相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並且評估在此狀態下是否有可能在沒有參與者受損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這種視角分析問題不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會得出出人意表，卻實際上合乎情理邏輯的結論，所以我們會聽到人們驚嘆：“我怎么沒有想到?”經濟學的這些視角起初是研究純粹的經濟行為的，後來被延伸到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研究諸如選舉、政體、家庭、婚姻等問題。
參照系
第二，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多個“參照系”或“基準點”。這些參照系本身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它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於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論中的阿羅－德布羅定理(Arrow-Debreu Theorem)([3], [7])，產權理論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6])，和公司金融理論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17])都被經濟學家用作他們分析的基準點。一般均衡理論的奠基人之一的阿羅(Kenneth Arrow)曾經說過：一般均衡理論中有五個假定，每一個假定可能都有五種不同的原因與現實不符，但是這一理論提供了最有用的經濟學理論之一。他的意思是這一理論提供了有用的參照系，就像無摩擦狀態中的力學定理一樣，儘管無摩擦假定顯然是不現實的。把這些基本定理定位於參照系有助於澄清兩種常見的誤解：一種是以為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現實世界，因此將它們到處套用。卻不知在通常情況下它們是用來作進一步分析的參照系，與現實的距離因地而異。另一種是因為觀察到這些定理與現實的差距而認為它們都是胡言亂語，因此認為毫無所用。卻不知它們本身的價值並非直接解釋現實，而是為解釋現實的進一步理論提供參照系。
參照系的建立對任何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都極為重要，經濟學也不例外。我在哈佛大學做博士生的時候，韋茨曼(Martin Weitzman)教授問我，受過現代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和沒有經過這種訓練的經濟學家究竟有什麼區別？他研究比較經濟制度，經常去蘇聯訪問，問這個問題是從與蘇聯經濟學家交往中有感而發。韋茨曼的回答是，受過現代經濟學系統訓練的經濟學家的頭腦中總有幾個參照系，這樣，分析經濟問題時就有一致性，不會零敲碎打，就事論事。比如討論資源配置和價格問題時，充分競爭下的一般均衡理論就是一個參照系；討論產權和法的作用時，科斯定理就是一個參照系。我們常見到，一些記者洞察力很強，有經濟頭腦，寫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們與受過現代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的不同之處往往是因沒有參照系而會顯得分析缺乏主線和深度。
分析工具
第三，現代經濟學提供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它們多是各種圖象模型和數學模型。這種工具的力量在於用較為簡明的圖象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試舉幾例說明。第一例是供需曲線圖象模型，它以數量和價格分別為橫、縱軸，提供了一個非常方便和多樣化的分析工具。起初，經濟學家用這一工具來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場資源配置問題，後來又用它來分析政府干預市場的政策效果。不僅可用它來研究市場扭曲問題，也可用它來研究市場失靈問題和收入分配的福利分析等問題。第二例是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的重疊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25])。這一模型考慮到人生命的有限性和代際之間的市場的不完備性，因此成為研究經濟成長、政府財政政策、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有用的分析工具。第三例是格羅斯曼(Sanford Grossman)、哈特(Oliver Hart)和穆爾(John Moore)的所有權－控制權模型([11], [12])。它是分析控制權的配置對激勵和對信息獲得的影響，以及對公司治理結構的作用非常有效的工具。第四例是拉豐(Jean-Jacques Laffont)和梯若(Jean Tirole)的非對稱信息模型([16])。它用來分析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配置效率”和“信息租金”之間存在的利弊得失交換。這一工具被用來分析組織內部的共謀問題，政府的行業規制（比如電信業）問題，以及集權和分權的利弊問題。第五例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迪布維格(Philip Dybvig)的銀行擠兌模型([8])。這一模型的主要特徵是多重均衡點，除了好的均衡以外，還有類似於“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壞的均衡點：因為別人去擠兌，所以我也要擠兌。這一模型對研究金融危機和金融體制的脆弱性這類問題很有用。以上五個例子中的模型都被後來的經濟學家廣泛用來作為分析工具，並被證明是極其有用的。
這三部分合在一起便構成了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這是一個人受現代經濟學理論訓練時所接受的核心內容，也是理解現代經濟學的關鍵所在。現代經濟學提供的這種由視角、參照系和分析工具構成的分析框架是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現代經濟學並不是一些新鮮的經濟學名詞和概念的匯集，經濟學家的工作也不是任意套用這些名詞和概念，而是運用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來解釋和理解經濟行為和現象。
