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句
出處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出自《論語·第八章·泰伯篇》
“
郭店楚墓竹簡”(於1993年10月出土)記載版本為:“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
上下文
關於此篇的斷句,文學界尚有爭論,此處採用一般觀點,即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進行斷句。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托
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谷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願,悾空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釋義
由於古漢語沒有斷句,所以人們根據現代漢語的習慣,按照不同的斷句,對此句的含義有不同的理解。
釋義一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古人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時,一般正面解釋。
都說,可以讓老百姓按照我們指引的道路走,沒必要讓他們知道為什麼。為什麼呢?
《論語集釋》只有一句解釋“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何晏)
《論語疏》解釋成“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邢昺)。
路人認為:既然不易知,知起來很麻煩,所以就不用知了。
范文瀾在《
中國通史簡編》中說:“
孔子把民看作愚昧無知的人,可使服從,不可使知之……”
孔子政治思想保守。 又如
馮友蘭在《
論孔丘》中說:
孔子認為“民”是“下愚的人”,“
他們不可使知,
所以只可以讓他們聽從驅使。”
孔子鼓吹愚民政策。文革時批判孔子的
愚民政策,也大都是引用這兩位學者的話。
應當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讀成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沒有什麼錯。但這只是幾種可能中的一種。從孔子的一貫主張來看,孔子不贊成愚民政策。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創辦私學的人,孔子把一生中的精力奉獻給教育事業,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賢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說出這種話的人怎么會主張實行愚民政策呢?
那么古今學者之所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讀成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當代,學者王蔚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一文中認為有兩個原因。
一是沒有從整體思想上去把握孔子,這樣就有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之感;
二是以自己的個人好惡來解釋。喜歡者極力為孔子辯解,如何晏與邢昺,不喜歡者則極盡詆毀之能事,如范文瀾與馮友蘭。好者使其偏,惡者使其冤。路人認為:
批林批孔時大批孔子的所謂愚民政策,就是使孔子蒙受了許多不白其冤。
還有的人從“民”字上做文章來解釋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硬說“民”指的是奴隸,既然是奴隸,個人認為不過是會說話的工具。會說話的工具,當然就不需要“知之”了。持
奴隸觀點的
是台灣地區學者。這種解釋有兩大問題。一、中國古代是不是實行過
奴隸制,到當代學術界仍有爭論;《
孟子》中有關於
井田制的記載,很多人據此認為中國沒有實行過奴隸制。
二、外國的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中國古代社會是不是這樣沒有人證明過。至少沒有人證明孔子生活的那個時期是如何對待奴隸的。
三、即使孔子那個時候有所謂的奴隸存在,從孔子一貫的主張來看,孔子不大可能認為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
孔子主張“仁”,仁者愛人。主張愛人的孔子是不會有如此主張的。錢穆先生在
《論語新解》一書中對此的解釋也
極有參考價值。原文如下:
上章言教化,本章言行政,而大義相通。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
中庸》曰:
“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與此章義相發。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若在上者每事於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戶曉,日用力於語言文字,以務使之知,不惟無效,抑且離析其耳目,盪惑其心思,而天下從此多故。即論教化,詩與禮樂,仍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終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終不真,而相率為欺偽。
《
易傳》云: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亦為民之不可使知,而謀求其可由,乃有此變通神化之用。近人疑《論語》此章謂孔子主愚民便專制,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知之嘅歟!
