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菲爾德·斯科特·漢考克(英語:Winfield Scott Hancock,1824年2月14日-1886年2月9日)是已故美國陸軍職業軍官,188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在陸軍服役長達40年,曾經參與美墨戰爭,並且是南北戰爭時的北軍少將,他以1863年親自領軍加入蓋茨堡之役而聞名,被戰友稱為“卓絕的漢考克”。有軍事歷史學家這樣寫道:“在蓋茨堡之役中,沒有其他任何北軍將領能夠像漢考克這樣,只是身處現場就能占據主導地位”。另一位歷史學家寫道:“他的作戰技巧迅速就贏得了對手的欽佩,並稱他是波多馬克軍團的雷霆”:15。內戰後他繼續服役,不但參與了美國南部的軍事重建,還駐守著西部邊疆。
溫菲爾德·斯科特·漢考克(Winfield Scott Hancock1824-1886) 美國職業軍人,他在美陸軍服役了近40年,參加內戰之前的美墨戰爭。同僚們喜歡叫他“上乘的漢考克”("Hancock the Superb"),在葛底斯堡戰役中,他表現卓越,之後由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被稱為“波托馬克軍的霹靂彈”後也曾被提名過總統(1880)。
早年生活和家庭
溫菲爾德·斯科特·漢考克與雙胞胎兄弟希拉蕊·貝克·漢考克(Hilary Baker Hancock)於1824年2月14日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西北方向一個名叫蒙哥馬利廣場(Montgomery Square)的小村莊出生,這裡如今屬蒙哥馬利縣。他們的父母分別叫班傑明·富蘭克林·漢考克(Benjamin Franklin Hancock)和伊莉莎白·霍克斯沃斯·漢考克(Elizabeth Hoxworth Hancock)。溫菲爾德的名字源於1812年戰爭中的知名將領溫菲爾德·斯科特。
漢考克回到東部,為迅速膨脹的北軍承擔軍需工作,並且很快就於1861年9月23日晉升為準將,得以指揮波多馬克軍團的一個步兵旅,其所在師則由威廉·F·“鮑爾迪”·史密斯(William F. "Baldy" Smith)統領。1862年半島戰役期間,他因在威廉斯堡之戰中領軍發動了關鍵性的反擊戰而贏得綽號“卓絕”(Superb),軍隊司令員喬治·B·麥克萊倫少將向首部哥倫比亞特區發去電報,稱“漢考克今天表現卓絕”,這一綽號也從此留傳下來。不過,麥克萊倫沒有採納漢考克乘勝追擊的建議,邦聯軍隊因此得以不受阻礙地撤離。
由於以色列·理察森(Israel B. Richardson)在“血腥小徑”的可怕戰鬥中受了致命重傷,漢考克因此在安提耶坦之戰期間成為第二兵團第1師的指揮官。漢考克與手下將士戲劇性地沖入戰場,他在部下與敵人間來回奔走。他的部下原以為漢考克會下令針對精疲力竭的南方軍展開反攻,但麥克萊倫已經下令要求他堅守陣地。1862年11月29日,漢考克晉升志願軍少將。一個月後,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之役帶師進攻瑪莉高地,這場攻勢以慘敗告終,自己也腹部受傷。錢斯勒斯維爾戰役期間,他的師掩護約瑟夫·胡克少將撤退,漢考克再度負傷。第二兵團司令員達利斯·考奇(Darius N. Couch)因對胡克在戰鬥中的行動不滿而離開了波多馬克軍團,漢考克因此接過第二兵團指揮權,並且一直擔任這一職務至戰爭結束前不久。
蓋茨堡之役
