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父子性剛
- 創作年代：明代
- 作品出處：《廣笑府》
- 文學體裁：文言文
- 作者：馮夢龍
原文,注釋,譯文,寓意,作者簡介,人物生平,主要作品,
原文
有父子俱性剛不肯讓人者。一日，父留客飲，遣子入城市肉。子取肉回，將出城門，值一人對面而來，各不相讓，遂挺立良久。父尋至見之，謂子曰："汝姑持肉回陪客飯（飲），待我與他對立在此！"
------選自明代馮夢龍《廣笑府》
注釋
俱：都
遣:派
市:買
值:適逢，恰好碰上，遇到
遂：於是
良久:很久
姑：暫且
至：到
謂...曰:對···說
將:將要
入：進
譯文
有一對父子都性格剛烈，一點都不肯謙讓於人。一天，父親留客人飲酒，派兒子入城買肉。兒子提著肉回家，將要出城門，恰巧一個人面對面走來，兩人不肯相讓，挺著身子面對面地站在那裡，僵持了很久。父親見兒子這么長時間也沒有回來，就去尋找，看到這種情景，就對兒子說："你暫且帶著肉回去陪客人飲酒，等我跟他在這裡對站著！"
寓意
人與人之間，磕磕碰碰總是難免的。相互諒解，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時風平浪靜；倘若使氣鬥狠，對誰也沒有好處。
"子入城市肉"不能及時回家的原因是：將出城門，值一人對面而來，各不相讓，遂挺立良久。
《父子性剛》告訴我們做人的道理：為人不能倔強固執，使氣鬥狠；要學會謙讓諒解，要有寬大的胸懷。
這則故事諷刺了那些不懂得謙讓、氣量狹小、凡事斤斤計較的人。
作者簡介
馮夢龍（1574－1646），明代文學家，思想家，戲曲家。字猶龍，又字子猶，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顧曲散人、吳下詞奴、姑蘇詞奴、前周柱史等。漢族，南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兄夢桂，善畫。弟夢熊，太學生，曾從馮夢龍治《春秋》，有詩傳世。他們兄弟三人並稱“吳下三馮”。
他的作品比較強調感情和行為，最有名的作品為《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合稱“三言”。三言與明代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合稱“三言兩拍”，是中國白話短篇小說的經典代表。馮夢龍以其對小說、戲曲、民歌、笑話等通俗文學的創作、蒐集、整理、編輯，為我國文學做出了獨異的貢獻。
人物生平
馮夢龍出生於明後期萬曆二年（1574年），卒於1646年。他生下時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藝復興時期，與之遙相呼應，在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文明的東方大國，也出現了許多離經叛道的思想家、藝術家。李卓吾、湯顯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們驚世駭俗的見解，鮮明的個性特色，卓絕的藝術成就，寫下了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於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順治三年，終年七十三歲。在這一年的前後，有許多很有成就的文學家，如凌濛初（1644年），侯峒曾、黃淳耀、黃道周、吳應箕、夏允彝、祁彪佳、劉宗周（1645年），阮大鉞、王思任（1646年），楊廷樞、陳子龍、夏完淳（1647年）等等，在戰亂中死去。一場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狀態的中國式的文藝復興在異族入侵的鐵蹄下夭折了。
馮夢龍是南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今蘇州）人，生於1574年(明萬曆二年)，出身名門世家，馮氏兄（馮夢桂）弟（馮夢雄）三人被稱為“吳下三馮”。其兄夢桂是畫家，其弟夢雄是太學生，作品均已不傳。馮夢龍除了寫詩文，主要精力在於寫歷史小說和言情小說，他自己的詩集今也不存，但值得慶幸的是由他編纂的三十種著作得以傳世，為中國文化寶庫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寶。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還有《新列國志》、《增補三遂平妖傳》、《古今烈女演義》、《廣笑府》、《智囊》、《古今談概》、《太平廣記鈔》、《情史》、《墨憨齋定本傳奇》，以及許多解經、紀史、採風、修志的著作，而以選編“三言”的影響最大最廣。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廣，數量如此多的著作，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華有關外，也和他一生的經歷密不可分。
馮夢龍從小好讀書，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與封建社會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把主要精力放在誦讀經史以應科舉上。他曾在《麟經指月》一書的《發凡》中回憶道：“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復，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則說他：“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舉道路卻十分坎坷屢試不中，後來在家中著書。因熱戀一個叫侯慧卿的歌妓，對蘇州的茶坊酒樓下層生活頻繁接觸這為他熟悉民間文學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他的《桂枝兒》《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時創作的。
在天下動盪的局勢中，在清兵南下時，他除了對反清積極進行宣傳，刊行《中興偉略》諸書之外，還以七十高齡，親自奔走反清大業。馮夢龍是一位愛國者，在崇禎年間任壽寧知縣時，曾上疏陳述國家衰敗之因。清順治三年（1646年）春憂憤而死，一說被清兵所殺。
在思想上，馮夢龍受李卓吾的影響，敢於衝破傳統觀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為情之范，孰知情為理之維乎？”（《情史》卷一《總評》）強調真摯的情感，反對虛偽的禮教。
在文學上，他重視通俗文學所涵蘊的真摯情感與巨大教化作用。他認為通俗文學為“民間性情之響”，“天地間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敘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的文學主張，表現了衝破禮教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的時代特質。他重視通俗文學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說序》中，認為“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說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這些見解對鄙視通俗文學的論調是一個有力的打擊。
縱覽他的一生，雖有經世治國之志，但他不願受封建道德約束的狂放，他對“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與歌兒妓女的廝混，他對俚詞小說的喜愛等都被理學家們認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羈，而難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長期沉淪下層，或舌耕授徒餬口，或為書賈編輯養家。
馮夢龍所編纂的這些書，從出版學的角度來看，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實用。他的那些記錄當時歷史事件的著作在當時具有很強的新聞性；他的那些解說經書的輔導教材受到習科舉的士子們的歡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細民閱讀的擬話本、長篇說部、小說類書，以及劇本民歌、笑話等有更大的讀者群，為書商帶來了巨大的利潤。這使得馮夢龍的編輯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場經濟下的出版業的特色。在《智囊》一書中，也充分體現了這些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