因此錢穆先生的白話譯釋即是:“先生說:‘在上者指導民眾,有時只可使民眾由我所指導而行,不可使民眾盡知我所指導之用意所在。’”
釋義二
斷句為:興於詩,立於理,成於樂。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整句話就是說,詩、禮、樂這三樣東西是教育民眾的基礎,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詩禮樂,好,讓他們自由發揮,如果人民還玩不來這些東東,我們就要去教化他們,讓他們知道和明白這些東西。這種句讀最早見於
宦懋庸,他在《〈論語〉稽》中解釋孔子的這十字名言說:對於民,其可者使其
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輿論所可者則使共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理解這種方法的
關鍵是“可”。在這種解釋中,
“可”是使意動詞,認可。與宦懋庸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台灣學者
俞志慧。他發表了兩篇文章。一是《〈論語·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見《孔孟月刊》第三十五卷第五期,
1997年1月號),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補正》。在《
心解》一文中,俞志慧通過對《論語》一書中有關“由”、“民”、“使”三字的全部義項和句例的研究,
結合儒家仁民愛物、“政者正也”的思想進行分析,認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讀可點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
其中絕沒有什麼民愚或者愚民思想,
相反,恰恰是儒家德化政治、順民應天、開啟民智思想的體現。應當指出,宦懋庸與俞志慧雖然同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讀,但對於這句話的理解有所不同。宦懋庸理解的“民可”與“不可”與俞志慧理解的“民可”與“不可”不同。宦懋庸把民分為兩類,一類是“其可者”,另一類是“其不可者”。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不可者也使其知之。其可者與其不可者由輿論判定。而俞志慧對此的看法有所不同。俞把“可”理解成“可以”、“行”,把不可理解成“不可以”,“不行”。即當執政者認為老百姓的道德、行為符合“道”、“禮”的要求時,就隨他去,不要管他。如果老百姓的道德、行為不符合“道”“禮”的要求,就要告訴他,引導他。這裡,俞志慧強調的“可”與“不可”重點是從是從行為上判斷,而不是簡單地分類。應當說,俞志慧的解釋要比宦懋庸的解釋更靈活,更全面一些。
應當贊一贊這種句讀。因為無論是宦懋庸的解釋還是俞志慧的解釋,都符合孔子的一貫思想與主張。孔子不主張愚民政策這一點是肯定的。因為除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作此解釋外,我們從孔子所編的《
春秋》,所刪定的《詩經》以及《論語》的其他篇章中我們找不到類似的證據。從歷史上看,孟子是孔子的忠實信徒,孟子是主張民貴君輕的,主張民貴君輕的人說什麼也不會提出愚民主張的。當然,孟子不是孔子,孟子比孔子晚一百多年。
如果孔子存在嚴重的愚民傾向,不會不在孟子的著作里有所體現。 釋義三
斷句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面所舉的兩種句讀不同的句子都是講得通的。但按第一種來解釋孔子的話,則與孔子的思想牴牾太甚。第二種雖略近孔子的思想,然此中“可”義模糊,解釋者也有不透徹之嫌。其實還有第三種句讀方法。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第三種句讀方法,由於對使的理解不同,又有兩種不同的解釋。
第一種,把使當作“被支使”、“被使用”“被“驅使”講,就可以翻譯成“老百姓,若可任使,就讓他們聽命;若不可任使,就讓他們明理。”(見劉LAN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別解》一文。)
這樣才更符合《論語》的語言規律,也更合乎孔子的思想實際。
此句讀法中,“知”、“由”都作使動詞用,“使”字自然屬於前面的假設分句,否則便是冠上加冠了!“之”,代詞,代“民”。
據
王力先生的《
古代漢語》,“使“在古漢語中有兩個基本的意思,一是剛才的“使用”,“支使”,二是“使者”、“出使”。如果作使者講,那樣能講得通,不過有點筆走偏鋒了。學者王蔚在《冤哉,孔子》一文中提出這種觀點。原文是這樣的:“我們可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句讀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可做如下猜想:有一天,國君在向孔子諮詢,要派人到國外執行外交任務該怎樣做?(我們知道,孔子做過魯國的
司寇,孔子在魯國是個很有影響的人物,這種情況是極有可能的。)孔子就告國君,如果有人可以做使者(有出使的條件與能力),就應當授以特權,由他全權處理,不要過多的限制;如果他條件不具備,就應當告訴他,他有哪些方面不足,哪些地方應當改進。把“使”理解成“出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不是在討論一般的原則性問題,而是在具體地討論外交問題。
釋義四
斷句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句讀是學者王蔚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一文中第一個提出。首先,這種句讀方法符合古代語法,其二,語意上也講得通。據此,可這樣解釋:如果老百姓可以被支使,放任自由是不行的,必須加以引導。孔子一生主張“
克己復禮”,孔子一生都在為建立一個禮制社會而努力,孔子不是一個
無政府主義者。孔子是主張對老百姓加強領導的。在《
論語·為政篇》孔子講“
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照此看來,這種解釋也能講得通。只是讀起來感覺有些突兀,不大那么順口。
釋義五
斷句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句讀也有人提出過,這是最近的事。在2004年8月24日的《
語言文字報》上,
王昌銘先生撰文提出這種觀點。照這種句讀,這是孔子在自問自答。翻譯成現代漢語的意思是,“孔子說,老百姓可以放任不管嗎?不。還是要進行教育。”這種解釋不為錯。
另解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民守法善良的,讓他們自主行為不要過多約束。人民愚昧暴戾的,要懲戒教導使其知曉過錯。體現儒家博愛、仁德、正義、民主的政治觀念。與“
苛政猛於虎”相互應證孔子仁慈的內心,與對君子士人的教誨。孔子的言語,多次提及並嚮往堯舜之治,而堯舜時期天下大同,施行的是挑選禪讓制,與現在的民主推選是相同的。孔子多次提及希望生活在堯舜時期,證明其本意非愚民,而是在當時的背景希望君主實現現在的民主。