1863年7月1到3日,漢考克以第二兵團新任指揮官的身份領軍加入蓋茨堡之役,這也是他軍旅生涯中最知名的一場戰事。7月1日早上,漢考克的朋友約翰·F·雷諾茲少將在戰場上喪生,波多馬克軍團新任司令官喬治·米德少將派漢考克進入戰場指揮實戰並對戰局作出評估。漢考克因此成為軍隊“左翼”的臨時司令員,由第一兵團、第三兵團和第十一兵團組成。漢考克當時並非蓋茨堡最資深的北軍軍官,因此這道命令表明米德對他的能力很有信心。第十一兵團指揮官奧利弗·O·霍華德(Oliver O. Howard)比漢考克更加資深,兩人還因米德的這一命令有過短暫爭論,隨著更大規模的邦聯軍力迫使第一和第十一兵團從墓園嶺(Cemetery Hill)撤退,因此漢考克就在這裡組織北軍防線。米德授予他下令軍隊撤退的權力,所以他對北軍堅守陣地、繼續戰鬥的決定有直接責任。
1863年7月2日,漢考克下屬的第二兵團駐紮在墓地脊(Cemetery Ridge),大約是北軍戰線的中部,邦聯軍隊總司令羅伯特·李則從戰線兩端發起進攻。北軍左翼的第三兵團被詹姆斯·隆史崔特中將突破,漢考克派約翰·考德威爾(John C. Caldwell)率領第1師前去增援。由於安布羅斯·鮑威爾·希爾仍在繼續攻擊北軍中部,漢考克加強了防禦並把守各個據點。為了爭取足夠時間組織防禦陣線,他下令明尼蘇達第1志願步兵團向南軍的一個旅發動攻勢,該旅的人數規格達到步兵團的4倍,可謂是自殺式的進攻,全團有87%的人員不死即傷,但事實證明,這個團的犧牲沒有白費,北軍成功組織起了防線,挽救了這天接下來的戰事。
1863年7月3日,漢考克繼續鎮守墓地脊,因此在皮克特衝鋒來襲時首當其衝。邦聯步兵衝鋒前先由火規模的炮火開道,漢考克這時卻非常顯眼地騎在馬背上觀察戰場,並鼓勵手下將士。他的一位下屬對此提出抗議:“將軍,兵團的司令員不應該這樣不顧自己的生命安危。”據稱當時漢考克這樣回答:“有些時候,兵團司令員的生命並不重要”。步兵進攻期間,他曾經的好友路易斯·亞米斯德準將帶領喬治·皮克特少將統領師中的一個旅來犯,亞米斯德在戰鬥中受傷,並於短短兩天后謝世。漢考克也在戰鬥中受了重傷,子彈打穿馬鞍後帶著木料碎片和一顆大彎釘沖入了他的右大腿內部,這導致他無法前去見朋友最後一面。在他人的幫助下,漢考克下了馬,並用止血帶止住流血,然後自己取出了大腿中的馬鞍釘,他還誤以為釘子是敵軍的彈藥,因此不無幽默地挖苦道:“他們都要用這個來當子彈,看來彈藥肯定是捉襟見肘了”。漢考克從下屬亨利·H·賓厄姆(Henry H. Bingham)嘴裡得知亞米斯德受了致命重傷。雖然身上有傷,但他拒絕撤回後方直至戰役結束。在整整三天的戰鬥中,他一直都激勵著手下將士。美國國會之後感謝漢考克的“……勇敢和立功表現,以及在這場偉大的決定性勝利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1824年2月14日,溫福德·斯科特·漢考克(Winfield Scott Hancock)作為雙胞胎中的一員誕生在賓夕法尼亞州蒙哥馬里郡一個傳統軍人家庭。其父斯科特·漢考克在與大英帝國的1812年戰爭中就業已大出風頭,名噪一時的軍隊偶像了。到了1828年,全家搬到了諾斯鎮,之後漢考克也就一直住在了這裡。
到了1861年,內戰爆發了,雖然遠在西部的加利福尼亞州,漢考克同樣不能置身事外,而阿米斯達當然也不例外。漢考克無法背離自己祖國的號召,同樣的阿米斯達也無法去背叛自己的家鄉。雙方在萬般無奈中揮手告別,奔向各自的方向。在離開的前夜,他們一起喝酒唱歌,埃米爾也在一旁彈著鋼琴。"See you in the hell!"互相高呼著分道揚鑣。