上述的經濟學分析框架是當代在世界範圍內唯一被經濟學家們廣泛接受的經濟學範式。在這方面，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不同。比如，社會學中沒有一個主導性的範式。多元化雖然可貴，但由於缺乏一致的分析框架，學科的發展會大受局限。政治學的現狀則介於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雖然政治學有明顯的朝經濟學方向發展的趨勢，比如，“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學派運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學的問題，其影響正在迅速上升，但它在政治學中還不是唯一的範式。現代經濟學趨同於一種範式，有利亦有弊，但到為止，經濟學從中的受益遠遠大於損失：正是由於經濟學的這一被廣泛認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經濟學相對於社會學和政治學發展得更快，套用範圍更廣，影響力更大。
模型
另一類是基於“利益集團”（interest group）競爭從而影響經濟政策決定的模型。在這類模型中，不同利益集團動用可支配的資源遊說、影響甚至賄賂政治家，而政治家的決策確定經濟政策。這兩類模型以不同方式引入政治運作機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經濟決策確定的原因。
布萊克（Duncan Black）早在50年代末證明的“中位選舉人定理”（the median voter theorem）為選舉模型做出了奠基性貢獻。而奧爾森（Mansur Olson）在60年代中出版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可稱為利益集團模型的開山之作。但是直到八九十年代，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才突飛猛進，並在經濟學科中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領域。剛剛出版的的兩本新書：一本由珀森（Torsten Persson）和塔貝里尼（GuidoTabellini）合著，另一本由格羅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爾普曼（Elhanan Helpman）合著，集中體現了現代政治經濟學在這期間的新進展。
案例
下面從市場、企業和政府這三個不斷深入的改革層面來具體說明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
資源配置機制
第一個例子是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問題，它是改革中“計畫”與“市場”之爭中的基本問題。現代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是關於市場價格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最基本的理論參照系。這一理論讓我們理解為什麼不受管制的價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並在市場經濟中起到調節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麼情況下個人的自利經濟行為通過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可以達到社會的經濟效率。它對於以市場取代計畫，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論意義。無論是評估以往改革的路徑和的改革措施，還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議，凡是探討資源配置問題，這一理論都是討論的基礎。我國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嘗試，由於缺乏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認知，單純強調行政性放權，結果導致改革嘗試的失敗。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論被介紹到中國，市場價格和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改革者們關注的焦點。但是，即使在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已經確立之後的今天，各種扭曲價格、限制競爭、抑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層出不窮。診斷這些政策的後果、提出改進的方法，都離不開基於一般均衡理論的分析。這一例子說明了現代經濟學中那些看上去儘管很抽象和不現實的理論參照系，在研究中國的改革時卻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企業問題
第二個例子是90年代成為中國深層次改革熱點問題的企業問題。一般均衡理論是關於價格的理論，不是關於企業的理論。7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和90年代，隨著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契約理論的發展，現代經濟學對企業的產權、所有權和治理結構問題的研究有了突破。現代的企業理論以激勵問題為出發點展開對企業內部經理層、大小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衝突和調節機制的分析，而基於這一理論的實證研究發現了很多現實中的公司治理結構的規律。這些現代經濟學中正在蓬勃發展的理論和實證結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及時地介紹到中國，對於研究中國的企業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中國的企業改革方向是同發達經濟中的現代公司模式接軌，所以現代經濟學對發達經濟中公司的研究有助於在比較中發現中國企業改革中的問題，並提出具有遠見的政策性建議。另一方面，考慮到轉軌中的企業與成熟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在自身特性和所處環境上的重大差別，而這些差別又不易在短期內消除，已有企業理論中的現成結論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為它們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業問題的本質。運用這些工具，對已有的模型做出修改，加入特殊的歷史和制度因素（比如企業所有者不全是私人，產權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契約和法律無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執行），就會得出既符合中國現實又有分析深度的結果。這樣就可把對轉軌中的企業的研究提到一個新的高度，並對症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政策性建議。這一例子說明了現代經濟學中那些關於成熟市場經濟的研究結果，對研究中國的改革或可被直接套用，或可被修改和發展後運用。
政府行為
第三個例子是轉軌過程中政府的行為及對經濟影響的問題。這是較前兩例――市場和企業――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因為政府的行為對市場功能的發揮和企業活力的展現都有著基本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不同於前兩例的是，現代經濟學對政府的經濟行為的研究相對有限，遠不如對市場的資源分配和企業問題的研究那樣深入和成熟。根本原因是發達的市場經濟以法治為基礎，政府的任意行為受到法律約束，使得它不易侵犯產權和限制企業的自由組建和發展，而政府的主要經濟職責是提供公共品，如基礎教育和公共衛生服務。而轉軌經濟和發展中經濟的情況非常不同：通過建立法治來約束政府行為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實現。在完善法治之前，政府的行為，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對經濟影響最大和最突出的方面還不在於提供傳統的公共品，而在於政府對待本地新興非國有企業的行為是“養雞生蛋”還是“殺雞取卵”，這往往決定了某地經濟活力的程度。哪些因素決定地方政府的行為並進而決定地方經濟的衰盛無疑是轉軌經濟提出的新問題，而現代經濟學並沒有現成的答案。但是，現代經濟學提供了有用的視角，即地方政府官員同其他經濟人一樣其行為與所提供的激勵緊密相關。同時，現代經濟學在研究其他問題時發展出來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借用，比如，研究企業組織內部管理中的集權、分權利弊的模型可以被用來研究政府組織內部中央與地方政府權力配置關係，以及它如何影響地方政府的激勵和行為這一問題。因此，我們可以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來評估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並進而解釋在轉軌過程中各地甚至各國經濟表現的不同。
用這樣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國在80年代實行的中央向地方放權和財政包乾制對地方政府行為和它們所管轄的地方經濟的影響。一方面，眾所周知，財政包乾制加劇地方保護主義，伴隨中央財政收入下降等問題。但另一方面，它給予地方政府很高的邊際財政留成率。實證研究發現，在實行財政包乾制期間，地方政府的邊際財政留成率越高，其財政激勵就越高，它們的自身利益與本地的經濟繁榮就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它們表現出更願意幫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殺本地有活力的非國有經濟，結果本地的非國有經濟發展越快。這與90年代俄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由於俄國的地方政府的財稅收入與本地的經濟發展幾乎不掛鈎，地方政府沒有財政激勵發展本地區經濟，相反卻不斷騷擾、掠奪新興的私有經濟。俄國地方政府的這一行為被認為是阻礙新興私有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4]
這一例子說明了即使是研究那些中國改革中特有的問題，也可以借用現代經濟學中為研究其他問題而發展出來的分析工具。反過來，不僅轉軌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狀為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有意思的素材和經驗數據，而且運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轉軌和中國改革還豐富和發展了現代經濟學。由於政府行為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是轉軌經濟中最突出的和最受關注的問題，也是經濟發展中帶有普遍性的深層次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自然而然地成為來轉軌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內容。而轉軌經濟學的這一研究也影響和刺激了經濟學其他領域的研究。它對發展經濟學有直接的影響——畢竟在制度環境方面發展中經濟與轉軌經濟有相似之處——比如推動了研究政府行為與民營經濟發展的關係。它還引發了90年代形成的一些新的經濟學（包括金融）的研究熱點，比如比較世界範圍內（包括已開發國家）的財政體制、法律體系和金融監管體制並分析它們對政府行為、企業融資和經濟表現的影響，而這些都不是以往研究的焦點。由此看出，對轉軌經濟和對中國改革的研究的確也會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作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