到了1863年的蓋茨堡之役,漢考克已經是被公認為北軍中最傑出的軍指揮官,不過由於北軍的官僚作風始終沒有得到更進一步的晉升。7月1日下午,由於南方帕特格瑞將軍所部的猛烈攻擊,北軍被趕出了原有的防線。15點左右,漢考克的第2軍趕到戰場,他立即疏導潰退下來的敗兵,同時命令自己的部隊對追擊的南軍進行逆襲。他先是命令炮兵對南軍正面進行炮擊將其遏制住,接著又讓步兵同時開始從兩側對南軍發動打擊,最終落日時將雙方戰線穩定住,同時保住了北軍的地理優勢。戰役第2日,北軍總司令喬治·戈登·米德命令其駐守北軍的中央防線,這一天愛德華·羅伯特·李將軍力圖突破北軍的兩翼防線所以漢考克也算是度過了較為平靜的一天。一天后也就是7月3日,北軍部分部隊從兩翼撤回中央陣地休整,然而到了上午11點南軍集中了170門火炮突然對南軍陣地發動了內戰史上前所未有大規模的炮火轟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句,如果當時不是漢考克在駐守中央而是換作任何一個另外的在蓋蒂斯堡的其他北軍指揮官可能早就被這種炮火嚇煞了。只過了半個小時,漢考克就組織北軍的火炮進入了炮擊陣地進行了同樣的猛烈反擊,同時將步兵全部疏散隱蔽起來,如同威靈頓當年在滑鐵盧一樣,漢考克讓士兵們全都老老實實地趴在防禦工事後擁抱著大地,南軍的大部分炮彈幾乎都是從他們的頭上飛過去的。米德在期間似乎有些反應遲鈍,遲遲沒有給有對南軍的行動下達任何命令。最後還是漢考克親自找上門去,要求米德將於被炮兵和其他炮兵統統調給他。隨著時間的流逝,由於其他部分增援炮兵趕到,北軍炮兵的火力越來越強。南軍絲毫也無法從炮戰中占到便宜更不要提壓制北軍炮兵了。到了下午2時許,南軍炮兵由於炮管過熱和彈藥的問題不得不中止了炮擊。下午3時,南軍以3個師一萬五千人的兵力,以朗斯特師的皮吉特師為主力,同時從另外兩個卡羅納拉軍里抽調了兩個站力較完整的師,組成了1萬5千人的中央攻擊部隊交由朗斯特將軍指揮。而皮吉特獲得授權前沿指揮這次攻擊,歷史上被稱為"皮吉特衝鋒"。而喬治·皮吉特師里第三旅的指揮官就是漢考克最親密的好友阿米斯達將軍。當南軍們一走出樹林就遭到了北軍炮火的密集打擊,他們不得不走上一英里的路去進攻南軍陣地。北軍把所有火炮從四面八方地砸向在這一大片開闊地行進的南軍三個師。南軍的損失是可以想像的,士兵如同被鐮刀割下的草一般地倒在炮火中。先是遠程榴彈炮,接著又是高速加農炮,當終於接近後還要去翻越一個長長的柵欄的阻擋。之後又遭到了等候多時的北軍步兵槍林彈雨的無情打擊。南軍這時幾乎已經喪失了突破的機會,然而這時阿米斯達將軍率領著其部隊衝過了柵欄,他把軍帽挑在自己的軍刀上,大聲號召:"Who will come with me!?"領著士兵們冒著彈雨硬是衝過了北軍的防禦工事,奪取了炮兵陣地,把弗傑尼亞的軍旗插在了北軍的陣地上。就在這時,北軍狙擊手一槍擊中了阿米斯達。同時漢考克的預備隊也被調了上來,南軍的攻勢成了強弩之末。缺口很快就被添堵了,南軍最後的希望破滅了。而就在漢考克意氣風發之時,一顆南軍狙擊手的子彈射入了他的身體,他頓時被打成重傷翻身落馬。漢考克和他屬下的三個師長
這段時間裡,漢考克還對黃石國家公園的設立作出了貢獻。1870年8月,亨利·沃什伯恩(Henry D. Washburn)將軍計畫探索黃石地區,漢考克命令埃利斯堡第二騎兵隊提供軍事護送。這次探險人稱沃什伯恩-蘭福德-多恩遠征,在公園最終建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負責執行護送任務的是格斯塔夫斯·切尼·唐恩(Gustavus Cheyney Doane)中尉和埃利斯堡的第5騎兵隊。1871年,約翰·W·巴洛(John W. Barlow)上尉在黃石地區探險時將一座山峰正式命名為漢考克峰(Mount Hancock),以感謝將軍當年提供軍事護送的決定,這坐山峰之後也成為黃石公園的南部邊界。
身在紐約期間,漢考克盡了最大努力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1876年民主黨全國大會上,他獲得一些代表支持,但始終沒有對紐約州州長塞繆爾·J·蒂爾登(Samuel J. Tilden)構成威脅,後者在第二輪投票時就以絕對優勢成為總統候選人。共和黨候選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贏得了普選,漢考克也把眼光重新聚集在1880年大選上。1876年的選舉危機以及1877年南方重建的結束讓許多人認為,1880年大選將是民主黨人數十年來鹹魚翻身的最好時機。
1880年大選
民主黨大會
漢考克曾在之前多次民主黨大會上成為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競爭人選,但一直沒能得到多數代表的支持。但到了1880年,他終於時來運轉了。海斯總統已經承諾不會競選連任,民主黨的上屆提名人選蒂爾頓又因身體欠佳謝絕再度參選。與漢考克同台競爭提名的包括托馬斯·A·亨德里克斯、艾倫·瑟曼(Allen G. Thurman)、史蒂芬·詹森·菲爾德(Stephen Johnson Field)和托馬斯·F·貝亞德。漢考克在貨幣問題上保持中立,他在南方又因第40號將軍令而擁有長久的民意支持,這意味著漢考克擁有的全國性支持要超過其他任何一位候選人。1880年6月,民主黨全國大會在辛辛那提召開,漢考克在第一輪投票中就居於領先地位,但得票沒有超過半數。到第二輪投票時,漢考克獲得了所需要的三分之二代表支持,為了報答印第安納州代表在最關鍵的時候投票支持自己,他選擇了該州的威廉·海登·英格利希作為自己的競選搭檔。
漢考克對選舉失敗泰然處之並出席了加菲爾德的就職典禮。大選過後,他繼續坐鎮大西洋戰爭部。1881年,他當選全美步槍協會主席,稱“全美步槍協會的目標是讓武器的使用像革命時期一樣司空見慣,以此增強整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從1878年起直至1886年去世,漢考克都是美國軍事服務機構的分部主管兼首任主席。從1879年起直至去世,他還是退伍軍人組織美國軍令忠誠軍團的統帥。他撰寫的《漢考克少將有關印第安人事務的報告》(Reports of Major General W. S. Hancock upon Indian Affairs)於1867年出版。1885年,漢考克主持了總統格蘭特的葬禮,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在大型公眾場合露面,同年他還回到蓋茨堡舊地重遊,不過沒有大作宣傳。
1886年2月9日,大西洋戰爭部司令員溫菲爾德·斯科特·漢考克少將在加弗納斯島因糖尿病和癰的雙重折磨與世長辭,享年61歲,身後遺骨下葬在賓夕法尼亞州蒙哥馬利縣的蒙哥馬利公墓,這裡距諾里斯敦很近。他的兩個孩子都已於此前去世,不過拉塞爾還有三個孩子。1887年,漢考克的遺孀阿爾米拉出版了《追憶溫菲爾德·斯科特·漢考克》(Reminiscences of Winfield Scott Hancock)。
1893年,共和黨人弗朗西斯·沃克(Francis A. Walker)將軍這樣寫道:“雖然我(當年)沒有投票支持漢考克將軍,但我確信,這個國家近年來最大的損失,就是沒能讓那位俠義過人、氣宇不凡的謙和紳士入主白宮。或許事至如今,兩個黨派都已經意識到,過去13年來沒有讓漢考克將軍當選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